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24 23:39:00
　　新年来了，给自己挖一个新坑，也给自己派发个新年新任务。开始吧——
　　一、布局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的某天，大明王朝的独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突然涌出了醴泉，邀请自己的皇帝朱元璋前去观赏稀罕事。这事来得太过蹊跷，分明是上天降下的祥瑞，朱元璋焉有不去之理。
　　天下之大，只要我们稍加留心的话，全国每天都会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而在那时，稀奇古怪之事都会与天王老子扯上关系。皇帝是天子，上天捣鼓出来的玩意，天子又怎能不去捧捧场。就在朱元璋走到西华门时，突然有个太监闯到他的车马前，紧紧拉住了缰绳。太监像个天外来客，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朱元璋的銮驾，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却急得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询问之下，才知这名太监名唤云奇。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小小太监胆敢冲撞皇帝的圣驾。缓过神来的卫士们立即将云奇拿下，不由分说一通棍棒，差点没把他活活打死在朱元璋的面前。可无论怎么打，云奇一直用手指着丞相胡惟庸家的方向。因此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他感觉事情来得太过于突然，其中必有隐情。他当即让车队返回，自己亲自登上宫城向胡惟庸家的方向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看见了什么呢？史料记载，他发现了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眼神的犀利，可以穿透厚厚的墙看见藏匿其中的刀兵。于是他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这里有一个天大的疑问，那就是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惟庸家非常近，既然他事先知道胡惟庸想要谋逆，可为什么不提前告发。非要等到事发前一秒，才冒着杀头的风险拦驾阻止？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就被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留下了诸多疑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冒冒失失地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是不可信的。

　　但无论怎样，胡惟庸案却成了板上钉钉之事，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布局，还是胡惟庸真就有谋反之意？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对自己的权力系统还没完全腾出手来认真梳理，只是在自己的王朝体制的建立上照搬元朝那一套，在中央仍然设立中书省作为辅佐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
　　中书省的权力结构设置是左、右丞相（后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员。
　　在当时看来，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可以说是总领百官，工作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就连帝国的一切命令及章奏也需要中书省呈转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权、军务。也就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权力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日期：2011-01-24　23:42:09
　　 在这种权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里，不像是一个人，倒像是一个震慑人的牌位。丞相的权力也极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后来盛极一时的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

　　洪武元年起，中书右丞相徐达就一直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直到十七年以后他死在北京城。
　　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排除一些历史时期出现的波折，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就有个缺点：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问题难以平衡。别小看这个问题，因为王朝的制度，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独裁统治，官家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给一把手打工的。丞相的特殊性质就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皇帝太强势了，丞相就会经常换人，而且有可能是换一个杀一个；皇帝太软弱了，皇权就可能为相权所架空。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的话，朱元璋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丞相的建议发发圣旨就可以了，自己根本不用操什么心。时人可以不知道他朱元璋是谁，但一定会知道当今的丞相是谁，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贫寒，但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他还是非常注重学习的，尤其是前朝明君圣主们治国的经验。比如说这时候他就会想起宋朝时期的王安石、司马光、秦桧这些实权派大臣，这些人都是在掌权时说一不二，风头有时候都有可能盖过皇帝。他还会想到，丞相因为权力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帝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搞到最后自己的地盘自己也做不了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吗？

　　这应该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这种忧虑促使着他将会对明王朝的权力结构做出变革。
　　新朝刚立，朱元璋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
　　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了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还是很有起色的，也充分展现了他裁决如流的相才，可以说是开国首功之臣。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算是大同乡。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凤阳人。可以说，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说着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放牛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

　　也正是因为这种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这种权力结构中的“地缘效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可以说“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明朝初年的官场上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差序格局，打个比方说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

　　日期：2011-01-24　23:50:22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私人网络越多，也就是分离出来的子系统越多，那么这个时代的权力私有化成分也就会越重。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就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个，那就是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使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封建政治制度中，官与民在对权力的认识上会产生激烈地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也转化为官场基因的一部分。地变动。

　　李善长作为“淮西势力”的领军人物，在他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天下。
　　李善长回答道：“你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汉高祖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仅仅五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安徽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就应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刘邦，天下一定是您的。”
　　朱元璋果然大喜，让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也就是将其留在身边做自己的谋士，并且负责军队的后勤补给工作。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第一功，进而荣升丞相，也就能够明白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李善长的这种重要作用，还是得到了朱元璋认可的。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除了上面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也就是说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

