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8 12:24:00
　　前言　
　　几年前，名导冯小刚的古装大作《夜宴》上映，我弟弟看过之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五代时有无鸾这个人吗？”因为是在电话里聊，我误以为他说的是“吴峦”，便回答说：“有，不是太重要，但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英雄！”后来，自己也看了一遍电影，我才知道，我是大错特错了：
　　那是无鸾，是大帅哥吴彦祖演绎的悲情王子，他的原籍是丹麦，原名叫哈姆雷特；
　　不是五代时那条正直刚烈的山东汉子；不是那个不顾被朝廷抛弃，仍率众英勇抗击外敌入侵，并屡败契丹人的云州知州；不是那位威武不能屈，在被叛徒出卖后，以身殉国的伟丈夫……

　　声称以“五代十国”作为历史背景的影片并不是只有一部《夜宴》，起码我知道的，还有老谋子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余明生的《独孤九剑》。这些大片的剧情尽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还是共通的：它们没有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甚至一个国家能在五代时期找到历史原型。都是在“五代”这个羊头招牌之下，堂而皇之地贩卖着没有丝毫羊分子存在的狗肉。

　　虽然我认为戏说剧能娱乐大众，完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诸位大导在“戏”乾隆的时候，至少不会把弘历是清朝皇帝这件事弄错；“戏”三国的时候，至少关羽、赵云、诸葛亮之类的真实人名还会出现一下，就算要捏造一个假人，比如《见龙卸甲》的曹婴，也还会给她安排个曹操当爷爷；像“五代”这样，既没有一个史实人物出现，也没有丝毫当时的社会特色（例如在《夜宴》中，葛优仅凭一纸口令，就让几个行刺吴彦祖失败的武士自杀那一幕，在五代几乎不可能发生），被影视“戏”得完全找不到北的时代，还是不多见的。

　　五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不幸时代，也是一个极为独特的时代，它也有乱世的精彩，但又绝对不是之前三国或十六国的翻版，它在太多的方面，与我们平常印象中的中国古代格格不入：
　　这是一个将鲁迅先生的“吃人”这个词由文学比喻转变为大规模实践的时代（五代时期有史可查的食人纪录，比今天在网上常被人宣扬的“五胡乱华”时期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将“下勀上”变成了惯例的时代（日本战国的“下勀上”与五代比起来完全是小儿科）、这是一个全社会都弥漫着的重武轻文与好勇斗狠风气的时代、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忠义观念遭唾弃的时代、这是一个强大的地方自治与虚弱的中央权威并存的时代、这是一个将丛林法则发展到极致的时代……

　　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乱世！
　　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型期，对随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能了解五代横暴的人，也就很难理解之后赵宋的文弱，以及再往后直至明清，以文制武为何成为历朝不变的国策……
　　这些，大概就是我在踌躇良久之后，不自量力地想给朋友们展示一下五代时代的原因吧。
　　就像讲三国故事的人，从来不把曹丕代汉当作故事的开端，同样，五代乱世大幕的拉开时间，也远早于朱温代唐。原先，我觉得最合适当作五代开端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和四年（公元884年）的上源驿之变，后来考虑，要交待清楚乱世出现的背景，前面几年是不能省的，故而将本文叙事的开始时间，又上推九年。预计本文叙述的时间段，将从公元875年到公元979年，上下超过一百年。这样的工作量，两年前在下完全不敢想像，但愿不会半途而废吧。

　　虽然知道吴峦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知道无鸾的多，但在下还是不揣浅薄，希望能用一篇简陋拙文，让更多不熟悉那个时代的朋友，能够了解一个比那些影视作品更接近真实的五代，于愿足矣。
　　是为前言。
　　日期：2011-10-08　12:38:43
　　第一章 乱世的序曲：公元875年
　　“感动中国”

