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3-31 8:55:00
　　第一卷侍的崛起
　　第一节始源
　　一、那时日本
　　我们对古代日中的交流史，大多停留在“遣唐使”上。其实早在公元四世纪，大批躲避战乱的华夏人、朝鲜人，就沿着不同的道路，或山东半岛、或朝鲜半岛、或江浙闽沿岸，涌入了日本这个传说中的“海外仙洲”，这股浪潮一直持续到公元七世纪，被日本史学界称作“渡来人时代”（也叫“归化人时代”）。这些“渡来人”皈依大和政权后，为其带来数不清的馈赠——水稻、汉字、书法、佛教、建筑技术等等，直接催生了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发酵成熟。在持续三百年的“渡来人”大潮中，日本得以出现了辉煌璀璨的飞鸟和白凤时代。

　　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日本的大国意识不断萌发出来，开始以帝国姿态自居。《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中都提到，历代天皇都要以武立身。早在我国南朝宋时，前来朝觐的大和使者是如此夸耀其政权武功的：“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在这自大之辞中，其实多少也包含些真实情况，即大和小帝国，确实着力两场扩张战争，一是对朝鲜半岛（日本当时称为三韩）的殖民战争；二是对本国东北部的毛人，也就是虾夷部落的侵略。

　　公元663年，不自量力的大和国派军援助朝鲜百济国，触怒了唐帝国，在白村江口之战中惨遭败绩，舟师尽焚，海水尽赤。这场巨大的失败，不仅使日本势力被逐出朝鲜半岛，更让见识到大陆帝国威力的日本惶惶不可终日。残余日军逃回本国后，天智天皇便在九州太宰府构筑了“水城”，并在九州沿岸加派“防人”，一时全国风声鹤唳，小儿也不敢夜啼。两年年，唐以刘德高为使，前往日本处理战后事宜。三月后，刘德高归国，日方便以守大石为“送唐客使”，陪伴刘一起来到唐帝国，并在高宗泰山封禅之际献上臣从之誓，此后唐日关系便进入以和平交流为主的“遣唐使”时代。

　　我们很难想象，日本长达两百年，次数二十回的“遣唐使”，是多么伟大的壮举。我只想类比下，当初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这两大世界级的帝国，居然在数百年岁月中也没能建立直接的外交往来——那时地球的“大”和“遥远”，不是现在人所能想象的。一艘艘以朝贡为名义的“遣唐使”船队，满载使节、翻译、医师、音乐家、阴阳师、占卜家、学问僧、细工、玉工、锻工等，乘坐着平底、如箱子般简陋的遣唐船，操着简陋的风帆，顶着惊涛骇浪，冒着生命的代价，以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为一个来回，带着向先进帝国学习的热忱而去，又带着难以估量的财富归来。日本宛如一个全力吮吸乳汁的孩子，茁壮成长着。

　　那时的日本，就是个笼罩在海雾之中，迷你版的“唐帝国”。
　　公元701年，文武天皇仿造唐律，制定了“大宝律令”，正式开创了日本古典集权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律令时代”：全国最高统治者为天皇，贵族官员组成名为“二官八省”的行政体系，地方以国、郡、里为行政单位，经济基础以均田制为根本，以百姓的租、庸、调为收入来源，一切压根就是唐朝的翻版。文武天皇晏驾后，其母登基为女帝，是为元明天皇，她在公元710年将都城从藤原京（现奈良县橿原市），迁至平城京（现奈良县奈良市）。其实当时无论是走在按周礼“条坊制”建造出来的藤原京，还是漫步在模仿洛阳城的平城京，都会沐浴在真正的中国风中——城市布局为矩形，贯穿南北的朱雀大道，将京城分成左右两大区，每大区又以四坊为一大通，市町布局宛如纵横交错的棋盘那样工整精巧，居住其中的官僚贵人，按官阶大小被赐予大小不等的官邸，从四町到三十二分之一町不齐。城内密布佛寺，以东大寺、兴福寺为首的“南都七大寺”最为著名，朱雀道的极北端矗立着皇居太极殿。平城京与唐都城唯一的不同，是它没有森严的城墙，因为天皇自认为此处是百官晏居辐辏之地，也是不用设防的王道乐土。以平城京为都城的日本皇朝，被称为“奈良时代”，其辉煌了近百年后，雄才大略的桓武天皇为推进改革，加强对大和王国的统治，离开了交通水利皆不便的奈良山地，于公元794年将都城迁至位于本州中心地带的平安京。直到明治天皇迁都江户（东京）为止，平安京（京都）作为皇居都城，一直延续千余年的时光，虽然与“南都”平城京地理位置不同，但建造模式和风格几乎完全一样，都表明了唐文化影响之深。

