日期：2011-01-26　15:26:46
　　马楚，又称南楚，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割据政权。
　　马楚所在的历史时期，人们称之为五代十国。
　　第一篇五代十国的功过
　　随着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的崩溃，中国历史陷入自西晋以来又一个大分裂时期，北方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代交替更易,史称五代。而南方则前后出现了前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九个割据政权，加上位于北部的北汉（今山西太原一带），凑满十个，合称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处于唐宋之交，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大变革，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型的时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唐朝“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按这个划分，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仍然处于较旧的封建阶段，倒是后人们普遍认为中晚唐这个“衰世”，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却开始孕育出新的变化。

　　在盛唐，货币经济尚未恢复到西汉水平，社会上仍然盛行实物交易，最流行的支付手段竟是布帛而不是铜钱。那时的城市禁止夜生活,连长安这种国际化大都市也实行严格的宵禁，一到晚上就死气沉沉，平民夜间随便出门是要被拘留的.商业贸易被限制在固定的坊市之内，还远未形成发达的生活服务业和市民阶层.这些都反映出盛唐虽国富力强,但在形态上仍然落后，而改变都是从中唐才开始的.

　　唐代门阀贵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依然很雄厚，剧烈的土地兼并就不可免，到中叶均田制和府兵制都被破坏，农民流离失所，中央只好改行两税法和募兵制。募兵制募出了许多拥兵自重、不服中央管制的军阀，形成了藩镇割剧的局面。
　　波澜壮阔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毁灭性扫荡了门阀贵族这个腐朽势力，使之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无法消灭藩镇这个新怪物。藩镇不解决，唐宋之交的政治升级就无法完成。正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时代，中国付出了华北几乎被毁的代价，基本解决了藩镇这个前进障碍。所以才能在宋代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此时的上层组织，世袭的衣冠权阀消失了，贵族政治为文官政治取代，凭科举上位的“形势户”--来自地主阶层的儒生成为执政的主导力量。军事上藩镇军阀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将领所取代，从此根基稳固，再未发现过贵族化倾向的倒退。

　　在经济领域，中晚唐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宋代达到空前高峰，而封建进程也从魏晋隋唐以来的庄园农奴制阶段，过渡到宋代的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新阶段。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农民，在身份上和人身自由上都获得了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极大释放出来。从此宋元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因此被史学家誉为“近世”。

　　在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了全面恢复,欣欣向荣的长江流域又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宋代的繁荣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更加进步和全面，社会也变得更为人性化、多元化。工商业和服务业发达的程度惊人，甚至出现了原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难怪陈寅恪曾感叹“唐近古，宋近今”。

　　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到“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
　　五代十国为这一伟大进程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五代十国虽被后世目为混乱黑暗的“季世”，但它不同于东汉末和晋代的大分裂，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是朝进步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时期，旧的政治阶层被消灭，新的因素在壮大，每个短命小王朝多不再以门第取才，态度务实，唯贤是举，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在排除着旧的、腐朽的因素。正如著名学者邓小南所说，这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是一个为治世做准备、由坏向好的过渡时期。

　　“五代”和“十国”还不自觉的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历史分工：五代着重于解决藩镇问题，恢复强大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转型。十国则保住了中唐以来南方的经济成果。到宋初,这场变革所需的政治、经济上的两个条件都已俱备,才会造就新的辉煌.所以五代的贡献是组织结构上的,是制度上的,是骨架,是灵魂。十国的贡献则是物质上的，是生产力,是血和肉。

　　正因如此，北方为五代的政治升级，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十国则和平富庶得多。五代个个是军人政府。"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皇帝沦为傀儡，藩镇统帅自己也常是骄兵们的玩物。更有弟夺兄位、子弄父权，至于宦官干政、外戚揽权、伶人恃宠。封建政治所有的丑陋现像在五代都淋漓尽致的上演着，可谓“五毒俱全"。藩镇之间也是互相撕咬，“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仅在中原地区，短短五十三年间改朝换代多达六次,前后变更八姓十三君，至于下层生灵涂炭的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五代结束时，中原人口最稠密的汴京及周边数千里之地，没有荒芜的土地，仅仅十之二三。

