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10 17:07:00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谁也想不到，一百年前武昌城头偶尔的一声枪响，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而更想不到的是，在此后的一百年里，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进行反复尝试。自秦一代开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国体制，在汹涌而来的近代化浪潮中土崩瓦解。当中华帝制遭遇民主共和，当小农生产遭遇工业生产，当中国传统遭遇西方文明，这期间将经历铁与血的战火洗礼，经历社会结构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和民族文化撕心裂肺般的惨痛。这场“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显然来得太快，这个古老的国家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改变，而致于它被挟裹于近代化的浪潮中踉踉跄跄。

　　武昌起义无疑以武力的方式，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而在此之前，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在南方领导了十几次的起义，皆被清政府旋即镇压。从武昌起义第一枪打起，人们也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兵变，而形势却疾转急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各省一呼百应、相告独立。自此，中国近代史上那些璨灿的政治明星们陆续登上了政治舞台，如袁世凯、孙文、黄兴、宋教仁、黎元洪、唐绍仪、蔡锷……他们在激变的大时代中，因为各自的理想、观念与及利益的不同，进行着复杂的武力与权力的角逐。

　　一边是民主的旗帜在飘扬，一边却是权力的尖刀在拼杀。理想是那么的高远，以至于它彻底颠覆整个旧世界，而开启了一个“民治”的新时代，顺应了世界的潮流；而现实是那么的残酷，以致于无尽的征战与牺牲，无尽的尔虞我诈、蝇营狗茍。作为旧世界的乱臣贰子，他们成功地摧毁了这个旧世界有形的政权，却很难摧毁压在我们心头上无形的“奴隶”思想。

　　而不同于历史上无数次的王朝更迭，辛亥革命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点。正如史学家唐德刚所言：“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从帝制走向共和，政权的更迭只是这大变局其中的一环，而伴随着社会结构、民族文化、日常生活的改变，中国才能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政权的更迭可以通过武装暴动来实现，而更为复杂的文化及人们心理的改变，却无法通过一场暴动而“毕其功于一役”。革命先躯们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就大功告成了，而不知道“民治”的道路，比推翻一个王朝要难上百上千倍。

　　日期：2011-10-10　17:07:57
　　这类似一场惊心动魄的刮骨疗法，当年的关羽，被华陀的手术刀穿入骨头，刮去存留在手臂上的剪毒，而关羽在一边依然谈笑自如，世人皆感叹关羽之神勇。而辛亥革命就像这把冰冷的手术刀，穿入病了二千的帝国的身躯，欲想刮去“专制”的病毒。但关键的是，关羽的煎毒没中几天，经一场彻底的手术，再敷于猛药，能起到奇效，而专制之毒已经深入骨髓二千年，可谓病入膏肓，再用猛药，虚弱的身躯无法承受。古老的帝国仿佛在那一瞬间休克，从国家政权到日常生活，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变化太快让人猝不及防。“民国”、“共和”、“民主”、“议会”、“宪法”这些近代化的词汇充斥于各大媒体、国家政治、日常谈论中。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当时中国之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皆无现实民治的可能。当其时中国最懂民主的宋教仁还在为国会奔忙时，那颗罪恶的子弹却穿透了他的身体，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敌不过龌龊卑劣的暴力，先驱们为之奔走呼告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暴力与强权的世界。所谓“民治”不应该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它应该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最高价值，它不应该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而应该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辛亥革命之后，需要一场更为深刻，更为宽广的文化及精神层面的革命，专制之毒才能驱除，民治之国才能成长。

　　1911-2011，一百年悄然过去，时间的暗夜没法掩没那一代人的精神烛光。在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中，那些真正的草莽英雄、民族精英，往往淹没于强大的国家叙事中，以至于在我们日常读到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都变成了一个干枯而冰冷的符号。透过发黄的故纸堆，我们才发觉，原来这个民族曾经有那么多血肉丰满、精神高远的人，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也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经奔走哭喊过、牺牲过。他们曾经的激昂、豪迈、迷茫、痛苦和挣扎，曾经的伟大与卑微、高尚与卑劣、光明与龌龊，穿过一百年的历史风烟，犹在我们眼前浮现。那些散失在庸常生活中的民族元气，在他们的身上生机勃勃地延续着，让我们这些不肖子孙汗如雨下。

