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4-9 13:31:00
　　一个农耕文明的巅峰时代
　　一个孕育启蒙思想的时代
　　一个文官政治高度成熟的时代
　　一个儒家文化走向极致的时代

　　君臣恨 大国梦 民族魂
　　都在风云激荡的明朝时代
　　前言
　　当历史学家发现中国的明王朝具备许多无与伦比的特点的时候，他们便对这个王朝倾注了更多的关注。
　　的确，明朝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巅峰王朝，这里有成熟完备的政治体制——内阁，这里有颠覆农业文明的商业文明，这里有空前繁华的市井文化，这里有意志决绝的士大夫，这里有激烈辩论开放式的儒学思想，这里有孤独无助的君主，这里有为了命运抗争的底层人物，这里还有东方第一位开眼看西方的人物——瞿太素，这里还有中国第一位启蒙思想家——王艮，这里更有东方的布鲁诺——何心隐。

　　一个将儒家文明推向极致的王朝，一个严格遵循儒家行为规范的王朝，一个商业文明极度发展的王朝，一个产业时代来临的王朝，一个各项指标在农耕时代达到临界点的王朝为何会在1645年轰然倒塌？历史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历史上总有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但是却影响到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大唐王朝846年只是历史上一个渺小的点，在这一年，持续了40年的牛李党争以李党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中国结束了浪漫的贵族政治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文官政治时代，对于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来说，文官政治无疑是灾难性的，从牛李两党对于藩镇的不同观点就可以看出贵族与平民在政治决策上的全局性与局部性。同样，现在看来，大明王朝1449年也是明王朝的分水岭，在这一年，经历土木堡之变，帝国的勋贵折损殆尽，帝国重回文官政治运行的模式，就这样，在经过大明王朝81年的统治后，历史终于又回到了它本来的运行轨道。从此一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大明王朝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历史从经济形态方面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部落时期、农耕时期、机器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将中国社会从部落时代推向农耕时代，1840年西方势力的入侵将中国从农耕时代推向机器时代，而农耕社会的巅峰时代——明王朝——总给人留下许多值得关注的东西，本文力求以客观、凝重的笔法和别样视角展现一个真实而磅礴的明朝时代，并从体制和经济角度探讨王朝兴衰和明王朝灭亡最本质原因，写作焦点放在君臣斗争上，嘉靖和万历两朝会着墨过多。本书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 （1368-1572）：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
　　下卷 （1573-1683）：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隆武、绍武、永历
　　日期：2012-04-09　13:56:16
　　上卷
　　上卷卷首语

　　上卷是写从洪武到隆庆这12位皇帝。在这个期间，明帝国开始建立，并推动它的体制开始成熟，那种娴熟的文官政治，而且它的思想文化开始松动，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脉络前进。
　　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创立并非想象中那么艰难，前面已经有许多英雄人物作了铺垫。有感于元朝思想领域的混乱，朱元璋在建立天下后开始用理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他还通过抑制豪强来还给天下一个自耕农的社会，洪武皇帝是一个偏激而纯粹的人，在他的治理下，帝国僵硬而沉闷，官僚们都在等着他死，洪武皇帝的尽快死去成了这个时代官僚们的唯一希望。

　　建文皇帝朱允炆是按照儒家伦序原则继承皇位，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几个腐儒的唆使下盲目削藩，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帝位。帝国的第三任皇帝是太宗文皇帝朱棣，外藩继位的身份一直是他心中永远的阴影，为了昭示他的伟大，他开始折腾这个国家和人民，如果帝国在他的统治期间灭亡，那么朱棣在历史上的名声将会跟隋炀帝一样糟糕。

　　朱棣的死是帝国的转折点，从这之后，帝国结束了洪武、永乐的那种扩张态势，开始一意主守，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开始从皇帝手中向官僚手中转移。洪熙、宣德两位皇帝在位的时候开始对洪武、永乐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但宣德皇帝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他能够压制住跃跃欲试的文官。
　　宣德的死亡标志着君主与官僚的融洽关系再也无法成为可能，后面的君主虽然年纪幼小而且娇生惯养，但他们却显示出跟祖辈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阴晴不定、手段毒辣。为了压制住日益崛起的文官，正统启用宦官王振，王振试图将天下拉回洪武时代，这是全体官僚所不允许的。帝国在王振的主持下在一些政务上产生了偏差，不仅搞得人怨沸腾，而且还对蒙古实行了强硬政策，这最终导致土木堡事件的爆发，帝国进入动荡期。