　　与黑暗血腥的北方相比，当时的南方，却展现出一派天堂般的画卷，既欣欣向荣又充满活力。
　　南方总体上形成了六个小版块:
　　江淮的吴与南唐前后更易。
　　四川的前后两蜀国
　　浙江的吴越

　　广东的南汉
　　湖北荆州的南平（又称荆南）
　　福建的闽国
　　湖南的楚国
　　南国风光，千里沃野，万里水乡。千年以来，皆是人们向往的佳丽如云之地，富贵温柔之乡。而今又被这些精巧别致的小国装点得五彩缤纷

　　位于天府之国的前后两蜀，七十年间基本太平无事，仓库都装满了财物。成都街头繁华如锦，城周遍植芙蓉，每逢鲜花盛开，四十里望之如锦绣。人们的生活水准是中原之民望尘莫及的，“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都市家庭的宅男宅女们，三十好几了还不认识麦苗为何物，甚至以为笋子和芋头是长在树上。
　　盘据浙江的吴越享祚八十余年，历时最久，也是富得流油。苏东坡华丽的赞誉她“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杭州就此取代了苏州江南头号都市的地位，“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号称地上天宫；
　　南汉则以海贸立国，"广聚南海珠玑"，以至奇珍异宝多得没地方放，“珠贝、犀象、瑇瑁、翠羽，积于内府，岁久不可较。”国主拿白玉珍珠做宫殿，并“饰以金碧翠羽"
　　闽国建于福建，这福建本是偏僻落后的岭外荒蛮之区，经过三十多年治理,不仅“公私富实，境内以安”，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突飞猛进。十国结束时，福建整体实力已堪与江浙四川并驾齐驱，号称“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在文化领域更一度傲视群雄，成就居全国前列。
　　荆南为国最小，也过着年谷丰登的小康生活，首府江陵身居五代最大的茶市，仅靠商税就可养兵三万。
　　说到十国，自然不能不提及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南唐了。
　　在历史爱好小众化的今天，人们对五代十国的认知，相当程度来自李煜的明星效应。这位名传千古，才情绝世的大词人、大艺术家以其浓厚的感染力，风流儒雅的气质，为一代代小资们所青睐和热捧。

　　李煜生在一个“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的文明大邦，这里人才济济、制度先进。作为十国的佼佼者，南唐幅员广袤,地跨今天六省，又沾着金陵王气，透着一股雍容超凡的贵雅气度。而且人口之多，经济文化之发达居天下之最。境内“桑柘满野，国以富强”，鼎盛之时仅皇家内库就储存着价值七百万贯的财产，实力最为强大.甚至声称自己拥有大唐后裔的正统地位,一度欲与中原王朝试争鼎。

　　相对于乱得安不下一张书桌的北方，南唐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了特别重大的成就。宋朝初年，国家藏书不过一万卷，南唐的藏书竟达10余万卷，而且质量和校订精美得多。
　　境内学风浓厚，南唐的国子监与庐山国学，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最高水平。不仅在州县普及了学校，而且民间也盛行办学之风，私人书院林立。为统一后的中国建立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宋代三百多年，原南唐故地所出英才为天下之冠，宋代的宰相、参知政事祖籍在江淮地区的，大约占了总数的三成，如刘敞、李觏、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宋学大师都出自这一地区。

　　所以北宋的文化主要是以南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宋代在许多方面甚至在命运经历上，与南唐惊人相似。
　　而相对落后的江西,福建与湖南这三个地区则取得了更为瞩目的成就,影响深远。江西与福建,从此跻身于一流发达地区,历时数个世纪。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江西独占其半，江西诗派一度成为文坛盟主。基础都是宋以前就打下的。不过江西属南唐治下,不算一国,这里就不多述叙.
　　福建在十国时期获得了足够资本，到了宋代,全国共举行了118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3万多人，福建就占了7600多名，执天下之牛耳.时称“陕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皆号称天下第一。福建的建州（今建瓯），不仅是理学基地，其下属麻沙镇还是中国最大的书籍刻印中心，号称“图书之府”。泉州在十国已崛起为海内最大的国际港口，到宋代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港口，外商云集，盛况只有当年地中海的亚历山大里亚港可比，号称“光明之城”.闽地面貌变化之巨，可谓十国前列.