　　伟人之所以是伟大，在于我们当下及未来之生存，根本没法拒绝他们的灵魂参与。正如历史学家梁启超说的：“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时间就像河流，它涤荡一切，然而历史终将留下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成为后来者追寻的烛光。
　　日期：2011-10-10　17:09:29
　　苟延残喘——清末新政
　　国难当头思变法
　　岁在庚子，当人类进入20世纪，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已经率先进入了电汽化时代。工业革命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它与资产阶段革命一起，在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两条线，共同影响与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将世界带入了近代化的浪潮中。
　　两次产业革命让英国一跃而成世界霸主，大英帝国的国旗飘荡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时的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统一。美国进行西部开发，领土得到迅速扩大，并且国内经济愈见生机与活力，其势直追英国。而我们的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崛起，经过20多年的努力，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改革。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登上了近代化的列车，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此时的中国，康雍乾盛世早已是明日黄花，太平天国的焇烟未冷，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轰轰炮声犹在耳边。而新世纪给大清王朝的第一份“大礼”便是战争，而且是大战。这年夏天，由英、美、德、意、日、法、俄、奥组成的八国侵华联军，用猛烈的炮火轰开了北京城门，慈禧太后只得带着光绪帝和一干亲信仆臣，仓皇逃至西安。这个拖着沉重身躯进入新世纪的王朝，现在已经没有心力展望未来，内外交困，生死存亡系于一瞬，如何救亡图存，才是掌权人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自从京城被攻陷后，地方的绅民和督抚大臣、驻外使臣都纷纷上疏，请行新政。“有拟东南士民与政府书，意行新政。”驻日公使李盛铎也致电张之洞称，希望“请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张之洞于是与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人联衔会奏吁请“于和局大定之后，即行宣示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使各国咸知我有发愤自强之望，力除积弊之心”。

　　不久，北京谈判也终于有了结果。在李鸿章的多方斡旋之下，议和之局终于达成。西方列强提出巨额赔款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同时，也敦促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
　　国内外的革命力量风起云涌，再不采取措施，大清的气数将尽矣。
　　日期：2011-10-10　17:11:31
　　在各方势力的促动下，慈禧太后动摇了。
　　但她还顾虑着那一帮子本与自己一样坚决反对变法的王公大臣，要是他们反对，该怎么办？她试探着征求他们的意见，出乎她的意料，为首的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都对新政改革表示“赞成”。他们也很清楚，眼下的危局已容不得反对，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各方意见达成一致，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于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祭起了新政改革的大旗。
　　上谕中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句句切中肯綮，无论最终切实推行与否，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就此拉开序幕。
　　日期：2011-10-10　17:14:29
　　坎坷的第一步
　　而让人疑惑的是，就在不到三年前，慈禧太后才当了一回扼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的刽子手，此刻怎么会摇身一变，而为新政的摇旗呐喊者了呢？为了掩饰这种尴尬，慈禧太后在上谕中强调，“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不但将两者的关系撇得一清二楚，甚至还对维新派反咬一口。
　　在这非常时期宣布变法，本就足以让人怀疑这不过是一场政治秀，况且戊戌政变的阴影依然让人们的心头拔凉拔凉的，事关身家性命，人们不得不小心揣摩圣意，以至于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答复期限内，竟没有一个地方督抚大臣奏复。

