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1-10 9:12:00
　　愚素仰天涯煮酒，时来观摩，然未发一贴。新年新气象，故厚着脸皮，于今日起连载拙作，希望感受到诸位的热情，以使我改“寓居”为“定居”。当然，我深知寻同好易，觅同道难。出来混，尤其在“道”与“理”面前，要谦卑，勿做征服者。列位看官们，要听者，洗耳而听；不要听者，各随尊便。且将花边看淡一点，把历史看重一些！

　　愚已有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史系列的写作计划，命名为“国史心论”，只因下笔讲求真心、诚心、良心。之所以将首先面世的先秦卷取名作“头颅·中国”，是出于两个考虑。首先，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开端，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的精神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二是因为秦国吞灭六国，主导了历史进程，其间以斩首为尚，也斩掉了先秦这颗头颅。此书初稿于湘西第一古镇里耶写就，里耶古称迁陵，隶属神秘的洞庭郡。2002年，里耶的“中华第一井”出土了3.6万余枚秦简，轰动考古界，堪称秦朝的大百科全书。在众多秦文化的据点中，里耶是比咸阳、云梦更新鲜的地方，这也是我无法抗拒在此驻足的理由。之后数卷我也会依各代情况而选择特定的“胜境”去完成写作，我希望以此形式写完整部中国古代文明史。但愿我能带领读者，站在昔日的战国要塞、秦朝古城上对先秦文明乃至华夏文明进行深刻的剖析与独到的反思。

　　请容我最后极其简略地说说本书的三个创作取向，当然我未必能扎实做到。
　　一、跨文化。梁启超曾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阶段划分国史，先秦时期正处于“中国之中国”的大阶段，关于中国何以为中国，必经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此不得不为之。
　　二、跨学科。全书二十话（可以理解为章），各有主题，分取不同视角，并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完整讲述先秦史，实际上也包含了秦代。每话篇幅万字左右，我观李泽厚、张岱年、金景芳、曹聚仁等名家的学术文化随笔多有此类长篇，故不以为奇。同时，拙作虽力争充作严肃的历史著作，但绝非“纯史学”，行文间引入相关学科或导入其他领域，均视乎说理所需，此亦不得不为之。

　　三、跨古今。我们劝不读史的人要有历史的眼光，不能总勾留现世；同时，论史者也须回到现世，不能总沉醉于过往。历史本不通向何处，思考导之，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处理好，才有美好未来，此还是不得不为之。
　　好吧，接下来……
　　日期：2012-01-11 14:21:38
　　第一话青铜不等于青史
　　女子：历史明明已经过去，却仍被反复提起。
　　磨牙：人们总以为历史是经历过的，其实我们仍在经历，甚至尚未经历。
　　女子：我们为何称中华文明为“她”？
　　磨牙：很明显，母文明怎会是男性。

　　1.1 禹域神话
　　黄帝、炎帝、蚩尤、大禹等等，这些今人耳熟能详却模糊的巨人，其原型都是古老氏族的部落首领，他们处于文明的前夜，而他们的传奇事迹则靠进入文明时代的“后人”来追忆补述。
　　当然，夸饰的形象并非全无根据，编造也需原始素材，所谓“牛头人身”，应先想到其所带面具；又所谓“兽身人面”，可能是其纹身醒目。《越绝书》有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记住摩尔根的启发，此处的真实景象应是原始社会中平均主义的经济生活与无政府的政治生活。

　　令人遗憾的是，周人钦慕之夏朝并不好归为信史。给洋人推介国史，需一分勇气、三分才气加六分底气，此终归不离谨慎的默证法与去赝存真的回溯精神。商代甲骨文中并无提及“夏”者，所谓“无征不信”，孔夫子当时也是苦无文献。遂公盨（西周中期）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拿《尚书·禹贡》中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来对照，大禹的神力还是归为神话较妥。

