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3-12 21:05:00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却不知道我是谁。

　　……
　　———崔健《假行僧》
　　溢彬
　　楔子：见到穷困潦倒的周文
　　几天前，一个大学同窗周文打电话给我，让我星期六到他那里去一趟。电话里他的声音低沉沙哑，短短几句话后，就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声和剧烈的干咳声。最后，他勉强告诉了我他的住址，就挂了电话。我心中一阵狐疑：他这是怎么了？看样子病得不轻呀。是不是囊中羞涩，找我借钱？说实话，自从去年买房以来，我也成了房奴一族，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银行了，日常生活都得靠老婆的工资打理。在别人眼里，我住着一百多万的房子，过着中产阶级的日子，但实际上却拆了东墙补西墙，连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结婚十几年来，老婆在家里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离了她，我现在就得喝西北风。尽管如此，我还是东拼西凑了两千块钱，准备等他一开口，就把红包奉上。我知道，我这位大学同窗是个才子，很是清高，万事不求人，一旦他开了口，肯定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不表示一下，我会良心不安的。

　　他留给我的住址很可疑：没有门牌号码，在D城南三环草桥一带一个大院的平房里。在我的印象中，这种地方鱼龙混杂，多是打工人员、小商小贩居住的地方，偶尔也有北漂的白领和落魄的艺术家们暂时栖身。我的老同学周文来D城已经十几年了，听说早早地就买了车子、房子，小日子过得不错。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居然落魄到这种地步了？

　　在我的印象里，周文中等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肤色不白不黑，人长得不胖不瘦，在学校时就独善其身，和其他同学很少来往。整天扎在图书馆里，说起康德、黑格尔、巴尔扎克来头头是道，大学一年级就写出了很多有份量的文章。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写的质疑鲁迅，质疑朱光潜、李泽厚的文章很有棱角，差点把守旧的教授吓出心脏病来。十多年后，王朔才在他的《无知者无畏》中涉及到这些问题。我一直认为，也许搞学术研究才是他的特长，而大学毕业后，他却是分到D城的同学中唯一到报社工作的。在那个光怪陆离的环境中，周文到底经历了哪些诱惑、哪些坎坷呢？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读研究生。期间，一次周文的姥姥病了。他出差在外回不去，还打电话让我替他去医院看看姥姥，连买什么东西，花多少钱都在电话中交代得一清二楚。事后，他把钱寄了过来，我收到一看，比他规定的花销多出了１００元，就把钱又寄了回去，没过多久，他又把钱寄了回来。他的认真和固执由此可略见一斑。
　　研究生毕业后，我也分到了D城，在一次同学联谊会上见到了他，见面时并没有久别重逢的欣喜，互相寒暄几句就道别了。一晃十余年过去了，通过几次电话，却再也没有见到他。这些年我在一个国家机关栖身，升迁缓慢，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几次想找周文喝喝酒，聊聊天，但一想到他不喜欢被人打扰，也就作罢了。
　　星期六我起了个大早，驱车直奔草桥村。草桥村位于D城的东南三环，当年被一把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玉泉营家具城就在它的旁边。这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地方：新崛起的高楼大厦和低矮破旧的贫民窟比邻而居。周文给我的我的地址，应该是在贫民窟里。我在在污水横流的胡同中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周文栖身的那间小平房。当我看到周文的时候，他一脸颓容，正坐在平房门口，眼巴巴地向外张望着。看到我来了，霍地站了起来，但马上又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我连忙扶住他，感到他的身体绵软无力，实在是太虚弱了。只好扶他躺到床上，想给他倒一杯水，但却找不到暖壶和杯子。问他，他只是摇摇头。望着眼前这个满脸络腮胡子，头发蓬乱的人，我有些心酸，要是走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来。我掏出２０００块钱的红包，悄悄地放到他的枕头下面。被他发现了，又摇摇头，吃力地推给我。我俩推搡了几下，我想这样不行，他虚弱的身体吃不消，就暂时打消了给钱的念头。不过我发现，在他憔悴不堪的脸上，半掩着的双眸并没完全失去生气。

