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1-18 13:23:00
　　题记：《孙子兵法》与中国近代战争史
　　“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唐太宗.李世民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

　　——曹操
　　“越南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北越的军事战略与其他东方国家一样，源于孙武的军事思想，而西方国家的军事战略则来源于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
　　——原美军驻越南战场总司令
　　“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
　　——日本松下.松下幸之助
　　★军事：最真实的哲学

　　《孙子兵法》，世界三大兵书之一，中国人的智慧典籍，自18世纪传到欧洲后，便被翻译为“the 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
　　战争，确实是一门艺术。
　　综观人文社会科学各类：文、史、哲、经、管、法、兵——我以为，“兵”最接近真理。
　　哲学——脱离实际、文学——附庸风雅、史学——众说纷纭，而“军事学”是在一次次真刀真枪、血淋淋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学问，用事实说话，结果明了，是实践的产物。
　　它最接近真实。

　　对者生，错者亡。
　　选取“国共”这个特定历史时段来阐发，离我们最近，还依稀散发着战场狼烟的气味，并不曾远去。
　　能征善战的林彪，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大兵团作战的粟裕，计谋层出的刘伯承，以弱胜强的徐向前……
　　作战勇猛的薛岳，神机妙算的白崇禧，常胜将军卫立煌，目光深远的张治中，远征将军孙立人……
　　神勇用兵，精彩纷呈。

　　日期：2012-01-18　13:31:50
　　★奇正之兵
　　兵者，诡道也。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孙子兵法》
　　军事作战，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双方对决，靠的就是机谋算计。
　　所以说，共军的一系列胜利都靠灵活机动、积小胜为大胜而来，这无可厚非。
　　反而是国军那种正面迎敌、大兵团硬拼的战术，最为糟糕，代价极大。
　　单从战略战术角度来说，国军观念就存在根本的硬性错误。
　　当初搞反清革命时，很多中国青年跑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军事政治，蒋介石就是其中一员。老蒋的军事理念，是从日本人和德国人那里学来的。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后从德国那里学习，所以日本和德国的战术思想属于同一个体系。
　　写《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人，他便是德国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讲究大部队决战。

　　比如，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方式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等等，都带有鲜明的西方人重视力量和规模的思维倾向。
　　所以老蒋年轻时受日、德影响，后又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教出一批同样思想体系的学生来，这对于国民党军的抗日、内战都起着致命性作用，包括非嫡系的诸多国军将领，也都是承袭当年革命党人的军事思想。譬如，台儿庄战役，从战术意义角度考虑，可谓是一场没有输赢的战役，双方实力相当，对等消耗，最后殆尽，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从民族情感和政治影响来说，又另当别论）；又如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军在东北、苏中、鲁南地区，都讲求“占领大城市”，以地域面积和城市数量来衡量战争胜负，还被老蒋称赞有加，其实是被釜底抽薪，拉长战线，离死亡不远了。

　　同理，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后，也是极尽所能拉长战线，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东，从华东到中西部，在其外围还占领缅甸、印尼、马来西亚，乃至太平洋诸岛，还招惹万里之外的夏威夷岛……如此大范围大规模用兵，一定是强弩之末，像吃了伟哥一样，高潮得越凶猛，精尽人亡得就越快。
　　这种“大规模决战”、“死扛”、“硬拼”的战术思想，基本上不被共军推崇。无论是四野林彪、还是三野粟裕、还是二野刘伯承，都讲究“猫盘老鼠，盘软了再吃”、“诱敌深入”的运动战，不与敌人硬拼。
　　这便是孙子提出来的“虚实结合”。
　　1947年，国共角力的关键时期，身处延安窑洞的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有四点就是专门告诫解放军将领们不要硬拼的：“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先取小城市和乡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当然，共军中也有喜欢硬拼的将帅，彭德怀便是其中一个。谁敢横刀立马，看我彭大将军，看看彭老总所领导的战役，基本上都是拼血本，蛮着来：

　　湘江血战——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从八万锐减到三万，损失一半以上兵力。
　　兰州战役——西北战场最惨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彭德怀与马家军血拼到底。
　　朝鲜战争——这个更不用说了，硬碰硬，损失人数至今都无法确定，如果换作林彪、粟裕，恐怕会是另一种结果？
　　至于彭德怀发起的“百团大战”，也是遭到毛泽东反对，被毛泽东认为过早暴露力量、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一直受到批评。
　　当然，这是从纯军事战略角度来评论，而军事往往是与政治紧密挂钩的。一场并不大胜的战斗，在政治影响上有时却起到号召宣传作用，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家所应考虑的。兰州战役、百团大战、朝鲜战争等，在军事战略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气势夺人，激发血性，让敌人也钦佩不已，一次次树立了共军的勇敢形象，乃至国家形象，无形价值是巨大的。

