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6-20 14:57:00
　　开篇
　　简单说一下本人的情况，05年中山大学理科专业本科毕业后，赴日，在日本医科大学短暂研修后，06年春考入东京大学硕士课程，08年升入博士课程，今年4月起转为东大研究支援员。06年底和父母一同取得日本的永住资格，07年帮助家人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中华料理店，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说服家人和教授允许我回国，一年为期，如果理想不能实现，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就要回日本，老老实实一边照顾家里的生意，一边做研究。我很感激我的教授，能为我这个实验室的逃兵保留那么一个位置，能让我回国发名片的时候免于尴尬，也为我的可能的失败预留退路。

　　“要不要海归，为什么海归”一直以来对海外学子来说都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对于我自身而言，促使我决定回国的动因，更多的不是利益驱使，而是出于一种情怀。我第一次出国去日本是在1999年，尽管我出身在中国一个不算小的城市，家境也算小康，第一次接触资本主义的东京，对当时仅是高中生的我造成的冲击，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当时东京的经济的繁华，科技的先进，环境的干净，人们的礼貌以及社会制度的公平透明，都远高于国内当时的水平。十年过去了，日本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先进文明富庶干净的国家，但是给我的感觉，社会的变化十分的缓慢，街边的老店一代传一代，大公司每年招新，新人们跟着前辈的步伐有样学样，按年头涨工资，新入研究室的后辈学生重复着前辈留下的工作模式……最大的变革可能还是由科技进步带来的，比如老式的公用电话的减少，手机的普及等。而中国则处于深刻剧烈的变革期，十年中，一件件当年在东京给我造成冲击的先进事物在中国涌现，特别是自05年秋离开中国，阔别数年后再回国，中国的变化对我的冲击，不亚于当年第一次和资本主义亲密接触的时候。尽管中国还有很多缺点和问题，也有很多人对变革持批评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变革期，13亿人的经济体的剧变，注定了这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本人喜欢历史，每当读史与古人神交，常常感叹抱憾不能生于某时与某人会，切身经历那史诗中的经典时刻。人生百年，我不想在自己的祖国在发生剧变的时期，躲在平静的海外，哪怕做一个旁观者甚至失败者，当然如果能在这样的变革中起到一点点积极的作用，则吾生无憾矣。

　　我于今年的三月初回国，恰巧躲过了大地震，但也因为大地震打乱了原有的行程计划，原本单纯的海归计划，增添了很多家族任务和游历。具体的路线是：广州（深圳）——杭州——上海——沈阳（抚顺，本溪，大连）——上海（闽东农村）。此外，08年秋回的一次广州，09年底去了上海、合肥、深圳三地。接触的人物层面也很多，有教授企业家官员，也有基层的公务员打工者和农民，年纪最大的是一位福建山区的农民爷爷，九十多岁了，还扛着锄头下田，自己洗衣做饭，各行各业的都有，有意和政府、金融界以及农业食品相关的人士多交流了些。和人交流最多的场合还是餐桌，也去了工厂和农田。感觉最累的还是干农活，我四月初在北方农村帮忙搬压大棚草帘的大石头，没有当地的壮年农妇干得快，大上周在福建浙江交界处的农村，帮忙采茶插秧，不仅干得慢，还晒伤了背部的皮肤，严重的时候看上去像是北京烤鸭，上周开始躲进县城的宾馆养伤，如今死皮已经脱落得差不多，预计下周返回上海。所有行程，除亲友招待外，都是自费，还要不时被友人取笑——“你丫不会是满铁调查部派回来的特务吧”。

　　日期：2011-06-27　08:46:23
　　（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在本人到目前为止二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亲友的呵护和学校的环境里度过的，所谓的“疾苦”“艰辛”等，大多是从书本媒体中了解的，或者是偶然一瞥的“别人的生活”——如闹市中衣衫褴褛的乞丐，如上中学时清早骑车路过一些大院门口看到的挡车者……从没有深入的考察或者静下心来体味一些实实在在的沉重。然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这么多年来，虽然见识浅薄，但我也时刻依据自己有限的经历，将自心比人心，自己描画着基层弱势群体的形象。这次回国让我彻底认识到了，我自己内心的描绘，和实际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造成了我之前分析的偏差和对中国认识的改变。