　　他望着我说：“你开车来的？”
　　我点点头。
　　“太好了，你拉着我出去走走吧。”周文的眼神儿里充满了渴望。
　　“你身体行吗？”
　　“还行。”

　　说着，他就挣扎着要爬起来。
　　我一边扶他起来一边问：“要不我陪你在这聊聊天吧。”
　　周文摇摇头：“这就像个活棺材，我都快憋死了。出去走走，我的病就好一半了。”
　　我小心地问：“你到底得的什么病？”
　　周文苦笑着说：“报应呀，都是报应。我搞糖尿病产品，就得了糖尿病，我搞癌症产品，结果就得了癌症。因果报应在我身上倒是屡试不爽。老天爷要是都能如此公平的话，估计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几个坏人了。”

　　我把周文扶上了我那辆白色的切诺基，很快驶上了三环，拐进了长安街，又从长安街上了东二环，很快就到了西二环，正在准备去南二环的时候，一直默不做声，眼神儿贪婪地追逐着远去的街景的周文突然说：“去白云观。”
　　很快，车子就停在了白云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立刻就感受到白云观超常的人气，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全国各地的信男善女们吸纳进来。
　　俗话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和D城著名寺庙都在郊县不同，白云观位于市中心，故而有了先天的地理优势。白云观坐北朝南，由层层递进的四合院组成，规模宏大、气势非凡。它的主要殿堂都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 我和周文从中轴线南端起开始游览，途经琉璃照壁、七彩牌坊、山门等处。我注意到，在观里的周文仿佛换了一个人，精神好了许多。山门里有一汉白玉石浮雕小石猴，十分生动，人们都去摸它，以求祛病纳福；山门后还有一座单孔石桥——窝风桥，桥洞口悬有直径一米的金漆大“铜钱”，钱孔中挂着一个铜铃，游人至此就用硬币投向钱孔，以求心想事成、财运亨通。 在这些地方，周文久久地伫立，陷入沉思之中，想必他在回忆当年带着老婆孩子来此游玩时的情景吧。物是而人非，周文会作何感想呢

　　走了不久，周文累了。于是我们回身，出了白云观。我让周文就地等着，我去停车场开车回来接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顾不得警察逮着罚款，停车下来到处找他。结果在大门西侧的一个修鞋摊旁找到了周文。修鞋的老人虽然干的是粗鄙的生意，但看长相颇有些不凡，面目清癯，目光炯炯。只听得他对周文说：“看你的面相，似乎已经是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了。也许你得了听上去很可怕的病。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倒下了，绝不是因为这种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你现在要过一道坎儿，过不去这个世界就不属于你了，过去了就是一个新的天地。从现在开始，不去想你得的病，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就能从厄运中走出来。不过，以你现在的精神状态，恐怕你很难走出来了。”

　　听到这儿，我觉得这个老人像是算卦的江湖术士。接下来，老人又说：“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时，多少人跳楼自杀。但有的人处境比他们更难，却好好地活了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欲望更强，意志力更强。好好想想吧，不要尽想着眼下的难处，想想还有多少好日子在等着你吧。到了像我这样快要老死的那一天，你会觉得即使像现在这样活着也是很快乐的。”

　　周文听了，若有所思。低头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递到老人手里，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身朝我要了一张百元大钞，恭恭敬敬地递给了老人。等到老人不卑不亢地接过了钞票，周文才面色潮红、心满意足地走开。
　　在回去的路上我好奇地问：“这个老头是干什么的，几句话就换了你一百多块钱？”
　　周文说：“这个老人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十多年前，我和老婆结婚后回家探亲，路过这儿时老婆的鞋跟坏了，就让这个老头修。结果说到回家探亲的事，老人一脸严肃地说：十日之内不能远行，更不能坐飞机。我拿这个当笑话听，但老婆却认真了。掰着指头数日子，结果第七天在我们回家的那条航线上，摔下了一架大飞机。看着电视上的报道，让我这个从来不迷信的人目瞪口呆，无话可说。接下来，老婆对老人敬若神明，没事就往白云观跑，还动员公司员工找老人算卦。当然，后来老人算卦也有不灵的时候，比如，他曾说老婆当年就能当上部门副总。实际上，老婆第三年才如愿以偿。”

