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3-25 12:50:00
　　【一、寂寞的痞子】
　　（1）
　　年龄越大，理想越小。
　　这差不多是一条真理。

　　二十三岁的韩信有当大将军的坚定理想，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这种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如果事实如此，韩信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史记》和《汉书》中，而是会出现在《山海经》里。这种人生经历实在很像神话传说。
　　设定一个伟大而明确的理想，矢志不移地为之努力，最终水到渠成。一般来说，这种套路只会出现在为尊者讳的他传、自我贴金的自传，以及一些近乎虚妄的励志故事中。它们的作者都是柏拉图的忠实崇拜者，视柏氏著作《理想国》为写作典范。
　　理想是一种大而化之的东西，明确、细致、精微等词语不能作为它的前置修饰。如果有人能把自己的理想描述得细致入微，此人或者是耽溺于空想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有穿梭时空的超能力。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用反证法予以说明，其本质便可昭然：1.流浪在赵国时，嬴政的理想是成为“秦始皇”；2.担任泗水亭长时，刘邦的理想是成为“汉高祖”；3.起兵江东时，项羽的理想是成为“楚霸王”。
　　理想的本质很简单，追根溯源，所有的理想只是一种不甘心屈服现实的意志。至于它的实效如何，取决于持有这种意志的时限，以及怎么样处理人生道路上不可预知的变数。
　　二十三岁时的韩信没有远大而明确的理想，只是不甘心向现实屈服。但是如何做才能在与现实的角力过程中将对手击败，这就不是他能知道的了。若是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不妨将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天机老人”的称号送给他。

　　他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中长大，回忆中散发着浓烈的辛酸气息。贫穷意味着每天要受到瓢泼大雨一般的白眼、嘲笑。他不愿意回顾过去，加之对现实不满，对未来茫然，这常常给他一种“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迷失时空感。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他绝对不是哲学家，但青年时期的他思考最多的问题都有三个关键词——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正是哲学上的终极命题。
　　“不甘平庸”这四个字落到衣食无忧的人身上是锦上添花，落到饥寒交迫的人身上则是雪上加霜。百般无奈，他只能抱着不甘沉沦之心得过且过地活着，每天把大把大把的时间挥洒在淮阴城的大街小巷，化成一声声穷困愁闷的叹息。
　　世界上有两种人不足为惧，一种人活在单纯的现实中，一种人活在单纯的梦想中。长期挣扎于现实和梦想之间的人则是随时都会露出布袋的铁锥。韩信正是挣扎在现实和梦想之间的人，这是由他的胃酸决定的。当饥肠辘辘、三餐无以为继时，他对现实笑颜以对；胃酸分泌稍微减退时，他对现实冷脸相向。胃酸分泌的时多时少，让他渐渐学会了遇事如何变通，诸如何时选择隐忍、何时选择爆发。

　　日期：2011-03-25　15:17:12
　　人一旦脑子里想的事多了，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发呆、出神，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骨骼僵硬的症状，尤其是脊梁骨。
　　据说秦帝国的公职人员都是三寸钉，希望老百姓都是没有脑子的软体爬行动物，这样站在老百姓面前的时候会显得高大一些。为了使老百姓保持软体爬行状态，他们最终想出了两个好办法：让老百姓农忙时没日没夜地种地，农闲时没死没活地打仗。如此一来，老百姓的脑袋就不会再有片刻清闲。
　　一个人手脚上无所事事不要紧，脑子里无所事事才要命。韩信不种地也不打仗，整天沉浸在自我设定的哲学命题中不能自拔，脑袋里思考过的事比皇帝的三宫六院还多。二十三时，他已经具备了思想家的气质，至少在生活水平上达到了思想家的水准——非常穷。
　　这里所说的思想家是纯粹的思想家，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而不是打着思想家幌子，在少数人面前卑躬屈膝，却在多数人面前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欺世盗名之辈。

　　韩信很穷，穷得简洁犀利，以至于文采飞扬的太史公作传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他的困窘才好，挠神苦思很久，最终决定用了一个最质朴的字——贫。紧随其后的，是另外两个字——无行。即品行不佳。
　　究竟二十岁之前的韩信做过什么事，会得到“无行”的评价呢？
　　太史公下次定论并非空穴来风。将“无行”二字写入《史记》之前，他亲自走访了淮阴城，甚至还到韩信母亲的坟墓前凭吊过名将之母。
　　要了解韩信早年的品行，需要简略提及秦帝国的法律体系。
　　日期：2011-04-18　08:16:44