　　那是一个凉爽的秋天，有一大群体长只有几厘米的小生灵，扇动着它们灰绿色半透明的翅膀，正在华夏大地上做着逍遥自在的自助游。因为它们的数量比较庞大，远远超过了每年春运的人流，沿途自然会给当地带来一些麻烦，所以一路上，它们遮天蔽日，像移动的乌云，将几乎所有的绿色都吞进自己的腹中，身后只留下光秃秃的黄土地，和农夫们绝望失神的目光。是的，你猜对了，它们的名字叫蝗虫。

　　它们的旅游路线，大致是从今天的湖北省出发，北上扫荡了河南省的庄稼，又向西进入了今天的陕西省，前方目标，就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大唐帝国的帝都--长安。突然，蝗虫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因为它们惊奇的发现：这里的天子无比圣明，这里大臣都是贤良方正，这里的官吏全部恪尽职守，这里百姓人人安居乐业！也许传说中的上古尧舜盛世也不过就是这样吧？

　　蝗虫们被眼前这一派安定团结的和谐景象所深深打动，从而在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为自己曾给湖北、河南的人民带来的损失感到了真诚的忏悔！
　　显而易见，这不但是一群熟读儒家经典，通晓天人感应理论的知识型蝗虫，而且还是一群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干型蝗虫。亡羊补牢犹未晚，浪子回头金不换，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群拥有崇高精神修养的蝗虫们便做出舍已为人的伟大选择：它们拒腐蚀，永不沾，再不看一眼田野里那些即将收割的可口庄稼，用超乎常虫的顽强毅力，压制住了自己填肚子的生理本能，绝不再吃一口粮食，只只都像高举炸药包的董存瑞一样坚定，紧紧抱着荆棘枯木，义无返顾地绝食而亡！

　　这是一群多么伟大的千古义虫啊！于是，这亘古未闻的义举很快便四处传扬，百姓们感动了，大臣们感动了，连大明宫中至圣至明的天子，也被感动了……
　　这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一段真实的谎言。
　　说它真实，是因为它确实以公文的形式，出现在了当时长安市长（京兆尹）杨知至的官方报告中，并且通过了大唐中央政府最权威的鉴定，证明此事真实可靠！帝国的精英们，包括政事堂各位宰相在内，都被蝗虫的高尚行为所震撼，为此特向皇帝表达了最诚挚地祝贺。大家都在感慨：陛下的圣德果然是地厚天高，连虫子都被感化了……

　　而说它是谎言的原因，我想，就不用解释了吧？
　　在长安近郊，天子脚下，官员都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糊弄中央，并且轻轻松松取得成功，那么其它地方还用得着说吗？
　　此时是大唐僖宗皇帝乾符二年，公元875年。
　　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笑话，但对于当年京畿的百姓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在大灾之年将得不到任何赈济，连上缴的两税也不会有任何减免。贫穷的人家，即将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一年前，暂时还有良心的翰林学士卢携，就在他的一篇著名奏章中，为唐末这些小民的生存状况作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臣曾亲眼看到关东（指潼关以东）去年的旱灾，西至虢州，东至于海，春麦的收成只有正常年景的一半，秋粮寥寥无几，冬季菜蔬几乎绝收。贫穷的百姓只能将蓬草的种子磨成细粉，掺和着冬季前采摘积存下来的槐树叶子下肚，还有人比这更为贫苦，惨状更难细述。年复一年的欠收，让还有点气力的百姓向灾情轻一些的其他州县逃荒，留下的全是最弱最贫的饥民，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投靠，只能坐困荒村之中，慢慢等死！”

　　“朝廷纵然下达免除捐税的命令，也没多大意义，因为就算不免，也很难再收到一文钱。但实际上，各地州县政府却仍然必须向三司（指盐铁转运、度支、户部这三个中央的财政部门）缴纳税金，所以各地官吏继续对穷苦百姓们催逼勒索，动辄使用酷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穷苦百姓们即使卖掉自己的小破屋，让妻子去当别人的奴婢，再把儿女出卖，所得的几个钱，也不过就够税吏们一顿吃喝而已，根本就到不了国库！更糟的是，在朝廷的正式税收之外，地方上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杂费和差役，对百姓层层盘剥！如果朝廷不马上采取行动，百姓将无法活命！”