　　回到周文的住处。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万一我活不过这个坎儿。我有两个打算：一是把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或许对预防治疗癌症、糖尿病有帮助；二是把我这半生的经历记录下来，供后人借鉴。可惜的是，我的进展非常缓慢。周文指着桌上一台破旧的电脑说：它老不听使唤，我的精力也不济了。都四个多月了，才写了不到两万字。我想请你来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好吗？”

　　当然，我义不容辞。时至今日，在诺大的D城里，他也只有我这样一个朋友了。于是一个星期内，我没事就往周文这跑，录音很快有了几十盘。当我开始整理的时候，我有些犯难了：如果按照通常的套路写成小说，会变得棱角顿失，那简直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再三思考后，我决定原汁原味把周文的叙述忠实地表达出来，虽然行文之间可能不够严谨，技巧不够纯熟，但我相信这正是读者需要的。我的文字就像透过黑白监视器看到的原生态的画面，它没有经过修饰，也不那么美观，但那就是生活。我有责任，读者也有必要看到真实的画面。尽管他们也许看多了矫揉造作的画面，当看到真实的一面时反而不习惯了。

　　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周文的叙述中各色人物走马灯似地出现，有的甚至露一面就永远消失了，这似乎是写作中的大忌。但为了真实，我都保留了下来。在周文的一生中，他遇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他存在的价值，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周文的悲剧命运。
　　好了，我不再罗嗦了，接下来就是周文的自述的录音整理，让我们来看看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日期：2012-03-12　21:35:50
　　第一章：为什么我总是一无所有
　　你可能无法想象到：来D城这么多年了，许多发生过的事情都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但我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体育馆观看一场演唱会时的情景。它对我一生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历时愈久，印象愈深。

　　那时我刚到中国兴业报社不久，还在实习期，整天做着枯燥的校对工作，和编辑们的关系处得也不好，心情非常郁闷。那天本来跟往常一样乏味。报社下班以后，由于快到月底了，我囊中羞涩，既无钱下饭馆，又不想回宿舍和那帮自私自利的家伙们搭伙做饭，就照例用热得快煮熟了两个鸡蛋，接着再煮一包方便面，一顿晚饭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一边看着英文版的《马丁．伊登》，一边留意着煮方便面的饭盒。很快，方便面溢出的香味让我咕咕作响的肚子变得迫不及待了。我拔掉电源，正准备饱餐一顿，忽然听到了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同事梁漱清。他和我是同届分来的大学生，瘦高个儿，长着一副典型的广东人的面孔。头发卷曲，脸颊瘦削，眼窝深陷。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广东东莞人。那个时候数遍全中国的高等大学，只有复旦大学开设了新闻专业，因此梁漱清自我感觉很好，在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编辑记者面前，经常以行家、老师自居，言行举止常常有些张狂。不过，虽有个性，人却是个好人。

　　这不，他进了办公室，扫了我一眼，很不客气地说：“你应该多看看新闻方面的书。再说，就算学英语，也要多学学口语。”
　　我也不客气，都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谁怕谁呀：“都知道新闻无学，有什么好学的。你那四年功夫算是白瞎了，还不如到报社实习四年。”
　　梁漱清看我针尖对麦芒，就不再理会。笑着对我说：“你这吃什么这么香呀。刚才我在路边吃了一碗兰州拉面，现在肚子又饿了。”正说着，眼尖的他发现了桌上还在冒着热气的红皮鸡蛋，不由分说抢过来一个，用他那广东人细长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剥掉皮，小口品尝着。吃完后，拍拍肚子，心满意足地说：“肚子呀肚子，今天总算对得起你了，还不快谢谢周文。”

　　我哭笑不得，不得不加快吃饭的速度。梁漱清走到门口，回身对我说：“我差点忘了，我这有两张体育馆演唱会的票，一起去吧。”
　　我问：“什么演唱会？”
　　梁漱清说：“好像叫什么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百名歌手公益演唱音乐会。”
　　我听了不感冒：“你去吧，我看会儿书。”
　　“走吧走吧，你不去票就作废了。”梁漱清走过来拉我。