　　秦帝国的刑律体例严谨，精微细致，对私自斗殴、小偷小摸等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并且相当严厉。
　　诚然，可以说秦律完善，但是应该注意，所有法律的特点都是“防患于未然”。法律越来完善，意味着社会群体的道德素质越来越堕落，需要外在的强制力量加以震慑。然而，由于人性中有无法根除的卑劣和阴暗，又不能没有刑律。一言以敝——没有法律的地方和法律体系越来越庞大的地方一样危险。
　　当时的韩信经常三餐不继，为了填饱肚子，一而再再而三到朋友家蹭饭，有一次差些被饿死，幸而漂母搭救才得以活命。如果愿意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他绝不至于落得如此悲惨。没有那样做，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严酷苛刻的秦律条例细备，没有留给他犯小错误的机会。不过这不是决定因素，因为法律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惩罚到每一个犯错误的人，原因有二：A：制定以及执行法律者，凡是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直系或者旁系）或者经济关系（直接或者间接）的人，总是可以超脱于法律之外；B：执行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属于法纪部门，而法纪部门是事业单位，只要有“事业单位”这种不必拿出实效就能得到生产资料的组织存在，一切法令条例的执行力度必定会大打折扣，这往往会给犯下罪行的人造成脱身的时间差。

　　韩信宁愿饿死也不偷鸡摸狗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有爱憎分明的道德律，有做人的底线——关于这一点，后续再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早年的韩信之所有被“无行”恶名加身，只是因为他实在懒惰得无可救药。
　　那么，韩信是不是真的很“懒惰”呢？有时候，当后人评价前事的对与错时会惊讶地发现，真正犯错的不是个人，而是那个时代。
　　日期：2011-04-18　08:24:49
　　如果一个人胃中空空，大脑因供氧不足，人体就会出现眩晕、耳鸣、眼花等症状。长此以往，肉体上的折磨还会波及到精神方面，出现自尊心衰退、道德观沦丧、失眠抑郁等问题。
　　能根除这种症状最好的郎中是自己家的炉灶，依靠别人的炉灶只是治标。韩信很聪明，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为了让胃和脑袋一样充实，他想过两个谋食方法。在寻找谋食途径的过程中，他用到的思维方式是超前的，其超前程度令人咋舌。虽然生活在农业社会，但是他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商业社会大多数谋食者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或者从政，或者从商。

　　在秦帝国的公职设置中，官与吏的地位是不同的。所谓“官”，指的是由作为帝国核心的朝廷直接任命的公职人员，而“吏”进入仕途的过程则不是这样。借用现代社会的现象来解释，参加全国公务员统一招考而高中的是“官”，由各级行政部门自行招录的公职人员是“吏”。
　　韩信参加了淮阴城的“公务员考试”，结果没有被聘用。他由来已久的“无行”名声固然出力不少，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当时的他年纪尚轻，不了解人情世故的可怕。
　　他的家境不好，在淮阴城不是名门望族或者黑恶势力，门庭微小，交际有限，既缺乏与“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的物质纽带，又没有可以伸入“招考部门”内部的人情触手，落榜自然在所难免。通过此事，他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一切法令规章对一切一无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
　　日期：2011-04-18　14:38:55
　　韩信找的第二条谋食道路是从商。

　　秦帝国的公职人员看不起商人，即使他们自身的道德素质并不足以作为一国一郡的楷模，但他们还是固执己见，认为商人是道德素质低下的投机取巧之徒。当时的手工技术只能做出光影模糊的青铜镜，能够把自己照得纤毫毕现的水银镜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导致他们没有客观认识自我的机会。因此，按照当时的实际条件来讲，犯下这种错误并不能全怪帝国的公职人员。

　　为了压制商人，秦帝国把歧视商人的政策演绎到了极致。比如帝国有明文规定，商人在大街上只能走在左边；只能穿粗麻衣；不能穿同一种颜色的鞋；如有战事，商人得首先开赴战场。秦帝国的社会阶层中，商人的地位最低。
　　稍微注意一下韩信所选择的这两条谋食之路，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
　　务农、从政、从商，在这三种谋食之道中，第一条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后两条路则不然，它们都有强烈的“速成”性质，急功近利。没有选择务农，不是说明韩信看不起农民，而是他有赌徒心理。非常不幸的是，即使他愿意做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到头来从商之路与从政之路一样都以失败告终。
　　日期：2011-04-19　08:38:35
　　韩信经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似乎不是因为欠缺商业头脑。他是军事家，行军布阵与经商获利有很多相同点，比如捕捉信息、对山川地理的了解、对各地风俗民情的了解、迅速果断地采取对策，等等。以这种妄自揣测的研究方法来推断，韩信经商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他有经商的想法，并且已付诸行动，但是没有凑够本钱——没有人会把钱借给一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人。也就是说，他的从商之路夭折了。