　　回国的第一站是广州，刚刚开完亚运的广州。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漂亮的城市建设（我对广州很有感情，之前印象中的广州气质是不屑于化妆的，如今略施粉黛，更显得风姿绰约），而是人！当年第一次去东京被清早挤地铁的人群给震撼了，这么多年一直认为东京代表了人口密集的极致，这次我发现，我井底之蛙了。记得上大学时，广州地铁才三条线，站台上非上下班时间非中转站的话，人总是三三两两，如今随便一个站任何时段都是人流滚滚，当年还可以在车厢里和哥们打闹，如今人挤人已经是常态了。商业街、公园，到处都是人，还不分周末还是工作日（在日本上班的时间，即便如新宿这样的地方人也不是很拥挤的）。我惊讶于这么多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眼睛不会骗我，这短短几年之中，有巨量的人口涌入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果然稍后在新闻联播中看到，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东为第一人口大省。

　　之前我对中国的基层人口生存状态的认识更多的来自于媒体的介绍和一些经济数据，对其满怀同情为其不平，设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那样的状态下，将是如何的悲惨——上有老下有小，背井离乡，来到房价高企的大城市，拿着最低的工资，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无社保医保，随时可能被欺负。在广州，为了尽量少给友人添麻烦，也节省开支，我住进了中大小北门附近的学生公寓，确切地说就住在城中村，附近还有好几个城中村，因为这次回国时间比较充裕，于是可以近距离的耐心观察。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和希望。

　　城中村是很奇妙的地方，既可以看作是城市经济体系的边缘角落，也可以看作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殖民的前哨（外来人口积极深刻的改变着原有的城市面貌，所以此处个人感情上选用“殖民”这个词），一方面为城市的治安卫生带来短板，另一方面又给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便利。这里的衣食住行，有着相对独立的价格体系，在外面CPI大潮狂涨的时候，为村内的低收入群体提供相对平静的避风港湾。

　　城中村的居民多为外地人口，中青年为主体，也有一些小孩子，老年人很少。狭窄的道路，紧挨的楼房，局促的房间，让这里的人们住得很拥挤，人口密度很高。同时这里也是忙碌的，这里可能是整个城市就业率最高的地区——这里的人们都有自己的营生，作为城市的底层人群超时劳动也是经常的，未成年的小孩子也会随大人一起劳作力所能及的搭把手——如果这么算的话可能会超过100%。除了那些蚁居在村内，工作在村外早出晚归的人们，城中村本身的经济运行也是不停息的，晚间的大排档会忙到凌晨三点钟之后，四点多钟菜店就开始宰鸡屠狗，清洁工开始收拾垃圾，早点摊子的大锅开始生火……

　　感叹于人们的勤劳，更让我感到震惊和敬佩的是他们对生活对工作的态度。辛苦劳作在我来说是一种痛苦，对他们可能就是生活的习惯，微薄的收入在我看来生活是无味且绝望的，在他们看来能和家人一起生活劳动在这个城市的新天地里为明天奋斗是幸福的，生活是有希望的。在城中村住的这段时间，我没有看到人们压抑忧郁的神情，无论是在昏暗的灯光下穿珠子的工人，还是大排档里炒菜的师傅，抑或小卖店的老板，闲静时神情淡然，生意好时面露喜色，和家人友人在一起时幸福洋溢。很多小孩子衣服很脏，在大人忙的时候，会坐在泥地上玩，有廉价的塑料玩具和小狗陪着，我想，他们的童年未必不如我的童年快乐。（声明：也许是因为我住的地方靠近大学和纺织城，加上广州亚运刚过，我没有看到传说中广州的城中村消极的一面。）