　　“请陛下赶快下旨，对于民间拖欠的捐税，应该一律豁免，不再征收。同时打开各地的义仓，从速赈济，才能使百姓熬到晚春，那个时候，各种野菜、树叶开始发芽，才有吃的，接着桑葚成熟，饥荒才能渡过。眼下这几个月情况最为急迫，行动不可迟缓！”
　　书毕，上呈当今天子李儇（读音“宣”xuān）。
　　日期：2011-10-10　07:31:05
　　僖宗皇帝和他的“阿父” 一
　　接到卢携此份上书的时候，大唐僖宗皇帝李儇还未满十三岁，即位才几个月，按照今天孩子的常例，小学还没毕业。李儇，原名李俨，爵位是普王，在被确立为新皇帝人选时才改的名。“儇”字的字义，是轻薄有小聪明，不知是谁给他改的，竟能如此名符其实，真是太有才了！

　　本来，去世不久的一代昏君唐懿宗李漼有八个儿子，因为不曾立皇后，所以不存在嫡子，而李儇在八个皇子中排行老五，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儒家礼法，皇位是轮不到他的。
　　不过，大唐帝国到中期以后，在皇帝由谁干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儒家礼法早就靠边站了，皇宫中的“公公”们才拥有最终决定权。大唐帝国的宦官集团，是一个牛人辈出的“阴雄”（多耍阴谋的高手，故名）团体，那可不是一般的了得。
　　不比不知道，例如清朝有名的所谓“大太监李莲英”，如果以唐朝同行的业务标准来看：他至死也不过就是“老佛爷”的一个跟班，没带过兵，没杀过亲王宰相，没制造过皇帝，要什么没什么，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就别给咱太监行业丢人了！看看我们的业绩：从安史之乱结束时的代宗算起，到僖宗，大唐共出现十一个皇帝，其中就有八个的上台是由我们拍板决定的，超过了总数三分之二，同时我们还杀了两个（宪宗、敬宗），吓死一个（肃宗），废掉一个（顺宗）、狠狠教育了一个（文宗）。至于杀个把亲王、宰相，那就和捻死个臭虫差不多，然后举朝吓倒如蝼蚁，试问天下谁能敌？

　　唐朝的宦官们为何能如此牛气冲天？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制度下掌握了中央兵权，正所谓：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晚唐的军队大致可以分成两大体系：即由各地节度使或观察使、采访使控制的藩镇军队和以左右神策军为主体的中央禁军（唐后期的中央禁军有十支，除左右神策军外，还有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威军，多数时候也由宦官控制，但与神策军相比，它们的实力和影响力均微不足道）。
　　藩镇军队是唐军的绝对主力（距此时间最近的唐军总数统计，在宣宗大中年间，共有“九十九万七百一十五人”，除去十多万中央禁军，藩镇军队数量超过八十万），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就有相当一部份藩镇已脱离唐政府的控制，剩下的那些还听命于中央的藩镇，对中央命令的执行力度也多半要打折扣。按当时的规定，藩镇军队在自己辖区内的开支由自己负责，一旦接受朝廷命令外出征战，则一离开辖区，费用即改由中央拔款（自然，能不能足额及时发放是另一回事，一般都不够用，仍需本镇补贴）。所以各藩镇军队即使奉调出征的，只要战事不涉及自身利益，他们离开本镇后，多数都出工不出力，坐享朝廷的粮米银钱。