　　湖南在马楚前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最终大起大落，但留下的基础却保障了湖南继续得以繁荣兴旺。从条件上看，湖南久被视为蛮荒之所。论生产力水平远逊于江淮四川。论地利偏居内陆，三面环山，远不如面向大海的广东福建。物质文化基础被视同蛮僚，遑谈其他。论人口和城市规模，盛唐以四万户为上州，湖南全境无一个城市达标，而浙江各州则全部是上州。

　　湖南以农业为经济支柱，即使到了宋代，平均亩产量仍然停留在一石左右，比起江浙川闽动辄二三石，甚至五六石的水平来，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然而偏偏在五代十国这个极端混乱动荡的时代,条件样样不如人的湖南却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以“地大力完”、“财货丰殖”的富强姿态令大江南北刮目相看。甚至向来瞧不起湖南，目之为荒卑之所的中原士大夫们也惊叹湖南之“富盛雄于列国”！
　　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赞誉和羡慕。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湖南在马楚王国的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因地制宜，一扫“湖、湘间群盗蚁结”的黑暗面貌，于乱世中“富强安靖者五十余年”的呢？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不为之树碑立传,又何以扬我三湘志气，长我湖湘精神？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人说起。
　　他叫马殷，一个今天绝大多数湖南人从未听说过的人

　　日期：2011-01-26　15:29:15
　　第二篇 魔兽横行
　　马殷，字霸图，生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 年），河南许州（今河南许昌）鄢陵县人，《资治通鉴》则认为他是许州扶沟人，从出土的《楚王马殷纪功碑》来看，《资治通鉴》的记载有误。
　　马殷在统治湖南后，为了显示身份的高贵，常自称是东汉名将马援的后人。脸上贴金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御用的封建史家更是以阿臾奉承为职业精神，谁得了志，谁就是龙种，原来是跳蚤的，也楞要说是龙种。连太史公司马迁也不能免俗。所以学者杜文玉就认为，马殷此举是典型的攀附。
　　不过马殷以马援后人自居，倒也不是全无根据。湖南本土的学者罗庆康先生就指出，根据《后汉书》所载，马援的第三子马光被封许侯（河南许昌），子孙在此繁衍生息，马殷是马援的后人，可能性至少不等于零。

　　其实祖上阔过又如何？阿Q也说祖上阔过，被赵太爷狠狠扇了一巴掌。刘备的老祖宗还是锦衣玉食的中山靖王刘胜，家道中落后，还不是照样靠卖草鞋活命。
　　当马殷出生时，许州马家的家势不知道衰落了多少代，连马家资格最老的长者，也记不清他们的祖先最后的辉煌是在哪个年代。马殷的家境一贫如洗，史书对他的早年生涯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马殷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他却继承着马家人忠厚朴实，勇敢磊落的品性。
　　穷人家的孩子，要钱没钱，要势没势，进不了书房，上不得庙堂。只能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要吃饭，就得会一门手艺，
　　历代草根出身的英雄豪杰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刘备会编草鞋、刘裕会编草席，只有和马殷同时代的那几个强人不务正业，朱温偷锅、王建盗驴，杨行密也常干无本“买卖”。马殷却本本份份当了个木匠。
　　其实除了马殷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木匠，就是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治国虽低能，可他的木工活却做得巧夺天工，他衣食无忧，玩木匠活纯粹是吃饱了撑出来的。
　　而马殷靠做木匠也只能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那个时代，天下已乱了百来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大家都穷的只剩下一条裤衩，谁还有闲钱雇人打家具？马殷有时蹲在街头等上一天，也不见有一个主顾上前问话。