　　慈禧太后预想的华丽转身并没有赢得满堂喝彩，不免恼羞成怒，再次发布上谕，强硬要求“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但朝廷的威信已经不复当年了，慈禧太后怒归怒，迫于形势，她不得不同时进一步表达改革的诚意，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并派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等为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加入）“遥为参预”。
　　这个豪华阵容看上去很好很强大，实则大部分都是耄耋老翁，离天命不远矣。从1901至1903年，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荣禄这三位最重要的能臣相继去世，实权一下子落到了奕劻、张之洞和袁世凯的手上。而张之洞此时也年近天命，气血已衰，奕劻又倚重于袁世凯，实际上到了后来只是袁世凯一人独大而已。
　　督办政务处的设立，稍稍消除了地方督抚大臣的疑虑。没过几天，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率先上奏，提出了自己关于新政改革的具体建议。既然已经有人做了出头鸟，其他人也就不能再沉默下去，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余联沅、两广总督陶模等各省督抚都相继上奏，勉强发表一下意见。
　　但有两个人并不急于表态，他们是地方督抚中声望最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人作为督抚中仅有的两位“参预”政务大臣，朝廷之重和声望之隆并非浪得虚名的，又怎么能人云亦云，只求苟安？

　　于是，两人一合计，决定江、鄂两地联衔会奏。主稿者张之洞审时度势，一方面派耳目窥测上面的意思，一方面与各省督抚互通声气，力求不偏不倚，免得伤了和气。在此基础上，张之洞再“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就”。
　　这样又折腾了近三个月，两人才于7月中下旬上奏，这就是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这个折子包括三折一片，第一折关于“兴学育才”，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四项措施；第二折关于“整顿中法”，提出了政治改革的12条建议；第三折关于军事和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从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最后一附片主张“专筹巨款”，以解决举办新政的经费问题。

　　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众多敷衍塞责的上奏中，刘坤一和张之洞精心策划的奏折就像一泓清泉，让身处浊流有水喝不得的朝廷大为欣慰，慈禧太后亲自发布懿旨，责令 “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摘要举办”。
　　关于如何新政改革的问题，经历了8个多月的争论后终于有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刘坤一和张之洞为新政改革开了个好头，从此《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作为前期新政改革的总纲领，为新政改革的切实推行指明了路向。
　　日期：2011-10-10　17:20:36
　　新政变法是个什么玩意儿
　　1901年的夏天似乎特别漫长，此时已是入秋时节，但炎热依然让人心情躁动。是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同11国在北京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1两。

　　一年前发生的巨祸由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一手酿成，而今日的屈辱由四万万国人共同承受，万世的骂名由李鸿章一人背负。这位为大清王朝竭尽心血的老臣终于忧愤成疾，于当年11月离世。
　　稍稍让人欣慰的是，各项新政事宜总算开展了。从1901年到1905年，大清王朝的新政改革全面开花，上自中央，下到地方，遍及官制、军事、经济、法制、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大清王朝似乎真的立意图强了，它摆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姿态。
　　自古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大清王朝的新政改革也不例外。从1901年7月到1906年全面的官制改革之前，清政府陆续设立了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练兵处和财政处等几个新机构。并整顿吏治、“力除冗滥”，裁撤、归并了一些旧衙门，以配合行政机构的革故鼎新。
　　军队是国家的壁垒，大清王朝受制于西方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制和武器的落后。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只有临时纠集起来的两万人，德国大部还是在北京城被攻陷后才赶到。但就是这么一支杂牌军竟如入无人之境，将十数万清军和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让国人脸上无光。
　　亲身经历了庚子事变的王朝统治者更是深刻地认识到革新军事的迫切性，因此在1901年9月即发布了建立常备军的谕旨。1903年设立练兵处，作为全国练兵的统筹机构。这为袁世凯练就北洋集团提供了土壤，对晚清乃至民国的历史影响举重若轻。此后编练新军，革新军制，开启了军事现代化。

　　与此同时，“兴学育才”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以科举制度的废除影响最大。1905年9月，光绪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谕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同时，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的举措，也促成了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铸造了大量新政人才和革命志士。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变革法制、改良狱政，以及社会生活领域内的各项改革也次第展开。
　　一切都是百废待兴的欣欣景象，让阴霾的王朝上空隐隐透出希望的光晕，一个明朗的未来似乎正在酝酿。
　　回首往昔，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而有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而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而有新政改革，清政府在多次战争的残酷打击下，似乎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但前两次改革都失败了，怎样避免新政改革重蹈覆辙，已成了时人心中最为关注的问题。
　　新政改革燃起了国人富民强国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强心切的国人渐渐反感于清政府渐进式的改良，西方列国也不满于清政府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修修改改，从根本上变革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旧瓶装新酒”的体制内变革，终究挽救不了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晚清中国，面对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立宪思潮的勃兴，清政府不得已迎合立宪派而对付革命，把新政推向了预备立宪阶段。
　　日期：2011-10-10　17:22:36

