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7-18　16:58:11
　　第一章、抢米
　　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湖南发生水旱两灾，先是洞庭湖区大水，接着衡阳长沙一带又遇旱灾，以致粮食减收过半，等到次年春夏之交，正值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长沙粮价飙升，老百姓不免大受其害。
　　按说，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以中国疆域之辽阔，各地难免会有些小灾小害，只要彼此和衷共济，平衡调剂一下也就过去了，但这一次，却闹出了不小的乱子。
　　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有一户挑水为生的黄姓人家，男人辛辛苦苦赚了80文钱，让妻子去买一升米回来做饭。妻子走到社坛街某粮店，店家说她的钱里有几文不通行的制钱，要她换了再来，但等到她再次来到这家粮店时，米价已涨到85文一升。由于家中已无余钱，孩子又嗷嗷待哺，其妻羞辱愤恨之下，走到老龙潭投水自尽，身边两个小孩尚不懂人事，还立在潭边哀哀哭泣。黄某闻讯赶到后，自觉心灰意冷，悲痛之余也带着两个孩子跳入水潭自溺而亡。

　　悲剧很快传遍全城，人心极为激愤，黄某的邻居们按传统的抗议方式将这四位死者的遗体抬到粮店门口，要求店家备办棺材，安葬受害者。正当此事犹纷纷扰扰之际，一名妇女与另一家米店的老板又因为米价的突然上调而发生争吵，而临近空地上正因天灾进行迎神赛会，两人激烈的争吵声很快引起了众人的围观。在这种形势下，争论本身的是非对错已不重要，米店老板很自然的遭到了愤怒的指责，他的店面也被围观民众一并捣毁，为此还波及了周边的其他粮店。

　　事件发生后，巡警们赶来弹压，当他们试图将一名带头的木匠带走时，结果反被街上的民众包围。事态的扩大化使得善化知县（当时长沙同城分治，城北属长沙县，城南为善化县）不得不亲自出面前来平息这场纠纷，但他也很快陷入了民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愤怒的抗议声中，知县大人得知此事件系粮价高昂所引起，遂在慌乱中答应次日开仓平粜，这才使自己摆脱了困境。

　　当晚，知县大人因为自己的轻率许诺被巡抚大人狠狠训斥了一番，因而次日也就没有平粜的举动。米商们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们预知了可能的后果，于是这一天都纷纷关店歇业。饥民们怀抱着希望，但他们来到义仓时，那里却异常的宁静，毫无开仓放粜的征兆。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这些人乱糟糟的回到了昨日闹事的地点，受到欺骗的的不满情绪很快传染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不久便有人高声叫骂并引起了众人的共鸣，愤怒民众高肺活量的“狗官”骂声不久也就传到了巡抚大人的耳中，使得他不得不采取些措施，以防止自己的威信受到损害。

　　巡抚大人派出了巡警道赖承裕前去开导弹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选择。赖道台祖籍福建，他的功名是花钱买来的，因而民众对他并不尊敬。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赖道台在多名弁兵的护卫下，乘坐一顶绿呢大轿威风凛凛的来到事发现场。鉴于老百姓给他添了麻烦，道台大人不免恶声恶气的训斥周围的饥民：“我们福建人在茶馆里喝一壶茶就要100文，你们长沙人进茶馆喝的也是一样，为什么不嫌贵？米是大家都要吃的，每升制钱80文，哪里贵了？你们在这里闹事，就是造反！造反是要杀头的！”

　　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自古以来，因饥荒铤而走险的灾民比比皆是，所以赖道台的恐吓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将赖道台的翎顶官帽掀翻，官服扯烂，赖大人见势不妙，拼命逃出人群，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巡警岗亭，但很快又被狂怒的饥民拖出，最后发辫被吊在树上，给人狠狠的揍了一顿。众怒难犯之下，赖道台的护卫弁兵们大都悄没声息的逃走了，只有一个聪明蛋，他脱下制服后佯装站在群众的一边，然后建议大家去向巡抚请愿，这才使他那个倒霉的上司摆脱了险境。