　　再次继位的英宗皇帝成熟起来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苦难而报复他人，他任用贤臣、能臣，同时他开始躲在幕后，以一双阴骘的眼睛盯着那些勋贵和官僚，这个皇帝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他不会因为你帮助他而感谢你，也不会因为你对不起他而报复你。
　　英宗皇帝的继任者是成化皇帝，这是一个很木讷的皇帝，他迷恋他的保姆万贵妃，他信奉道教和方术，他绕开内阁直接发旨。成化王朝无疑是整个明朝时代的转折点，从这个时期开始，帝国的官僚政治正式进入成熟，皇帝开始垂衣拱手，商业与思想领域也开始松动。
　　从洪武到成化，我们所关注的是体制的推进，它从元朝体制向具备明朝特色的体制上转变，它的内阁开始成熟，制约内阁的司礼监也在形成，帝国开始依靠两套班子来运作，一套文官班子，一套宦官班子，一切都已经程序化，所有的政务最终都是依靠文牍来处理，而这种程序化的政务在任一环节出了问题，它就会受阻。这的确是一种优越的政治制度，它能够保证帝国即便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也能够按照惯性平稳运转多年，并杜绝了一切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它不需要能人、强人，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官僚，但是它阻碍变革的力量又是那么强大，一些早已程式化或者惯性化的东西又将会束缚帝国的发展，并最终在一些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使我们这个帝国轰然倒塌。

　　从弘治开始，明王朝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是文官开始兴起，以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为标志，明王朝的文官集团全面崛起，并在万历晚期达到了最高峰。
　　日期：2012-04-09　13:57:15
　　在奉行儒家文化的古代中国，政治权力终将会落入文官手中，政治益发依赖娴熟的官僚集团来运作，而不再是英明的君主。这是各种因素发展的结果，贵族的没落是一个因素，官吏的选拔日益依赖科举是一个因素，印刷术的发展导致受教育人口增多是一个因素，商业发展、财富积累、市民意识的觉醒也是一个因素，后世君主对权力的淡薄也同样是一个因素。这种文官政治对于小国寡民的西方来说没有什么，但对于复杂而庞大的东方大国来说往往会带来消极影响，因为文官政治运行的结果往往是私有制的盛行，中央集权的削弱，财富日益向士绅手中集中，这些都会使一个庞大国家在面对大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显得捉肘见襟，这点在晚明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对于这种文官政治的评价也同样是矛盾的，文官政治会减少君主专制所带来决策上的风险性，但是由于文官政治决策的局部性和君主政治决策的全局性所带来的偏差也会在帝国酿起波澜，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做出评价，因为历史自然有它运行的规律，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模式，封建王朝的周期性震荡已经是历史的必然，任何想阻止这个历史规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历史问题讲清楚。

　　弘治皇帝被认为是一位严格遵循儒家行为规范的君主，在他主政的十八年是皇帝与文臣关系最融洽的时期，虽然如此，但弘治十八年本质上说仍然是平平淡淡的十八年；他的继任者正德最反感儒家的说教，而且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从正德开始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开始成为帝国以后政治运行的主要特点，并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而正德时期中国的商业和思想文化进一步发展，唐伯虎和王阳明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心学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接下来是嘉靖时期，嘉靖被认为是明朝最糟糕的一个皇帝，明朝由盛转衰的折点就在这个时期，嘉靖对文官的憎恨达到了极点，他非常喜欢看着文臣们斗来斗去。这个时期虽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明王朝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危机，那就是倭寇问题，嘉靖时期也是明王朝仅次于万历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嘉靖皇帝御极45年，仅次于万历皇帝的48年，这45年也是明朝党争开始和各种社会矛盾开始爆发的45年；嘉靖的继任者为隆庆皇帝，隆庆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无能且受人操纵的皇帝，但这只是表象。隆庆皇帝虽然安居在幕后，但隆庆的七年时期是中国明王朝政府政治决策最好的七年，它能够跟宣德、弘治相媲美。隆庆皇帝有着寻常人看不出来的政治运作艺术，他能够在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达到一切政治目标，并使得帝国安静、宁和，不再那么无聊的吵闹。隆庆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出朝中清流的虚伪与狡诈，为了达到目的，清流也是不择手段，在隆庆死后，这种宁和、安详的氛围便不复存在了，他被自以为是的张居正搞得一团糟。