　　另外一种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那时时日无多的秦帝国正在贪婪地吮吸着最后几口氧气，恨不得各级行政组织中的公职人员个个会点穴，封住所有四处流窜暴民的穴道。商人为了获利，到处游走，最有可能成为暴民。在这种危险的形式下，户籍管理分外严格，堵塞了韩信经商的道路。
　　总而言之，韩信谋食之路的失败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公式：{穷+“无行”}=失败。其中，穷是本源，“无行”是穷引起的连锁反应，公式外面的大括号代表社会环境。
　　韩信在淮阴城的处境很尴尬。因为“懒惰”，本分的人把他当成痞子；因为脑子里想的是正事，不本分的痞子把他当成没有用的老实人。无所归依的尴尬处境让韩信感到孤独，当别的痞子在阴暗的小巷里欺压弱小的时候，穿着破麻衣的他站在灿烂阳光照射下的大街上，用悲天悯人的目光看着太阳冷笑。
　　日期：2011-04-19　18:11:05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用了10年时间统一了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自强。接下来的13年里，它却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自杀。这13年中，秦帝国相继出现的两位领导人做出了一系列加强统治的措施，遗憾的是，客观效果与他们的主观目的背道而驰。
　　借用现代许多学者专家最常用的“事后诸葛亮”的研究方法，不得不说秦国领导人的治世哲学很奇特——宁可自我毁灭，也不假手他人。

　　秦帝国统一六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21年，这一年韩信正好10岁。他自小在市井中长大，少年时期养成的市井气质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
　　市井少年为人处世的准则多数来自于父辈的言传身教，比如“在父母面前要诚实，但是在外人面前不能太厚道”、“做人要有原则，但是不能太死心眼”等。它们世俗、含糊不清、圆滑，其中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晚辈如何践行全看他们自己的善恶观。有的人会偏向积极的一方面，成为“偶尔做坏事的好人”；有的人会偏向消极的一方面，成为“偶尔做坏事的好人”。

　　日期：2011-04-20　16:21:32
　　除了道德观念的朦胧，市井少年还有两个很突出的特点：因为占有的社会财富少，面临一些较为棘手的抉择时，他们往往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因为出身低微，他们被迫养成了能忍气吞声的性格。
　　这三点在韩信身上兼而有之，但是他与一般的市井少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以下分条阐述。
　　第一，他的道德观中，偏于传统道德的一面居多。
　　第二，如前所述，市井少年不乏孤注一掷的勇气，有人会因此成就一番事业，但是这种人的成功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只有从天而降的机会和孤注一掷的勇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做出大事的可能。韩信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他不愿守株待兔，能主动寻找机会，并且能在许许多多的机会中挑选出最适合自己的。
　　当这两点与市井少年的气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韩信能在乱世中露出峥嵘头角便丝毫不足为怪了。

　　日期：2011-04-21　12:36:59
　　公元前209年，秦帝国最高领导人之子嬴胡亥22岁。
　　根据西方学者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人的物质需求属于最低层次，它被满足之后，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就会成为首要之急。嬴胡亥所生的年代与马斯洛相去甚远，自然对该学说一无所知，但是他却和韩信同样以实际行动驳斥了马斯洛的谬误。
　　有些不必为物质需求所累的人，精神追求非但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甚至会堕落到没有精神追求可言的本能层面。比如嬴胡亥。
　　有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精神追求非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他们是物质上的贫民，精神上的贵族。比如韩信。