　　“好吧。”我把办公桌收拾了一下，就和梁漱清出门乘坐公共汽车，直奔体育馆而去。
　　当时，在报社来的这两届大学生中，我和梁漱清都挺有个性，关系也还不错，都是不太懂人际关系的书呆子。梁漱清的棱角更突出些。不久以后，他采访一位司局长晚到了一刻钟，被报社勒令写检讨。我也遇到过这种事，都是乖乖交差了事。他却不尿这一套，拖着不写。最后报社急了，停止他编辑采访的资格，让他到校对科去反省。结果他在校对科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报纸即将付印之时，他在头版正中央的五栏大照片上叠加了“某某某，我操你妈！”七个大字。其中“某某某”是报社某负责人的名字。转天早晨，十几万份报纸出现在全国各地，报社的电话都被打爆了。部长把社长古树叫去指着鼻子尖狠狠地骂了一顿。古树回来找梁漱清算帐，但人早没影了。据说他连档案都没要，连夜只身坐火车回到了东莞。后来，他在老家创办了一家企业，从电视视保屏起家，后转产ＶＣＤ、ＤＶＤ、英语学习机，在上个世纪末跻身福布斯中国５００富豪榜。

　　那天我们下了公共汽车，离体育馆还有一里地就能感受到音乐会的热烈气氛。沿途都是兜售高价票的黄牛，也有不少人举着钞票喊：有富余票吗？
　　进了体育馆，人山人海，打倒四人帮时我都没看到过这么多人。人们兴高采烈，像是在过巴西的狂欢节。体育馆显然放进了太多的人，无法对号入座了。场地边上、过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和梁漱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到了体育馆座位的顶层。在这里视野不错，只是出场的歌手一个个看上去像是小人国里的人物，不要说看清面部表情了，就连身影也是忽隐忽现的。

　　一个歌星下场了。报幕员报幕：下一个节目：男声独唱《一无所有》，演唱者：崔健。话音未落，音乐前奏响了起来，与前面的委婉、低沉或是高亢不同，这次音乐前奏像是一个正在冲锋陷阵的上千辆的坦克集团军群，势不可当地碾过首体，其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摄人魂魄。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重金属音乐。这个阵势显然吓坏了首体见多识广的观众们，一时都屏住呼吸，鸦雀无声。这时只见一个绿色的身影倏地跳上舞台，用他那纯净沙哑而富有爆发力的声音唱道：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噢噢噢噢．．．．．．你何时跟我走，
　　噢噢噢噢．．．．．．你何时跟我走。

　　首体沸腾了，崔健唱到第三段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已经能跟着旋律一起唱了。我也亮开嗓门唱了起来，一时间，在胸中积郁已久的一股闷气痛快淋漓地发泄了出来，浑身上下顿时感到史无前例的轻松自在。
　　散场后，《一无所有》的旋律开始从体育馆向D城的四面八方蔓延，很快就走向了全国、全世界。那个晚上，我就像一头狼一样，在D城的大街小巷“噢噢噢噢”个不停，由于兴奋，我和梁漱清走回了宿舍。宿舍到体育馆，坐公共汽车整整１３站地呀。梁漱清说：从那天起他算认识我了，文弱的外表下 ，包藏着的其实是一颗狂野的心。
　　在那个时候，一无所有，差不多就是我的真实写照。大学毕业后到D城来工作，除了一套洗漱用具和两件换洗衣服，我别无长物。我自恃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到了报社开始只能做校对。眼看着那些狗屁不通，只会写产品说明书的编辑们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心中的苦闷无处诉说；成为编辑记者后，同样得听白痴上司的指导。在单位的郁郁不得志，在感情上的一片空白，以及单身宿舍的生存空间的极端恶劣，都使我从刚到D城时的豪情万丈跌落到情绪的谷底。

　　那时，我曾经在D城的大街上漫无边际地闲逛，旁若无人地高唱《国际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有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以后，它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主旋律。当时我认为：《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歌，《一无所有》则是全世界青年无产者的歌。作为一个年轻人，《一无所有》显然更对我的胃口。我要唱着《一无所有》，去赢得属于我的一切。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十几年中，我曾经拥有过很好的工作，拥有过很好的一份感情，也赚了一些钱。但最后，却都彻底地失去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老天爷对我不公，还是我造了什么孽？难道一无所有就是我的宿命？我实在是想不通呀。
　　日期：2012-03-12　22:05:34
　　第二章：不堪与强奸犯为伍

