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2-20 11:25:00
　　中国病人袁世凯1
　　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开篇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盲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皆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单拎出来，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人手一本《推背图》，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各色人等，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颟顸愚昧的满酋。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时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渲染气氛，欲扬先抑。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隐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不行，老婆要打酱油，娃要喝奶粉，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走。但可惜，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人民从来说了不算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移民“上。

　　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石库门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他比沈浩波路金波都要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911，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和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一名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飙车二不把妹，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上。在袁世凯的帮助下，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搁到现在，定能将《环球时报》的一干左愤激动死。
　　1911，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功为现代管理学之父泰勒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40的留美学生数次拜访泰勒，是唯一一个同这位管理学大师有过切磋的中国人。穆藕初学成归国后，筹资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他后来居上，迅速崛起，短短五年时间，就一跃而成同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四天王”。

　　在这个有着悠久投机传统，活似一座赌场的古老国度，各怀鬼胎的清朝人对于“武昌起义”这样一个若干年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并非热情似火，因为大家还要忙着生存或忙着投机。
　　十几年间，革命党三天一暗杀，五天一暴动。吴樾敢在天子脚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打入敌人内部，搞死一个巡抚；温生才直接拦轿手刃广州将军（广东军区司令）孚琦。你说你要再不弄死个把总督，都不好意思让人报馆上头条。
　　虱多不痒。在没有推特的年代，很多人只知道武昌出事了，却没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见证一个王朝的末日。
　　日期：2011-02-20　22:24:01
　　中国病人袁世凯2

　　武汉九口通衢，居天下上游、南北辐辏之中心。由于河道顺畅，洋人的军舰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短短二十年，列强就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交通等经济命脉。截止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已有外国企业近200家，而作为外贸大埠的汉口，年均交易额保持在一亿三千万两，仅次于上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
　　畸形繁荣的背后，是列强对桐油、茶叶等原料的疯狂掠夺，以及对中国进行日用工业品的倾销。隐藏在表面几个大城市“繁华”阴影下的，是广大农村的衰败破落。
　　除此之外，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17年里，这个晚清四大名臣中的最后一位，在湖北为清廷扎扎实实地埋下了两个火药桶。
　　由广设新式学堂、大量派遣留学生而引发的开明风气，为朝廷培养了数之不尽的“掘墓人”；由汉阳兵工厂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式武器，为掘墓人提供了优质的铁锨。
　　当然，身为鄂都，张之洞有守土职责。作为当年慈禧钦点的探花，在翰林院储才养望时就同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放言高论、纠弹时政的清流，张之洞的思想基调逃不出忠君爱国。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忠不是愚忠，爱不是溺爱。
　　变器不变道的主张体现了萦绕在张之洞心头关于中学西学的纠结，制度和文化的滞后注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肥皂泡。

　　像这种常年在心性之学和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封疆大吏，终极的人生追求无非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生前名满天下，死后进入《列传》。
　　一直以来，张文襄公人生的独木桥走得都很稳，却在快到达终点时闪了腰，留下一个污点——杀唐才常。
　　1900年，唐才常趁北京闹拳乱，在湖北领导了自立军起义。这是流亡东瀛，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内进行的唯一一次武力尝试，妄图推翻慈禧，归政光绪。无奈被老奸巨猾的张之洞识破、剿杀。在扑灭自立军星星之火的同时，张之洞也浇灭了维新派对地方开明督抚的期望。
　　虽然这事让中央党史研究室定性叫“封建官僚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残酷镇压”，但搁赵尔巽的《清史稿》里，那就是“深思远虑，弭祸乱于未萌”了。
　　事实上，对唐才常痛下杀手，只是张之洞多年的为政经验所沉淀出的一种明哲保身和小心翼翼。1907年，当秋瑾被清廷处以极刑时，武昌东路高等小学的学生竟直言不讳地上书张之洞，请求独立，脱离大清。
　　天公不语对棋枯。年过古稀的张之洞在革命风潮的涌动之中，深切感受到了一个末世王朝苍凉的命运。

　　这一年初秋，张之洞离鄂赴京，去做军机大臣。在火车站，他与那些送行的门生故吏风雅了不少诗词，其中有一首《读宋史》的绝句：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儆杜鹃。
　　可惜李、虞、文、谢辈，
　　空随落日坠虞渊。

