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1-23 11:23:51
　　一、洗白的人生
　　2007年8月。北京。
　　热闹的大厅，冷静的窗口。鼓鼓囊囊的文件袋在透不过气的队列里蠕动着，空中飞来飞去的是各种小道消息，直到某个人离开窗口，人们才不约而同地审视他或她的表情，然后心算自己的护照被“没收”的几率。
　　站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终于轮到我了。

　　“Hi。”
　　“Morning。”
　　“第一次申请美国签证？”
　　“对。”我脑海里浮现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中描述的一些场景，那都是10年前上大学时看的书了。
　　“以前申请过其他国家签证吗？”
　　“我去过一些欧洲国家，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嗯，护照上有记录。”利物浦、伦敦、巴萨罗纳、尼斯、罗马、慕尼黑、阿姆斯特丹……在快速地闪回。

　　“我没有在护照上看到记录。”
　　“哦，对不起……嗯，我把老护照找出来……这些国家都是5、6年前去的……找到了！给您。”
　　“OK……你这次去哪所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嗯……政治系。”7岁的时候，外公对我说过：什么是政治？《霍东阁》里的熊督军说的好，政治就是不择手段达到一个目的，记住，雷雷，你不要学政治。
　　“把2019表给我。”

　　我翻了翻文件袋，先看到了过期的托福成绩单，597，那是7年多以前的事了，改变了我的命运……又看到了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证明，第一次拿奖学金……然后是我的北京大学学生证……
　　“请快点。后面还有其他人等着签证。”签证官不耐烦了。
　　“好的好的……啊，这里！这是2019表。”不能把它搞丢了。访问学者和交换生的逗留时间都是一年，而我要在美国呆两年，明年还得用它去开新的表。
　　“从事什么研究？”
　　“政治哲学。”

　　“研究计划呢？”这只是个过场。研究计划跟手纸一样，用完就扔，就像我在求职面试时侃侃而谈的“职业规划”，坐在对面的人只希望你编个能让他（她）交差的故事。
　　“请给我几秒钟……我马上就能找到……”
　　“麻烦你告诉哪些材料你能更快地取出来，我可以先审核这些材料。节省时间。”
　　“嗯，财务材料，都在这个蓝色袋子里，还有家庭照片和家庭关系证明……不好意思，耽搁您了。”我希望她不要问照片上的那些老人是谁。他们是我的达州外公，我的新疆外公，我的新疆外婆和我的达州外婆，对，我有两个外公，两个外婆，其中一男一女在“反右”中离婚，分别再结婚……我该撒谎说他们分别是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吗？这样听起来更像真话，也省了签证官的时间和我的麻烦。

　　“这是……”
　　“公证书，我的两个朋友为我和留学基金委的协议做担保，保证我两年后回国。”留学生先驱容闳的遗志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是我在申请公派留学时的座右铭。
　　“好。我现在要看你的大学成绩单。”
　　“好的。都在这儿。这是大学成绩单，这个是硕士期间的，这是博士期间的……哦，找到研究计划了！”
　　“你本科只上了两年？”她沉默一会儿后问道。
　　“嗯——我读的是专科，专科就是两年。”我的学历基本是一笔烂帐，没读过本科，上了三所大学，算上读博的第一年，总共受到的“高等教育”不过四年半。中学就更别提了，高中读了三个班，初中读了两个级。再往前，小学读了四个……

　　“嗯……156表上说你工作过？”
　　“对，五年多，做过记者，在北京新东方教过英语。”工作经历，呵呵，又是一笔烂帐。我该告诉她我还短暂地做过广告文案、大卖场培训生、大学英语教师、翻译和编辑吗？但这还不是我在填156表时最纠结的问题。最纠结的问题是“曾用名”。8岁时父母离异，9岁去了新疆，11岁回四川老家时我在户口簿上已经随母姓，再没变过。从小到大填了数不清的表，曾用名这一项有时填有时没填，这次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填，美国大使馆该不会查我的“档案”吧。最后还是没填。