　　在中国兴业报社我一干就是六七年，但最终还是离开了。我知道，你一定很感兴趣，我为什么要离开报社？说起来惭愧，最初的想法，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要寻找能够施展抱负的空间；而实际上，真正让我义无反顾地离开报社的是一个女孩儿，她的名字叫刘菁。
　　上学的时候，我经常想象着第一天工作时的情景，而我大学毕业后，第一天上班时的心情却多少有些落拓。
　　那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到了报社市场部一看，嘿，已经有人在打扫卫生了。初来乍到，得表现积极一点，我抢过扫把，把屋里屋外打扫得一干二净。
　　很快，上班的时间到了，人陆续来了。我忽然发现，人来齐了之后，没有我坐的位子了。领导说：“本来校对小李昨天就要搬到总编室去，但总编室还没腾出座位来，你先凑合着呆一会儿，小李走了你就坐她的位子。”
　　那天正好是出报的时间，人来的多，来来往往一片忙碌。在他们眼里，我就像不存在一样。我百无聊赖，先是在报社的院子里转转，接着出了院子，在大街上遛跶，不一会儿就到了公主坟街心花园。公园里新修了一个音乐喷泉，晚上被五彩缤纷的灯光簇拥着，人间仙境一般。我进去一看，大白天的，喷泉照喷，音乐照放，就坐在不远的靠椅上，听着音乐，慢慢地昏昏欲睡了。

　　不一会儿，我被人叫醒了。我抬头一看，是大学的辅导员。十几天不见，名字就想不起来了。辅导员问我：“又不是星期天，你怎么有闲功夫在这呢？”我灵机一动，说：“领导交给我一个采访任务，我正在构思呢？”辅导员一听忙说：“那好那好，不打搅你了。”临走时还给我留下了联系电话。
　　直到下班前，校对小李搬到总编室，我才正式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和自己的座位。我踏入社会的第一天，就在孤独、失落中悄悄过去了。
　　刚上班没几天，报社就出了一件事。
　　一个比我早来一年的大学生，名叫徐光辉，在招待所宿舍因为企图强奸妇女，被派出所拘留了。
　　报社在一家老干部招待所租了几个房间作为单身职工的宿舍。招待所有两个女服务员为我们打扫卫生。年纪大一些的二十岁出头，叫小秦，身体发育得很好，女人味十足；年纪小一些的叫小柳，年龄不超过十六七岁，清纯可爱，脸蛋嫩得能掐出水来，整天伴随着银铃般的笑声。如果说小秦是我们这些单身汉的大众情人的话，小柳就是我们心中女人的极品。说实话，每当她们在房间弯着腰为我们换床单、擦拭桌椅时，不要说半遮半掩的乳房，就连腰间露出的洁白的肌肤，都能让我们这些单身汉的眼睛里里喷出火来。

　　果然就出事了。
　　那天，报社单身汉只有徐光辉一个人在宿舍，他感冒了，请了假休息。小柳来换床单时，正赶上他无所事事，浑身的精力无处释放。小柳弯着腰，翘着发育尚未饱满的屁股的样子瞬间点燃了他心中的欲火。据说他像猎豹一样扑了上去，生生地把小柳按在床上，拼命地脱下她的裤子，小柳一边挣扎一边大叫，等到小秦赶来时，小柳的裤子已经被脱到膝盖处了。情急之下，小秦拿起徐光辉的录音机朝着他的后脑勺砸去，徐光辉痛得一声大叫，转过身来扑向小秦，两个人厮打在一起，怎奈小秦身体健硕，徐光辉竟然不占上风。等到小柳把所长找来时，两个人都是一身的狼狈：小秦的上衣全被撕烂了，乳罩的带子扯断了，白生生的乳房也见光了；再看徐光辉，胸脯上被抓出一道道血印，脸上也破了相。

　　他被派出所拘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