　　日期：2012-04-09　15:14:14
　　第一章 至正十一年的难题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的元王朝都是一个另类，这是一个开放与封闭并存的王朝，一直按照它那无序的惯性往前运转。官方的语言为蒙古语，蒙古统治者信奉的是藏传佛教，统治者采用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共治的方式，汉文明只是作为枝叶而存在，失去了它的主干地位，统治者对中华文化中的浩瀚典籍提不起兴趣，它更像一个拼凑起来的王朝，没有主轴的在运转。

　　元王朝的统治是宽松的，帝国的军队全部驻扎在黄河以北，拱卫着漠北草原和元大都，而黄河以南都是依靠地方民团维持秩序，县治以下从来没有深入，全部是依靠自治，律令也是极其宽松。盗贼通常是被判以罚赎金或打板子了事，对于反叛者也是采取招安的方式，所以在元王朝除了科举外，“反叛”也似乎是进入仕途的一种途径。
　　这还不是元王朝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它的财政政策。元王朝的税赋极其低廉，商业税似乎更是从来没有收过，但在元王朝御宇的近百年间，流民、灾荒、水患却是持续不断，所以开支一直很紧蹙。终元一朝，最让统治者头痛的就是理财问题，税收已经被文官把持住了，面对文官的不合作，帝国采取的是让色目人负责理财的方式，忽必烈时代两任理财大臣被暗杀和诬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第三任理财大臣桑哥开动了印钞机，直接带来大元宝钞的贬值，失去了它与白银挂钩的准备，破产的财政和崩溃的经济直接将帝国带到悬崖边沿。

　　宰相脱脱无疑是出色的，他重视农业、编修三史、兴修水利，干的都是实事，但至正十一年（1351年）将所有的一切都推到了风暴的顶点。在这一年，黄河又泛滥了，数十万流民无家可归，不安的骚动正在这个古老的中原大地蔓延。一条黄河千古泛滥，历代中原王朝所处理的莫不是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消除水患、稳定农业生产和在灾荒来临的时候抵御部落民族的攻击。面对这滔滔而来的黄患，年轻的元惠宗下定决心整治，平黄任务自然落在脱脱肩头上，所有的资源都供其调配，这次水患是史无前列的，治理规模也是史无前列的。184万锭中统钞锭砸了下去，15万的民夫被征调，2万军队驻守，所有这一切无不昭显工程的浩大，具体办法就是开凿河道将泛滥的黄河水引进它以前的河道，然后再将以前河道的缺口堵塞。最后一处缺口实在无法堵塞，治河总监贾鲁灵机一动，将27艘装满石头的大船停在缺口上，任凭滔滔河水从船下流过，贾鲁一声令下，河工凿沉了这27艘船，接着成袋的石块和沙土被抛入，就这样堵住了最后一处缺口。

　　治河工程还没有结束，整个帝国已是风起云涌。
　　可以说从靖康二年开始一直到至正十一年这二百多年的时间内，北方汉民的起事从来没有间断，而元明清三朝的反叛者选择的都是一个载体——白莲教，这是一个时尚的词，它代表着恐怖、不臣、决绝与隐秘。白莲教起源于南宋，为佛教的一个分支，初期信仰阿弥陀佛，后来信仰弥勒佛，那么这两种佛有什么区别呢？阿弥陀佛代表出世，而弥勒佛是未来佛，代表着入世，故而白莲教信仰弥勒佛具备了反叛性质。元廷对于这种不安分团体采取的是收编方式，正是这种绥靖政策带来白莲教的迅猛发展，也正是这种绥靖政策带来了白莲教的分裂，拥有田产的上层教徒开始跟统治者合作，继承着原教旨，下层贫困教徒开始跟民众结合，走向反叛道路。

　　日期：2012-04-09　15:16:17
　　白莲教这种团体天生就具备反叛性质，它就是为了造反而诞生，有的教徒怀有天下之志，但更多的教徒只是将造反当作职业。早在数年前，白莲教就在黄河流域散布：“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为什么要在这里散布这种言论？因为黄河不停泛滥，这里百姓穷苦异常，缺衣少食，在一个不断发生灾难的地方鼓动人们最恰当不过。至正十一年的水患让白莲教的首脑们觉得机会来了，他们事先在河道即将挖到的黄陵岗埋下一个石人，果然石人挖出来后，天下震动，这些穷苦的百姓终于知道黄河为什么要泛滥了，他们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既然知道了天意，那么接下来就要顺应天意。