　　军事，终究是与政治紧密结合。
　　日期：2012-01-18　13:34:50
　　★社会阶层的分裂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孙子兵法.计篇》

　　战争第一个重要的因素：道。
　　道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字眼，如果要翻译成英文，恐怕很难理解。
　　孙子解释，‘道’可以“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道就是正义，是民心。一旦民心所向，就可以让人民与你并肩作战，生死与共，面对危险无所畏惧！
　　再简洁一点解释，就是——你替谁说话，谁就为你干事。

　　不禁想起一个讽刺事件，是前几年发生的：2009年，郑州市规划局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被问到了“不该问的问题”，副局长逮军一时情急，怒斥记者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新闻顿时传遍中国，成为调侃笑料。
　　回望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的人们被一道鸿沟截然分成两个社会阶层。
　　当时的中国，沿海各省已经“先富起来”，发展出自己的工商力量，产生了一批民族工业，江苏、浙江、广东、乃至湖北、平津等地，都有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然而，在更为广袤的内陆地区，却始终无法“后富起来”，依然是大量穷苦农民维持着小农式经济，他们无法享受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利益成果，沦为赤贫，生活无望。
　　同一个中国，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上层社会的人们挥霍金钱，过着富奢的生活，他们模仿洋人，穿西装、喝咖啡、说英语，官太太们视财如命，长官们横征暴敛，买办们打着洋人的旗号，欺骗自己的同胞，压榨工人们的血汗。

　　下层社会的人们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他们买不起房、上不起学、付不起医药费，面对国统区高昂的物价，更是朝不保夕。通货膨胀飞速吞噬他们仅有的积蓄，昨天一百元能买五斤米，今天却连一个鸡蛋也买不起；贪官污吏只手遮天，长官们、首长们的苛捐杂税，已经预征到一百年后了。
　　于是，在旧中国，俨然形成两个互不流动的阶层：
　　（1）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主要分布在江浙发达地区一代。
　　（2）旧有的小农阶层，主要分布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
　　蒋介石的势力，是为前者，以中央军嫡系为代表。
　　而后者的力量，则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各省，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马步芳、广东的陈济棠、东北的张作霖、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有江西苏维埃政权、以及全国各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这些地方势力，犹如℃地头蛇一样盘踞在自己的地盘上，实则仍然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军阀，与东汉之豪强、唐朝之藩镇并无本质差别。
　　日期：2012-01-18　13:38:08
　　★打破既得利益阶层
　　“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孙子兵法.计篇》
　　这是一个贫富差距严峻的时代。
　　20%的人占有了80%的财富。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
　　孙子所谓的“道”，就是争取广大民心，替民众说话。
　　在“替谁说话”这个问题上，以蒋为代表的中央自然是为工商业力量说话，而以毛为代表的“匪”则是为中下层农民、工人力量说话，至于派系繁多的各地军阀，则是中央势力的延伸，或者说是在与新兴工商业力量结合后生出的一种“中国特色”的披着封建旧时代外壳的“异形”。
　　革命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老百姓会说：主义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辈子我也指望不上。但分田地就不同了，和老百姓的饭碗相关啊，分了田地就可以不再挨饿，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我打了土豪，就可以分田地，就可以活命，养活妻子儿女，那我当然干了！
　　“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说，这是中国最具有号召力的广告宣传，短短六个字，吸引了千千万万非既得利益者的前腐后继，为的就是能有一个“重新分蛋糕”的机会。
　　这个口号所反映的逻辑是：干革命就能打土豪，打土豪就能分田地，分田地就能吃饱饭。

　　共军的士兵源源不断增加，主要就是来自贫农。他们无怨无悔、前仆后继、舍身忘死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反正已是一无所有，索性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反了算了！跟着哥哥冲去那东京，剁了狗皇帝的脑袋。
　　分得了田地财产的农民，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妻子送走了丈夫，父亲送走了儿子，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就是保住了饭碗。
　　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军在围剿共军时，往往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指出：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中国几万万农民群众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期，红军仅仅花了3年时间，就把部队人数（包括赤卫队等地方民兵武装力量）扩大到10万人，这个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在毛泽东1927的一份报告中统计，湖南全省已有农会会员200余万人，这些农民都响应共产党军的号召，只要动员起来，哪怕是十分之一也非常不得了了。
　　所以，为什么老蒋要展开对共军的围剿、清洗？因为非既得利益阶层的力量太强大了，长此以往下去，他们定会翻了天，把上层既得利益者打翻在地。
　　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用发展来解决矛盾”的思维不同——今天的中国有条件“把蛋糕做大”，渐进式的倾斜，把多出来的蛋糕分给非既得利益阶层，逐渐化解冲突；而在民国时期，外忧内患，国家分裂，洋人染指，根本没有条件“把蛋糕做大”，于是僧多粥少，既然财富已经被20%的上层人士占据了，就没有空间容得下那80%的底层民众来分享蛋糕了。