　　就在日本以唐帝国为追求和仰慕的目标时，公元九世纪后，传到日本的却是大唐不断衰落的讯息——可怕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最终让这个光耀千古的帝国在沉疴中一病不起。公元881年，黄巢大军攻陷了帝国都城长安，随后唐王朝勉强支撑了二十三年的国祚，宗庙化为废丘。日本随之也停止继续派出遣唐使的行为，失去唐帝国这个光明灯塔后，其国人顿时有些不知何去何从的意味。而且这个东瀛小皇朝很快就发现，其在全力复制唐帝国成功经验同时，也将痼疾和病毒一并复制到自己躯体之上，大唐的夕照衰亡之路，似乎也暗示着日本“律令时代”在未来的结局。

　　平安京复原图
　　日期：2010-03-31　08:57:05
　　武士雏形在平安时代的登场
　　延历十二年（794），桓武天皇为了摆脱奈良时代庞大的寺社势力，便将都城迁至平安京，此后的四百年间，是为日本史上的“平安时代”。平安时代，正是律令制的崩溃期，此外本书的主角“武士“，也正式在此时代登场。
　　律令制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班田制”之上的。律令时代土地为国家公有，称为“公地”，而非贵族的平民称为“公民”。所有适龄公民都要在国家的户籍账簿上登记在册，然后由国家计口授予田地，叫作“口分田”。口分田耕作权归公民终身所有，但产权仍属于国家。公民无论男女，年满六岁都会被班发口分田（男子为十一公亩，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公民死后口分田即收归国有，户籍和口分田每六年更新一次，所以这样的制度叫做“班田制”。

　　在班田上耕作的农民，承担的负担极重，除了固定的“租庸调”外，还要负担徭役和军役，所以说是国家“公民”，但却受到国家严格的人身控制与剥削，也就等同于变相的奴隶了。当时著名诗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就形象展现了公民的困苦生活，“风交雨，雨夹雪，夜深彻骨寒，舌舔如石盐，口啜糟汤酒……身着短麻衣，暴于寒风中，却有贫穷更甚者，父母皆冻僵，妻子悲号泣”，又如“天地虽广，却无我立足之地；日月虽辉，却照耀不到我的身上”等，都体现了律令制下公民悲惨的处境。自奈良时代末期，大量公民就忍受不了如此的剥削，开始抛弃口分田，逃亡到荒野山林，这样造成朝廷“公地”大量荒芜，班田制已经开始崩溃。