　　神策军原本也是藩镇军队，最早隶属陇右节度使哥舒翰，驻防临洮。后来奉命入援京师，防区让吐蕃人给乘虚攻占了，从而因祸得福，变成了待遇优厚而工作轻闲的中央禁军。神策军最初只有一千余人，但好工作自然会很多有门路的人想方设法往里钻，所以神策军人数不断膨胀，后期保持在十万人左右，最多时曾高达十五万人。由于安史叛变后皇帝信不过外臣，从德宗朝起，神策军的两个最高职务：左军中尉和右军中尉就固定由宦官担任，自此直到朱温入京，在中央掌握枪杆子的，一直是这些“身残志不残”的公公们。面对几乎赤手空拳的朝中大臣，捏着枪杆子的人，能不牛吗？

　　日期：2011-10-12　11:16:30
　　僖宗皇帝的“阿父” 二
　　其次，唐后期的宗藩制度也对宦官掌权非常有利。读过明史的朋友想必知道：在明朝，成年的皇子除太子外，都不能留在京城，而必须到封地就藩，称为“之国”。明神宗就是因为不愿意让爱子福王常洵“之国”，而和朝中大臣死磨硬蹭了多年，最终仍不得不向祖制屈服。而晚唐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自玄宗朝开始，皇子皇孙出生以后，就必须住在长安“十王宅”（又称“十六宅”）和“百孙院”，没有特别允许，不能立开京城，也不能入仕或做别的营生，从此变成原生态的高级囚徒。

　　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皇子造反，或被外地强藩挟持，另立中央。但同时，它也为宦官们集中管理收拾李唐皇族，以及后来强藩们对皇族的集中屠杀，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使得在唐朝末年出现与中国多数大朝代末年大不相同的情况：李唐皇族对局势的影响力近乎于零！
　　正是在这些“良好制度”的帮助，和一代代“杰出”宦官的不懈努力下，大唐的宫廷逐渐被改造成为一个大型的“皇帝饲养场”，平时负责生产“候补皇帝”，待现任皇帝出缺时，再从中择优选帝。当然，这个“优”，是从对“饲养员”有利的角度来衡量的，并非指对国家有利。
　　那么，从宦官的角度出发，一个怎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呢？对于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在拥有丰富干政经验，积累下大量宝贵精神财富的大唐宦官界，早有达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几十年前，一代名阉仇士良公公，在他功成身退之际，就用非常精辟的语言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工作经验，堪称操作性很强的“皇帝使用指南”：
　　“对于天子这玩意儿，不能让他闲着没事干，我们要不断用各种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东西去引诱他，让他沉迷于其间，再无心管其他事。如此一来，天下大事都由我们掌控，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天子读书！更不能让他接近那些读书人！否则，他就有可能知道前朝的兴亡故事，就会产生忧患意识，从而疏远排斥我们，那样麻烦就大了。”

　　懿宗临死前，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两位公公，正是根据仇前辈留下的谆谆教导，而杀掉年长的皇子，拥立了李儇这株“好苗子”的。
　　李儇的“好”，就好在他贪玩。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儇精通音律和摴蒱，对当时的骑射、剑槊、法算、蹴鞠、斗鸡等娱乐活动都很感兴趣，最拿手的则是打马球。有一次他曾对宫廷演员石野猪夸口说：“假如有击球进士举的话，朕去赶考，一定能得状元！”总之，都不怎么用引诱，自己就已经沉迷于玩乐了，这样“优秀”的皇帝可不是次次都能选到的（要知道，就算是仇老前辈也曾看走过眼，立过一个很扎手的武宗皇帝）。