　　在走向巡抚衙门的路上，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据参与者的回忆，至少有上万人穿过城门，走过大街，来到了巡抚辕门外。饥民们将巡抚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一面要求巡抚接见，一面高呼“抚台给我们饭吃！”至此，事态已经到了爆发性的阶段。
　　实事求是的说，此等事件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按通常的经验，巡抚大人应该走出衙门，温言抚慰那些愤怒的子民，并给他们一个确定性的答复。但这一次，巡抚大人却不屑于见那些暴民，他只命令衙役挂出牌示，说5日后开仓平粜，米价定在60文一升。
　　巡抚的态度大大激怒了饥民们，他们将这个牌示撕了个粉碎。这时，巡抚大人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命人将60文改为50文。很显然，民众并不喜欢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官府应该是一言九鼎，这样既小又迟的让步，只能让巡抚大人的威信大打折扣。于是乎，在地动山摇般的呼号声中，愤懑的饥民们冲破辕门，捣毁照壁，所幸巡抚卫队忠心耿耿，他们将民众给打了回去。

　　巡抚辕门前的骚乱虽然被平息，但这种愤怒的浪潮随后席卷了长沙城，到这一天的晚上，很多粮店遭到袭击和劫掠，就连一些外国的教堂也被波及。到14日，局势仍旧没有要安靖的迹象，民众再次聚集并要求释放前一天因闹事而被拘押的木匠刘永福，在人潮汹涌之下，巡抚衙门前的秩序再次失控。这一次，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巡抚卫队开枪打死打伤民众数十人，受到惊吓的人群如潮水般的暂时后退，但之后，一些勇敢的造反者再次向前发起反击，在熊熊大火中，巡抚衙门的号房、大堂、二堂、文武巡厅等均被焚毁。

　　一场因为米价飙升而引起的危机事件，终于被颟顸的官吏导演成了一幕官逼民反的经典史剧。
　　日期：2011-07-18　16:59:45
　　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他15岁那年（1892年），家乡适逢荒年，某大地主“奚氏不肯开仓粜米，并雇泛勇，保护谷仓，于是激怒农民，男男女女各携布袋，蜂拥而来，以锄打开仓门，两日之间，被抢一空，名曰‘抢荒’，泛勇不敢拦阻，可谓为富不仁者戒”。在天灾与物价高涨的双重夹击下，“抢米”或者说“吃大户”也就成为农民们的传统自救方式。

　　但凡天灾的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粮食歉收，粮价上涨，原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米价涨得过于离谱，其中必有其他原因。事实上，灾荒并不是这场风潮的唯一祸首，因滥铸铜元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末实行新政后，百业待兴，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都十分困难。为增加财政收入，大量的铸造铜元以支付新政费用也就成为清末十年来各省的通常做法。新铜元俗称“铜板”，面值一般为十文，相比传统的铜钱，新铸的铜币既标准又美观，在投放之初很受民众的欢迎。由于一枚铜元的用铜量和铸造成本远在十枚铜钱之下，因而用机器大批量的制造铜元便成为各省的生财之道，而这一利润丰厚的行当事实上也只能被政府垄断（实为收取铸币税）。

　　用机器铸造铜币始于光绪28 年（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之时，当时天津因银根收紧而致钱荒，铜元开铸由此而起。在之后的3个月内，直隶当局共铸造了上千万枚新铜元，获利丰厚，于是各省竞相效仿。3年之后，共有12 省设立铜元局，用以铸钱的机器超过800台。倘若这些机器全数开工，每年可制铜元160亿枚，以当时人口4亿计，每人可分得40枚。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在1904到1908年的5年间实际铸造了124 亿枚铜元，人均可分得31 枚。

　　尽管不能与滥印纸币相提并论，但过多的铸造铜币同样会带来相应的通货膨胀。1905年12月，在各地商会及各国公使团的交涉下，清廷曾于次年5月命各省铜元局停止铸造，但禁令仅维持了两个月，之后各省铜元局再次开铸，而清廷也在一定程度上分得一部分的铸币之利。铸造新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譬如湖北造币厂仅在1908年就取得了72万两的纯收益，而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湖南当局在1902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从湖南造币厂提取了400万两用以维持新军，1911年的湖南财政说明书更是隐晦的证明了本省所有的新政措施和新军经费均来自铸造新币。

　　1910年，梁启超写了一篇名叫《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的文章，文中抨击了清廷各级政府过度鼓铸铜币而导致国内货币价值贬跌，进而导致“物价腾贵，民生雕敝，实为全国人民切肤之痛”的严重后果。文章用具体的数据证明，在铜元开铸之时，1银元可换取80 铜元，到1909年底，已跌到180铜元换1银元。据驻宜昌的英国领事立特观察，以铜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话，芝麻油、皮棉、小麦、酒类、食盐、猪肉的价格在1908年之前的十年内几乎翻倍，而米价的上涨更为突出。从1090年底，两湖地区的米价一路高升，在长沙85文一升的时候，汉口已经突破了90文。这次抢米风潮后，英国使馆代办马克思.穆勒也认为，“由铜币贬值引起的物价上涨”是骚乱的首要原因。