　　天皇和官僚的收入，都是源自于“班田制”下的租税，这样一来朝廷的财政开始发生困难。出于对口分田数量锐减、田赋薄弱的考虑，天皇政府便于养老六年（722）提出了开放良田百万町的宏大计划。翌年颁布了“三世一身法”：若公民用公家灌溉设施开垦新田，则土地使用权归开垦者“一身”所有；若公民用自己的沟渠开垦新田的话，土地使用权可延伸到“三世”（开垦者的本人、子、孙三代），使用权期满后，所开垦的新田便收归国家所有。天皇政府寄希望于此举，来激发农民开垦田地的热情，实现百万町良田的大跃进计划，重新充实口分田的收入。然则公民并非是傻子：难道艰辛开发出来的田地，短短三代后又要拱手送还朝廷，供贵族老爷坐享其成吗？因此“三世一身法”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只维持了二十年。天平十五年（743），无奈的圣武天皇又发布诏书：“如闻，垦田依三世一身法，则期满之后，依例收获（指政府将土地收回）。由是农夫怠倦，开地复荒。自今以后，任为私财无论三世一身。悉咸永年莫取……”简单的说就是，农民利用“三世一身法令”吃够新开垦的土地效益后，在朝廷收回土地前，便将锄头扔下不干了，任由田地荒芜，让国家干瞪眼。圣武天皇便不得不将“三世一身”改成“永年莫取”（即永远不将土地收回，仅收取租税而已），算是初步承认了新垦土地的私有权。

　　“私田”的合法化，使得班田制走向实质性的解体，律令制国家的军事支柱“军团制”也不复存在了。
　　军团制类似于唐帝国初期的府兵制，以国郡为单位设置“军团”，人员主要自口分田公民中征发，军团士兵在出征时可享受免除部分租税的待遇，但武器和军粮皆需自备，所以负担依然十分沉重。随着班田制度的解体和公民的大量逃亡，军团变得形同虚设。那么既然当时时代名为“平安”，是不是真的平安到不再需要警察和军队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九世纪中期的平安朝，基本成了盗贼横行的天下，这些绿林好汉频频攻打国府，伏击朝廷海路陆路的运输，甚至涌进了京都烧了皇宫。宽平元年（889）大盗物部氏永为首的群盗在关东作乱，十多年后才被镇压下去。不过这场大乱只是个开始，让朝廷焦头烂额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来了。
　　朝廷原本敕令：关东地区组织马队，越过崎岖的关隘行所，朝平安京输送年贡，并自卫群盗袭击，结果这些马队自己却开始横行起来，乘着马匹如闪电般袭击村庄，这就是“东国马党”。
　　当年日本还在八世纪时，为展现大国风范，便从濑户内海周边的下级贵族和富农中征调大量的“卫府舍人”充当仪仗队，并给予这些人免税权和俸禄。后来朝廷败落了，对这些“舍人”来了个大裁员。心怀不满的“舍人”纷纷暴动，驾船袭击朝廷的“运京船”，强夺大米、布帛，纵横南海道，这就是“西国海贼”。
　　没辙的朝廷便又将目光投向了当年被征服的虾夷族的后代——“俘囚”们，这些俘囚天生就继承了祖先的狩猎与搏杀技巧，善于弓箭短刀。朝廷便将各地俘囚编入国衙中充当武警，希望他们仗着械斗技巧弹压盗贼，没想到这些俘囚最后也因为对待遇不满而暴动了。
　　东国有“马党”，西国有“海贼”，各地区又有“俘囚”暴动。你说这朝廷的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了？更加要命的是，各地军团早已不复存在了，朝廷要平定马党和海贼，已是“有用军之时，无可征之兵”的状况了。

　　怎么办，干脆变更原先的征兵制为募兵制，朝廷开始以地方上有力的私田主，如郡司、在厅官人及豪农子弟中弓马娴熟者，以“健儿”身份组织军队，去镇压各地的叛乱。这些私兵色彩浓厚的“健儿”，正是未来武士的雏形。
　　俘囚所用的蕨手刀，为后世武士太刀的起源
　　日期：2010-03-31　08:59:43
　　三、庄园与侍
　　就在律令制国家的基盘崩溃同时，其上层政治也在发生激烈的动荡。上层贵族（公卿）开始出现“家职化”趋势，原本属于国家权力逐渐归各大贵族门阀分割世袭。因为日本虽然借来了唐朝的律法，但却并没有吸收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和文官制，官职一直由各大贵族把持。进入平安朝后，国家的“职”很快被各色公卿家族世代占据，这些公卿一般会以某种艺能当作“家业”，某种抽象图案当作“家纹”，如三条家以笛和装束为家业，而今出川家则以琵琶为家业。非但家业是世袭的，各个公卿家族子弟成年后，遵循什么样的升迁路线，最高担任什么样的职位，都已固定化，如摄政关白就由藤原北家御堂流世代把持——朝廷政治渐渐走向仪式化。

