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4 17:14:00
　　题解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评荷尔德林的诗句时说过一句话：“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他说的还乡是远离现实的诗人的一个诗意的梦。
　　海氏的故乡是诗人的梦，而现实中的人却不能“远离现实”，还乡就是回归故土，寻找本源生命所来自的那一片土地，那片土地和母亲的血液相连。
　　还乡的路组成迷宫，充满歧路，凶险，比奥德修斯回家的路还要艰难。

　　乱世出英雄，英雄还乡自有英雄的姿势。伟大的母亲，那个大地为他们准备了N条路径，同时，伟大的权力为他们准备了N种结局。
　　可阮藉究竟哭什么呢？（注1）。
　　路尽矣。
　　英雄末路的时候，新王朝开元。
　　反过来说就是：新王朝开元的时候，英雄路尽。
　　注1：

　　《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唐王勃《滕王阁序》：“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自序
　　一
　　“看完三国看两晋”。如果要问中国人对什么历史最了解，无疑，不是春秋战国秦两汉，不是隋唐两宋元明清，而是三国。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其中就有一本，叫《三国演义》。看书店，到处都是这四本破书，各种版本各种字体各种版面的，堆满了书架。电视电影不断翻拍，中国人引经据典从不计次数，开口就是三国水浒。

　　所谓“演义”，据说是野史，小说家言。所谓正史，据说是严肃历史，严肃的一个代名词就是平铺直叙，如今是小品时代，老百姓不喜欢干巴巴的东西，因此正史被冷落，野史受追捧，因为演义者把一个个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前因后果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干巴巴的历史人物在小说家的笔下活灵活现起来，并且赋予一种传奇色彩（这也是武侠小说为什么大走其红的原因），赵子龙本事再大，也不可能单人独骑杀透百万大军。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太平庸了，因此需要传奇故事来点缀。

　　两晋故事，按正史上的叙述，也是干巴巴的，一点也不好看，可要把它完全写成演义，又太需要想象力和文笔。传奇很好看，但不是真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干巴巴的，就象我们现代人一直在过着的那样。英雄，这是个沉重的词，也是个古典的词，如果要追问它的意义，恐怕是典型的见光死，世间的书把这个词糟蹋得不成样子，西人努力追问它的意义，于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回来了，反英雄这样的概念在西方流行，比如说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笔下的赫索格，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如果细细研究一下莎士比亚，发现很多人物不是别的，正是不多不少的反英雄。

　　英雄是浅薄的，坏蛋才是深刻的，而且真实，这就是我翻莎翁《奥塞罗》后的观感，伊阿古把奥塞罗踩在他的脏脚下，魔鬼嘲笑了神圣。
　　我个人认为，传奇英雄这样的主题在中国文学上已经是泛滥成灾了。人，还是平平淡淡就是真，谁说生活中就没有艺术？所谓英雄，说到底，按拜伦的说法，就是杀人犯，战争就是割气管。这话听起来似乎太大逆不道了，不过没关系，多听听不同的观点，有利于心理成熟。
　　把历史写成传奇是不行的，可如果按正史干巴巴的严肃叙述又如何呢？
　　中国历史书上的那些教条，无非是忠臣孝子，尊王攘夷，连贾宝玉这样的古人都在怀疑，说他们是“勇男蠢妇”，文死谏，武死战。按现代人的观点看，这些教条何尝不是一个大笑话？我再去重复这些教条，还不如让读者去读二十四史。
　　这是史观方面。而史实方面，既不能歪曲，也不能就事论事，我觉得要发现其中隐藏的意义。意义从哪里来？一个是比较，把历史和历史比较，古代和现代比较，中国和世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二是扩展意义，历史不仅是政治经济，而且还是文学艺术，甚至是哲学，当然，要做到既有史学的分析，又有哲学的思辩，还有文学的天才，这是很难的。不过可以尝试，因为意义不是死的，历史上的所谓定论，我个人认为都未必是定论，发现新的表述，其意义比意义本身都有价值。