　　“你在新东方是教什么的？”
　　“LSAT，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
　　“我知道了。”这是最难的留学考试。在美国，考这个是为了拿法律博士（JD），而JD又是通往律所和政坛的敲门砖，罗伯特•肯尼迪、克林顿、希拉里……她不可能不知道。
　　10秒钟后，窗口里递出了一张纸条。
　　“谢天谢地，她把护照没收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就这样踉踉跄跄地从“黑妹”手里过关了，脑际闪过Still D.R.E的旋律，仿佛已经到了与哈林区一坡之隔的曼哈顿116街-百老汇大街交汇处。
　　我痛恨任何形式的interview，无论是面试还是采访。因为我在被迫交代一段“洗白”的人生，它简单而优雅，满足了受众在最短时间里最大可能将我概念化的需求。而事实是，我不但不能确切地回答“我是谁”，我甚至说不清楚，哪些是回忆，哪些不过是想象。

　　这本书记录的，就是我寻找自己的旅程，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70后的口述历史。
　　写自传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从何说起？
　　我当然可以翻翻家谱，从湖广填四川开始，但我不是名人。名人的文字，哪怕是坨臭狗屎，书商也乐于炒作，读者也乐于飨用。而谁会听我从祖上开始磨叽呢？何况我祖上也没名人。
　　我也可以两条线索并行，从06年去北京大学到07年去哥大访学到08年去耶鲁，这是一条线——海内外名校的经历还是能吸引一些眼球的，中间再通过一些象征性的事物（信，梦，火车，飞机……）闪回到过去，形成第二条线。可是我的经历太复杂了，两条主线下还有数不清的子线，线与线之间只怕是剪不断、理还乱。
　　我还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把一团糟的现状展览出来，加上点性与暴力的噱头，给读者设悬，“他为什么会这么变态？”，然后按照发展心理学的教条写出一个“前传”，哦，读者看了之后恍然大悟：变态的人都有个猥琐的童年。可是等等，要符合逻辑很容易，要尊重事实很难。我不想拿自传扯淡。

　　还是从头说起吧。
　　日期：2011-11-23 11:26:00
　　二、童年•二进疆
　　1.四世同堂
　　我相信自己生于祖辈和父辈的梦里。

　　那是1977年初冬，我的医生外公因为文革中造反被关进大牢，梦想着能与亲人团聚;我的铁匠父亲刚摆脱黑五类子女的身份，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而我任劳任怨的母亲，在贫困中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我的身上。
　　据说生我那晚雷电交加，所以取名“惊雷”。我父亲会说这个名字受到了鲁迅的启发，“于无声处听惊雷”嘛。不过我母亲告诉我，最初是要叫我“金雷”，因为我是“金”字辈的，“但是那个字太俗，所以我把它改成了‘惊’。”我猜这个名字的专利是他们共有的。
　　我的出生令常年卧病在床的奶奶大喜过望。我对她没有任何印象，只知道她对我妈很苛刻，但是非常疼爱我，“看了你最后一眼才走的”，这次我爸妈的说法很统一。
　　在我父亲的回忆中，奶奶是个满腹经纶的教育家和深明大义的女中豪杰，让人联想到孟母和岳母，但“事实上她并不识字”，我妈会补充说。
　　从我对父亲的兄弟姊妹的点滴了解来看，我妈的话显然是靠谱的。
　　凉水井，文家梁，啊朋友再见，日本电影《军阀》，外公做的风筝，黄大伯在阴沟里放生，烈士陵园里唱少先队歌，第一次吃苦瓜逗得我妈大笑不止……如果我努力回忆，我还能想起童年零散的场景，但真正把这些片段串起来的，却是父母离异。
　　1985年的那个冬夜一直铭记在我心中。在父母旷日持久的拉锯和分居之后，母亲拿回来一份有领导签字的文件。当外公接过那几页纸的时候，我的母亲开始捂住脸抽泣。她仿佛瞬间变老了。而我，和在场的祖祖一样，不需要任何人宣读其中的内容。