　　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都是南宋名相，个个以振作赵宋为己任，个个回天乏术，最后由陆秀夫主演大结局：抱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自尽。
　　张之洞宦海沉浮三十载，以一个悟透人生的老油条的锐利眼光，预见了纵使以身相殉也无补于亡的天朝结局。
　　不管文人在报纸上发表多少篇意气激昂的排满文章，主导革命大戏的还是武人——看过排满文章的武人。
　　清朝的军队沿革如同一部毒品的发展史。
　　吗啡最早是作为鸦片的替代药出现的，海洛因是为了戒断吗啡成瘾症而研制的。而从八旗、绿营到湘军、淮军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新生者无不是为了接替腐败者而诞生的，却迅速腐化到更为不堪的境地。
　　直至1904年新军改编，装备新式武器，采用严格的征兵标准和西法训练，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担任。全国分为36镇（师），其中第一至第六镇为常备军，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辖，又称北洋六镇。

　　每镇（长官称统制）分两协（旅），每协（长官称协统）分两标（团），每标（长官称标统）分三营（营），每营（长官称管带）分四队（连），每队（长官称队官）分三排（排），每排（长官称排长）分三棚（班），每棚（长官分正副目）14人。
　　日期：2011-02-23　00:10:13
　　中国病人袁世凯3
　　驻扎在武汉的新军有一个镇和一个混成协，共计一万一千人。镇统叫张彪，协统叫黎元洪。所谓混成协，是指由各省自己征募的军队，兵员数接近“协”的标准，便可呈请北京，配给一些炮兵和骑兵，组成一支没有正式番号的机动部队。
　　故事就是在这一镇一协里上演的，名为《亦正亦邪》。
　　镜头切到了“邪”的一方，画面变成了冷色调，低沉的音乐适时地响起。湖广总督瑞澂（音同成）望着案台上的《大江报》，在那篇反动文章旁边批了一排字：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着即查封《大江报》。

　　国共两党的历史教材能达成共识的不多，瑞澂算一个——反革命典型。不过说实话，此人在满人里真不算草包，当年在江苏布政使（江苏省省长）任上，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上说“中外交诵其能”。当然你会说，《清史稿》是满清遗老著名五毛赵尔巽编的，当然给满人唱赞歌了。但问题是，瑞澂后来的种种脑残行为近乎将湖北拱手相让给起义军，以至于赫然排在盛宣怀之后，成为那 些真正“爱我大清”的人日夜想啖肉寝皮的罪臣。

　　因此，赵五毛的评语还是相对客观的。瑞澂在鄂督任上，处理湖南饥民暴动，惩治若干劣绅，为官比较清廉，声誉非常不错。之所以前后反差那么大，不能武断地认为他是影帝，只能说思想进步，品德优良并不妨碍一个人贪生怕死。
　　《大江报》被查封后，总编詹大悲被判处一年半的徒刑。24岁的詹大悲是武汉反动组织文学社的文书部部长。该组织成立于半年前，志存高远，以“推翻清朝专制，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为己任，社长是混成协的普通士兵蒋翊武（黎元洪跳进长江也洗不清了）。
　　文学社一点也不文学，叫这名字是为了看起来和谐，其成员大多为新军士兵。这些反动士兵平日的精神享受就是看《大江报》，现在精神食粮没了，大家开始不淡定了。
　　不淡定的结果就是开会，和另一个反动团体共进会一起，连续开了三次会，商讨合作事宜。第三次会议是在富二代刘公家召开的。能让富二代把兴趣从开跑车撞人转移到造反这件事上来，可见清政府有多不得人心。
　　刘公他爸是襄阳首富，一般这种不差钱的富一代对下一代的期望就是走仕途，毕竟在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还是深入人心的。刘公利用中国人的劣根性，写信给他爸说要捐个道台（厅级）当。刘老头二话不说，赶紧给汇了五千元，让刘公把这笔前作为买官的铺垫。
　　结果就让孙武给盯上了。孙武是共进会的老大，一向反动，十年前就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还被封为“岳州司令”。起义失败后潜逃到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共进会成立后，孙武作为业务骨干，空降武汉，策划起义。
　　孙武眼红刘公的巨款，找来新军排长彭楚藩商量。彭楚藩自告奋勇道：“刘公曾经秘密印过一份叫《革命方略》的地下刊物，我去吓唬他，如果他不交钱，就说要告发他，让他捐官不成！”（赤裸裸的黑吃黑啊）。

　　果然，彭楚藩到刘公家“作客”，没说几句，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虎视眈眈地望着刘公。刘公不满道：“我原本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唬我作甚！”彭楚藩大喜，说了些好话，二人把酒言欢……
　　1911年9月23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汉楚雄楼十号刘公家宣布合并。博弈的结果是，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军事总指挥，一把手，这是由于文学社人数多，在新军里基础好。而共进会方面因为后台硬（同盟会），经费多（刘公的），因此推举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同时，大家接受了原混成协士兵，文学社评议部部长刘复基的建议，从今往后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
　　翌日，起义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事。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暗合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朝末年，陈友谅起事，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日期：2011-02-24　23:40:09