　　公卿的“家职化”不但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中上层公卿很快演化为大大小小的庄园主，日本的庄园制经济走向成熟。
　　所谓的庄园，正是私田蓬勃发展的必然产物，私田被朝廷承认后，得益最大的便是权门阶层的公卿、神社和佛寺。早在律令制时代，这些人就占有大量的“位田”、“职田”、“神田”、“功田”等，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如东大寺在公元749年一次性就从朝廷那里得到了四千町土地的赏赐。私田合法后，这些权门招募大批逃亡公民，用财富购买农具、种子，驱使他们到山野树林中为自己开发私田，而公卿们在担任地方国司时，也以权谋私，大量侵吞原本属于国家的口分田，庄园便在这样情况下形成了。庄园的得名，在于庄园主会在私田里设立名为“庄”的仓库建筑，后来“庄”便代表庄园主对所辖私田的权力，是为庄园。

　　“家职化”和庄园制的兴起，使得律令制国家的政治权和经济资源转入了私人权门手中，旧的时代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日本由“律令时代”进入了贵族统治的“王朝时代”。
　　庄园的类型分为很多种，公卿和寺社原本就拥有的庄园，叫做“自垦系庄园”，其后兼并收买来的田产，叫“既垦系庄园”，这些庄园大多集中在京畿，原因很简单，因为便于居住平安京的公卿或僧侣管理，另外庄园年贡运输也方便安全些。“自垦系”和“既垦系”庄园合称为“垦地系庄园”，这是上层公卿或大寺社所掌握的主要庄园类型。

　　但在较为偏远的地区，许多富有的自耕农也一直在开垦私田，他们所开发的私田也属于庄园，但规模较小，而且权益得不到保障，经常被强暴的国司侵夺。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便会将庄园的部分土地收益捐献给有力的权门及寺社，来换取对方的保护，这种庄园便叫做“寄进系庄园”。后来，地方国司为了搜刮方便，便会任命这些寄进系庄园主为下级的郡司、乡司和国衙官人，让他们替自己收税，于是这些寄进系庄园主逐渐支配了地方基层支配权，演化为“豪族”。

　　到了军团制崩溃后，朝廷手中没有武装力量来平定地方叛乱，这些豪族子弟便被组织成军，即是“健儿” 。健儿军中的有力豪族，因为有一定田产，可以负担马匹、铠甲的费用，而豪族的同族子弟或下人则成为“郎党”（郎者，豪族诸子弟也；党者，庄民、随从也），在战场上跟随豪族作战，这便是武士团的雏形。
　　“健儿”虽然是武士雏形，但还属于“兵”的范畴，而武士则是“士”，属于贵族阶层，所以这两者间依然有个演变的流程。
　　因朝廷在军事上越来越倚重豪族的“健儿”，加上豪族在地权力的增大，慢慢便会将一些地方职务下赐给这些小庄园主，如“押领使”（关东地区）、“追捕使”（西国地区），进入镇守府的为“军曹”、“军监”、“弩师”与“兼仗”等，表现优秀的会进入京都六卫府当差，成为“京武者”（京侍），有的根正苗红的还会进入皇宫替天皇站岗，称为“泷口武者”，也算是由本来的大头兵进入了贵族俱乐部了。不过朝廷殿上的高级官位都被公卿给垄断了，所以这些豪族所担任的各色职位都比较低微，而当时日本将官阶在六位以下并以某种技艺侍奉上层公卿的低级贵族称为“侍”。地方豪族将庄园地产寄进给权门（主要是摄关），与权门结成私下的主从关系，以“武”为自身技艺服务国家，并官位都在六位之下，所以武士的早期称谓便叫做“侍”（Samurai）。