　　不过，打江山的也不一定就能坐江山，李儇即位后，真正能摆布帝国政府的人并不是刘行深和韩文约两位。这要怪就只能怪大唐宦官实在是能人辈出，内部竞争太激烈了！
　　取代刘、韩两位的，是僖宗皇帝的“阿父”。
　　当然了，那位被埋没的击球状元，在血缘上的阿父肯定是懿宗皇帝李漼，现在已经被埋进了京城北郊的简陵，所以这个“阿父”自然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从生理上说，已经当不了阿父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田令孜。
　　日期：2011-10-14　11:10:15
　　僖宗皇帝的“阿父” 三
　　田令孜，字仲则，蜀地人，出身低微，自然，这是一句废话，出身高贵的人是不会去做宦官的。他原本姓陈，原名不详，后来认了一个姓田的不知名宦官为义父，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他在强人如林的同行中，原本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但幸运的是，他被分配到普王李俨身边做事，早早接近了这位未来的天子，使他有了飞黄腾达的良机。

　　不过，古往今来，机会都只偏爱有准备的大脑，田令孜能够成功，更因为他是一个时刻准备着抓住机会的人。尽管当时普王李俨并不受宠（懿宗皇帝最爱的孩子，是郭淑妃所生的女儿同昌公主），但田令孜还是敏锐的认识到：这是一张有八分之一头奖概率的巨奖彩票！而且负责开奖的，并不是懿宗皇帝。既如此，谁敢说普王就不会中奖？

　　因此，田令孜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张到手的彩票。他原本就通书史，精谋算，哄小孩的本事更是胜过多数幼儿园老师。他常常带上一盘水果，一盘点心，陪着小普王一边吃，一边开心地聊天，终日形影不离。
　　五岁就死了母亲，也从来不被父亲关注的小普王不缺少点心，但最缺少亲情和关爱，他很快就把这个“可敬可亲”的田公公当成了自己无可替代的亲人，甚至连就寝时都要田令孜陪着他才能安睡，实际上已从心理上代替自己的父母。到后来，这个孩子这种畸形的恋母情节进一步发展，甚至步当年东汉那位声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的孝灵皇帝后尘，也称田令孜为“阿父”了。

　　数年后，懿宗驾崩，僖宗即位，田公公收藏多年彩票中了头奖，被立即提拨为枢密使，变成宦官中最有权势的“四贵”之一（“四贵”指两枢密史和两神策军中尉）。
　　一个发展成熟的权力集团，内部总会分裂出各个派系，田令孜在巩固了他的“阿父”地位后，便巧妙利用了小皇帝的能量，和宦官集团内的派系矛盾，使自己脱颖而出。他先是与实力最雄厚的杨氏家族（宦官不能生子，所谓“家族”是通过养子这种虚拟亲属关系建立起来的，如汉末著名的奸雄曹操，也是大宦官曹腾的名义孙子）合作，于乾符元年挤走了韩文约，又于乾符四年逼迫刘行深退休。扳倒两个老前辈后，田令孜拉拢在右神策军中人脉颇深的西门氏家族，联手打压前盟友杨氏家族首领杨复恭，登上左神策军中尉的高位，成为大唐宦官中的第一人。更由于僖宗对他的无比信任和依赖，至此朝廷政事基本上都由田令孜说了算，田公公权倾一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人生。但对于很讲实际的田公公来说，身和家都是天然残缺的，自然也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动力，权力在手，就是用来创收的。
　　一大进项是卖官，田公公成了各色官服的批发商（按唐制，一至三品官的官服为紫色，四品绯色，五品浅绯色，六品深绿色，七品浅绿色，八品深青色，九品浅青色），甚至出售的紫色或者绯色官服时，都不用知会僖宗皇帝一声。
　　不过，大唐的官职爵位，毕竟是有名额限制的，光靠这项收入，来钱还太慢。为了满足小皇帝的任意挥霍赏赐，和自己中饱私囊，田公公采取了操作更简便的“拿来主义”，派人清查长安东西两市所商人的家产，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然后全部没收，送进内库。如有人胆敢不服，就抓起来，交由京兆尹杨大人（就是那位奏报“仁义蝗虫”的杨知至），大棒打死！