　　第二节 养虎为患——北洋军系
　　落后就要挨打
　　1904年9月12日，练兵处会同兵部上奏《新式陆军章程》，得到了清廷的正式奏准。自此，袁世凯作为练兵会办，正式编练全国新军。
　　然而，这并不是大清王朝第一次改革军制，但以往历次的改革在内乱外侵中均不堪一击，如今的改革该怎么才能打破这近似宿命的魔咒？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对以往的军制作出深刻的反思。
　　回首200多年前清军初入关，区区十数万的八旗兵创造了征服上亿汉人的奇迹，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清朝建立后，采取“以汉治汉”的策略，沿用明朝的卫所军事制度，各省自筹粮饷，自组防军，形成清朝兵制里的绿营。直到嘉、道以前，绿营与八旗都是大清主要的旧式军队。然而，世袭的兵制和“将不专兵”的制度让军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过惯了太平日子的清军全线溃败。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清军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接连的失利，让清廷慌了手脚，为免情况进一步恶化，清廷只得放手让汉族官僚在各地督办团练，以对付太平军。于是，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及其门生李鸿章编练的淮军横空出世，成为咸、同年间的主力军。湘淮军讲究地域和血缘关系，层层递属，兵为将有，其制正与绿营、八旗相反。故凝聚力和战斗力都很强，但也俨然成了“曾家军”“李家军”。

　　平定了太平军、捻军和其他一些起义后，清廷忌惮汉人地方武装坐大，将湘淮等军整编后分驻各地，成为防军，绿营也被改编为练军，与八旗兵一起，构成同、光年间的主要军事力量。
　　此时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军队的武器装备改进了不少。但“同光中兴”的短暂平和之光耀花了统治者的眼，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并没有用心改革军事。这时期稍有的成绩，就只有洋务派创立的北洋水师。
　　可惜好景不长，这支北洋水师并没能如清廷所愿，成为海上的铜墙铁壁。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在黄海和威海卫之役中全军覆没，日本军队长驱直入，轻易占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迫得清廷割地赔款，颜面尽扫。
　　昔日逐鹿中原，今日节节败退，王朝的统治者五味杂陈。甲午一战，国人如梦初醒，大清王朝军事的落后，不仅仅因为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军事制度。由此，采用西法编练新军被王朝的统治者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经历惨烈的甲午一战，熟悉西方军制的将领几乎全部以身殉国。还有谁堪重用呢？清廷只得将目光瞄准了德国军官汉纳根，派其与朝廷大员胡燏棻共同主持编练新军。然而，非常时期的清廷已是惊弓之鸟，再加上戈登的教训，清廷对汉纳根猜忌重重，最终逼走了汉纳根，只剩下文人胡燏棻独撑大局。
　　胡燏棻摒弃了以往清朝旧军的练军习惯，“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倒也编练得有模有样。清廷于是决定扩大新军规模。1895年，胡燏棻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小站练兵，所练新军号称定武军。