　　越前足羽郡道前庄庄园（东大寺所领）平面图
　　日期：2010-03-31　09:01:06
　　四、侍的贵种化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侍”的身份还是比较低微的，无法进入上层的圈子，不是精英，而是草根。平安朝以来，随着“家职化”的发展，公卿的政治道路变得程序化，参政的热情普遍减退，加上净土宗思想影响，普遍都有厌世、无常的情绪，早先大和政权蓬勃而进的朝气消失不见了。在平安时代的公卿心目中，九州、关东和奥羽等地都是污秽不堪的鬼地，只有平安京才是佛光普照的乐土，这帮子人便全缩在平安京里，日日风花雪夜醉生梦死，就是个有闲有钱的贵族俱乐部。不过摄关政治在日本确立后，相当一大批皇族和公卿，或被臣籍降下，或被藤原氏排挤出朝廷，不得不前往他们之前所嫌弃的“鬼地”任职，正是这批人的“下向”，大大抬高了下级贵族“侍”的血统，使得侍们走向贵种化，也给侍这个阶层吹来了崭新的气息。

　　其中后代武士大姓“平氏”，便得自于皇族的“臣籍降下”。
　　这“臣籍降下”，打个比方便好比知青上山下乡。在摄关政治下，天下庄园几乎全归于藤原氏名下，用于供养皇族的“公领”庄园严重缩水，天皇无法支出子女的抚养费用，便取消了子女的皇族身份，降为普通臣子。非但如此，这些特殊的臣子往往还要被下放到日本的地方基层去担任各色官职来自食其力，接受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再教育。

　　就这样，这帮被“臣籍降下”的天皇子孙们，原本可以坐在高高的麦堆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现在也只得唱着“社会主义一块砖，哪儿需要哪儿搬”的歌曲，像漫天飞洒的蒲公英一样流落到日本的各个地方去开枝散叶了。不少人只得混个地方上的小贵族，再不如意的只得像刘备那样打个草鞋还不忘缠绵哀怨句“备乃中山靖王之后”来自我安慰下了。

　　高望亲王便是“臣籍降下”大流中的一员，他当时被授予的官职是“上总介”。日本地方上的官员制度是这样的：一国最高长官是守，次官为介，再次官为掾，基本的办事员叫做目。这“上总介”，名义是关东上总国的次官，不过当时上总国太守是留在宫中的仲野亲王，属于“只拿工资不管事”的类型，于是地方实权便由这叫做“介”的次官一手掌握。

　　让我们先把目光从满布大庄园的京畿之地移开，随着平高望的足迹，到关东那里去吧。
　　关东，也叫做“东国”或“坂东”，早先日本统治中心在本州的奈良盆地，对之外地区了解不多。律令制时代，大和政权在东海道和中山道设了铃鹿关和不破关，称关隘东部所有地区为“关东”。原先居住在东国地区的并非大和族人，而是被他们蔑称为“虾夷”、“毛人”的少数民族。大和王朝立国伊始，就开始东征西讨，占据关东和东北肥沃土地的“虾夷族”便首当其冲：耕地被侵占，村庄被毁坏，族人则被征服者当作“俘囚”驱逐出家园，发配到其他地区。上文中大和政权给南朝宋的表章之中“东征毛人五十五国”之语，就是指对虾夷族的征服战争，不过日本统治者却给予这场战争一个响亮的名字——“征夷战争”。虽然其后大和王朝的称谓不断演变，什么飞鸟啊奈良啊平安啊，但“征夷战争”却成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坚持了几百年不动摇，直到平安朝的弘仁二年（811）方才结束。这时整个关东已经成为了大和领土了。新主人便以足柄坂和碓氷山为界，划分了新蚕食到的国土：足柄坂以东设相模国、安房国、上总国、下总国和常陆国，称为“坂东”；碓氷山以东则设上野国、下野国和武藏国，称为“山东”。“坂东”、“山东”所涵盖的八国合称“关东八国”，是狭义上的关东。广义上的关东，还要囊括东山道、东海道诸国。