　　中国病人袁世凯4
　　同一时刻。
　　镜头以快进的方式摇到南湖炮队。湖北新军炮队第八标三营。
　　正目汪锡九和几个士兵即将退役，一帮战友喝酒为他们践行。排长刘步云平日就看汪锡九不顺眼，此刻见他和一群士兵吆五喝六，借着酒劲还骂骂政府，便上前干涉。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马上滚蛋的人了，用不着再装孙子。加上这帮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好些连辫子都剪了，都不是善茬。
　　这一干涉，火花就擦出来了——《大江报》不让看，喝酒不让喝，干脆让子弹飞算了。于是，双方由争吵升级为械斗。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打打架斗斗殴权当操练了。谁知炮营管带不会来事，非要偏袒刘步云，派宪兵抓人打人，顿时激怒了士兵。
　　几十个士兵趁着酒劲冲进军械库，取出几十杆马枪，对着军官室一阵乱轰。
　　可惜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拍戏倒是很有气势。乱兵们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一场。又可惜，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独裁者连看家狗都严加防备，真可谓苦心孤诣。
　　这一闹腾，惊动了镇统张彪。
　　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从此跟着张香涛走南闯北，成了他的侍卫和心腹。相貌憨厚的张彪除了腿脚比较伶俐，别无所长，放到现在充其量是个优秀的房产中介。之所以能当上湖北的军事二把手（一把手是总督），无非是跟对了人。
　　让这样的庸才身居高位，在治世混一混也就过去了，反正中国就是一滩稀泥，你混我混大家混。但搁到乱世，就有好戏看了。
　　当晚，张镇统很生气，迅速派马队前去弹压。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士兵早已作鸟兽散。
　　人是散了，人心也散了。

　　很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小道消息便在军营里传播开来，搞得大家都很兴奋，夜不能寐。
　　同样失眠的还有瑞澂。杀鞑子？湖北最大的鞑子就是他。神经紧张的瑞澂屡屡派出密探，侦查消息来源，并宣布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不许离营半步。同时，军中除执勤士兵可携带少量子弹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再者，中秋联欢会只能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那天，严禁各种名义的聚会。
　　这下轮到“武昌革命党人”郁闷了，计划完全被打乱，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起事。
　　10月9日下午，孙武正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家中专心致志地研制炸弹。一般来说，同盟会出来的人，由于经常搞暗杀，个个都是化学家。但因为技术缺陷，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乌龙事也没少干。
　　孙武受过专业训练，效率很高，要不是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当天的产量能轻松突破50枚。
　　当天下午，刘公16岁的弟弟刘同跑来找他哥。刘公不在，刘同就坐下等。刘同有烟瘾，他望着孙武忙碌的身影，百无聊赖，倚着木案，点燃了一支烟。

　　镜头给了案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黑铅和硫磺一个特写，接下来发生的事就真TM成了国产电视剧烂俗的桥段。刘同学弹烟灰的姿势很潇洒，所以这段用慢镜头来表现。
　　燃了。
　　火球窜起，浓烟升腾，孙武的双手和脸都被严重烧伤。他一面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正在另一个屋印制假钞的同伴向房子泼煤油，以便在救火队赶来之前销毁罪证。
　　俄国巡捕反应神速，蹬着大皮靴就朝出事地点赶来。凄厉的警哨声吓跑了刘同和孙武，后者被革命同志送往医院。
　　俄租界呆不下去了，革命同志纷纷转移到了法租界，在长清里18号集合。
　　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脸色大变——革命党的花名册，共进会、文学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宝善里。当真是聚九州之铁，方能铸此弥天大错。
　　愧疚交加的刘公出于侥幸心理，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发现花名册和文件。他派刘同回去去取。
　　俄国毛子的优异表现再次印证了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都对屁民造反有着特殊的嗅觉，他们早就发现了革命党人的罪证，转交给清政府。而且还举一反三地埋伏在宝善里等着革命党上钩，不愧日后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大哥。
　　日期：2011-02-26　18:31:17
　　中国病人袁世凯5
　　老大哥抓了刘同，严刑拷打之下，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全盘供出。

　　刘公久等不见弟归，预感着凶多吉少，心越来越沉。和孙武等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提前起义。
　　他们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的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情况，立即组织起义。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合并前文学社的机关所在地。房东是新军排长张廷辅。与他们同住的，是原文学社智囊、评议部部长刘复基。
　　刘复基头脑灵活，组织力强，是文学社的灵魂人物，很多重要决断都是他催促社长蒋翊武作的，比如同共进会的合并。
　　当蒋翊武听完邓玉麟的汇报，开始拿捏不定时，刘复基又一次站了出来，痛陈利害，终于说动了众人。