　　时势所迫，无法选择。
　　一场大战展开在即……
　　日期：2012-01-18　14:03:12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白居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1930
　　据说林彪在井冈山时，曾对对红军抱有悲观态度，问毛曰：“红旗还能打多久？”
　　毛后来回信于他，很经典地回答了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事实上，按照毛的“诱敌深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治军思路，沿袭《孙子兵法》的虚实结合、强而避之、卑而骄之的思想，红军在赣南的形势是不错的。
　　如果不是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横插一竿子，估计南方苏维埃政权会愈发稳固，一直熬到抗日战争爆发，形势更加大好。
　　而这个国际顾问——李德，作为一个德国人，恰恰学习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一套大兵团决战的思想。他自己本人也只是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仅仅只有街垒巷战经验而已，自然只懂得打“阵地战”，与敌军硬拼。
　　所以，中国战争的国情，是以《孙子兵法》为思路结合的，与西方《战争论》的思想格格不入。

　　从1930年开始，国军对赣南的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前四次都以失败告终。这四次战役，都是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国军的数量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良，却打不下小小的苏区。
　　请看，这是前四次围剿的数据：
　　第一次围剿：
　　【国军】10万余兵力，国军11个师又2个旅
　　【结果】：红军“诱敌深入”，最终歼灭国军一万两千多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围剿：
　　【国军】20万人的兵力，何应钦集结的十八个师另三个旅
　　【结果】：红军继续“诱敌深入”，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

　　第三次围剿：
　　【国军】30万兵力，老蒋亲自担任“围剿”总司令，并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
　　【结果】：红军毙伤俘敌三万余人，再次胜利
　　第四次围剿：
　　【国军】40万兵力，陈诚等嫡系部队参战，蒋介石亲自部署

　　【结果】：红军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红军主力扩大到8万余人
　　看看，四次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将领级别一次比一次高，老蒋不可谓不是大手笔。
　　但为何始终攻不下小小的赣南？
　　原因就在于——红军与当地老百姓联系紧密，甚至可以说，当地老百姓为了保卫自己“土地革命”的财产果实，大部分都加入、支援红军，下层百姓的利益是与红军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保卫自己的村庄、保卫家园，每个人都使出全身力气。
　　强龙再强，也压不过地头蛇。

　　地头蛇在自己的地盘，无论如何也是要活命的。
　　你国军来了，即使占领村镇，可老百姓不支持你，在背后搞鬼、暗送情报、破坏后勤通信、不提供粮食，国军就无法长期驻扎。而共军退却之后，四处游击，有朝一日又能回来，红军里相当一部分士兵都是江西本地人，他们怎么会丢下这片热土呢？君不见，建国后的将军当中，以江西人最多，江西又以吉安人居多。
　　所以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便是这个“道”。
　　我们举另一个反面例子：为什么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联”始终发展不起来？
　　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把东北作为长期经营之地，对当地民众剥削较轻，甚至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所以东北抗联在当地难以获得民众根基，根基不牢，军事上自然就败仗连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林彪与杜聿明争夺四平，四野在东北当时的根基不深，底子薄，民众不是很支持，所以军事上捉襟现肘；而同一时期，粟裕在苏中的七战七捷，恰恰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省却了后勤、补给、情报等大量累赘。

　　现今，很多人有一个这样貌视正确的观点：共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宣传工作做得好。
　　仅仅是因为“政治宣传”吗？非也。如果不是经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让家家户户得到实惠，享有利益，政治宣传又岂能持久？而一旦人们尝到了“分田地”的甜头，哪怕不用共军的政治宣传，也会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好评如潮。
　　政治宣传不是军事胜利的原因，而是结果。
　　那么，当时为什么独独在赣南地区苏维埃政权能够存活下来呢？
　　这便是基于当时的民情了。

　　当时，林彪问毛泽东“红旗还能扛多久”？
　　毛泽东回信，详细分析了情况：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由此看来，果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只要贫富差距没缩小、只要全国还有千万穷苦百姓，共军的力量就不会消失。

　　很多年轻的网友总会说“如果当年老蒋军事战略高明一些，共军就彻底被消灭了”，其实并不懂得当时的国情。哪怕长征真的失败，日后也依然会出现‘张泽东’、‘李泽东’、‘王泽东’，会依然在其他地方出现红军的翻版。
　　君不见，红军长征后，红一方面军只剩下7000人时，流离颠沛到陕北，即使这样微弱的火种，不出数年，竟又重新燃起希望。眨眼间，共军变成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陕北、鲁南、豫东、冀北、中原各地的下层民众，都汇聚起来，源源不断，形成汪洋大海，天下大事就已定矣。
　　此所谓“一曰道”，得道者，自然是多助的。
　　（接下来解释孙子的“二曰天”）
　　日期：2012-01-19 09:04:52