　　次年，张之洞也开始招兵买马，在武昌（后移吴淞）一带编练自强军。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由刘坤一续办自强军。然而刘坤一并不热衷于编练新军，所以后来自强军并没有大的扩充。
　　1895年末，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卢铁路，接替他的便是袁世凯。到1901年，自强军也划归袁世凯节制，后被编为北洋军第四镇。
　　袁世凯何许人也，为何独得清廷的青睐？
　　日期：2011-10-10　17:30:10
　　乱世出枭雄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为进士出身，堂叔袁保龄和叔父袁保庆为举人出身。一门两代四贵人，袁氏可谓门第显赫。袁保庆无后，生父袁保中于是将四子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
　　袁世凯曾先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名落孙山，愤而将所作诗文付诸一炬，声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娱光阴耶？”于1881年，22岁的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靠嗣父袁保庆生前的拜把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并得到吴长庆的重用，被委充庆军营务处会办。
　　随后，朝鲜政局动荡，相继发生“壬午兵变”“甲申政变”，袁世凯随吴长庆入朝镇压。在朝鲜帮办军务期间，袁世凯办事精悍果敢，应变机巧，成为吴长庆的左右臂膀，并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从此得到清廷的注目。
　　由于在庆军中的干练声名，以及曾帮助过朝鲜李王朝编练“新军”，袁世凯被视为通晓西法的练兵人才。在胡燏棻被调任后，即由刘坤一、张之洞、李鸿藻、荣禄等推荐，接统小站新军。
　　在接任前，袁世凯也为接手新军积极准备，曾呈上《为练新建陆军上督办禀》，提出“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这得到了朝臣的赞赏，李鸿藻高度评价袁世凯“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光绪帝随即批示“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
　　1895年12月8日，袁世凯正式开练新军，编制增至7000人，并改其名为“新建陆军”。
　　小站练兵，成为袁世凯发迹的起点，也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
　　日期：2011-10-10　17:36:24
　　国中之“国”
　　十数年的韬光养晦，一朝得以吐气扬眉，袁世凯笑看着江山如此多娇，开始了他纵横捭阖的人生。
　　袁世凯初到小站，即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先设立督练处，下再设参谋、执法和督操三个营务处和中军、文案等职。同时设立粮饷、军械、洋务、转运、军医等局和教习处等机构，作为军队的后勤保障体系。他按照德国陆军的建制编练新建陆军，重金聘请沙尔等德国教习训练军队，并统一军队使用标准化的枪械，力图把新建陆军打造成一支模范军。

　　袁世凯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在练兵的同时，办起了炮队、步队、马队和德文四所随营武备学堂，挑选粗通文字的士兵入学，聘请德国退役军官担任教习，为晚清乃至民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
　　他还先后聘请拜把兄弟徐世昌做参谋、在朝鲜认识的唐绍仪做文案。接着，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冯国璋任步兵营统带，王士珍任工程营总办，段祺瑞任炮队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此三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北洋三杰”。至于原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和湘淮勇营的旧军人，他也任人唯才，聚集了曹锟、卢永祥、段芝贵、张勋、姜桂题、田中玉等一批人为他卖命。

　　袁世凯在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可圈可点，远远看着的王朝统治者心里开始不舒服了。昔日慈禧的这种努力，就是为了将流向地方的军事大权收归中央所有，袁世凯毕竟是汉人，万一拥兵自大，朝廷的一切努力岂不尽付东流？
　　因此，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同时，慈禧派出满人荫昌，着令其从旗人子弟中挑选精壮青年，入读天津武备学堂，以作日后的将校人才。慈禧安的什么心，袁世凯和旁人自是一清二楚。慈禧满以为棋高一着，却不知袁世凯早把湘淮军“兵为将有”的传统继承了个十足。
　　汉人练兵，满人选将，即便如此，慈禧还是不放心，又派了兵部尚书荣禄前去小站查看，一旦有异，立即痛下杀手。
　　不料荣禄来到小站，即被新建陆军的威武之容深深震撼。荣禄大喜，遂将袁世凯引为心腹，大加重用。袁世凯对朝廷的疑心心知肚明，荣禄的手下留情让他感恩戴德，便拜在荣禄门下。
　　1898年戊戌政变后，袁世凯为表忠心，向荣禄献计把京畿地区五大军合编为“武卫军”，并主动表示将本人所创的新建陆军编为武卫右军。荣禄由此对袁世凯深加翼护，后向朝廷奏请并获准。
　　是年末，武卫军统归荣禄节制，共辖前、后、左、中、右五军，荣禄直辖武卫中军，袁世凯、马玉昆、聂士成、董福祥分别统辖右、前、左、后军。
　　袁世凯的投其所好，让大清王朝的统治者找到了“中央集权”的美妙感觉，也免去了可能被清廷进一步猜忌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