　　诚然，农民在田间辛苦耕作，一年下来又能有几何，穷人是铜币的主要使用者，因而他们也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由此发生抢米风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事实上，巡抚大人还是有些来头的，他乃是原慈禧太后的红人、前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五弟岑春蓂。岑春蓂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当时还是很有些口碑的。庚子年后，岑春蓂任湖北汉黄德道，很得上司张之洞的赏识，次年即擢升为湖北按察使。在这场意想不到的风潮发生时，岑春蓂已经做了4年的湖南巡抚。
　　尽管在湘的时间不算短，但这位巡抚大人和本省的绅士们并不和睦，据日本领事说，“岑巡抚在处理政务时谨小慎微，性情温和，但他是一个极其被动的人。他一般不乐于接待客人，不表露个人意见或接纳别人的忠告。在财政改革方面，他孤傲独断的行事”。
　　岑春蓂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他的下属，71岁的湖南布政使庄赓良。庄赓良比岑春蓂年长21岁，而且在湖南做了40多年的官，驻长沙的英国领事休特勒曾这样评价两人的关系，说 “他对巡抚的恶感是人所共知的，这两个人从来就合不来。再有，从巡抚的观点来看，由于这个老头在湖南做官多年，他在大部分绅士中是太得人心了”。
　　在湖南巡抚任上的这几年，岑春蓂的日子并不算太好过。首先是他的三兄岑春煊因“丁未政潮”而被排挤下台，至今仍在上海赋闲；接着他的“保护人”张之洞又在上一年的10月间去世，而新任湖广总督瑞澂对他的态度显然不是太友好。

　　就拿这次饥荒来说，瑞澂与岑春煊就屡起冲突。由于湖南灾情严重，岑春蓂在本省绅士的要求下禁止粮食外运，但这遭到了总督瑞澂的强烈反对。相比湖南的饥民，瑞澂更关心湖北的属民，而他也不认为湖南灾情严重到要全面禁止粮食出口的地步。持同样意见的，还有英国领事休特勒，他倒不是发善心，而是实行粮食禁运的话，势必影响到英国汽轮商人的利益，因为在长江、两湖一代的汽船运输主要由英国商人垄断，而粮食又是其中的大宗买卖。

　　岑春蓂夹在三者之间进退失据，最后只好得过且过，无法认真的去禁止私下里的走私偷运行为。粮食的外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湖南饥荒的严重性，但传统的救灾方式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之前的数年中，湖南当局一直向出口的米谷征收“米捐”，其用意原本是资助公共米仓的兴建和储备，以便于饥荒时开仓放粜，但这些钱在1907年被转用到铁路事务上，而新政以来，地方上的一些义仓也常被所谓的“改良派”卖掉用以开办新学堂。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对其家乡的绅士民风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乡为鱼米之乡，富人都购稻田，收租过日。地主与佃户，总是很和气，遇着荒年，总是自动减免租米，仍照例完粮。佃户到了年终，向地主送些鸡蛋之类，地主送还以年糕花生，彼此很客气，极少有开仓收租，逾期不交，送县追缴。这种地主，为人不齿，从未闻有地主剥削榨取农民之事也”；在荒年之时，“当地大地主，都照向例，不但免租，且开仓粜米”。

　　曹汝霖的家乡苏南地区一向富饶，文明开化胜于内地，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溢美之词，但也确实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在传统社会中，如果地方绅士在意自己名望的话，饥荒之时往往要带头赈灾，这既可以说是他们的慈善义举，也可以认为是他们的道义责任，否则将不容于士林。
　　但这一次，长沙绅士们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们非但没有开仓放粜，反而深深的卷入了粮食贸易并在持续收购与囤积粮食，目的就是想在粮价高的时候卖个好价钱。当时长沙的“四大名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四个人均参与了粮食的投机并囤积了大量的存粮。据事后的传闻，叶德辉当时囤积了约一万石的存谷，杨巩家也有七八千石。