　　====================正文的分界线===================================
　　★天时与地利：影响战略成败的外界因素（上）
　　“天者，阴阳、寒暑 、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孙子兵法.计篇》

　　在《孙子兵法》第一篇《计》里，成功关键的“五因素”中，“道”已说完了，位列第二、第三的是“天”和“地”。
　　古人总是提这么抽象的概念，也因此需要现代人加以解释。
　　‘天时’很重要，往小点说，就是天晴啦、下雨啦、降雪啦、雨季啦、旱季啦、天热天凉啦等等。
　　最为经典的战役，莫过于19世纪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严寒，改写了历史。
　　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意大利的国王，拿破仑同志无疑是天才的军事家。他的铁蹄席卷欧洲大陆，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瑞士等纷纷拜倒在其脚下，可是唯独俄罗斯，这片白雪皑皑的土地，改变了历史走向。当拿破仑的60万铁骑和1400门大炮兵临城下时，因为遭遇严寒，俄罗斯降雪，气温下降，法军扛不住冻，加上粮草殆尽，饥寒交迫，秩序开始大乱。士兵们三五成群地到处抢劫，以寻找食物和燃料，甚至为了争夺一块面包而发生残杀。

　　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饿殍千里，伤病满地。最终，60万精锐之师只存活了2万人！拿破仑也从此一蹶不振，大势已去！
　　因天气原因而失败的，还有瑞典入侵俄国、希特勒入侵苏联，可见俄罗斯这片土地还真不是闹着玩儿的，没事别想着侵占俄国；在亚洲地区，则是13世纪的元朝大军征讨日本，两次出海，都遇见“神风”，而致惨败，从此也让日本人信奉“神风”的神秘力量。
　　至于说到“地利”，事例更多，信手举二例：
　　譬如先秦时期，六国联合征伐西部的秦国，却因秦国据天险，有函谷关之要塞，硬是攻不下来，最后秦国出函谷关，横扫六合，并吞八荒，此地理位置真可谓“进可攻，退可守”也；
　　又如三国时期，魏国大军南下，吴国以长江水路拒之，在赤壁大败魏军，赢得半个世纪稳定；蜀国以天堑蜀道拒之，独守剑门关要塞，与魏军抗衡数十余年，可谓占了地势的极大便宜。
　　而要真正往深层次说，“天”和“地”则是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所在。
　　话说红军，当初在赣南建立苏维埃政权，速度不可谓不快，规模不可谓不大，共产党高峰时期发展到40万人——但此时的“天时”却对共军不利、对国军有利：此时蒋介石刚刚结束“中原大战”，收拾完地方军阀，日本的侵略尚未开始，正好有精力对付赣南“赤匪”。于是乎，纠集各路人马，大举进攻。
　　尤其自长征之后，红军接连数年厄运不断，“天时”运气那是大大滴坏啊：先是湖南湘江血战，主力部队损失大半；然后在贵州、四川的山沟沟里穿越了大半年之久，又死伤过半；及至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又面临着与张国焘的分裂，内讧不断；到了陕北，主力红军只剩下区区七千人，穷得响叮当；再有西路军前往新疆方向试图与苏联会合，惨遭马家军屠戮，只剩一个司令光杆……一连串的厄运，可真是时运衰败到家了！

　　要打胜仗，光有精气神是不够的，老天爷，求您给机会有木有啊！
　　这不，机会总算来了，亲！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大事者，总是能够忍耐。左等右等，在延安的窑洞里，穿着补丁裤子、半月才能吃一次肉的毛委员总算等到了机遇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滴。
　　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想当初，老蒋在南方剿匪，颇有成效，几乎要把‘赤匪’赶尽杀绝；谁知到了北方，共产党时来运转，坤卦变乾卦，东南对西北，属水变属金，“时位”得正了！
　　本来是老蒋亲抵西安布置剿匪命令，谁知半路杀出张学良，逼宫进谏，于国难当头之日，国共双方暂时妥协，共同抗日，先把大敌人干掉再说。

　　(未完待续)
　　日期：2012-01-19 15:15:17
　　★天时与地利：影响战略成败的外界因素（下）
　　●《易经》与中国革命的地理形势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子说：地形有六种，平坦畅通的、易进难退的、据险对峙的、狭窄逼仄的、形势险要的、间隔很远的。
　　“地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深厚的哲学寓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中国的地理位置吻合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