　　英雄治水的传说流布甚广，盖因分布于黄河流域的诸部落都有“洪水滔天”之阴影。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平均寿命很短，与近世的人类相比，他们在这个星球上徒作勾留。此非因自然有多强暴，而是人力太孱弱。治水如救世，超级英雄就是一尊大神。周人志在天下，故以鲧、禹父子为原型，使其走遍九州的传说鲜活饱满。禹被定位在与周人始祖后稷同时代的人物，他被刻画得近乎完人，“薄衣食，卑宫室”，尤其三过家门而不入之“公心”，俨然使他成为群体利益的代表与“全人类”（眼界所限）的英雄。既然周人的始祖曾与禹同舟共济，那么禹的天下最终轮到周人的手里也就不稀奇，逻辑就是“有德者居之”。孔子后来讲泰伯“让天下”是至德，并非是赞扬王位禅让给外人，而是认为泰伯能知基业得来不易，尽量和平交接，不败王家之德。

　　经儒家的追美，大禹连同尧舜成为华夏的文明符号，此后的数个世纪，“大禹”的名号传遍周天下，连南方的楚人都耳熟能详。秦人竟也说自己的一位祖先大费“与禹平水土”，既然如此，那么天下他们也该有份。传闻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就有了“大禹之时，诸侯万国”的时髦说法。战国人士假托大禹作了《禹贡》一书，秦始皇更是“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颂秦德”。最后，“禹域”终于成为了中国之代称，甚至到1876年，缅甸国王在一份致清帝的奏表中还表达了缅甸愿意成为“禹域”光荣一份子的愿望。而今日中国之数省都建有禹王庙，而大禹竟有着一系列的出生地。

　　有一段故事，史学家顾颉刚在1922年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时，运用了他著名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说，此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据顾老回忆，戴季陶当时写信给教育部要求取缔此书，还提议要按每册一元来处罚商务印书馆，以发行量计算也就是160万元巨款。戴季陶愤怒的理由便是“这样取消了中国民族的信心”。此真儿曹愚人之言。

　　华夏文明不断向周边推拓，年代愈后，遭遇的族群问题也就愈繁杂，随之而来的是信仰冲突与神话系统的交错，结果上古英雄与先圣王越来越多，以致出现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说法，这实是凝合族群的一种宣传手段。大禹有了一大串后裔，炎、黄亦是如此。更进一步，则会有更详尽的说辞——“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史记·三代世表》）此种观点乃出于“观之当世，推之上古”的历史方法，拆穿这等手段有何不可？

　　如今我们已驱散了许多古史的迷雾，也早过了那个脆弱敏感的年代，更发现“禹是一条虫”或者“伏羲与盘古是葫芦”也是可以商榷的。面对传统文明，现代的中国人若只是感情用事而不去实现“创造性转化”，我老大中华即便宣称有九千岁也只是一种倚老卖老。蟑螂的历史可比任何国家的岁数都长。对于浮在悬想中的东方米诺斯文明，史家夙愿之达成尚待地下新证，尤其是革命性的考古发掘成果。

　　日期：2012-01-12 00:17:46
　　2.2 商周关系
　　以“文明底稿”的角度观之，中华历史上的国家大概出现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商”。汤向来被公认为第一代国君，这明显比禹被当做夏朝的创立者可信得多。汤带领族人定居亳，对部族的发展做出决定性贡献，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商人祭祀的祖先神。亳之所在尚无定论，盖位于商丘附近，而它作为文明都城便具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意义。位置确切的殷墟作为商晚期的都邑长达两百多年，故商人后来被称为殷人。然而亳是殷人的根源与乡愁所在。从亳字高耸的形态上分析，它应代表着早期商人心心念念的神性巨宅。殷周革命之后，作为亡国之戒的亳社成为了多处殷遗民的精神归宿。

　　对比世界诸文明，商这个中原的青铜文明起源不明，虽延绵久长，但较为后出。而西亚地区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人工冶铁，而远东到商代时才开始少量使用陨铁制品，对铁也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人全面运用铁器大概要到西汉中期。史界历来不乏文明西来的论调，甚至认为最初的远东文明是照搬西亚文明而来。亚欧大陆上文明的发展序列似乎已然排定，而处于过渡地带、有如奇崛天降的三星堆文明更是使种种文明西来说变得真实可信。其实人类本是同源，而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不同，没有谁可以放言所有人类文明都是同源的，就说新大陆的墨西哥、秘鲁，与旧大陆远隔重洋，很难说他们的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商文明里也许有远东以外的元素，但它无疑是独立成型的。