　　饥饿，贫穷，这就是马殷最“忠实”的伙伴。
　　所以连老婆也娶不上，直到四十岁时，还在当着老剩男，抬头见天，地头见地，孓然一身，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大唐好歹曾是世界史上响当当的强盛帝国，怎么会让他的人民沦落到这般光景呢？
　　唐朝的基业，靠的是均田制和府兵制两根柱子。即老百姓从官府那领一份田产养家，农闲时参加军训，打仗时自带干粮去边疆为朝廷卖命，虽负担不轻，但好歹有份家业。可是唐代的政治结构却很有问题，它还继承着一项很坏的遗产--门阀贵族。如果说宋代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唐代则是与这群世阀寄生虫共治天下。
　　贵族是世袭的特权阶层，仅凭出身门第便可坐享高官厚禄，拥有垄断权力的资格。比那些苦读不已，靠学问搏上位的宋代士大夫们远为糜烂和倒退，他们对农民土地的占有，毫无止境。所以均田制面临着剧烈的土地兼并和自耕农大量逃亡的威胁。
　　早在武则天时代，就有人上书，说天下人民“逃亡过半”。农民没了土地，只好沦落为贵族官僚的封建庄园的农奴，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倒退。而自耕农的剧减，又破坏了府兵制的基础，政府征不到兵，只好改向社会募兵，这一来，边疆各军区的将帅们就有了招兵的大权。

　　久而久之，拥兵自重、将强君弱的局面就是势所必然了，孳生出一批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安史之乱就是募兵制募出来的恶果。到中晚唐，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江河日下，一方面农民被贵阀逼得越来越难以活下去，另一方面藩镇势力愈演愈烈。
　　形势发展至此，有识之士意识到：大唐事，不可为矣！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江爆发裘甫起义。
　　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淮河爆发庞勋起义。
　　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974年），私盐贩子王仙芝在山东长垣(今河南)率众起义。第二个，另外一个私盐贩子黄巢起兵，与王仙芝合并。

　　从中国历史循环发展的特点来看，但凡上层压榨的越狠，人民反弹的强度就越高，大起义对旧社会腐朽事物的荡涤也越彻底，历史进步的阻碍变少了，新的统一王朝和较清明的政治就有了重建的土壤。
　　公元881年，黄巢率六十万农民军入主唐都长安，实现了青年时代那“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雄心壮志。攻克长安后，受尽压榨的农民军展开了残酷的阶级报复，对皇室、贵族、衣冠豪门大开杀戒。不仅“宗室王侯屠之无类矣”而且“捕得官吏悉斩之”。一时间大快人心，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
　　但是，黄巢起义虽然永久性消灭了士族门阀，却消灭不了凶恶的藩镇。
　　各藩镇的节度使们各个手握重兵,他们有的是世袭一方的汉族军阀，有的是凭军功上来的胡族新贵。在各自的统治区内称王称霸，说一不二，长安城中的真皇帝拿这伙强贼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唐天下，土崩瓦解。
　　但藩镇对朝廷能哄则哄，能赖则赖。而对农民起义军，则视同死敌.从长江到黄河，各藩镇密切合作，协同作战，摆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疯狂姿态,大肆屠杀农民队伍。黄巢起义军不过是群揭竿而起的农民，根本打不过这伙职业杀人集团。再加上农民兄弟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最终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来如雨，去如风，烟消云散。