　　前者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生来无所不有；后者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生来一无所有。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的过程，将分别见证他们的猥琐与伟大。
　　众所周知，受本能驱使的似乎只有食色之欲强烈动物。秦始皇在位时，曾经将诸子百家的典籍付之一炬，嬴胡亥可能没有读过老庄经书，但是深知“返璞归真”的道理，并发挥“我注六经”的学习风格，身体力行，最后成了一个与动物类似的东西。
　　嬴胡亥曾经跟随赵高学习过刑律，但是为了使学生从大堆大堆的文案中解放出来，不至于因为处理政务而伤害身体健康，他主动为学生分忧，故意将嬴胡亥培养成了道家门徒。客观地说，他的目的达到了。
　　日期：2011-04-21　16:37:38
　　嬴胡亥认为，作为秦帝国的领导人，最大的任务就是增强肠胃功能和繁殖下一代。如果最高领导者还要处理政务，那只能说明大臣办事不力，还得劳烦君王动手。因此，他对上古时期那些日理万机的君王极为鄙视。在平时，嬴胡亥过的是三点一线的生活。所谓三点，即床、餐桌、户外。
　　现代作家王朔曾经写过一部叫做《动物凶猛》的小说，后来被姜文改编成了著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两个名字之间有一种潜在的逻辑联系，以下以嬴胡亥为例加以说明。这不是调侃，是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
　　身为一个食色之欲强烈的东西，嬴胡亥完全可以被称为一只“凶猛的动物”。尽管心理阴暗，但是他却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每逢阴雨天气，他的活动范围只能被限制在室内，生活中的快乐色彩也会大幅度被抹去。
　　诸君不妨这样想：眼前是一片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是晴朗天气能见到的动物多，还是阴雨天气能见到的动物多？一般而言，天气晴朗时，动物们生龙活虎；天气不佳时，动物们无精打采。
　　想通了为什么《动物凶猛》会被改编成《阳光灿烂的日子》，才能接着说嬴胡亥，因为天气与嬴胡亥本人的生死，乃至整个大秦帝国存亡都有一种非常直接的联系。
　　嬴胡亥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人和他同样讨厌阴雨天气。
　　日期：2011-04-26　07:58:53
　　公元前209年7月，大泽乡连续数日大雨滂沱，陈胜、吴广率领900人本来要到秦帝国边境的渔阳充当看门人（戍边卫士）。因为这场大雨，他们改变了职业取向，决定为秦帝国充当掘墓人。
　　关于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历来的解释是大雨冲垮了道路，按律当斩。经过后世人考证，秦律对他们不能按时上岗的处罚并非斩首，而是制作一副铠甲。

　　这次起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种可能，是秦律在当时已经堕落得面目全非了，被人为地篡改过。
　　一切制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都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虎头蛇尾。这也是再完美的制度，到最后都会消亡的原因。
　　能够真正给制度致命一击的，绝对不是被制度管辖的人，而是制度的创立者和执行者。比如某个部门制定了一项新制度，规定“上级领导要按月到下级单位视察工作”。制度创立之初，上级领导会把按月检查工作当成主要任务；时日推移，满足上级领导的娱乐需要，就会与检查工作取得同样重要的地位；再往后，检查工作不重要了，满足上级领导的娱乐需要反而会成为重中之重。截止此时，这条制度就成功地走完了“虎头蛇尾”的全过程。

　　陈胜、吴广起义的第二种可能是穷，让他们向官家上交一副铠甲，与杀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分别。
　　商鞅变法的目标是使秦国民富国强。然而，这个目标注定不能实现，说得更清楚一些，前者根本无法实现。
　　日期：2011-04-26　08:06:50
　　假设秦帝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系数为X，波动区间为0到1,0.5为温饱线。当X位于0.3以下时，秦帝国无疑是危险的。如果实现“民富”——X位于0.7以上时，秦帝国会怎么样呢？答案是，这和X位于0.3以下时一样危险。
　　权力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叫政权，一种叫金权，后者是前者的衍生物。前者只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他们控制大多数人的手段，就是以货币为表现形式将后者下发，让大多数人为之辛苦奔波。
　　有钱就有权，有钱人与有权人容易走进同一条战壕，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本质原因就在于货币实际上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像这种掌握着许多货币的人不能出现很多，一般只能以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出现——比如吕不韦（包括吕不韦的后世门徒）——否则金权就会喧宾夺主，让极少数人寝食难安。

　　所以这其中有一个度，即X的波动区间最好能够维持在0.5到0.7之间。这样，大多数人既不会因为缺衣少食铤而走险，又不会因为衣食无忧而对政权产生觊觎之心。
　　当大多数人在温饱线和富裕线之间沉浮不定，为货币忙忙碌碌时，极少数人才能不用担心他们向政权发动冲击，因为抱有患得患失心理的人最好对付。
　　而按照千万分之一概率冒出来的那些人，则又可以被政权操持者当做“优伶视之”。因为尽管他们有很多货币，但因为人数少得可怜，不足以对政权构成威胁，充其量他们只是政权操持者的高级宠物。
　　遗憾的是，秦帝国的公职人员没有这种经济意识。他们紧紧将政权握在手中，不容他人染指，又牢牢抓着金权，不愿与别人分羹，此外还视人命如草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直接将陈胜、吴广变成秦帝国的掘墓人。
　　日期：2011-04-27　19:47:31
　　陈、吴起义的时间是公元前209年7月。同年9月，供职于秦帝国地方行政组织，但是与当地黑恶势力有勾结的刘邦；以及实为黑恶势力，但是与秦帝国地方行政组织有勾结的项梁、项羽叔侄先后起兵。
　　这两个月里，韩信所做的仍然是日复一日地在淮阴城街头徘徊。每天见到最多的，依然是灰尘弥漫的街道，低矮破败的民房，老实巴交的黑土大叔、白云大妈，但是常年在大街上厮闹的小马哥、大飞哥、山鸡都不见了。
　　他们去哪里了呢？起义去了。

