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序让历史照亮未来(1)
　　公元1664年，当时已是清朝康熙三年。
　　杭州。刑场。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头梳明朝发式的人出现于众人面前。为首的，乃南明大臣张煌言。临刑前，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螳臂拦车”，一般皆比喻顽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姑留螳臂强当轮”的悲壮，恰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死愁绝中勃勃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
　　他带血的头颅，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最后浓浓的顿点！
　　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他们日益艰难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面前，有时候是那样苍白。

　　衰落的年代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
　　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嗟夫！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几人乎？”
　　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早于张煌言十三年，已经挈妇将雏投入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他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
　　这样的“聪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计其数。
　　但是，前有史可法，后有张煌言，皆可成为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风劲草”的样板。

　　“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那样黑沉，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惰性和畏懦，也实在难以超越。他们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于是，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冯铨、孙之獬们，这些病态的“清醒者”，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借口”。

　　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坚韧”的精神意识，最终匍匐于外力的刀锋利刃之下。时代的解体，正是以这些“中坚”为攻破点开始。
　　即使如此，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屈不挠，杀身成仁。
　　所以，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瞿式耜、张同敞、张煌言，这样的系列人物，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内省的核心驱动力。
　　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并且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体验。

　　这种冒死不顾、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极大拓展了作为伟大民族的想象力和视野，已经定格为统一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希腊哲学家伊庇克泰图斯讲过：“……伦理的力量，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幸福、平安以及美好的感觉……只有一种途径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超脱所有道德中立的价值观。”除了宗教以外，人性是无法超脱和超越的。战争中的红尘世界遍是陷阱与屠坑，肉身破灭与精神超越正是考验勇气和道德的最佳试金石。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法逃遁的。大无畏的牺牲和求死渴望，成为永恒者光荣的涅槃。而眷恋贪生的依顺，成为变节者和贰臣的邪恶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国者，他们临终的思想状态皆是一种高尚的怜悯。在死亡面前，他们感受着幸存同胞、敌人、变节者的悲苦，俯视着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那是一种怎样超越人类二元性的心如止水的状态啊。
　　所有的苦难和折磨，所有呼啸而至的白刃和炮石，在这种超脱凡俗的伟大精神面前，变得那样苍白无力。
　　精神的伟大，超越了苟活生存的微渺智力。

　　所以，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会永远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他们的存在，中华国家短暂的四分五裂，因停滞而产生的遍体鳞伤，甚至政权一时间的分崩离析，都能在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愈合创伤。
　　一切的幻像背后，是我们坚不可摧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依凭的英雄个体，势必成为真正的不朽者和中华文明永恒的旗帜。
　　序让历史照亮未来(2)
　　正因为仁人志士的示范，我们古老的帝国才没有成为霸业的化石，也没有沦落为中空的巨大历史残骸。
　　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
　　（本部南明史，在少量涉及李自成、张献忠二人的评价部分方面，作者主要采用当时“官修”史书的资料。李自成内容的参考书目包括《崇祯长编》、《明亡述略》、《烈皇小识》、《槐国衣冠》、《赤眉寇略》、《大行骖乘》、《疆场裹革》、《甲申传信录》等时人笔记；张献忠内容部分的参考书目包括《蜀碧》、《鹿樵纪闻》、《蜀警录》、《墨堂丛语》、《圣教入川记》、《蜀龟鉴》、《蜀破镜》、《行朝录》、《甲申朝事小记》、《荒书》、《三垣笔记》、《客滇述》等时人笔记。作者观点与解放后主流史学界观点有所不同，或有偏颇之处，希望读者鉴察。）赫连勃勃大王2007818

　　半明半灭大明朝(1)
　　——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
　　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阴历三月十八日。
　　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
　　座中三人，一男二女，正郁郁饮酒。

　　男人三十多岁，身材中等，面容清秀，神色倦怠。他头戴乌纱折角向上的翼善冠，身穿明黄的盘领窄袖袍，前后及两肩，各织有晃人眼目的金盘龙，一条以金、琥珀、透犀镶嵌的玉带束于腰间，脚登皂皮靴。如此装束，非皇帝莫属。不错，此人，正是大明朝的崇祯皇帝。
　　在他对面，侧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是皇后周氏，一位是贵妃袁氏。
　　两个女人皆是盛装。周皇后头戴双凤翊龙冠，冠上满缀金玉、珠宝和绝色翡翠，一金龙，二翠凤，口衔珠滴，摇摇颤颤。身上，她着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绣着织金云霞龙纹，铺翠圈金，饰以珠玉坠子，华丽无比。袁贵妃头戴鸾凤冠，附以翠博山，大珠莹耀，花钗横斜。她也穿金绣鸾凤的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只是衣服的图案用织金及绣凤纹，不用明黄线，没有云龙纹。