　　下午5点，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十二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一齐起义。
　　又是南湖炮队。事实上，文学社细水长流，早就在南湖炮队里苦心经营了一批革命代表，将炮队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炮仗。
　　邓玉麟和杨洪胜被分头派去通知南湖炮队和各标营的革命同志。夜里12点能否响炮，成了起义成败的关键。
　　邓玉麟自作主张，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把该通知的同志都通知到。可惜，耽误了时间。
　　蒋翊武等人焦急的等待。时钟显示十一点整。

　　邓玉麟出了文昌门，到达南湖炮队。他翻墙而入，差点被执勤的卫兵打死，幸亏另一个卫兵发现是同志，帮他入了炮营。
　　蒋翊武等人不安的等待。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邓玉麟找到文学社的营代表徐万年，和几个革命同志一起，钻进马棚里商议起义计划。
　　徐万年面露难色。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而且兵营的同志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混乱中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徐万年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都是安于现状，屈从于习惯的，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没有关系。当你坐办公室坐久了，坐安稳了，就会断绝创业的想法；当你和一个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欢对方，也会因惧怕单身的孤独而拒绝分手。
　　徐万年的思想是进步的，但他的大脑是僵化的。这不能怪他，你就是把卢卡斯乔布斯普罗米修斯放到中国这坛大酱缸里侵染上几年，神马想法，神马创意，全都成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大脑僵化的特征是不相信奇迹。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来撬动历史的铁轨。
　　仔细研究后，革命同志们集体耸了。决定等天亮后，让邓玉麟回小朝街找蒋翊武重新议定一个起义时间。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军警，按图索骥，已经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正往小朝街杀去。
　　当天夜里，蒋翊武没有等到窗外的炮声，却迎来了一队张牙舞爪的清狗。
　　结果，除蒋翊武侥幸逃脱外，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革命骨干被一网打尽。
　　瑞澂估计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恶气，准备杀一儆百，灭灭杨佳们的威风。他立刻在总督衙门门口举行了一场公审。
　　这是老传统了，对于谋逆大案，清廷向来公审，以震慑不明真相的群众。但问题是，时也势也。到了清末，公审经常变成革命者慷慨激昂的宣传演出。你搭台，他唱戏，一个个口才还贼好，最后的结果是让围观群众纷纷受到启蒙，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杀掉几人后，瑞澂心中稍安，让师爷张梅生拟就一份捷报，发往北京。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瑞澂看起来就像桌游《三国杀》里的孙权——不断的“容我三思”。
　　按理说，党人名册已经拿到。玩狠的，你可以按照名单大开杀戒，凡是跟革命党有染的，统统拿下；假慈悲，你可以召集新军军官，公开销毁名册，表示既 往不咎，以示宽大，从而稳定军心。
　　其实，选择息事宁人，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日期：2011-02-27　13:20:27

　　中国病人袁世凯 6
　　但这事坏就坏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信佛的人总觉得杀伐太重会有报应，杀刘复基等人已然是党性高于人性的艰难决定了。让他血洗武汉新军？不可能。后世统治者有鉴于此，要求其成员信仰“无神论”，避免重蹈瑞澂之覆辙，可谓用心良苦。
　　销毁名单？也不可能。武汉已经成了火药桶，出了事谁负责？
　　那会又没危机公关，谣言立马就四起了，是关于辫子的。说起辫子，那可真是满清的小辫子，说不得碰不得，意识形态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民间有多威武？可以参考孔飞力的《叫魂》。
　　然而，犯禁是人性中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就像你砌再高的墙，也只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翻墙一样。到了晚清，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剪辫子这件让生活充满了刺激的事，其中不乏新军的士兵。

　　这事可大可小，就跟中国的刑法表述一样，弹性空间很大——有期徒刑五年到十年，中间的五年就是留给当事人运作用的。在晚清剪辫子，往大了说，脑袋搬家。往小了说，大家心知肚明糊弄几句就过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个标的士兵李佐清就想不开剪了辫子，被军法官告发。黎元洪当着一众军官的面，开玩笑道：“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打了个哈哈，帮李佐清掩饰过去。
　　然而，这次的谣言的确耸人听闻：政府正在搜查，只要没有辫子，就会被抓起来处决。
　　对于不胫而走的谣言，新兵们宁可信其有——首先，遇难的彭、刘、杨三人都是剪辫之人。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张廷辅，也是剪辫子的。而这恰恰是公审大会后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动，就在10月10日的凌晨，雷厉风行。
　　由于无人澄清，谣言愈演愈烈，传来传去变成了“政府将派满兵逮捕新军中所有的汉兵，集体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