　　随着朝廷国衙在这关东的陆续建立，私田开发领主也蜂拥而至，宛如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年代，原先的“北大荒”迅速成了“北大仓”，不过那些大庄园主对此地并不感兴趣。很简单嘛，关东地区偏远，即使在此地收获颇丰，但是转运到京畿院邸的话，要花掉大批运费，可谓得不偿失。于是一时间，关东地区便成了“寄进系庄园”的天下，加上关东此地马匹资源丰富，所以这个地方便成为了武士未来的龙兴之地。

　　平安朝的关东正如前文中所言，并非太平之地，按照朝廷的说法是“狡党横行，盗贼满山”的世界，高望亲王临行前，朝廷给他的命令就是安定地方、肃清盗贼、保证赋税，让他成为了以“武”为家业的“边境军事贵族”，还给他头上安了个代表美好愿望的氏名——“平”。平者，海内清平也。由此，这高望王，我们也可以把他称呼为“平高望”。

　　这位叫平高望的公子也许最初到达上总国的时候心中还带着惴惴不安的顾虑，但是其后他在任上表现得却十分出色，因为说来高望虽算落魄之人，但是在那个讲究血统出身的年代，流着帝王血液的他，就算不是往哪儿随便一站便头顶五彩龙虎祥云的，起码也属于气宇不凡顾盼生辉的类型。上总大大小小的豪族，一看到他便倾心仰慕不已，踊跃出人出粮，全力支持高望公子的工作，再加上高望公子仲裁事务公允严谨，日久之后深得地方与朝廷的人心人脉，居然成了当地豪族们公认的领袖人物了。高望的子嗣们便乘着这股东风，大量结党垦田，势力触角满布关东各地。高望诸子中，长子平国香担任常陆国大掾，次子平良兼担任其后的上总介，三子平良将担任奥羽镇守府将军，羽翼之下无数豪族健儿争相效命，平氏一族在关东八国可谓炙手可热如日中天。

　　平高望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边境军事贵族”与“侍”结合的最佳模式——以来自中央的血统高贵的皇族后裔担任“栋梁”，广大出身豪族的“侍”充当集团的“支柱”，而“侍”属下的郎党充当集团的“基石”，这样一个层层效忠的，名叫“坂东平氏”的庞大武士集团正在形成之中。就在坂东平氏形成同时，日本各地以边境军事贵族为栋梁的武士团也在兴起中，如关东下野国的藤原秀乡、北陆越前国的斋藤利仁等，这些栋梁们不仅吸收了在地豪族的力量，而且还极大提高了“侍”集团的血统和声望，壮大了武士团的力量。比如北陆的斋藤利仁，平安朝的《今昔物语集》中就对其在地权势有详细的描述：斋藤庄园中年轻的男女仆人众多，每当斋藤氏有所需要时，还会派家中执事登上山丘，呼喝集结当地的百姓为自己服务，此外利仁还垄断了当地特产品交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那么现在可以对冠以“侍”称谓的武士下定义了，武士是不是武官？日本的史学观点很明确，“武官”是“武官”，“武士”是“武士”，两者绝不能混淆等同。“武官”是在律令制度下，接受国家训练，承担军事任务的公务人员。而武士则是十世纪来涌现的，以武艺为职能的氏族。其私人武装因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承认而合法化，这些氏族多由各地土著的下级贵族、下级官员构成。所以看来，武士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呈现强烈的家族化趋势，每个武士背后都有使其光荣自豪的氏族沿革；二是武士出身并不低贱，他们严格区别于平民，后世武士的三大姓氏源、平和藤原，都为天皇苗裔，因而武士是军事贵族，这和西方骑士传统类似；三是武士权力，无论是私人武装权还是封邑土地权，都脱离于国家管辖之外，有着强烈的自主力，他们只是接受国家的委托，而非接受国家强制性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