　　我的父母是1972年在医院偶遇并自由恋爱的。当时我父亲“手里拿着一本《中国文学史》”，这个细节一定在我母亲的潜意识里激起了汹涌的暗流，那时她才16岁的，并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只是个武斗中幸存的“下力人”，反动老子的混蛋儿子，全职“淘沙石”——就是把河沙中的淤泥淘掉，留下粗砂供建筑用，兼职打铁。读书对于他是救赎之道。而事实证明，书中的确有颜如玉……

　　他们的接触遭到母亲家里一致的反对。外公是个很受病人尊重的医师，但因为外婆这个“老右派”的牵连，经常活在政治威胁中;外婆已经下放到农村好多年，与外公已经离异;曾外祖母（我们叫“祖祖”）是家里的“老祖宗”，解放前是国民党29军某师军需官的太太，靠着隐瞒家世、吃苦耐劳和铁腕才让两个孩子和六个孙辈在动荡和饥荒的重灾区中苟活下来……仅仅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这就是一段孽缘，但我母亲的坚持最终让心软的外公让步，外婆在遥不可及的农村也是徒呼奈何，而祖祖的暴怒更是让这对不顾一切的年轻人倍加珍惜这份沉重的爱。最终，就在这个疯狂十年的国家恢复平静的前夕，他们结婚了。见证他们爱情的是母亲送给父亲的一块价值120元的上海牌手表，那是我妈“起载”挣来的。“起载”就是把州河边的船载的砂石卸下来，再运到货车上。艰苦年代，女人也不得不干重体力活：“你爸本来人就瘦，举起三十六斤的大锤打铁的时候两条腿抖个不停……我就想着要送他一件喜欢的礼物。”

　　9年之后，当外公在昏暗的灯泡下读着那轻飘飘的几页纸时，老花眼镜里透出深深的痛苦。他离过婚，他知道从头开始是多么难，但却不知道这一刻说什么好，只是轻轻地拍着倒在他怀里的女儿。
　　倔强的祖祖也垂头丧气。卢沟桥事变之后，家道中落，她开始守寡。曾经的军需官太太只能靠纺线、抬水、背菜养家，最终不得不把自己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儿送了人。抗战结束后开始内战。内战结束后开始清算，所以，必须从记忆里清洗那个早就不在身边的“丈夫”，以求自保。“反右”、“四清”、“三年大饥荒”、然后是无休止的文革、儿子入狱……她早就预言我妈和我爸不会有好结果，现在，她的孙女将带着曾外孙，重复她年轻时的厄运。

　　那一夜我们四世同堂，在中心街职工医院的10平方米左右的廉租房里。驼背祖祖说了句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话：天塌下来当被子盖。
　　日期：2011-11-23 11:33:00
　　2.一进疆
　　1986年夏，在父母离异大半年之后，“新疆外公”来达县市接我进疆。达县市（没错，既有“县”，又有“市”，后又称“达川”，最后改为现在的“达州”）就是如今的达州市通川区。
　　“新疆外公”其实是我的“继外公”，但我从来不叫他“继外公”，他就是我的“爷爷”，我就是他的“孙头”。他叫余书荻，其实是我最先见到的外公。
　　外婆被打成“右派”后为保全家人被迫与外公分居，去了农村，靠鸿雁传情勉强维系着一个天长地久的梦。等了7年后，“四清运动”开始，两人被迫正式离婚。再等。2年后，文革爆发了……又等了7年……天若有情天亦老。幻灭中，外公再婚了。消息传到外婆耳朵里时，她病了。
　　多少天后，在亲友的介绍下，她决绝地出发了，带着新疆外公的照片。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毫不浪漫：“我在招待所等他，他来了对着照片说，你是‘吴家育’吗？我说是。然后，他帮我搬行李。”