　　这就是中国目前城市化过程中进城农民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我个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阶层——农民（关于这个话题我会找机会阐述，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发展道路的分歧和各自的问题根源都在这个社会阶层组成上，中日文化同源，但中国阉割削弱了士阶层，日本在二战后受美国的改造，生硬的把平民划入士，也造成了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问题最大最特殊的基本面。我们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农耕文明背景，悠久的历史，最庞大的农民群体，这个群体的能量，勤劳，隐忍，是超人的，难以想象的。中国农民的勤劳与辛苦，在我稍后到农村去的时候有了切身的体会，我只是学着样子做几天就会感到疲惫并有了晒伤，而在农民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如果说我自己是80后娇生惯养，那么上个世纪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也可以做证，那些受过革命教育的知青，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没几年，就玩了命的要回城，还不足以见证农民之苦么？正是在农村生活长期的苦，锻炼了农民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超强的吃苦能力。至于乐观和隐忍，大家可以参看《苛政猛于虎》和《捕蛇者说》，这种逆来顺受的能力，才让中国可以历经数千年，挨过无数劫难，延续至今。

　　中国的第二个基本面，其实也是原自并匹配于第一个基本面，即政/府对资源的掌握和超强的管控能力。我本人忌讳谈这个话题，但是不得不说，故尽量少说，尽量不带个人感情。中国自古即有着中/央/集/权的传统，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力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和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对于当今的政府，各种说辞都有，阿谀者就不说了，偏激者会将其认作一个与民争利甚至压迫平民不顾国家的利/益/集/团，不管这些人看到了什么样的贪/渎和不公，这样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这种情绪的发泄并不能帮助我们看清问题，解决问题。现阶段的体制内，因为掌控丰富的资源，必然有大量的精英存在，他们并不比世界上任何的精英群体愚蠢。目前，我个人的理解，中/国/政/府的核心准则应该是“对秩序的掌控”，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政/府不拒绝任何的改/革，并最终会通过一系列可控的改革把中国领入新的状态。如果不能保证“可控”，那么哪怕是看上去正确听上去美好的事情，也不可行。这种行事原则，是正确理性的，对中国有利的。

　　以上，“超级农民”和“超级政/府”，就是中国宏观问题的两大基本面，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两点上找到答案和解释。
　　日期：2011-07-01　07:53:29
　　（二）中国会不会崩溃
　　中国经济崩溃论，似乎自从我上学读书开始，就经常听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年幼小的我。模糊的记忆中，我曾经也为电视机中CCTV播音员的浑厚男中音感到振奋鼓舞——反华势力的预言一次次破灭了；也曾经觉得下岗的大叔大婶们骂得有道理——统计数据都是放屁。
　　今年年初我斗胆写了那篇《警惕国际金融巨鳄布局待机全面做空中国经济》，现在看来观点也不算错，西方的一些势力确实做了一些动作——进入六月以来，多家金融机构在舆论上发声，指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重点还是房地产和金融系统，还在美国股市做空中国股票——引得国际国内人心慌慌，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以致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多次出面在舆论上做出应对。

　　之前我的观点是谨慎悲观的，如今心里却有底了许多。
　　经济崩溃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什么股市大跌，房价跳水，企业破产倒闭，而是人们不干活，不创造价值了。整个社会机体失去了造血的能力，进一步引起循环系统停摆，最终机体局部坏死乃至死亡。所以在1929年世界大萧条的时候，最成功的应对的实例都是想办法让人们先干活，苏联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安排全民干活，所以经济危机没它啥事儿，美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政府发钱让人们干活，所以也很快的解决了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是消费不足导致的，但解决方法是让政府花钱投资，让人们干活，领工钱去消费，如果真的消费才是本质原因，应该是政府直接发钱让人们花才是。08年雷曼危机之后，日本和台湾搞过发钱的事儿（本人还领了日本政府一万多日元，东京某区的申报说明的汉语翻译也是本人帮忙做的），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