　　要写历史，首先是叙述。采用什么样风格的语言表达？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正统的书所用的语言不是我的选项，因为那不适合于我，为了适应某种特定的语言而忘掉了思想，这是削足适履。我们现代人用的日常语言并不低俗，年轻的时候看北岛的诗，其中有两句：“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这就是典型的口语，如果我们试图换一个表达，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什么样的场景用什么样的语言，比如说滑稽的故事用幽默，反讽的语言，戏剧性的故事用戏剧语言，分析思想用哲学语言，文学性强的故事用文学语言，这都是很灵活的，历史本身是很生动的，那些人物是有血有肉的，要写出他们的血和肉，不可能用一种语言风格。据说乔伊斯的一本书中就用了好几种文体。
　　日期：2011-10-04　17:15:28
　　二
　　说到历史，哲学，文学这些概念，免不了又要发一通谬论，习惯于旧的表达方式的读者请注意调整一下习惯，因为本书不打算完全采用常见的被人说滥了的那些观点，本书的很多观点和表达方式采用了完全开放的形式，注重词语之间的撞击，撞击的结果是生成新意义和新启示，它们互相包含，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因此我认为本书的文字比较新颖。好，让我们的“新颖”从现在开始，一二三，各就各位，预备，起。历史是过去式，文学是将来式，哲学是全息式。历史是杂乱的偶然事件，加上哲学就变成可理解的事件，但千万不要以为逻辑正确就是事实正确，离事实还差得很远。

　　文学是感性的哲学，是常识外面无限的可能性。常识是死的教条，文学让它活起来，拿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话来说就是：“在这种诗（意象派诗）里，人们努力记录那一刹―――在那一刹中，一种外向的，客观的事物使自己改观，突变入一件内向的，主观的事物。”总之，外面的景物变形了，变成这样：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
　　人面桃花，雾失月台，灯迷歧路，迷津望断无寻处，可堪淫雨闭春寒，地铁声里车灯迸。人面恍如花瓣，安在树梢上，湿漉漉是因为雨雾对桃花的沾染，黑黝黝是因为黑暗赶走了一部分光明，隐现是因为地铁车上的灯影时隐时现。这幅画是真实的吗？饮食男女会把它当作笑话在饭桌上流传，行色匆匆的商人会对它视而不见。而幻想家会拿它和自己的梦对比，文学史家说，这幅画证明了人类悟性的具体结构，中国人常说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意念，在这里不再神秘了，因为它活生生地显现了。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魑魅魍魉。人面悬浮于阴影，这阴影还不是象文中所指的那样是由可见光的反面组成，而是由同样无根，躁动的人组成，无根，躁动的人的时态，既可以是现在时，也可以是过去时。过去时间，历史人物和场景变成巨大的虚无暗藏在幕后，成为存在的暗示。这难道不正是《神曲.地狱篇》的典型场景吗？难道不正是人类的历史处境吗？(当然，这未必是作者的本意，庞德是不屑于问“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意象派的宗旨之一就是反对浪漫主义的感伤，滥情。)

　　显然，按照常识，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文学扩大了常识。可这和历史，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哲学要发展，文学总是先行，文学提出问题，而来不及解决问题，这个任务交给了哲学。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得多。
　　王尔德说“女人是画儿，男人是问题”，放在这里，可作这样的理解：女人这幅画儿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真正的女人（就是贾宝玉所说的“女儿”，这可完全不同于这位公子所说的“蠢妇”，在他眼中，这种蠢妇的审美价值甚至连肮脏的男人都不如）是身体最忠实的信徒，她依赖身体这个小宇宙不断的暗示提出闻所未闻的问题，所以女人是文学，是预言家；男人是哲学，试图分析，解决女人提出的问题。