　　凡爱国家、爱民族者，其实无须理会那张口即称“五千年文明史”的史盲，倒应该警惕一些“溯源癖”（或叫做“寻根癖”）学者，因为臆想与胡说是他们的职业病。当满纸炫然的“殷本纪”与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呈于眼前，那些“美的制造者”难免为之一振，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也随之泛滥。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蛛丝马迹，向上则推演千年、炮制文明，向下则竭力在夏、商、周之间连根结脉，拼凑“因果关系”，以方便制作“王朝链”。如将铸造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之前的青铜器直接贴上“夏朝”的标签，此事太过常见。

　　日期：2012-01-12 00:23:22
　　话说汉景帝时期的一次朝中辩论，由治《诗》之大儒辕固对阵黄生，辩题可归为“汤、武革命的合法性”。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也？上下之分也。”意指帽子再破旧也是戴在头上的，绝不会套在脚上；而鞋子再怎么崭新终归被踩在脚下，绝不能置于头顶。这个比喻用以解释部族时代的兴替是无力的，此刻的“政治”还没有章法，即无所谓“法统”。更明显的是，政权之正伪只有在同一个国度里才有探讨的意义，殷周变革与秦汉相继变得同质显是出自后人的附会。

　　商与周有着不同的族源地，二者的族源问题聚讼日久，仍未有定论，愚以为商族起源于东边的晋南地区，周族起源于西边的陕西武功；二者有不同的部族神话，即《玄鸟》、《生民》诸篇追述两族发迹之史诗；二者有不同的祖先，契是商人的祖先，后稷是周人的祖先。《诗经》说契生于卵，后稷出自巨人迹，皆无父而生，实已不能再向上追溯。显然，商人与周人是不同的族群，即便他们有可能起初是从更古老的部族中分化出来，但血统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旦陷入血统之无底洞，还会有基因说，真不知何时到头。

　　商周二族分别建立了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大邦殷”与“小邦周”。文献与考古已经联合证明，“大邦殷”名副其实，其一是势力之大，控制着众多部族，其二是活动范围之广，可能在长江流域和东夷地区都建有据点，但殷商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那种以正统王朝自居的“霸史”眼光也无疑是失明的。虽说中国至今还很少有省份未出土过商代青铜器，但此绝非意味着这些青铜器都是商文明的杰作。就今日中国版图内而言，考察三千年前的青铜铸造技术，中原地区并不是最高的。当然，此并非抹煞商人对周边部族产生的技术影响。不过“商”更接近于一个时间坐标，“商代”与“商朝”并不同。从严而论，商实难当“王朝”之称，商人似乎也没有成熟的宫廷文化。更加古老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商文明相比，简直是异国情调，从青铜人头像和面具来看，更像西方人种。除此之外，周王国也不是商文明孕育的。

　　早在伐商之前，那北靠岐山、南临渭水的周原沃野上，先周文化已有了漫长的发展期。起初，文化较为落后的周人有一个对商文化尊崇、模仿的过程，如青铜器纹饰世界里的饕餮、夔龙必不可少，略有差异也只是文化传播中的小小变形。周原甲骨文里也忠实地记录着“成汤”、“帝乙”、“太甲”等商代先王的大名，但当周人展露雄心之后，他们的文明视野逐渐放宽，开始创造新字，文王与武王在西周金文中就分别写作“王文”、“王武”，而那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则更发展出周人自身的风格。最为关键的是，周人的立国精神是否定殷商的。而许多未经证实的商朝礼制倒是周人“孕育”的，因为那属于历史编纂者的附会。例如商人给周人以封建的启发，但商人本身没有封建制。

