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能用到的中国智慧——战国六家诸子那些事儿

作者: 赵士林

  日期:2010-8-26 10:43:00
  每天都能用到的中国智慧——讲述你所不知道的国学真相
  孔孟之道是不是只会宣扬空洞的大道理和“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奴才政治逻辑?
  孟子和商鞅,一个认为社会公平最重要,一个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历史证明他们谁是正确的?
  为什么朱熹说“老子心最毒”,章太炎甚至说老子“为后世阴谋者法”?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墨子是准军事化组织的大佬?
  为什么韩非子、商鞅等法家在积极改革,顺应历史潮流,最终却总是作法自毙,深遭横死?
  也许你会觉得颠覆,那只是因为历史被遮蔽的太久。
  讲述你所不知道的真相,讲述每天都能用到得国学智慧。
  谈国学,我想起一句老话:一部二十四史究竟从何说起?中国的国学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究竟应该从何说起?在我看来,国学主要有六大家,那就是儒道墨法禅兵。这六大家思想如同江河行地,培育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如何结合时代的需要,将这六大家的思想精华化为现代人的精神营养?我的体会是二十四个字:以儒做人,以道养生,以禅清心,以墨尽责,以法为基,以兵入市。

  这就是所谓的国学六法,我们先从儒家讲起。儒家的学问不是空头理论,不是玩概念,也不是煽情,它从头到尾都是教我们怎样做人。北宋有位大儒叫程颐,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我们读《论语》,如果读之前是一种人,读了之后还是这种人,这《论语》就白读了,这话的意思是说,学习《论语》要落实到做人上。南宋有位大儒叫陆九渊,他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识一个字,也要还我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那么怎样以儒做人?这要从孔子谈起。
  孔子的启示:爱满天下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儒家的第一把手,也是中华文化的首席代表。古代社会,历朝皇帝都加封孔子,其中元代皇帝元成宗给了孔子最高的政治荣誉,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位蒙古族皇帝在圣旨中引用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意思是说,孔子以前的圣人,如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如果没有孔子,他们的真精神就流传不下来;孔子以后的圣人,如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明代的王守仁等,如果没有孔子,就没有了效法的榜样。因此有人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都是从孔子手中放出来的。”数千年来,孔子作为不朽的文化人被传诵、被崇拜,地位基本上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也还不能不承认孔子是个大教育家。那么,孔子的魅力何在?孔子为什么拥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影响?我的体会是,孔子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为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也就是做人,提供了最高的榜样,确立了基本的原则。

  孔子家祖上曾经阔过,不过孔子命不好,没赶上。孔子出生时,叔梁纥已经垂垂老矣,孔子刚刚三岁,他就去世了,孔子的母亲又不是正室,属于妾这个级别,于是孔子和母亲相依为命,尝遍了人间的辛酸悲苦。孔子后来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就是说自己小时候家境贫寒,干了很多粗活。
  孔子出身低微,相貌丑陋,再加上私生子的身份,恐怕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很多人如果从小像孔子这样,长大了很可能自暴自弃。但孔子不这样,相反,他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发奋学习,终于成为中华民族的大圣人,中华文化的“通天教主”。他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十五岁开始立志学习。这个学习不是看图识字做算术题,古人学这些知识是从六岁开始,十五岁开始学就太晚了。一般地讲,一个人十五岁左右就开始琢磨怎么活着才有意思,也就是开始思考怎么做人了。孔子正是从十五岁开始就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做人的道理了。那么,孔子思考出了什么道理?他要求我们怎样做人?总的要求就是一个字——“仁”,仁义的“仁”。“仁”是孔子最重视的道德范畴,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也是以儒做人的根本原则,因此儒学又被称为孔门仁学。

  那么,究竟什么是“仁”?“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零九次,孔子每次对“仁” 的解释都不一样,更准确地说,孔子每次都是针对不同的情况来解释“仁”。就事论事,因材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孔子教学的特点,他从来不抽象地讨论问题,对仁的解释也是这样。例如,脾气暴躁、遇事莽撞的学生问他什么是仁,他就说温和沉稳就是仁。谨小慎微、遇事犹疑的学生问他什么是仁,他就说勇敢果断就是仁。孔子对“仁”的解释就是这样始终紧紧地围绕着人们的日常表现,灵活机动,随事点拨,针对性非常强。但是它也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核心,那就是爱。

  《论语》里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的学生樊迟问老师什么是仁,老师回答说仁就是爱人,这个答案十分朴素,但它却是孔子对仁的最高概括。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做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颗爱心。但是,光说有爱太简单了,不用圣人,就是我们老百姓也都知道人要讲点儿爱,凭什么孔夫子一讲爱就成了圣人呢?