　　可是哲学未必就不提问题，也未必和感性脱钩。海德格尔就说他的巨著《存在与时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的”（研究一般存在“观念”的源头与可能性，借助形式逻辑的抽象是不行的。引自《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
　　创造基本概念的先行研究无非就意味着：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法相来解释存在者。这种研究必须跑在实证科学前头；它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为此提供了证据。这样为科学奠定基础的工作原则上有别于跛足随行的“逻辑”,“逻辑”不过是按照一门科学的偶然状况来探索这门科学的“方法”而已。奠定基础的工作是生产性的逻辑，其意义是：它仿佛先行跳进某一存在领域，率先展开这一领域的存在法相，把赢获的结构交给诸门实证抖学，使实证科学能够把这些结构作为透彻明晰的对发问的提示加以利用。于是，例如从哲学上讲首要的事情就不是构造历史学概念的理论，也不是历史学知识的理论，而且也不是历史学对象的历史理论；首要的事情倒是阐释历史上本真的存在者的历史性。同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也在于着手清理出那属于某种自然一般的东西，而不在于一种知识“理论”。他的先验逻辑是一种关于自然这一存在领域的先天的事情逻辑。

　　用以规定存在者的方式虽然在一定限度内是正当的，但这种方式，亦即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传统逻辑本身的基础就植于古希腊存在论之中―不适用于存在。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
　　这两段话不大好理解。按照我对《存在与时间》的观感，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传统的那种逻辑不适合于探讨存在的前结构，因为世界上的任何逻辑，任何公式，都远远没有现实复杂，深刻。不但不能用，而且要避开它。就象成人回到他出生时的那个状态一样，忘掉一切，并且从那里开始，把他的人生从头开始再过一遍，而且带出感性，形成结构，这个结构正是“前逻辑”结构，胡塞尔说这是为逻辑学奠基，它大大不同于传统的逻辑。这就是“奠定基础的工作是生产性的逻辑”的描述，事实上，《存在与时间》正是这样做的。

　　现象学究竟是什么呢？事情本身，事情本身又是什么呢？存在的显现。如何显现？海氏说，在语言中显现。逻辑，按希腊人的原始意义，就是语言，说出来的语言。语言，难道不是感性的吗？后期海德格尔的两个主要概念，诗与思，就与感性密切相关。不过我个人认为，千万不要认为回到感性就比以前简单了，我认为，比以前复杂得多。霍金说，哲学回到语言是堕落。我认为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种判断只具有常识的价值，就象如今恶俗的电视新闻。

　　历史呢？过去时间，没有悬念的文学，完成了的感性。可完成的究竟是什么？是事件，这是不能篡改的，可意义呢？完成了吗？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指的就是意义。历史事件就象莎士比亚戏剧的脚本一样，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是说的意义，意义是无限的。
　　寻求意义，就象上面寻找庞德那两句诗的意义一样，也是文学的，哲学的。
　　日期：2011-10-04　17:25:28
　　四

　　本人看过一些“历史研究”之类的书，这些专家们大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说，写历史，如果不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就会流于浅薄，不作“阶级分析”，就不上档次。阶级分析法固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可生搬硬套，用多用滥了就没什么意思了。世界上没有万能药，尤其是对人类这么复杂多变的对象。比如说《红楼梦》中平儿这个人物，其阶级性就很成问题，她当了贾琏的小老婆，为贾家办事，就是“半个主子”，可她到底是贫苦阶级啊。当然，这些马克思主义老爷们会说，平儿是堕落了的无产阶级，这不是太搞笑了吗？还有，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基本上不提“阶级”这个词，比如说普希金就尽写贵族，而且歌颂生活中“多余的人”，认为他是俄国社会的典型人物之一。“多余的人”在中国文学中基本上是受到强烈鄙视的对象。中国人不把自己看作是英雄，那是要受到所有人瞧不起的。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乡愿”之一。

　　说到这里，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东西，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开篇《告读者》最后说：“你，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有个马克思主义者作出评论说，这里说的“虚伪的读者”指的是资本主义腐朽读者。在他们眼中，凡是坏东西都是属于他们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的，凡是好东西都属于无产阶级，波德莱尔简直被打扮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我就不明白，如果这么看，那波德莱尔自己属于什么阶级？因为这句诗明显说这些读者和他是“同类”，“兄弟”嘛。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波德莱尔总不至于混淆这么重大的问题吧？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们会说，这又是波德莱尔的不彻底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总是认为世界的一切丑恶都是资本主义的丑恶，批判的矛头从不对着自己，只要批判的武器，不要武器的批判，真够彻底的。