　　基于对危机这样的理解，本人认为以中国的国情，很难发生经济危机，即便有也肯定不是那些金融巨鳄设想的那样。中国农民勤劳坚忍了几千年，这是那些经济学大师们难以想象的。中国农民的终极目标就是活着和家人的幸福（所以中国政府把人权首先理解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标准是为中国第一个基本面定的），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劳动。数以亿计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忍受低工资，低公民待遇（如户口），无医疗社会保障等种种压力，义无反顾的涌进城市，在劳务市场和工厂区寻求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机会。这样的人群支撑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在这样的群体中，一个典型的个体，在失去工作后，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先回家领半年的失业保险，然后到政府的失业救助部门寻求帮助，找到工作之前会一直领低保。他会尝试去找另外一家企业，不惜降低自己的薪水和劳动条件，如果工厂大面积倒闭，他们也会想办法留下来，在城中村开个小店，帮人家钉扣子缝裤脚洗衣服，再没辙了，就去捡垃圾卖破烂，实在不行了就回老家种地。就像我开篇中所说的，90岁的老人都能扛着锄头下田，对于这样的群体，什么样的经济危机能让其崩溃？

　　只要几亿中国农民在不停的想方设法的干活劳动创造价值，加上衍生于这个群体的广大的房奴，白领，技术人员，勤劳起家的企业主，足以支撑中国的经济。事实上中国经济30年来，能在国内权贵和国际贸易不平等的双重压制下保持告诉增长，已经说明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实力。中国经济这一超级经济实体，有着超人的造血能力，哪怕是在不断被喝血，我们也能茁壮成长，再来几刀也不怕，就是这么牛逼！

　　此外，我们的政府（即第二个基本面）一直深谙中国的国民性，近年来随着人才招揽方式的进步和在国际国内一些事务上的经验积累，我们体制内的精英群体在迅速成长，经济上的应对越来越娴熟高超。又为中国经济的正常运作提供了多一层的保障。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群体在流血在叫苦，比如做外贸的私营企业主，比如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我觉得宏观上来说，这些群体和我之前提到的两大基本面（超级农民和超级政府）相比，微末得多，不足以对宏观经济产生根本影响（但在舆论上却比农民影响力更大）。破产的工厂主，会去打工，赋闲的大学生，很多都是在啃老（老的在玩命），无人依靠的话，也很快会恢复劳动能力的。

　　以上的说法，从道德情感上来说，是冷酷的，但事实就是如此。
　　日期：2011-07-01　10:18:00
　　（三） 中国经济会有多牛
　　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居世界第二，很多人认为是虚胖，也有很多人认为超过美国指日可待。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会有多牛。
　　中国历史，有据可考的约3000年，依据可推算的约4000年，按国学传统从三皇五帝算起有5000年。在这几千年中，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什么最牛呢？个人认为有两点：文化和经济。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傲视全球。关于文化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我以后会另开专题讲，百年来国人因为种种原因对自身文化的嫌弃毁灭诋毁，令在下痛心疾首，羞与其同做中国人。

　　在很多方面，中国有时是落后的，比如冶铁，几何学，逻辑学，美术等等，军事上也有弱小甚至被征服的时候。只有经济，是延绵几千年，傲视全球的。中国的很多骄傲，都是建立在强大经济的基础上的。比如军事上我们常陶醉于“雄兵百万”这样的军队规模，其实这表面上看是军事实力，实际上体现的是经济实力；航海上我们称道的郑和下西洋，也是以经济支撑的，郑和的船队可比后来的哥伦布船队阔气多了；建筑上我们引以自豪的万里长城，其实也是经济实力，和金字塔空中花园比，城墙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不过中国有钱有动员能力，能造万里。

　　中国经济的衰落，其实始于近代列强的欺凌，而不是中国经济能力不行。军事上的失败，是因为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科学技术的落后，有时会和运气有关（比如中国人也烧开水，但像瓦特那样用壶盖的很少），也和中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科技差距只会越来越小。即便晚清，积贫积弱，技术落后，政治腐败，军事失利，割地赔款，中国的农民家庭用黄道婆留下的织布机和英国的先进纺织工厂竞争，在创造GDP上也毫不逊色，甚至更牛。