　　这时候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朝中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一人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了皇权。朱元璋对此也是心存忌惮，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迫使李善长告老还乡。这时候的李善长只有五十八岁，放在今天还没到退休年纪。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就此事征求过刘基的意见，并请教合适的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
　　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
　　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
　　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他如果接过李善长的相权，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受到“淮西集团”的排挤，所以坚决不肯任相职。
　　没有办法，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

　　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最后朱元璋才问到胡惟庸，刘基还是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在李善长的推荐下，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
　　在变革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当初设置丞相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朱元璋当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至少他是基于三方面考虑：

　　一是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朱明王朝刚刚建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需要尽快结束连年的战争阴霾，安抚四海的生灵，巩固新的政权。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我们知道建立一套制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大量的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就先拿旧的体制来套一套。

　　日期：2011-01-25　00:03:35
　　二是国家的需要。当时纷乱的天下还没有到刀入鞘，马卸下鞍的时刻，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仍在大规模地进行当中。同时对新收复地区的统治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崭新的朱明王朝的政治事务是何等的繁重。这时候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治国的人才。人才不光在二十一世纪最贵，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贵的一项资源。这时候设立中书省，授大臣以重权，可以说是新帝国发展的需要。能使招揽的人才尽快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并且能够灵活处理各种政务，应对各种危机。同时这种做法也摆明了朱元璋对大臣们的一种姿态，战友们，我们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拼杀过来，我们同当患难，我们同享富贵。作为建国皇帝，这种姿态一定要有，无论是真心也好，虚意也罢。这样能容易形成上下齐心，君臣携手共成伟业的良好局面。

　　三是个人需要。朱元璋当上皇帝的时间还很短，随着统治疆域的急剧扩大，原有的统治经验已经明显不足。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无力单独有效地处理所有的官家事务，他需要治国的帮手。还有就是，在朱明政权的创建过程中，他的那些文武大臣们都立下了赫赫功勋。他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功勋、才具和特点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也是权力分肥制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丞相权势过重，中央权力分散是权力分配的共性。

　　随着元朝势力一路向北败退，天下大局趋于稳定。
　　朱元璋认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他动手的时候了。当然促使着他手起刀落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形势逼人紧。手握重权的文武官员们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不该去的地方，这让朱元璋无法忍受。
　　朱元璋决定出手，而且准备出重拳。他将目标直指相权，他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各项权力夺回到手中，对官家的权力系统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件让皇帝们很头痛的事。这些在帝国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吃到嘴里的食物，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擅自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稳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他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下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皇帝不就有可能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了吗？
　　日期：2011-04-04　23:56:24
　　虽然说，德厚不足以止乱，威势却可以禁暴。对于古代官家集团而言，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的约束，只是单纯地以儒治国，想要使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自如，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古代官家的统治观念一边高举旗帜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边又要求权力集团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适当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按照社会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原则活动。一句话说透了，就是要上应天意，下如民愿。从表面上看，国家机器是在上天与民众之间搞伦理调和，实质上是在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间搞利益调和。上层统治力量要努力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寻求一个合适的借口，披上一件让大多数人无可争辩、无话可说的伦理外衣。

　　从政治运作和伦理观念这两个角度来讲，朱元璋要从几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就必须采取一种合适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让天下人觉得这事干得顺乎天意民心，又能够顺理成章夺回大臣们手中握着的重权，为自己的后世子孙执掌天下权柄扫清障碍。
　　胡惟庸的上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李善长的推荐。洪武三年(1370),胡惟庸在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曾经当过知县、通判等不入流的小官。最高官至太常寺卿，虽然品级是正三品，但没有实权，只是掌管宗庙祭祀的清水衙门。
　　胡惟庸能够从并无实权的闲职杀入帝国的权力中枢，上升速度大得惊人。如果说，每个成功人士的命中都有一个贵人的话，那么非他的同乡李善长莫属。
　　洪武三年下半年，李善长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在家病休。这时候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杨宪是山西阳曲人，由于为人精明能干，也很受朱元璋的器重，被委以中书左丞的要职。杨宪在中书省任用亲信、聚集朋党、刺人隐事，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山西帮。他们轮番向朱元璋诉说李善长无宰相才，企图挤掉这一准西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山西帮取而代之。