　　继夏之后的第二个遗憾便是，在周之前，并不好说有一个像样的“中国”存在。之所以做如此论，并不是惊异于中华大地的地域差异，只因商大体还处于“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将来一脉相承、特征明显的华夏文明在此时还只是一颗卵子，尚未受精。待到“殷周和合”之后，周人才接管商人的“共主”铺子，遍种礼乐之花。我们若再回顾古老氏族谱系的生长过程，便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结果，所有民族都是追认的。无论生灭，必须后继有人，得有人来追认。三星堆又如何确认为古蜀文明呢？“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华阳国志?蜀志》）这无疑是关于古蜀先王的神话传说，无凭无据。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三星堆便基本可以追认为古蜀一脉。周人自然会追认到商人那里，而不是古蜀居民。

　　言及此处，则须知殷商留给周人的文化遗产是不容抹煞的，商人馈赠后世的有“三宝”，即青铜工艺、甲骨文与祖先崇拜。至于青铜工艺的传承，前已略说，此下只说后二者。
　　日期：2012-01-12 23:45:44
　　1.3 文明的秘密
　　东方也有“两河文明”，北有黄河流域的商、周文明，南有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我们或许会感叹，三星堆文明多么幸运，遁形数千年却又能重见天日，可它当年的突然消失又是如此的残酷。而殷商虽然也早早灭亡，且多活动于黄泛区，众多的文物资料深埋地下，今人不可得见，但作为“底稿文明”它还顽强的活着，费思量，自难忘。

　　青铜文化曾经开启了世界文明的辉煌，然持续演进而有善终者有几？掌握“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艺并不足以支撑文明的大厦，因青铜终会老去，那摆脱不掉的绿锈是宿命，那被岁月洞开的窟窿是死穴，她们的姿容不免沦为古玩市场追逐的对象，但其背后的男人早已灰飞烟灭。这些男人纵是千古风流，还是“留情不留种”。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越绝书》）文明不是简单地将武器改换属性，比如把权力象征表现为石钺、玉钺、铜钺三阶段。在考古学里固然可以器物划分时期，然而上古仍是上古，正如进入铁器时代的史前文化仍未可算进入“文明”时代，因为只靠冰冷的器物与飘忽的碳十四无法唤起历史的温情。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面具、神树以及黄金面罩不可谓不震撼，然而今日它们都只能在博物馆里任人遐想，甚至瞎想。古蜀国的玉器工艺也十分发达，然而仅止于此。所谓的“发达”终究还是文化的发达，文化终究得孕育出文化之传承者，这才算有生命力之文化。“玉，石之美者。”（《说文》）此美可说是先天，也可说是后天。先天是自然之美，后天是人文之美。中国人之爱玉，近乎痴狂，不单形容他人为“玉女”、“玉面书生”、“珠圆玉润”等等，更将自家孩子的名字里加上玉，以示宝贝，曹雪芹尤精于此道。“玩”玉的风尚，起于殷商，盛于两周。在周代，玉简直深入到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君子必佩玉”，此更波及士庶。玉要带进棺材，即丧葬用玉，这文明程度不高的族群或许能想到，但“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秦风》）他们又哪里懂得！

