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2-9 21:11:00
　　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与金国之间的形势对比
　　本文包括两大部分，也即:（一）、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方面的整体形势；（二）、金国的内忧外患与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本文结合大量史料，力求通过比对分析，来全面展现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宋金两国的形势，进而有助于人们全面透彻地了解岳飞抗金事迹以及南宋统治者错失良机而致苟安江南的真实过程。
　　（一）、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方面的整体形势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南宋国力军力日渐增强，当时其实正处于宋金开战以来最有利的时期！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自建炎四年（1130）以来，南宋朝廷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江南地区重新建立起了稳固的新政权。
　　自建炎四年（1130）金军被迫从江南撤军，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经过南宋朝野上下齐心协力的经营与努力，南宋辖区的社会经济逐渐从动荡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稳定恢复阶段。
　　这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而在绍兴初年，南宋前期的中兴名臣李纲、吕颐浩、赵鼎等人执政期间，南宋朝廷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稳定形势、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税制、广开利源。这其中以南宋名相吕颐浩进行的财政经济改革，成效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通过李纲、吕颐浩、赵鼎等人的励精图治，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南宋的国力不断增强，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南宋初年，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后方，解除宋军的后顾之忧，宋将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各路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南宋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韩世忠、岳飞、张俊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危害江南的军匪游寇势力。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用几个月的时间平定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杨幺割据政权，此后五年多的时间内，湘湖地区逐渐安定，经济恢复发展，成了支持岳飞北伐的大后方！　　在岳家军平定杨么叛军后，荆湖路一带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生产又有所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岳家军在此后的抗金战争中，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后方。

　　而自从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平定杨幺割据政权之后，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之前，南宋辖区内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南宋政局稳定，后方稳固，宋军无后顾之忧！　　第三，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南宋有了抗击金军、光复国土的军事保障！　　北宋灭亡之后，面对金国女真军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南宋前期，因为南宋朝廷在江南重建不久，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以及南宋朝廷重建政权的需要，在抗金斗争中，涌现了一批杰出将帅（其中最杰出的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
　　而一些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下层年青将领也得以发挥才能，逐渐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帅。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其中以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实力最强、威名最著！　　南宋初年，爱国将领岳飞一手带出的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万人。此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 1134 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时，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么之乱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
　　绍兴六年（1136年年）七月至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岳家军出奇制胜，兵进伊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尤其重要的是，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实力最强。
　　岳家军将士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从绍兴五年（1135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实力最强的军队，兵力逐渐增长，且战斗力最强。
　　南宋初年的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附注: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各路宋军加起来有四十多万的兵力。｝　　很显然，从总体上看，在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前，宋军的整体实力已经空前壮大！（虽然各路宋军发展不平衡、参差不起，但是总体实力仍然显著提高）　　第四，南宋初年，为了备战，宋军各路将帅都注重建设稳固的后方战略基地，其中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取得的成就最大。

　　韩世忠奉命率精兵驻扎在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负责把淮东一带打造成稳固的军事基地。
　　吴玠兄弟长期驻守四川，加固边防关隘，招兵买马，将四川一带打造成了重要的抗金堡垒。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便以襄汉六郡为战略基地，以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军事大本营，开始了战略基地的建设。
　　襄阳六郡，西邻川陕，东接两淮，南屏长江中游，北连开封、洛阳。至于鄂州，更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岳飞认识到：“襄阳六郡，地为险要，回复中原，此为基本”。
　　岳飞在襄汉六郡设官分兵，屯扎要害。克服襄阳六郡之后，岳飞即“权行差官，葺治州事”，选拔有才能的文武官员扶绥治理。分出部分兵力屯驻各州要害。同时，命令这些州郡官员在收复地区整治城壁楼橹，修葺城防设施，加强守备力量。

　　岳飞还施行仁政，招民归业，恢复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复业农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接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用了几年时间，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把襄汉六郡建设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
　　第五，南宋初年，各路宋军还大兴营田，储备粮饷，宋军积蓄了充足的粮草，宋军后勤供应得到显著改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作战，后勤补给的充足与否，是一个关乎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南宋初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并确保宋军的粮草后勤安全，各路宋军在各自的驻扎地开展屯田，在休战期间，派专人负责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增加了军队收入，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为后续战争准备了充足的粮草。
　　绍兴四年（1134年），在岳家军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就上奏说：“襄阳、随、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营田之法，其利为厚。然即今将已七月，未能耕垦，来年入春，即可措画。”　　在中国古代，用百姓耕垦官府荒田，谓之营田；用军人耕垦官府荒田，谓之屯田。但在事实上，屯田和营田很难严格区分。岳飞设法召募百姓，借贷耕牛、种子、农具之类，耕种营田。 宋时营田收成之后，按照惯例，除留足来年种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实行对分租。有时为鼓励垦荒，初期每亩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正式宣布全面措办营田，任命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和吴玠等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岳飞当时兼任的是营田大使。
　　由于营田农民的辛勤耕作以及当地官员的妥善经营，岳家军的稻谷收入最后可达十八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这还不包括作为货币地租的“营田杂收钱”在内。
　　岳家军部将武赳等人因经营营田有功，岳飞还特别予以保奏升迁。此外，岳飞“又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战之暇，俱尽力南亩，无一人游间者。其疆理沟洫之制，皆有条绪”。
　　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岳家军也开辟其他“利源”。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统计，当时各种经营收入每年高达170余万贯。按岳家军每月开支56万贯计算，这些收入接近于三个月的支出，既弥补了军费的不足，又大大减轻了南宋朝廷的财政负担。
　　岳飞大兴营田，效果显著，“行之二三年，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

　　经过上述努力，据说可使岳家军的“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经过多方面的筹措，岳家军北伐的准备更充分了，条件更成熟了。岳家军全军上下“闻金鼓而乐奋”，“裹粮坐甲，惟敌是求”，万众一心地等待着统帅的进军令。
　　第六，更为重要的是，自建炎四年（1130年）以来，宋军接连击败金军，取得一系列关键性的胜利，逐渐开始掌握主动权，扭转了战争形势。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举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金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江南地区，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军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南宋各路新兴宋军和一些杰出军事将领不断涌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宋军在重组重建中得到了锻炼，实力明显增强，宋军开始扭转败局。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击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遭受挫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大败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等广大地区，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在平原地区依托城池固守，最终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日期：2010-12-09　21:12:50
　　（二）、金国的内忧外患与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在金国立国初期，女真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参见《金史》志25《兵志》），对于金国女真人来说，一旦征战，他们根本无法生产，只能靠俘获抢掠为活。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连年征战而一无所得，那样生产固然荒废，金兵也难以存活。
　　到了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穷兵黩武的金国已经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的窘境。
　　金国女真族入侵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南宋政府腐败不假，但是金国当时更加难以支持。因为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奴隶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　　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
　　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
　　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也存在着一些奴隶制经济成分，但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的奴隶制经济仅仅存在于边疆一隅之地，并没有推广，故虽对社会经济文明有所破坏，但影响不大。然而，金国女真贵族集团却要强行把落后野蛮的奴隶制度推广到整个北中国，造成了北中国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
　　但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
　　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汉人被列为第四等、第五等人。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

　　金国女真统治者还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

　　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