　　根据《清末时，中国GDP仍居世界第一，为何屡战屡败？》一文，英国17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而中国1820年GDP占世界32.9%，为世界第一，1895年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后，才被美国超过，居世界第二。1950年，经历无数战乱千疮百孔的中国，GDP仍居世界第五位。 （挨打其实并不奇怪，我兜里揣着一百万的支票，打不过手里拿水果刀的，很好理解。洋务运动没有错，宋朝媾和也没有错，李鸿章也没有那么坏。）

　　支持这些数字的，不是什么伟光正，也不是什么神人领袖（1950年之前），而是之前我说的“超级农民”。中国农民如同野草一样顽强，只要不人为摧残，只要有空气土壤水，他们就会顽强的茁壮成长。满族人来管，只要停止杀人战乱，经济就开始增长（被满清称作盛世记在自己的功劳本上）。1927至1937，北伐结束后的国民政府，仅靠东南一隅，创造了“黄金十年”的经济增长，其原因根本来说，还是那十年基本太平，老百姓能安心干活。军阀的名声不太好，可是在民国期间，山西（模范省），广西（模范省），东北，经济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为啥，还是因为军阀们兔子不吃窝边草，本乡本土自然大力保护，让老百姓安心生产，所以阎系、桂系、奉系军阀在其本地，均有较好声望。

　　纵观中国历史，成功的经济学政策，按照当今经济学的说法，均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放手让老百姓自主生产，政府少干涉，中国多称作黄老之学，休养生息。秦灭六国后，仍然延续其战时政治经济政策，导致民怨，激起农民造反（陈胜吴广），引燃了灭亡的导火索（另一方面，六国贵族势力仍大，没有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项羽等六国贵族随时想反秦，农民和士族都要灭秦，秦哪能不亡呢）。汉初奉行黄老之学，所以经济大发展，有了文景之治，然后刘彻那小子才可能有本钱征匈奴。唐初也是“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方有贞观之治，没有贞观，何来开元盛世。整个宋朝都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以经济最强盛。明清则多管制，有海禁，所以即便人口翻番，经济还是不如宋。

　　所以，尽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以及统治阶层的自我修养上，儒家在中国历史具有垄断地位，但在经济上，道家确实技高一筹，也无怪孔子当年也要问道于老子。其实儒家也是有类似的觉悟的，比如孔子也感慨于“苛政猛于虎”，没有苛政，即便有吃人的大老虎，老百姓也能安居劳作。但在操作层面往往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王莽政权力图恢复井田，北宋王安石变法等，虽然本意是好的，但在实行过程中扰民甚重，背离自由主义，最终失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老子智慧，在20世纪仍可影响美国总统，中国人如不能珍视，实在是可惜。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民性决定了，我们先天有牛逼的基因，如何表达出来，要看发育的环境。理想的环境，无外乎两点：稳定与自由。如何平衡两者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中国政府目前也正在做。
　　本来一些话我不想说，但一些令人痛心的例子不说出，不足以警醒世人。近代中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就是大跃进以来至文革结束这一期间，其破坏力甚至超过战乱（1980年中国GDP在人民币币值虚高的情况下占世界第七，1990年币值调整后仅排第十一，不如1950年，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别人进步更快，而不是我们的政策造成了破坏）。人民公社，国有计划经济等，没有发挥出中国历史上牛逼了几千年的经济长处。中国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如野草，有环境就自然疯涨，有了限制和干扰，就变成了盆景病梅，自然长不好。自八十年代，在经济上也开始拨乱反正，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开始有了个体户，这些实际上都是向传统经济模式的回归，解放了原本就无比牛逼的生产力（千万不要因此贬低邓公的伟大，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评价人物，就好比我现在也知道地球围着太阳转，就说哥白尼布鲁诺不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