　　尽管不经常露面，但王先谦被公认为湖南保守势力的代言人，因为他曾做过国子监祭酒和岳麓书院的山长，学问很好，著述很多；叶德辉进士出身，后辞官回里，他精于经学，也是近代知名的藏书家；孔宪教既是进士，又是翰林编修，他为人极端保守与固执，当时任长沙书院的学长；在这四人中，杨巩名声最坏，因其特别残忍与邪恶，人又称其为“杨三豹子”。

　　日期：2011-07-18　17:00:55
　　在巡抚辕门被焚事件后，长沙的绅士们秘密召集会议，随后给湖广总督瑞澂发电报，要求以庄赓良接替岑春蓂的巡抚职位。在这封电报上，尽管王先谦并没有参与其事，但他仍旧被列为首名。
　　湖广总督瑞澂同时也接到了岑春蓂的电报，请求辞去巡抚之职。尽管岑春蓂决没有与长沙绅士们有过沟通，但两份电报在目的上是契合的。这两份电报令瑞澂感到震怒，他没有答复其中的任何一份而是一味的致电北京，要求将岑春蓂从速革职。岑春蓂治事无方，地方劣绅干涉用人，这为之后的惩处与清算埋下了伏笔。
　　这里有必要再回到之前的事件。在岑春蓂逃出巡抚衙门后，庄赓良在顽固绅士们的支持下以布政使的名义护理巡抚，但城内的局势仍旧处于失控之中，一些学堂、商店甚至巡警局被焚烧，其中当然也少不了类似活动中惯有的抢掠行为。为了尽快平息风潮，庄赓良亲自坐着绿呢大轿上街巡视，他派出衙役们扛着高脚牌打头阵，牌上写着十六个大字：“众绅公议，平价伸冤，藩台担任，诸君请退”。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或许也有手下扮成群众演员沿路高呼“庄青天”，庄赓良则顺势下令平粜，做出恰当的亲民状。

　　但在14日晚，一些教堂、洋行与外国人住宅遭到袭击，在夜色的掩护下，外国人并没有受到生命威胁，但其中的一些建筑被无情的焚毁。尽管当晚的行动看起来离奇的克制，但这还是引发了新当权者的极大惊恐，因为这样的排外行为很容易让人想起十年前的拳民运动和由此带来的巨额赔偿及严厉的政治惩处。次日，街上再次出现巡街的牌示，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文绉绉的十六字而改成了恶狠狠的“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扛牌的人也换成了全副武装的巡防营士兵。

　　据目击者称，当天上午长沙某兵备道带着大批的兵警上街，走在最前面的刽子手，左手拿着滴血的大刀，右手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据说是因滋事而被当场拿获枭首的。这样的杀戮在之后的几天发生了好几起，事态也渐由此转为安靖，一场风波被这样平息下去了。
　　正当庄赓良和绅士们长出一口气时，朝廷的一纸电谕令他们瞠目结舌：岑春蓂被革职系意料之中，但庄赓良非但未能如愿以偿的接替巡抚之职，反而与其他一些稍低级的官吏一同被革职；“四大名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被革除功名和候补官职，罪名是“囤积谷米、教唆风潮与妄图指定私人担任公职”，他们同时被禁止在嗣后干涉地方事务。

　　湖广总督瑞澂本次事件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当地的“劣绅”，其中特别指责王先谦最初阻挠官府“义粜”，后又公开发电要求撤换巡抚，“殊属不知大体”；叶德辉则被指为“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对此，王先谦和叶德辉事后都有自辩，叶称其“兄弟四房，收租仅及千石，此有粮册可稽”，因此是否出售并非他一人可以作主。在处分案发布后，叶德辉还不无自嘲的称“愧居王后，耻在杨前”，因为王先谦的地位很高，而杨巩不但吝啬自私，而且几乎就是个流氓。

　　绅士们的自辩效果并不佳，当时各种报纸的评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因为他们的伪善和装模作样已经被人识破。当然，革去功名和职务也算不了什么，因为相对于另外一些小人物的命运，这实在是仁慈的。在风潮中饱受关注的木匠刘永福，还有几个被控为纵火犯的活动积极参与者，他们在之后的半个月内相继被处死。