　　新疆外公是重庆长寿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六十年代来到新疆建设兵团建设大西北，“修铁路，挖水渠，开荒地，栽树木……”“工一师××兵团××连基建队”、“农二师××兵团××连基建队”，番号变着，不变的是“基建”，脸朝黄土背朝天，烈日、沙尘、天山和塔克拉玛干。他的队友中有来自长安街南四合院中的正蓝旗子弟，有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长官，有南充显赫的官少爷，有毛人凤的前部下，有父亲中国人母亲法国人被打成右派的北大人“老法”，有与马步芳一起纵横疆场最后却“发配”至此的抗日英雄，有端着《牛津大字典》牧羊孤寡终老的清华人……

　　然而在这里，他们只是生产资料。新疆外公唯一的小小心愿就是找个老婆，成个家。“人力资源部专员”问他对组织的安排有什么要求？“我离过一次婚，只要她不嫌弃，愿意和我一起过日子就行。”
　　于是，千里征婚就开始了……当新疆外公的照片传到外婆手里时，“我觉得他精神面貌很好。”后来通信了，发现“他的字写得很好”。新疆外公成长于大地主家庭、上过私塾。
　　于是，怀着对未知的恐惧，外婆离开了这片令她绝望的故土。我可以想象当她抹着泪从火车窗外看去时，她告别的是1957年以来头上那顶沉重的帽子，1964年中外公划清界限的痛苦挣扎，和1973年、就在几个月前，那个熬不住寂寞首先再婚的负心人……但事实上她从未在内心深处告别过那段沉重的历史，以至于新疆外公将注定为这个新家牺牲更多。

　　1979年，新疆外公第一次回四川接过我，那个时候我不到两岁。父亲在前一年秋季高考中破釜沉舟以305分的成绩被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称达师专）接收——虽然因为“出身不好”而未能进入“西师”，他知足了。我母亲在高兴之余，却只能依靠供销社的34块5的月收入操持三口人的生活：20块给父亲做生活费，14块5留给母与子、和《斯巴达克斯》、《诸神渴了》、《红与黑》、《悲惨世界》……除此之外，无依无靠。祖祖因为我母亲的婚姻早已断绝与她的来往，何况那时祖祖已经76岁高龄，独自住在外公医院提供的10平方米出租屋里，而被判了13年刑的外公正在通江的至诚农场中巴望着平反。

　　在艰难地带了我一年之后，我父母意识到，这是一个伤不起的三口之家。“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新疆外公外婆。”
　　那个时候，新疆外公与外婆的再婚也被不幸笼罩着。他希望能有个孩子，而她遭受着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况且那时他们“一个月才能见得了一次面”……外婆回忆说，他们出去基建的时候，队里就成了寡妇村，一个月里，“连他们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哪天他突然回来了，我也是埋怨多过高兴。唉，再说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已经有38了……”

　　那时没有电视，当基建队不那么忙碌时，难得的娱乐就是“说说闲话”，“你外公不能生孩子的闲话就传来传去……其实问题出在我身上。可是久而久之，他就落下心病了，话越说越少，酒越喝越多。”
　　新疆外公1979年见到我时，他把我看作是老天赐给他做父亲的一个机会。而他从来没有辜负过这个机会。“他把你扛在头上，给你买最喜欢吃的，给你讲故事，看到你的时候脸上总是笑嘻嘻的……你也天天缠着他，81年他受伤、动了一次大手术，你就趴在他身边守着，哭着喊着‘爷爷、爷爷’……”
　　但我总有一天是要离开他的，那一天他将不得不从“做父亲”的梦中醒来……
　　1981年夏，《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登上了《人民日报》。《决议》之后，达州外公的平反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一直负气与我母亲断绝来往的祖祖也开始恢复了与母亲的接触，而不久之后，父亲毕业，成为“天之骄子”，从一名被历史踩在脚下的黑五类子女变成了一位站在中学讲台上的历史老师。母亲感觉自己“快熬出头了”，接我回川的事被提上了日程。