　　此事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势力的切身利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正如胡惟庸所言：“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于是淮西集团势力合力倾陷，李善长等淮人将相弹劾杨宪抵诬大臣，朋比为奸等事，结果杨宪被处死，身首异处，其同党亦相继被杀。
　　杨宪之死，说明准西集团实力的雄厚和地位的牢固，其他地域的政治势力远非其敌手。经过这一回合，淮西集团的势力反而更加扩张了。
　　日期：2011-04-07　00:08:17
　　整理之后，重新发，不要见怪。
　　一、帝国的枯棋与势棋

　　1、布局之道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的某天，大明王朝的独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突然涌出了醴泉，于是散布天降祥瑞的消息。为了显示自己不敢独享祥瑞的端正态度，胡惟庸邀请自己的皇帝朱元璋前去观赏此等稀罕事。这事来得太过于蹊跷，既然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作为皇帝的朱元璋又焉有不去之理？
　　天下之大，只要我们稍加留心的话，全国各地每天都会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而在那时，无法解释的事都会与天王老子扯上关系。皇帝是天子，上天捣鼓出来的玩意，天子又怎能不去捧捧场。就在朱元璋走到西华门时，突然有个太监闯到他的车马前，紧紧拉住了缰绳。太监像个天外来客，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朱元璋的銮驾，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却急得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询问之下，才知这名太监名唤云奇。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小小的太监胆敢冲撞当今皇帝的圣驾。缓过神来的卫士们立即扑将过去，将云奇按倒在地就是一通乱棒，差点没把他活活打死在朱元璋的面前。可无论怎么打，云奇一直用手指着丞相胡惟庸府邸的方向。这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警觉，他感觉事情来得太过于突然，其中必有隐情。他当即让车队返回，自己亲自登上宫城向丞相府邸方向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看见了什么呢？，按照史书记载，朱元璋发现了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皇帝的眼神比我们普通人不知道要犀利多少倍，居然可以穿透厚厚的墙看见藏匿其中的刀兵，比红外线还要厉害。朱元璋当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并于当天将其处死。

　　这里有一个天大的疑问，那就是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惟庸的府邸非常近，既然他事先已经知道胡惟庸想要谋逆，可为什么不提前告发。非要等到事发前一秒，才冒着杀头的风险拦驾阻止？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设下埋伏，怎么会堂而皇之地将刀枪亮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朱元璋登上城墙就可以一览无余。丞相谋反这么大的案件，当天就被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留下了诸多疑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也就在事发四天前，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发胡惟庸谋反，以朱元璋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冒冒失失地去胡惟庸家看子虚乌有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是不可信的。

　　但无论过程怎样，胡惟庸谋反案却成了板上钉钉之事。这件事前前后后长达十余年，诛杀了三万余人，成为洪武年的第一大案。事后朱元璋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帝国的文武官员们，做臣子莫学胡惟庸，不会有好下场。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布局，还是丞相胡惟庸真就有了谋反之意？
　　开国之初，朱元璋对自己的权力系统还没有完全腾出手来认真梳理，只是在自己的王朝体制的建立上照搬元朝时期的那一套，在中央仍然设立中书省作为辅佐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
　　中书省的权力结构设置是左、右丞相（后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员。
　　在当时看来，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可以说是总领百官，工作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就连帝国的一切命令及章奏也需要中书省呈转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权、军务。也就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权力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日期：2011-04-07　00:09:20
　　在这种权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里，不像是一个人，倒像是一个震慑人的牌位。丞相的权力也极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后来盛极一时的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洪武元年起，中书右丞相徐达就一直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直到十七年以后他死在北京城。
　　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排除一些历史时期出现的波折，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就有个缺点：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问题难以平衡。别小看这个问题，因为王朝的制度，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独裁统治，官家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给一把手打工的。丞相的特殊性质就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皇帝太强势了，丞相就会经常换人，而且有可能是换一个杀一个；皇帝太软弱了，皇权就可能为相权所架空。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的话，朱元璋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丞相的建议发发圣旨就可以了，自己根本不用操什么心。时人可以不知道他朱元璋是谁，但一定会知道当今的丞相是谁，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于草根阶层，但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他还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底子薄，知识结构非常不合理。他在学习前朝明君圣主们治国的经验的同时，也以一个草根阶层的立场来观察自己的帝国和臣子。比如说这时候他就会想起宋朝时期的王安石、司马光、秦桧这些实权派大臣，这些人都是在掌权时说一不二，风头有时候都有可能盖过皇帝。他还会想到，丞相因为权力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帝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搞到最后自己的地盘自己也做不了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吗？

　　这应该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这种忧虑促使着他将会对本朝的权力结构做出重大的改革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