  原来,孔子讲爱尽管十分朴素,其中却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意义。儒家亚圣孟子最理解孔子,他讲了十个字,对孔子说的爱作了全面、精辟的概括,这十个字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十个字透露了孔子讲爱的三层含义,那就是,第一层“亲亲”,对亲人的爱;第二层“仁民”,对大众的爱;第三层“爱物”,对万物的爱。孔子乃至儒家要求做人应该拥有的仁爱之心,主要就是这三层。

  日期:2010-08-26 11:37:05
  对亲人的爱:孝是道德的基石
  儒家追求一种爱满天下的境界,但儒家的仁爱却发端于我们身边最普通的血缘亲情,也就是对父母兄弟、对亲人的爱。正如孔子所说:“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意思是说,爱这种感情的培育是从爱亲人开始的,而爱亲人的核心就是“孝”。孔子告诉我们,做人应该有爱心,爱心首先是孝心。
  《论语》第一篇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一句话,就道出了儒家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来建立道德体系的根本诉求。“孝”是对父母的敬爱之情,“悌”是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孝是纵的要求,悌是横的规范。孝、悌两种情感是出自血缘亲情的自然纽带,一纵一横,为人间的道德秩序确立了经和纬。其中尤以孝为道德的基石,孔子认为孝是仁的根本,或者说是仁的出发点。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宰予对父母逝世子女守孝三年的习俗提出质疑,说是守孝三年很耽误事,一年就足够了。孔子就批评宰予“不仁”,并提出理由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小孩子三岁才离开父母的怀抱,因此,父母去世为他们守丧三年是天下人都尊奉的规矩。你宰予难道不是直到三岁时,还被父母搂在怀里疼爱吗?

  孔子这个说法今天看来仍然不错,现在的小孩子也是三岁才上幼儿园,才算离开了父母的怀抱。但是,守孝长达三年的做法肯定会严重地影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古人这三年之丧怎么守?在父母坟旁搭个小草房,披麻戴孝,戒酒戒肉戒娱乐,夫妻要分居,有工作的得请长假,甚至干脆就辞了职。后世为了照顾官员回家为父母守三年之丧,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制度叫“丁忧”,非常像今天的停薪留职。大家想一想,这样守孝长达三年之久,要耽误多少事?当时的社会,每个国家都格外重视人口的繁衍,耽误孩子可不是小问题。因此对三年之丧,不光是宰予有意见,专门和儒家唱反调的墨家更是坚决反对。通过孔子对宰予的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他判断“仁”或者“不仁”的最重要的根据就是对待父母的态度,对待父母要真诚地感恩,充分地回报,这就是孝,这就是仁。不孝敬父母就是不仁。

  做人首先要孝顺。这是以儒做人的头一个要求。把“孝”作为人生头等大事,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又被称为孝文化。不仅儒家讲孝,道家也不否认孝,老子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显然也是在主张孝,不过是认为儒家谈仁说义那一套非但不能使人孝,反而是“孝”的障碍,这体现了儒道两家人生观的重大差异。儒家人生观强调尽伦理,道家人生观强调任其自然。老子还说“六亲不和有孝慈”,这也不是否认“孝”,这句话同样是在抨击儒家的谈仁说义恰好造成虚伪做作,从而破坏自然,导致“六亲不和”,一个和睦的人家,并不需要天天把孝挂在嘴边上。

  建立在血缘亲情之上的孝是人类道德的本原,是人类的善根所在。因此,孝文化尽管是中国传统,但是又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世界上很多属于不同文化系统的不同民族,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也都肯定了孝的意义和价值。基督教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到了教堂里,不管你是几代人,大家彼此都是兄弟。但基督教到了中国以后,也明确主张教徒要孝敬父母,要做父母的好孩子。著名企业家比尔•盖茨关于孝敬父母有一句名言:“孝,是不能等待的。”再如佛教,我们都知道印度原始佛教主张“四大皆空”。什么叫“四大”,这是古印度人受古希腊人影响形成的宇宙观,他们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尽管是日月星辰、大地山河、纷纭万象,但是构成这个世界的根本元素只有四样,那就是地水火风,称为“四大”。“四大皆空”就是说宇宙都是空幻的,印度佛教用这个宇宙观来论证自己的人生观。宇宙都是空幻的,何况人生呢?因此人不要太执著、太认真、太贪恋世俗的一切,这是一切烦恼的根源。要解脱烦恼就要“斩断尘缘”,就要“六根清净”,“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一切欲望的来源。但是佛家到了中国也欣然地接受了儒家的“孝”。出家人已经斩断尘缘,六亲不认了,还讲什么孝呀?但是你看《坛经》里说“恩则孝养父母”,《佛说孝子经》更强调“佛以孝为至道之宗”,说佛法“皆以孝顺为宗”。