　　紧接着，舅舅出现在了我的记忆中。他来新疆把我接回到陌生的父母身边，顺便给外婆捎去家庭团聚的口信：我外公这个“达县地区卫生系统最大的造反派”即将出狱——“平反的文件上有胡耀邦的亲笔签名”。外婆在听到这个“喜讯”的时候，一定是五味杂陈……
　　我还记得与爸妈重逢的那一刻，他们给我洗公开澡，街坊邻居蜂拥围观。这一刻，想必几千里之外的新疆外公又重新开始借酒浇愁了。
　　我第一次见到达州外公就在那之后的一年，他戴着鸭舌帽，面带微笑，勾着身子给了我一把玩具步枪作为见面礼。在通江至诚农场的几年，他为监狱建了一个理疗科室，主要时间都在看病人和教学生，而诺水河畔风景优美，监狱长又是老战友，偶尔还能钓钓鱼，所以出狱后精神相当好。马上开始白手起家在大西街创办针灸与理疗诊所——那时的大西街还有挂着“烧酒”招牌的评书酒馆。我的母亲则在“幸子”的感召下开始端着一个“三洋”袖珍录音机学日语，偶尔还唱“草帽歌”，我呢，穿上喇叭裤，做着“少林和尚”的梦。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新疆外公和外婆也渐渐被我淡忘了……

　　实际上我对79年到81年一进疆的记忆并不太深，倒是对在四川石桥乡下的一段对话记忆犹新。有个叔叔听说我去过新疆，特别感兴趣，问我：“你觉得新疆好还是四川好？”
　　我回答说：“各有各的特点。”
　　他很惊喜，以后逢人便说：“狗日的！城里头的娃儿就是不一样，才几岁就晓得说‘各有各的特点’！”
　　日期：2011-11-23 11:43:00
　　3.下海
　　第一次从新疆回达县市后的前几年可以说是否极泰来。
　　1982 年，我父亲作为“培养对象”被调到达县市委宣传部，之后又被作为将来的市长候选人送往省委党校学习。我猜想那一刻他一定在叹服人生的奇妙：夹着尾巴的“黑五类”子女与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之间有着太多的穿越与纠结。
　　1983年，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12寸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前迎来了第一次春晚，李谷一凭借“黄色歌曲”《乡恋》人气直追邓丽君，迪斯科成为可与当年“忠字舞”相媲美的全民健身运动，一时间“昏睡百年，国人皆已醒”。

　　1984年，经过上年年末的严打和对精神污染的清除，迪斯科和“靡靡之音”少了，《我的中国心》和《龙的传人》成为主旋律。就在那年夏天，我们家有了第一台电风扇，落地式的，还带走马灯。我记得晚上吹着风跟大人一起看《黑名单上的人》。那时外公在大西街的私人诊所已经门庭若市，并且对远道而来的农村及家庭贫困的患者打折。

　　1985年的春节，亲朋好友们就着鞭炮和汤圆，热烈地讨论着下海和贷多贷少的差别——而贷款本身根本不是问题，因为“银行会求着你借钱”，这样来年能获得更高的放贷额度。在纪念元稹的达县市传统节日“初九登高”的人流中，摆摊卖粉卖面的个体户成了大家羡慕嫉妒恨的对象。而我的父母也蠢蠢欲动，张罗着达县市侨营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极有可能是全国最早的私营房地产公司（还在进一步考证中……那时不少地方政府有负责商品房建设的“统建办”，但那不是“私营”）。公司的成立缘起于1984年冬我父亲起草、以我母亲和几位朋友的名义给胡耀邦写的一封谦卑的建议信，内容是探讨普通市民的住房困难问题，愿尝试私营房地产，不要国家拨款，自筹资金，云云。没想到获得了批示，并交由四川省建设厅的开明南下干部焦厅长处理，之后厅长又一个电话摇到了达县市市委……那会儿，估计小王、小潘、小任这些在中国地产业呼风唤雨的大佬们还是小贩吧。