　　饥民是点燃“抢米风潮”的最初发动者，但他们并不是这一事件的主导力量。在汹涌的人群背后，不乏一些对政府不满并有意要颠覆清王朝的会党分子，譬如那位飞身上房将巡抚衙门点着的好汉，显然是个中人物。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力，有必要特别提到长沙城内建筑业的那些匠人们（包括木匠、石匠、漆匠等），他们因为技艺陈旧的原因而未能参与官府的新政工程如学堂等，这也是那些新式建筑被有意识的焚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参与风潮的人群并不局限于饥民、会党分子和匠人们，一些被西方工业冲击而生计日艰的手工业者，还有与义和团同样思维的狭隘仇外的民众，这些人都是积极参与者。另外，一些对现状不满的无直接利益者也在从众心理的驱策下进行了一次痛快淋漓的宣泄，这也是本次风潮多样化的一个体现。从某个角度来说，长沙抢米风潮是清末各阶层各种不满情绪的一次大展示，也是幂幂之中王朝即将崩塌的一次预演。

　　在岑春蓂与庄赓良被革职之后，接任为湖南巡抚的是湖北布政使杨文鼎。杨文鼎系江苏武进人，早年以治淮事为两江总督端方所赏识，后又以同乡关系攀附朝中红人、度支部大臣盛宣怀，此次出任湖南巡抚，系湖广总督瑞澂的举荐。杨文鼎在湖南只呆了一年，次年因铁路风潮而调任陕西巡抚。
　　接替杨文鼎的安徽望江人余诚格。余早年科举连捷，中进士后入翰林院、授编修，做过监察御史，属学者型官员。余诚格秉性刚直，勤奋尽责，在御史任内，未及三月即上70余奏章，参劾时弊，一时名震京畿，有“余都老爷”之称。据说，余诚格后来被下派地方充任按察使、布政使，原因是朝中的大人物怕被其参劾而不得已为之。余诚格上任湖南时，抢米风潮已经平息，但在这个风云飘摇的年代，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更大的时代浪潮。

　　日期：2011-07-18　17:02:20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
　　第二章、世上已无张之洞
　　“莽莽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从黄鹤楼上俯览江城，大江之水浩浩汤汤，奔腾东去；汉水由北向南，融入大江，它们欢呼跳跃着，一起奔向东方的海洋。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里，这座城市都是白云黄鹤，碧水蓝天，既有水天一色的如画景致，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盎然气象。
　　水是江城的灵魂，只有在川流不息的滔滔江流之中，才能感受这座城市与水相生的内在意蕴。在这个江河湖泊的汇集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共同托起了江城的无限荣光。武汉是个繁闹的城市，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繁闹。铁路令武汉从陆路贯通南北，“使汉口和河南密接，从来天津商圈之内奄以河南北部者，铁道完成后河南人于汉口之商圈，且与北京之交通亦趋便利。”不能忘记的是，武汉在近代的崛起，与一个人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就是张之洞。

　　日期：2011-07-18　17:03:29
　　一、年少探花郎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其父张瑛时为贵州兴义知府。张之洞自幼即博闻多识，文才出众，14岁那年，他从贵州回原籍南皮应童子试，中秀才；在两年后的顺天府乡试中，张之洞在诸多才俊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举人第一名（即“解元”）。
　　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中秀才并不算太难，但乡试一关最为难考，张之洞以16岁的年纪得中解元，如果不是聪明过人的话，至少也是科场能手。按常理，张之洞应该再接再厉，鲤跳龙门，但在之后的十年中，他却没有丝毫的斩获。个中的原因，一则是其父因病去世，张之洞须按例守制；二则是23岁除服赴京会试时，又恰逢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须回避不得应试。好在张之洞年纪并不算大，蹉跎十年终成正果，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会试中，张之洞得中一甲第三名，时年不过27岁。

　　张之洞在会试前的复试中名列一等第一名，廷试中因其对策不中程式，主考官初拟列二甲末，后阅卷大臣宝鋆力排众议，将之擢为二甲首。慈禧太后得知后，亲自阅看并点为探花。经引见后，张之洞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一时间声名鹊起。据称，张之万在前一年往河南奉差办事，临行前陛见慈禧太后请训，慈禧曾问汝弟张之洞颇负才名，何以至今未入翰林？张之万回奏称系因回避之故，慈禧听后印象颇深，张之洞由此才有探花之运。

　　入京为官后，张之洞很快得到了“清流首领”李鸿藻的垂青。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当时既是帝师，又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很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加上他与张之万的关系非同一般，因而对张之洞也是遇事照顾，尽力栽培。当时的一些北方籍言官台谏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王懿荣等人聚集于李鸿藻的门下，彼此意气相投，相互引为同调，而刚入朝的张之洞书生意气，遇事敢言，很快成为圈中的中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