　　孔子曾在鲁桓公庙中看到一件“欹器”，此乃君主置于座右以为鉴诫的“宥坐之器”。水象征为君之道，器象征王政，那么“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有所触动，他说没有满而不覆的事。孔子言说尤其擅长从器物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他讲“君子不器”，其深意可见。《礼记?聘礼》便记载了一段孔子的以玉比人的精彩演说——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日期：2012-01-13 00:10:44
　　西周玛瑙珠玉管组合胸佩
　　突然消失的三星堆古文明不能说没有玉文化，但确实少了一件穿越时空的凭证，这就是文字。时至今日，关于古蜀国的千丝万缕还离不开《山海经》、《华阳国志》等等古书。殷商之幸，正在于文字的创造，这意味着殷墟不会永远是废墟！
　　时值1899年，似乎太晚，但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毕竟“发现”了他——这是许慎无缘得见的殷墟甲骨文。正是这些文字记录下商人向鬼方征讨玉石、以羌人俘虏作为祭祀牺牲等等史实。虽然晚商的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汉字文本，但我们大可说“有字者事竟成”，因为这毕竟预示着文明有长寿的资本与走向伟大的禀赋。文字是文明的标志，中国人大可底气十足地说，中华文明至少肇始于三千年前，其独一无二的持久性（Continuity）正有汉字之功。文明必以文字为证乎？此乃基于中华文明的特征而设定的高要求，绝非孤芳自赏。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然而揭开商王世系却不得不借助《尚书?无逸》。周人在文字上的后来居上，尤其是青铜器记事方面的建树，远胜于殷。商青铜器上刻痕图画是有的，然铭文则多寥寥数字，所传递的历史信息总有几分羞答答。反观周朝的青铜器，利簋记武王征商，小臣单觯记周公行赏，何尊记成王营建东都，大盂鼎记康王诫酒，启尊记昭王南征，刺鼎记穆王禘祭昭王，五祀卫鼎记周共王时土地交易，……直至宣王时的毛公鼎，有近五百字的长篇铭文。后人得以铭文证史，青史终因青铜而未成灰，真乃“铜”证如山！

　　人类的古老文字最初都有画意，所以世界诸早期文明用以表示太阳和山等自然事物的字都很神似，如此，汉字也根本无须源出苏美尔文字才能产生。殷商甲骨文相当童真，象形意味浓厚，还夹杂着图画文字的粗糙，未及金文、蝌蚪文成熟。它的笔画任性随意，一个字既可以“缺胳膊少腿”，又能“辗转反侧”，打趣说是“鬼画桃符”。质而言之，字很“刻意”，仅求写就，实在无所谓的“书法艺术”。从“甲骨四堂”、陈梦家到今日的李学勤等人，其诸多考释难以服众，只因为那已然接近解密范畴。由于释读成果的曲高和寡，而学者又不能概不负责，故如此艰深的研究工作必然涉及学术操守的问题。

　　当然，这一切无损于甲骨文本身的伟大意义，只因有此开端，才有了三千多年一脉相承的文化奇观——汉字。
　　日期：2012-01-13 22:54:23
　　1.4 国字的脸
　　因地处远东之故，汉字在上古并没有遭逢世界古文字字母化的浪潮，也就没有转变为表音文字。凡认为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便属落后的笼统意见都是愚蠢的。今日所见之卜辞，只是甲骨文中一小部分，但足可证明，在数学领域，商人在世界上最先采用了十进制，并出现了位值制记数法的萌芽，他们能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十三个单字记下能用得上的自然数。（卜辞未见不代表没有）

　　多少才算用得上呢？例如“一牛”、“二羁”、“三年”、……“七月”，多则师旅百千，俘虏百千。商代虽战争频仍，但规模均不大，数到“三万”恐怕已绰绰有余。明乎此，可知汉字初成之时，便使东方文明在算学领域拥有对西方的天然优势。十进制的成熟应用与汉字的简质表述相结合，催生了春秋时的正整数乘法歌诀“九九歌”，而里耶秦简中更发现了现存最早的“九九表”实物，其上甚至已经出现了分数运算。

　　将汉字简单归为“图形文字”一脉也是轻率的。汉字构造原理简单，“形声兼备”是其特质，这正是汉字有别于苏美尔象形文字、埃兰线形文字等早亡文字的关键。至于文字之难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安于一字一音者，常感外语比母语难学，这是人之常情。文字之为日用，如身体发肤，不可太计较，只管爱惜他。爱之则生，厌之则灭。只要承认文字是贴心工具，那么此工具若经千古而不废，则必有可观处。其字体、写法、读音、字量、词汇、语法等都与时偕行，其间更淘汰不少“死字”。无论生死，都是国字，岂能过河拆桥！

　　汉字的流传演进自有其轨迹，他依赖于教授与书写，不依赖于口语，故他的传播有助于各地交流而非相反。饶宗颐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音，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汉字不是汉语的附属，有悖此理者，多为野狐禅。麻将乃“国戏”，此以“国戏”言“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