　　当时并未禁止政府官员经商，所以我父亲参与策划经营，而我母亲的表舅在台湾，为了更方便地获得政策支持，就加上了“侨营”二字，由我母亲任董事长。
　　从后面的记载来看，那时通货膨胀已经崭露苗头，但躁动的中青年人的创业热情却达到高潮。人们争先恐后地追逐着“政策”带来的机会，曾经回乡待业的知青，正在书写着“万元户”的传奇，劳模变成了机关报上新近出现的“夫妻汤圆”和“棉麻大王”……那些长久以来任由摆布的“螺丝钉”，突然发现自己也可以“下海”乘风破浪，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不久，父母的创业“事迹”见了报，我也从偏居一隅的西外小学转到了市中心大西街的八小，还一度被误以为是“台属”，招来羡慕的围观。然而，就在夫妻关系逐渐演变成为搭档关系的同时，父母间的争吵也成了家常便饭。父亲已经没有耐心监督我背唐诗了，带孩子成了我母亲一肩挑的事。有一次，她来八小接我步行回几公里外的文家梁，下着小雨，阴冷阴冷的，她就说，我教你唱歌吧，“我们俩，一起打着一把小雨伞……”我知道她一直希望父亲能够给予她和我足够的关怀，但那时，父亲已经在欲望和虚荣中迷失了。

　　有时，他们会衣着光鲜一起出现在夹杂着舞曲和康乐棋碰撞声、闪烁着挂灯的社交场合，可私底下，他们已经分居了，我随母亲。那个每天驱使着他们、为自我注入激素的美梦令我父亲感觉并不那么需要这个家，而那种依赖对方的欲望也总能轻易地被两人相处的挫败感强烈地打压下去。同一时间，他们贷款的前景开始黯淡。我中午放学到他们在附近的办公室，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央政策的猜测，夹杂着一股相互传染的隐忧。当然，表面上这家公司还是气象万千。

　　日期：2011-11-23 11:51:00
　　4.“巴山轮”
　　1985年，当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在没有遇到多大阻力的情况下他们动迁了28户破旧平房中的居民，把大北街中段西侧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开始履行“三通一平”的承诺，通电、通水、通天然气、平整地面，然后抽水、打地基……很多事情要做，而在这个焦头烂额的当头，我公布了父亲婚外恋的事实。那时我8岁，我感到被父亲冷落，而我无意中发现了被他冷落的原因。我的公之于众，让一直以来隐忍的母亲的最后一丝努力毁于一旦。它是一记重重打在母亲脸上的耳光，响亮地证明了我祖祖的先见之明，而造成的伤害猛烈地波及到了外公。对于父亲的仕途，这是一记丧钟，那时他刚刚从漫长的政治地道中爬出、即将成为“党员”。

　　现在他们不得不在事业与家庭两条战线上挣扎，亦敌亦友，度日如年。没有了共同的信念，先前的亢奋也不复存在，所有美好的梦境都成了幻觉，所有的行动都不再有意义。但他们浑然不觉，同一时刻，更大的风暴已经开始酝酿……
　　1985年9月2日，在与达县市相邻仅200多公里的浩荡长江上，一艘名为“巴山号”的邮轮正从重庆徐徐启航。当这艘中国最好的长江游轮5天后穿越三峡天险到达武汉时，这个小家的命运已经像汪洋中的小船那样被注定了。
　　巴山轮的乘客名单有：薛暮桥、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和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凯恩斯主义者托宾。在这个改革开放前十年里规格最高、意义最重大的经济智囊会议上，控制货币量被认为刻不容缓、以遏制日益失控的通货膨胀。而那时的经济“控制”方式也是相当“军事化”的。
　　仅仅两个月后，房产公司的资金链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