  日期:2010-08-26 22:52:39
  我们会发现儒家讲的爱和其他文化系统,例如基督教讲的爱就有很大区别。基督教讲博爱,来自于上帝的召唤。例如,《圣经》中说:“基督复活了!经受了熬煎,获得了锻炼,战胜了考验。爱人者,有福了!”这个爱来自于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神圣命令。因此《圣经·马太福音》说:“上帝就是爱。”儒家讲的爱却是来自于内在的、自然的血缘亲情,甚至来自于动物的本能,是这种动物本能的升华。例如,很多动物都有孝的表现,如“乌鸦反哺”,这种生物本能进一步升华,就成为人的“孝”,因此我们经常说人不孝顺,畜生不如。

  当然,讲到人的孝,和动物有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动物只有出于本能的“孝养”,人却有出于亲情的“孝敬”。孔子的学生子游问老师究竟怎样才算是“孝”,孔子回答说:“今之谓孝,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的人说起孝,都认为能养活爹娘就行了。仅仅这样理解孝,那么犬马啊都能饲养,如果没有尊敬,那么养活爹娘和饲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敬”字,道出了孝的道德属性。较之“养”,“敬”确乎更体现了人的“孝”较之动物本能所独有的情感特征。我由此想到民间流传的两句话:“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心是内在的情感,迹是外在的行为。如果仅仅把“孝”理解为从物质上供养父母的行为,那么贫困人家子弟无力很好地供养父母,按照这个标准,贫困人家就没有孝子了。如果对某个异性动心就是淫乱,而不管在行为上有没有表现,那么这世上就没有几个人不是淫乱之徒。因此讲孝主要的要求还是敬重老人,“敬”的标准要高于“养”的标准,因此“孝敬”较之“孝养”出现频率更高。伴随着经济繁荣,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日臻完善,孝养的问题越来越容易解决,而孝敬的问题却仍然突出。进入老龄化社会,孝敬的道德情感理应得到悉心培育。

  必须指出的是,“孝”在历史上也曾经被统治者利用,成为专制统治的手段。统治者纯粹从政治功利出发强调儒家孝的道德要求,他们提倡对父母尽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对皇帝尽忠,通过对父母的孝来保证对帝王的忠,并且进而用对帝王的忠来压倒对父母的孝,对于专制帝王来说,孝不过是手段,忠才是目的。在他们看来,君权就是父权的放大,臣子应该像在家里对父母尽孝一样,在朝廷对皇帝尽忠,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秦代丞相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指“人臣孝,则事君忠”。汉代的皇帝号称以孝治国,除了汉高祖刘邦外,皇帝的谥号都冠上一个“孝”字,如汉武帝的谥号是孝武,汉文帝的谥号是孝文,目的都是在维护皇权统治。这种思想在孔子那里似乎能找到一点根据,孔子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他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这段话肯定了孝悌对于维护政治稳定的价值,也就是孝对于忠的价值。

  到了孟子,就坚决反对将孝和忠扯到一起。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他说过“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也”,有人类以来,就没有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但孟子在很多方面,特别是他的政治观点比孔子要激进,要民主。他高度评价舜的孝行,甚至主张为了尽孝可以违反法律。有人问他,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该怎么办?他说舜一定放弃自己的王位,背着自己的父亲逃到海边去,逃避法律的制裁,隐居下来享受天伦之乐。但对君臣关系,孟子则坚决主张建立一种互相尽义务的关系。君对臣好,臣就对君好;君对臣不好,臣也就可以不买君的账。这就是孟子那段著名的议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君主把臣下看作自己的手脚,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狗马,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仇敌。这段话后来惹得专制帝王朱元璋大发雷霆,要将孟子从孔庙中撤出去,并说谁反对就杀掉谁。但有个叫钱塘的大臣偏偏不怕死,坚决反对朱元璋的决定,并说为孟子死虽死犹荣。由于大臣冒死反对,朱元璋未能如愿,但他最后还是让大臣重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也就是《孟子》的删节本,把这样的话统统删掉。总之,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从根本上颠覆了帝王专制时代忠君不贰的政治要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才政治逻辑在孟子这里是根本行不通的。

  日期:2010-08-26 23:09:42
  三国时期有位叫邴原的名士勇敢地捍卫孝高于忠的原则,坚决地回应了统治者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挑战。事情是这样的: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在宴席上向宾客们提出了一个极端尖锐的问题:“君父各有篤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君王和父亲都生了重病,但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个人。那么,是救君王呢,还是救父亲?