　　但这场壮烈的大反抗，也给予腐朽的唐廷致命打击，变得奄奄一息，成了强藩们的傀儡。从此大江南北，群魔乱舞，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式进入了藩镇兼并，军阀混战的时代。
　　天下之大，别说“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连一张刨木床也没地儿搁了。
　　马殷再也当不成木匠了，唯一的活路就是跟上某个藩镇当兵。这是一条充满血腥和危险的谋生之路，然而在那个世道，能活一天是一天，还能吃口饱饭。
　　马殷家乡许州与蔡州相邻，在广义上讲同属淮西近缘。而淮西这块地方，地处中原大地的腹心。所以本也是"富全之地".可唐朝强盛之时，朝廷却将这里当成了安置大量异族战俘的地方。因为这种举措,淮西地区渐渐发生变异，最后竟面目大变，成为一个曾令人谈之色变的恐怖地带。
　　其实对于被征服的外族的安置问题，就是英明的唐太宗也很头痛，有大臣建议将他们内迁到河北和今天宁夏甘肃的边境上，为国家守边。这一方案遭到“名嘴”魏征的极力反对，魏名嘴认为这将会给国家造成“腹心之疾”，还不如打发他们回到草原老家拉倒。唐太宗岂会放虎归山?最终没听魏征的话。
　　从此河北渐渐严重胡化，逐渐形成了三大藩镇，河北民风变也被感染得强悍逞武，不习诗书，名门出身的秀才甚至连儒家的圣人周公、孔子都不知道，平日只喜欢击球饮酒，走马射兔，言语间感兴趣的都是攻城略地之事，被中原士人鄙视为不知礼义，只会以骑射为能事的野蛮地区。
　　淮西则比河北更厉害，不光胡族人源源被迁于此，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廷又从河朔边疆征调了大量边防军，这些来自边疆的胡籍或胡化的汉族边军在战后又滞留于淮西一带，这下搅合得更热闹了。
　　原本淳朴的民风变得极为凶残好斗，野蛮暴戾，浸染得完全迥异于四邻八方，令周边地区侧目，“小人君子咸谓为蛮貘之域”。多愁善感的大诗人李商隐曾吓得不轻,触目惊心的描述这个离洛阳并不遥远的地方：“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
　　安史乱后北方藩镇林立，淮西更是表现突出，对唐政府大打出手,其间又“招四方亡命，以实其军”，以一隅无险之地，对抗唐朝中央长达六十年之久。
　　甚至打到最后主帅都扛不住要投降了，淮西士兵们依然拿起武器，和朝廷顽抗到底，“犷戾过于夷狄”。以致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断言：这里的人已经变种啦！
　　淮西后来虽告平定，但只是上层被打垮了，民风却相习未变，社会上的市井之徒不习诗书，要么投军成为职业武夫，要么结伙当私盐贩子和强盗。这里又是邻近运河动脉，江南财富都经过这根虹管向中原输血。自隋以来就是盗匪滋生的聚集地。现在挨上这么一群活阎王，朝廷之心惊胆战可想而知。
　　等到马殷投军时，被黄巢起义荡涤得奄奄一息的唐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天下强藩蜂起，引发了又一次藩镇大爆炸，淮西这头饿得太久的猛兽，已经失去了控制！
　　当时淮西的领头人叫秦宗权，马殷跑到其大将孙儒帐下当兵。这两人都是千古罕见的活阎王，残忍程度又超乎淮西悍夫之上，唐末百姓比哪个乱世的百姓都不幸，赶上了如此登峰造极的一对组合。

　　久为文明之风浸润的中原大地，没人敢去挡这群野兽，他们挥兵四出杀掠，如同风卷残云一般，瞬间就席卷了二十多个州，兵锋走偏时，甚至一度波及四川、淮南和两湖。马殷所在孙儒部队战力最强。
　　孙儒比秦宗权更凶，别看他名字挺文气，杀起人来阎王都怕。
　　他盯上了一个华丽的目标：洛阳。
　　洛阳是帝国的东都,黄巢大军攻下这里之后，这里尚且“闾里晏然”，繁富不减。如今碰上了孙儒这群煞星，惨遭灭顶之灾,片时化作焦土，财宝妇女让孙儒满载而去，留下的却一个“白骨蔽地，荆棘弥望”的洛阳城。后来的地方官上任时，昔日人口百万,号称“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的帝国东都已只剩一百多户奄奄待毙的难民!
　　孙儒的破坏力如此骇人，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却不知死活，还张罗着准备抵抗，双方在洛水干了一仗，这诸葛爽可不是诸葛亮，被揍得吱哇乱叫，找不着北。幸好借着一双兔子脚，算是拣了条命。孙儒一路猛追,吓得郑州刺史李璠丢了城就逃。守河阳的诸葛仲方也跟在屁股后面逃。黄河两岸,孙儒所攻者破所当者亡，如入无人之境，马殷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卓越才能，“以勇闻”（3），很快升为裨将。

　　以淮西的硬战功夫，天下似不足取。
　　可百年以来，野蛮习气已浸透了淮西武夫们的骨髓，这群食肉族“安于暴毒而恬于博噬”，已经很久没有闻过人血的气味，眼里只有杀人放火，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哪管战略宏图、深谋远虑为何物？只知道四处暴走，“无霸王计，惟乱是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