　　自然，这类不和谐的画面，小皇帝是看不见的，他看见的，只是可敬的田“阿父”能力超群，总能像变戏法一样，给他弄来大批钱财，让他玩得更开心。这个世界真美好啊！
　　所以，当他看到卢携的上书时，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他只是年少，贪玩，不懂事，并不是本质恶毒，便立即下旨，批准卢学士的建议，让有关部门遵照办理。
　　不过，天真的李儇显然不懂：当命令没有有效的执行监督手段时，免税和赈济将带来的亏空没有有效的填补手段时，从收税中能够大量谋利的各级官员和吏员们仍然负责实际操作时，这道圣旨就不可能不变成一纸空文。
　　于是，大唐各级地方政府用文件落实文件，用会议贯彻会议，很快就将此事大化小，小事化了，消失于公文往来之间。而下达圣旨的僖宗皇帝，估计也在愉快的马球赛中，将此事忘于九霄云外。
　　不久，连它的首倡者都不再热心了，因为卢学士高升了。卢携上书十个月之后，通过今天我们已无法确知的幕后交易，他经田令孜推荐，被加授同平章事（全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唐后期等于宰相），此后便全力配合田令孜，在外朝与其一唱一喝。
　　那个曾为民请命卢学士不见了，多了一个为田公公当走狗的卢相国，一个本可能成为国家柱石的人，再次被环境加工成了国家蛀蚀……
　　日期：2011-10-16　08:06:34

　　厕所中的“能臣” 一
　　这一年的正月初三，在大唐朝野得到交口称赞，被公认为文韬武略均是一时无双的能臣高骈，由天平（总部郓州，辖区在今山东省西北部）节度使调任西川（总部成都，辖区在今四川中部）节度使。这次人事调动的原因，是南诏国（此时的真正国名是“大礼”）皇帝酋龙又一次入侵巴蜀，已攻抵雅州（今四川雅安）。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在酋龙这个好战的南诏君主当政十六年来，这已经是南诏军第七次大规模侵入大唐帝国，仅就对巴蜀地区而言，也已是第四次了。
　　虽然今非昔比，大唐的边境早已不是严防死守的贞洁烈女，但让一个西南小国一次又一次的习惯性蹂躏，仍是让大唐帝国倍感痛苦和丢面子的事。于是，朝廷决定选派能人，担当西川重任，这位曾于安南（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当时属大唐领土，而今天的云南则属于异国）大破南诏军的高节帅（“节帅”是当时对节度使的尊称），就成了朝野上下的希望所在。大家都指望他能出手不凡，在巴蜀重现安南的辉煌。

　　高骈，字千里，其祖父是曾位至南平郡王、官拜同平章事的中唐名将高崇文，父亲高承明，也是神策军中高级将领，算得上系出名门，根正苗红。从高骈的人事档案上看，他也确实值得众人的期待：
　　据说高骈在年轻时任军中司马，曾一箭射落双雕，技惊同僚，号称“落雕侍御”，出任大将后，败党项、破南诏、复安南，战功赫赫，在此时唐军将帅中首屈一指。同时，这员名将自幼便常与儒士交往，勤学好问，喜欢谈论理道，是一个有很高学识修养的诗人，文采不俗，有诗集一卷传世，其中一首《山亭夏日》最为有名：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精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诗歌在大唐的时尚程度，如同六朝的清谈，此道的行家里手自然会赢得众多的赞誉，为他原本就光彩照人的履历增色不少。
　　背负众人期望的高大帅，一出手便不同凡响。他才到剑州（今四川剑阁），便命成都大开城门，并解释说：“我在交趾大败南诏二十万大军，他们听到我来，逃都来不及，哪里敢侵犯成都？现在春天已到，气温回升，如果让几十万人继续挤在一座孤城里，难免不发生瘟疫。”而酋龙皇帝也非常配合，果然在得知高骈将到任后，就不敢再打，从雅州解围南撤。

　　高骈干净利落地赢了第一回合，不过接下来的事，就没那么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