　　难道是崇祯帝后贵妃的天地一家春欢饮吗？不，这是三个人的生死诀别时刻，他们正在喝断头酒！
　　北京城外，一整天下来，忽而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忽而冰雹雷电。但是，最震人耳目的，是城外李自成农民军震天的呐喊杀声和轰隆隆的攻城炮声，震耳欲聋。深处皇宫内殿，仍然能不时感受到剧烈的颤抖。
　　静默许久，崇祯帝尽饮一杯，瞠目对周皇后和袁贵妃说：
　　“事已至此，只有一死！”
　　看到崇祯皇帝眼中的怪异凶光，娇小艳丽的袁贵妃顿时间惧从心起，鬼使神差一样，她忽然抛杯跳起，转身离席欲逃。

　　崇祯帝拔出腰间宝剑，趋身上前，一剑正捅袁贵妃后胸。美人顿时香消玉殒，血流遍地。
　　周皇后脸色煞白，不过，毕竟母仪天下多年，还能做到临危不慌。她慢慢站起，向崇祯帝深施一礼，低声说：“臣妾向陛下诀别！”言毕，未等崇祯帝开言，周皇后匆匆回到自己的坤宁宫。
　　国破家亡之际，这位大明朝皇后并无任何多余的言语，连遗言也没给宫女们留下一句，平静地以白绫上吊自杀。在她深沉的一声叹息过后，是颈骨断裂的可怕声音。
　　不久，已经有些醉意的崇祯帝摇摇晃晃赶到坤宁宫，望着吊在殿中的周皇后尸体，他忽然放声大笑：“死得好！死得好！”……
　　十七年的皇帝生涯，对于崇祯皇帝来讲，只能用杜甫一句诗来概括：艰难苦恨繁霜鬓！

　　除诛杀魏忠贤一事略显崇祯帝的“英明神武”外，他继位后的每一步，几乎是步步皆错，一步一步带着他的大明国走向灭亡。
　　屋漏偏遭连夜雨
　　——内忧外困下的崇祯帝
　　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家人，他在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挫折感，决定了日后他成人之后那种猜疑、偏激、固执的性格。
　　崇祯帝惟一比他同父异母哥哥明熹宗强的，是他酷爱读书，从小一直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

　　继位后，崇祯帝药到病除，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自损栋梁——枉杀袁崇焕
　　登基之初，由于早闻其名，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更是闻言大悦。
　　崇祯二年（1629年）夏七月，袁崇焕至旅顺，杀掉了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崇祯帝闻毛文龙被杀，登时大骇。如此方面镇将被杀，确实出乎意料。但由于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优旨褒答，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后来，这反而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条罪名：擅杀大将。
　　当时与后世，均有好事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自剪羽翼，亲痛仇快。这些人往往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口实，认为皆是由于毛文龙之死引致。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仅仅几个月，皇太极就从长城逾入内地，为此，袁崇焕急忙携军救援。

　　崇祯帝偏中皇太极“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如果袁崇焕不死，依他的指挥控制能力，东江镇兵将肯定会被打造成为一支恢复辽东的劲旅。而假如毛文龙不死，这个跋扈明将必定会叛明降清，日后也不会被附于袁崇焕传后，而肯定会被乾隆帝编入《贰臣传》。
　　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侵，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即明人口中的“己巳虏变。”
　　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震骇，立刻调诸路兵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在先派出赵率教入援的同时，即刻率祖大寿等人急赴前线，步步为营，途经抚平、永平、迁安、丰润等诸城，皆留兵营守。
　　半明半灭大明朝(2)
　　不久，明将赵率教战死消息传至，后金兵蜂拥而至。袁崇焕大惊，急引兵趋至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立营。虽然袁崇焕手中仅有不到两万人，但他们斗志高昂，数次与后金军交战，皆得胜而还（清人自己讲是“互有杀伤”）。
　　见袁崇焕营盘坚固，无隙可乘，一直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便欲施用“反间计”来除去袁崇焕。当时恰好营中有两个先前在城郊牧马厂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在押，他遂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两人趁黑坐在这两个明朝太监被困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夜间，哨兵故意纵两个太监逃脱。

　　这两人一回城，像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上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诡计的当，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审问。
　　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当时才没有叛变。
　　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北京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
　　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了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口。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于是，他们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
　　最终，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被剐于北京闹市。
　　袁崇焕被杀，乃是天大的冤案，但不少无知的北京市民却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个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

　　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报叹息回荡于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陶庵梦忆》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鞑子”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国演义》多少年后被后金的首领皇太极当作“兵书”来使，以“蒋干盗书”为原型让崇祯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会在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遍地烽烟——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世宗）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神宗）变本加厉，天启帝（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索饷哗变，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明朝正规官军如果认真加以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中，不少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声势渐炽，首领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的造反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后来的“大西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半明半灭大明朝(3)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的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油子。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本人并非农民，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至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半明半灭大明朝(4)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扬长而去。
　　狂龙入海不回头——崇祯帝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