  这个问题问的很巧妙,很刁钻,很老辣,很阴险,很敏感,令宾客们很难回答。这其实就是一个孝的原则与忠的原则哪一个是更高原则的问题,是一个孝与忠相互冲突的问题。曹丕这样提,用意就在检验臣下对帝王是否绝对地忠。
  从内心自然的真实感情来说,人们肯定更愿意尽孝,更愿意用这丸药救自己的父亲,而不愿意用它来救皇帝。因为我和老爸是血缘关系,有亲情,我和皇帝不过是政治关系,没有什么亲情。但是似乎谁也不敢这么讲,这样讲也许就会得罪君王。这时,只有这位邴原站出来,干脆果决、坚定有力地回答:“父也。”当然是救我的父亲!”邴原的回答捍卫了“孝”的尊严,捍卫了孝对于忠的的至上性。颠覆了帝王家的霸道逻辑,粉碎了专制统治者的意图。我们从邴原的回答中能够感受到一种道德的无畏,一种孝的巨大力量,一种亲情的最高满足。

  当然,谈到孝和忠的关系,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实际上,忠的对象不能仅仅是君王,忠还具有更为宽广的含义。如果“忠”的对象是国家民族时,忠孝不能两全,舍孝而取忠,舍小家而顾大家,就往往具有道德的崇高性和震撼性。岳母刺字、杨家将等故事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这些爱国者能够以忠代孝,甚至毁家纾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

  “国学热”中,有些江湖混子专门忽悠企业家,说“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懂。对企业、国家乃至任何社会组织的态度,是忠不忠的问题,扯不到孝上去。孝的涵义不能随意地扩大,它专门指对父母乃至直系长辈血亲的敬爱奉养之情。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在两会上抛出一个“父母论”:“一个家庭,孩子特别理解父母当家的难处,应该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倪萍委员要求我们像爱爹娘一样地爱政府。看来,这位倪委员的奴性已经彻入骨髓。她把当代社会理应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下意识地置换成了专制时代的“父母官”。 现代文明社会,当家做主的是人民,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官吏理应无条件地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如果不合格,人民就有权力剥夺他们的权力。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绝不是家庭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血缘伦理和政治伦理绝对不能混淆。就像我在前面说的,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就喜欢来这一套,宣扬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人臣孝,则事君忠”,都是让百姓像孝敬爹娘一样忠于朝廷。

  从当代公民社会的视角来看,这个“父母论”当然荒谬绝伦。打个比方,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就好像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关系。业主出钱雇物业公司是为他服务的,不是花钱买爹的。同理,公民将权力赋予政府是让它为民众服务的。当然,我们的现实是,如同很多物业公司搞错角色,把自己当成了主人,肆无忌惮地盘剥业主,很多政府官员也搞错了角色,把自己当成了百姓的爹娘,肆无忌惮地欺压公民。主仆关系倒挂,表明我们的政 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倪萍委员的“父母论”不仅在政治上荒谬,在伦理上也是对父母之爱的亵渎。

  当然,绝对的孝也曾经带来严重的问题。当孝成为对个性的压抑,对个人情感的蹂躏,对个人权利的剥夺时,就往往会酿成悲剧。从《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是对“孝”成为束缚人的礼教的深刻暴露,都是对礼教扼杀年轻一代幸福追求的强烈控诉。想一想旧时代,为了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父母尽孝,发生了多少不幸的婚姻?五四时期,还有姑娘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在出嫁的轿子里用剪刀自杀。由于孝成为礼教后,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五四时期反传统也把矛头对准孝道。当时对孝道的批判,主要是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倡个性解放,冲破家族压迫,二是提倡政治解放,推翻专制压迫。因此五四对孝道的批判,并不是号召人们都去打爹骂娘,而是反对孝成为礼教的绳索,束缚人的基本自由。现在为了弘扬传统,有人激烈否定五四,包括五四对封建孝道的批判。什么“二十四孝”等等极端不近人情的东西又有人津津乐道,《孝经》这种专门借孝来谈忠的东西又有人稀里糊涂地宣传。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五四的反传统包括对孝道的批判,有它时代的合理性。我们应该同情地理解五四,肯定五四。弘扬传统,包括讲“孝”,应该从五四往前走,不应该从五四往后退。

  从五四前往前走,我们就能够纠正专制政治的扭曲,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跨过历史时代对孝的局限。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重温对亲人的爱,心中涌起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就能理解儒家提倡孝的良苦用心。我们不能说,孝能解决一切人类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孝是解决一切人类伦理问题的开始
  以孝为核心,从对亲人的爱推广开来,就进入爱的第二个层面:对大众的爱。
  日期:2010-08-27 23:08:58
  对大众的爱:维护人的尊严
  仁从对父母的孝开始,从对亲人的爱开始推演扩充为对大众的爱,这就是儒家经常强调的推己及人,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将心比心。

  为了实现对大众的爱,孔子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另一条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脚,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要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第一条是否定地说,第二条是肯定地说。两条原则实际上是从相反的方向指示着同一个“仁”的道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博爱大众,共同发展,大家都赢。

  这两条原则初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但认真想一想,要真正地落实却何其艰难?可以说人和人的一切冲突,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违背了这两条原则;人和人的和谐相处,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遵循着这两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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