　　两位精英人物站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是农民韩山童和富商刘福通。
　　韩山童出身于河北的白莲教世家，祖祖辈辈为白莲教教主，他无疑是一位狂热的白莲教信徒，有着极好的口才和极强的煽动性，他能够在农民和教书先生两种身份间完成华丽的转身。身为士绅家庭的刘福通居然也对白莲教这么虔诚，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韩山童跟刘福通大约很久前就已经认识，两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着一致认识，帝国1351年的到来，使得两人成为点燃这场风暴的发动机。黄河上数十万无家可归的流民，十五万怨声载道的河工成了上天赐给两人最好的礼物，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时机，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应为中国之主，刘福通自称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应当辅佐之，打起复宋的旗号比单纯的造反更有号召力，因为曾经的正统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弭。这么一来，天意有了，正统也有了，剩下来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韩山童和刘福通聚集三千名白莲教教徒正在安徽阜阳杀猪祭天，当地县令带领人马突然杀到，三千名教徒一哄而散，韩山童被捕牺牲，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个白莲教首脑人物，一个被民间信奉为正统的人物，一个具有极强凝聚力的人物，一个在死后数十年仍被各路造反大军供奉起来的人物，竟然就这样溘然而逝。但他的后代仍在，所以他的凝聚力并没有消失。

　　很快逃出生天的刘福通返回阜阳，面对韩山童的死他并没有悲观丧气，很快召集了失散的教徒，一举攻克阜阳，元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正式爆发。接着，红巾军击溃前来围剿的各路官军，并连下毫县、项城、罗山、正阳、确山、舞阳、叶县、潢川、息县，并打开大元位于固始的大粮仓赈济灾民，此时的红巾军已经发展到十万人。
　　参加暴动的人以教众、盗匪、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僧侣为主，以中国儒生为代表的上层精英集团并没有参与到这场暴动中来，反而对这场暴动嗤之以鼻，他们反而不如一般的劳苦大众具备民族的概念，他们具备的只是虚伪而停滞的教条主义，而且在明王朝建立后，他们对于这个由自己民族的人建立的朝代却不适应，反而怀念那个已经退居到漠北的帝国，由此可以看出，儒生集团所关心只是体系的利益，他们更喜欢的是一个能给他们提供舞台的和蔼王朝。所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从来都是劳苦大众，而不是上层精英分子。

　　日期：2012-04-09　15:18:16
　　在刘福通红巾军起义的影响下，淮河南北各路人马纷纷涌动，徐州的李二、蕲春的徐寿辉、巢湖的彭莹玉、邓县的王权、襄阳的孟海马、濠州的郭子兴、浙东已经多次起事的方国珍、还有同为浙东的张士诚，这些相继起事的各路人马相约头扎红巾，身穿红袄，其中方国珍、张士诚不属于白莲教体系，北方红巾军受刘福通的领导，南方的红巾军则受徐寿辉的领导，北方红巾军较为注重起义的正统性，所以一直以恢复故宋江山和宣扬弥勒诞生、明王转世为主。

　　面对突然发生的农民暴动，整个元帝国束手无策，因为此时的大元统治者不知道这些红巾军要干什么？是要夺江山呢？还是要解决临时性的温饱问题。从忽必烈开始，元帝国对于一系列事情就开始反应迟钝，如今的蒙古皇帝更是深居宫中，朝政被蒙古权臣所掌控。退化的军队战斗力、松散的政治架构、迟钝的军事体系导致叛乱越来越大，心烦意乱的元惠宗只好又把事情推给脱脱，治黄工程早已耗尽了帝国的资源，面对已经崩溃的中央财政，脱脱只好对叛军采取安抚的办法，所能提供的也就是职位，历史走到这里，反叛者对于职位已经缺乏兴趣。