　　而且，他们认为，波德莱尔要彻底，就得加入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打破旧世界，让人类“准”毁灭一次。可新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还不是新贵换了一件衣服，代替了旧贵，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又从头开始。甚至更恶劣。翻身后的无产阶级用他们的血泪建成的那些宫殿，他们进得去吗？所以结论是：人类的恶无法根除，任何对旧世界的破坏，任何建立天堂的妄想都只能是建立地狱。什么时候驯化了恶，什么时候再谈改造人类这类妄想。

　　我个人认为，波德莱尔指的是人类这个总概念，包括他自己，都难逃出人类恶劣的根性。《恶之花》批判的矛头对着谁？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很多篇幅看起来是在批判别人，其实是批判自己，有几篇干脆就直截了当地“批判”自己。把人类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根本就不是波德莱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常见的一种浅薄，就是认为西方大家灵魂冲突的根源完全来自于外部世界。眼中只有那点阶级冲突。

　　其次，波德莱尔具有与生俱来的反叛性格，无论在什么社会里都是要反叛的，就和鲁迅一样，如果不死在解放前，下场比老舍都要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人类的丑恶没有根本区别。当然，我个人认为，鲁迅比不了波德莱尔，前者是很有选择性地“反叛”。可话又说回来，在中国，如果鲁迅象卢梭一样写个《忏悔录》暴露自己的丑恶，那等着他的就是立即被唾沫淹死。认为天下有完美无缺的圣人，这大概是中国人最大的乡愿。所以在中国骗子很容易成功，就象倾国倾城的女星一样，一表演“完美”的把戏，立刻迷倒一大片。

　　波德莱尔参加1848年的革命，他的行动到底具有什么性质？最好还是让他自己说：
　　我在1848年的沉醉。
　　这种沉醉是什么性质？
　　报复的乐趣。对破坏的天生的乐趣。
　　文学上的沉醉；阅读的回忆

　　――――《打开我的心灵》
　　“报复的乐趣。对破坏的天生的乐趣。”不就是现在青少年中最常见的那种逆反心理吗？扯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没功夫思考这样的问题，西方那些反资本主义者是在什么条件下反叛的？再怎么说，人家的问题是自由的重负问题，中国人得到多少自由了？在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是生活昂贵奢侈品的条件下，谈什么资本主义的腐朽性？
　　《围城》中赵辛楣说，洋人的东西来中国，来一件毁一件。就和导师制用于整人一样。
　　日期：2011-10-04　17:27:13
　　五

　　本书矛盾之处举例：如诸葛亮，优点，不篡刘（不过有点可疑），缺点：大折腾。崔浩：前期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后期强烈建议杀和尚，他既该死又不该死。本书对任何人的评价基本上是一体两面，除非我特别厌恶的那一类人。
　　再比如说常识，既是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经验（离开了最基本的常识就会造成大灾难），又是限制人类进步的大阻碍（突破常识才能带来科学，艺术，文化的大进步）。可这突破有点危险，但在思想内的突破就没有任何问题，拿来杀人就不行了。至于说什么样的常识应该遵守，什么要突破？完全视客观现实而定，比如说常识说人得吃饭，这简直就是真理，违背了它就等于是灭绝人类；可常识说人要爱国，这就不一定了。如果国不爱人，人还要爱它吗？突破这个常识才是爱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爱国就是爱平等，爱自由。

　　常识中的这些矛盾，和理性主义，真理中的矛盾差不多，理性主义（也就是逻辑）的历史作用：依靠逻辑带来了科学，哲学的大发展，而过份逻辑又遗忘了人类的本性。
　　真理：人这种东西是永远也不能掌握真理的，意思是别把貌似正确的理论当真理拿去强迫别人，可真理又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是常识，人人都知道，只不过人都以为自己是例外，不遵守它而已。人都以为自己是例外，这大概是人类一切错误的根源。别以为坏蛋，暴君不懂道理，比你懂得多，其所以要不断地干坏事，是因为邪恶本身很刺激，他们很爱它。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说：任性才是真理唯一的来源。