　　他们的去向非常有必要说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
　　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当中，每逢老百姓与朝廷之间爆发“起义”这种大规模武装冲突时，最高兴的，莫过于小马哥、大飞哥、山鸡这种一无所有的人。但凡略有薄产的人家，对义军的愤恨丝毫不下于朝廷。
　　义军露面于历史前台之初，往往以“匪”的面目出现。如果没有一个对起义目的十分明确，而且领导手段高明的人，义军非但不义，还会欺压掳掠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官军虽然也坏，但他们毕竟代表朝廷的公众形象，一般情况下不会胡来。义军则不然。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未成为天下共主之前，过的是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只要见到可图之利，不管它是公产，还是私产，大家总是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番。
　　虽然义军中的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低，但是他们都懂得，朝廷对他们的态度是“首恶必诛，胁从不问”。未来会怎么样不重要，现在能抢一票算一票。给老百姓看脸色，给官军看背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

　　日期：2011-05-03　11:49:10
　　陈胜、吴广起义时，对外宣称扶苏、项燕还活着。扶苏是嬴政的长子、嬴胡亥的哥哥；项燕是故楚国名将。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拉拢人心，然而，这个政治口号似乎是荒谬的。
　　假如扶苏还活着，他站在义军阵营里的目的，应该是夺回皇位，中兴秦帝国；项燕是楚将，而楚国是秦国的敌人，他为什么要和扶苏携手并肩作战呢？
　　刘邦起义时没有政治口号，他起义的过程一波三折。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是悬疑大师希区柯克也未必能导演出如此精彩的剧情。
　　刘邦是沛县人，押解囚徒到骊山途中，囚犯接二连三逃亡，严重渎职，于是干脆将剩余的囚徒全部释放，有家难归的他就此踏上了流亡生涯，隐藏在芒山、砀山（这两座山都在河南省永城县东北）。

　　那些被释放的囚犯应该感谢刘邦的父亲刘老太公。据说刘邦是一条龙的私生子，它与刘邦的母亲野合时，被刘老太公捉奸在野，但是他对此未置一词，用博大宽厚的人性之辉，轻而易举化解了这桩常人不能忍的丑闻。
　　有这样一位胸怀开阔的老人为庭训之师，刘邦能做出这种闪现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壮举便顺理成章了。事实上，刘老太公对刘邦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二人同样不拘小节。
　　日期：2011-05-03　11:52:06
　　陈、吴起义之事爆发后，沛县行政长官打算起兵响应，下属萧何、曹参予以劝诫，认为他身为秦帝国公职人员，居然犯上作乱（老百姓不愿投军），不如纠结当地的地痞、流氓，将其收为己用（利用他们胁迫老百姓参军），以便在当地形成“军民如水一家亲”的和谐氛围。沛县行政长官深以为然，思来想去，最终想到了在黑白两道游刃有余的刘邦。

　　然而，就在刘邦率领一帮社会无业青年抵达沛县时，行政长官忽然意识到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己根本不可能让这帮凶神恶煞服服帖帖，急忙下令关闭城门，还要诛杀出馊主意的萧何、曹参。
　　萧、曹二人逃到城外，与刘邦会和，经过商议，写下一封书信，射入城中。城中百姓捡到书信后，诛杀沛县行政长官，迎接刘邦入城，尊其为沛公。
　　笔者对书信内容很好奇，曾经查阅了相关史料，想对书信内容一探究竟而未果，为其不能见诸于世而扼腕长叹。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通过书信让沛县老百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褒善惩恶的良好风气——因为心向往之，笔者曾经做过这种推测。然而，读过李宗吾先生《厚黑学》一书中关于人性善恶的讲述后，忽然茅塞顿开，那封信十有八九是一封恐吓信，内容大抵如下：
　　致沛县父老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