　　在这种局面下，历史的轮回又将开始，那就是依靠地方民团镇压红巾军起义。河南沈丘的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和河南信阳罗山县汉人李思齐登上了历史舞台，几场战斗下来，刘福通的军队跟地主武装陷入僵持。而此时元军的进攻重点转向了南方，重点进攻徐寿辉、方国珍、张士诚三部，徐寿辉兵败退入沔阳湖后被部将陈友凉所杀，接下来，元军连屠杭州和徐州。此时，元廷似乎找到了感觉，他们看到了起义军会被绞杀的希望，接着，惠宗命脱脱率军二十万进攻高邮，一场关乎大元帝国命运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至正十四年（1354年），南方的张士诚打下高邮，自立为王，高邮被攻陷后，大元帝国南北交通阻塞，所以元廷开始着意收复高邮。脱脱的二十万大军从九月起围攻高邮四十天不克，就在张士诚即将崩溃之际，元惠宗的诏书来到军中，要求削去脱脱爵位，并令脱脱交出兵权，消息传出，从各地征调来的二十万元军一哄而散，还有的投入张士诚的叛军。整场高邮大战改变了义军的命运，也彻底葬送了大元帝国，从此，南方数十万义军开始转向进攻，彻底吹响了埋葬元朝的号角。

　　那么脱脱为什么会被临阵撤换？主要原因是脱脱跟奇后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在脱脱之前，大元的朝政主要由脱脱叔叔伯颜把持，在脱脱的帮助下，惠宗和皇后——高丽女子奇氏——废掉了伯颜，脱脱掌权后全靠奇氏的支持，才度过了很多险关。
　　但这奇氏只是第二皇后，此时还有第一皇后，第一皇后无子，奇氏有一子，奇氏一直希望惠宗立她的孩子为太子，对于她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脱脱对此却不置可否，他认为第一皇后现在无子，不代表日后无子，一旦日后第一皇后产下一子，那么这位嫡长子又该如何放？虽然脱脱奉行儒家体制，但按照儒家体制，奇氏之子立为皇太子也未尝不可。脱脱的僵化思维给他带了灾祸，皇后奇氏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没有换得脱脱的支持，她怒了。

　　奇氏、皇太子还有其他大臣一起向元惠宗进言，很快脱脱被以“劳师费财，坐视盗寇”的名义撤去所有职务发配云南，后被赐死。历史总是这么相似，266年后熊廷弼一样是以这个名义被罢免，所以一个“不动如山”的君主是何等重要。脱脱死后，帝国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军事天才察罕帖木儿。
　　日期：2012-04-09　15:20:27
　　脱脱一死，刘福通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迎至安徽毫州，立其为帝，称小明王，立其母为皇太后，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仿元制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并在中书省下设置六部，地方设行省。
　　这种安排表明了刘福通并不具备领导全局的能力，淮河南北的大小山头不说，就是在北方的红巾军内部，杜遵道的威望似乎也超越了刘福通，还有方国珍、张士诚这两位不属于白莲教派系的领军人物，所以刘福通需要韩林儿来对天下诸侯发号施令，正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
　　大宋江山似乎已经恢复了，如果韩林儿真是徽宗的九世孙的话，那的确恢复了，下一步就是收复故都开封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此时刘福通的红巾军已经打开了局面，政权、官吏、编制、赋税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并且在其他红巾军占领区设置地方行省，一个属于刘福通和他领导的红巾军时代即将来临。
　　日期：2012-04-09　16:58:52
　　第二章 史上最强悍的北伐军
　　“北伐”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屡见不鲜的名词，古有诸葛亮、祖狄北伐，近有吴三桂、洪秀全北伐，但“孤军奋战”、“后援不济”总是跟北伐相伴随着，北伐为何大多都失败，主要原因是南北经济力量的不同，加上战马养于北方高寒之地，以及南北民风的不同。但在14世纪的中国却突然诞生了最强悍的北伐军，一支没有经过训练的北伐军、一支风餐露宿的北伐军、一支没有战马的北伐军，他们却有着狂热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以至飘荡大漠、异国达数年之久。这就是刘福通麾下的三支北伐军。

　　后宋政权定都毫州后，元廷猛然将进攻的矛头从徐寿辉那里调转过来进攻刘福通，红巾军驻守毫州城顶住了元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刘福通主动将红巾军派到外围去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毫州的困境立马得到解除，跳到外围去的红巾军一方面阻挡了从各路而来围攻毫州的元军，另一方面又得以发展壮大。龙凤三年（1356年），龙凤政权下的红巾军已经达到三十万人，头脑发热的刘福通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那就是凭借一己之力开始消灭这个世界上曾经最强大的帝国，他的内心激动了。这个想法无疑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