　　我有时候甚至认为，世界上的书，越是逻辑一贯，就越是一个大笑话，作者面对人的时候（这点请看高行健《灵山》结尾），没有一个不是理直气壮，坚贞不屈的，没准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自己都在嘲笑自己。说句要不得的话，我看黑格尔的书就象一个大笑话，老黑在谈否定的时候，他是在谈真相，谈世界的本相，可谈概念的体系及其推理的时候，他完全是在说一本正经的相声。哲学家只有承认世界是不可知的时候，说的才是真话。所以康德比老黑可爱，西人把老黑当死狗，不是没道理的。

　　老黑的怪论很多，《历史哲学》说，日尔曼人建立的独裁，野蛮的国家才是最先进的国家，是国家的最后阶段。自由是对必然的服从，如果必然是进集中营的话，你的自由就是跟着警察走。他还说，兄妹间的感情是最“纯粹”的感情。美国的黑格尔研究者鲁文贝格在他所发表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直接性的喜剧》中，完全是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把精神现象学说成是"哲学的喜剧"，什么意思呢？他说老黑是幽默大师，在讲很逗的笑话，而且更逗的还不是笑话本身，而是老黑讲笑话的表情，多么一本正经，多么深信不疑，他恨不得朝宇宙喊话：宇宙啊，赶紧学习我伟大的辩证法吧。

　　不过话虽如此，老黑的著作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个问题不多谈了，到处都有资料。
　　西人对待艺术是极其严肃的，但我认为他们的严肃是信仰的严肃，不是对对错的严肃，艺术是无所谓对错的。
　　书中矛盾之处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要有思想准备，本书不致力于消除叙述中的矛盾，而恰恰要显示矛盾，也不为矛盾而矛盾。如果仔细一想，很多矛盾其实算不得是矛盾，而是因为人的逻辑或语言涉及的范围没有世界那么复杂而已，例子就象上面举的那些一样。人其所以能挑出别人话中的矛盾，基础就在于这些话似乎违反了语言约定俗成的用法。

　　日期：2011-10-04　17:28:30
　　六
　　柬埔寨前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命人用电钻钻开人的脑袋，大概是想看一看，这个由亿万个细胞组成的怪物，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物质结构，产生出了那么多防不胜防的反动思想？这个问题和下面这个问题完全等价，就是“人怎样才能活着？”
　　因为人要活着，就得吃饭，吃饭总是为自己的，因为不为自己吃饭就要饿死。找食物，人和动物都一样，是不可能有政治的，只有人这种高等动物才认为有政治。政治要求人民把一切献给祖国献给领袖，人吃饭就显得太反动了。为吃饭耽误了爱领袖，甚至找食物用了私心，这难道还不够严重吗？所以伟大的波尔布特的问题又演变成这样：人为什么不是机器？因为机器没有私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按开关，就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唱个不停。

　　人要活着就得吃饭，这难道不是愚人节的一个笑话吗？大多数的学问家，伟人是不屑于提这个问题的（但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忘了）。小孩子出生的第一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而且没人教都会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吃奶吃得实在是太专业了。可是，伟人为什么就老是忘掉了这个问题呢？一句话就能解释：饱汉不知饿汉饥。

　　伟人们要为愚蠢的人民操劳，所以人民就得无条件供给他生活用品，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饿死，伟人们也可以继续活一段时间。所以伟人是不会亲自去找吃的的，吃饭的问题不是问题，于是政治就变成了伟人们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人类神秘的价值观，实质上，说白了，就是选择行为）。对于孤家寡人来说，政治中一切问题的中心是：治下的人们必须永远服从。于是伟人们那两只怪眼看到的一切现象都围绕在这个问题的周围，一切现象都变形了，常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常人的脑袋成了电钻研究的对象，伟大的波尔布特应该叩问苍天：他们是谁？

　　不问“我是谁”这个帕西法尔式的千古诘问，是因为伟人们自认为他是真理的化身。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只有他自己才是存在的，合理的，现实的。
　　当然，我这么描述伟大的波尔布特，是为了引出一个中心问题，这未必就是他的本来面目，魔鬼是没时间思考的。
　　而且，我用如此轻描淡写的语言描写如此血腥暴力的事件，不是为了证明我冷血，而是为了考验读者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