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7-4-19 9:18:00
　　前言：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难倒了不少学历史的朋友。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说过，历史书就应该成为小姐梳妆桌上的摆件，随手可以拿来翻翻。但如今的小姑娘们看到历史书，就像见了瘟疫一样，仿佛历史书已经发霉发臭。这些哑然失笑的事实，都从不同侧面折射了当前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困境。国人显然不喜欢简单的庙堂史学和高深的学报史学，历史学家想做出既科学又艺术、又好吃又好看的学问，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这里说的晚清旧事，基本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近代史很难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那只是历史学家给自己做研究留的一个小小方便。塞缪尔.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 国人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确有太多的辛酸和屈辱，这也是我们难以平声静气的来讨论并评价这段历史的原因。毕竟，宽容是属于胜利者的，失败者也无法真正原谅那些胜利的侵略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越来越小，文明的冲突也开始无处不在。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更为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在过去那场失败的竞争里，我们无法责备我们的祖先――他们不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吗？他们绝不会意识到，他们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怪物，但他们还是顽强的抵抗着外来的力量――从马戛尔尼访问天朝到最后废除外国使节的跪拜礼，他们不是坚持了近80年吗？

　　过去的历史，很难简单的用“悲剧”两个字来形容。如果历史只是一出演出，那未免过于轻松而草率了。事实上，如果后代人只向看戏的话，他们是不会理解父辈的历史和苦难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发现它悲剧性的力量，我们迟早会被那可怕的历史力量所击败，并成为新的悲剧主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后代又该怎样责备我们呢？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培根又说，读史让人明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历史的往来兴替和是是非非，似乎和普通人无关。但细细想来，平凡的普通人其实也是大历史的小主角，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太平军、义和团，甚至是红卫兵再世。哪怕是一只小小蚂蚁，也会在历史中留下微弱的痕迹。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绝对有可能在异地异时重演。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崛起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日益强大，将使得国人能够重新正视鸦片战争后民族那一百年的苦难日子。我们的民族的确受到一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击败。因为，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不断的激励着，奋斗着，甚至鞭策着，让我们整个民族在抗争中进步，并在强大中学会包容。

　　日期：2007-8-18　18:47:28
　　一、1840：鸦片记-------并非为鸦片而战
　　曾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最近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提出，全球化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1492年到1800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启新旧世界，并令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水到“中号”；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科技的进步如蒸汽船、铁路及后来的电报、电话等拉近了世界的距离，让世界从“中号”缩水到“小号”；而第三个时代则更是由网络革命把世界变得更为扁平化。

　　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错过了第一个时代，并在第二个时代的前半个时期里饱受屈辱。1799年，寿星皇帝乾隆老爷子去世，随他而去的则是帝国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的谢幕。正如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里说的，“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里没有沉没。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1800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的三艘战舰，已经开始启程前往中国了。
　　1．1、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
　　1792年9月26日，当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朴次茅斯港却一片欢腾。英国的三艘战舰， “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法国，而是遥远的中国。
　　在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船头，舰队的首领马戛尔尼望着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此时的他，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这个使团规模庞大，光正式人员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将近七百人。要知道，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

　　亚当.斯密思想的传播让英国很清楚的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很大程度上来自贸易。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尽管它只有不到一千万的人口，但它拥有最大的商业船队与最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俨然已是全球性的强国。英国并不想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块大陆上，它决定向全球扩张，特别是东南亚与太平洋扩张，以弥补1775年美国独立所带来的损失。所以，尽管当时法国的革命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大英帝国也决无可能置身事外，但出于对未来商业的重视，马戛尔尼使团仍旧被派往中国。

　　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提前把一封预约函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英国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当中国方面接到这封信时，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使团出发的时候。
　　商业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各国对通商贸易都寄以厚望。各国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虽然已迅速超过葡萄牙而位列首位，但英国国王对当时的中英关系并不满意，此次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就是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和天津进行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英国商品在中国内河运送时，争取免税或减税。
　　准确的说，马戛尔尼是当时英国派往中国并常驻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国人的这个愿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英法联军打败清王朝后才得以实现，这离马戛尔尼访华已经是近70年后的事情了。
　　马戛尔尼绝非等闲之辈。1757年秋，二十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1764年，他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谈判特使。
　　1775年，马戛尔尼成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总督。同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法国人站在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国人。1779年6月，当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名士兵出现在格林纳达的海面上时，马戛尔尼只有可怜的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迎战。刚一交战，马戛尔尼的兵力就死伤过半，他自己也当了法国人的俘虏。

　　还算幸运的是，1779年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马戛尔尼便回到了伦敦，随后又被派到印度担任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马戛尔尼以为印度总督非他莫属，但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在大臣们眼里，印度总督的要求对马戛尔尼来说似乎过高了，因此他最终未能如愿。
　　不过，马戛尔尼随后又有了新任务，国王乔治三世把他派往遥远的中国，去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马戛尔尼的助手乔治.斯当东，也是长年跟随他的外交老手，如果马戛尔尼发生意外的话，将由乔治.斯当东领导使团去继续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十三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随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算是此次远航的意外收获罢。

　　当时船上还有四名中国传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与王神父，他们在意大利教廷完成学习后搭顺风船回国，。由此，小斯当东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中文，后来的很多照会文件还都是出自于这位小朋友之手呢。成年后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专员长驻在广州（1798至1816年），并用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也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后来，托马斯.斯当东不仅成了当时中英关系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面对浩瀚的大海，马戛尔尼意气风发。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曾说过：“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当时，所有的英国人象下面的歌词一样梦想飞扬：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八百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也就相信，这次前往中国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不过，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停滞的帝国》：阿兰•佩雷菲特）
　　长途的航行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气候变得极为恶劣，“豺狼”号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进入亚洲海域，舰队才得以重新会合。更要命的是，船上疾病的流行导致不少船员中途丧命，他们的尸体和灵魂也都只能永远的沉入途经的深蓝大海。

　　这个庞大的使团带来了众多的礼品。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的。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也许，他们想暗示64门火炮的“狮子”号在英国强大的海军舰队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中国军官们的兴趣，但后来让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英国使团还带去了一些精美的仪器。如当时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佳结合产品天体运行仪，这个仪器代表了整个宇宙，它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

　　虽然更早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已宣称过“地球是圆的”，但遭到天朝士大夫们的集体嘲弄。有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嘲笑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球上国土之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滿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这种解释，现在听来固然让人开怀大笑，但当时听来，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呢？！

　　由于语言不通，解释这些仪器的名称很伤脑筋。所有的照会文件和礼品，必须符合天朝的语言，以便中国的皇帝能够加以理解。比如天体运行仪，就巧妙地写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幸亏当时还有个小斯当东，经过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训练，他已能凑合着写汉字了，当时照会文件的翻译与誊写，实在是出奇的复杂：罗神父不懂英文，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天朝的官方语言，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20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这样总结英国使团的不妙处境：“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中国人并非一贯封闭，他们也喜欢贸易，特别是沿海居民，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清王朝建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一些广东和福建人很早便侨居东南亚，也算是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吧！譬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国人在海外谋生。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从事着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做大买卖发了财的。

　　中国人数量的剧增和取得的成功让荷兰人感到恐惧。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2万到3万中国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远离祖国贪图发财，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马戛尔尼来中国的那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
　　日期：2007-8-18　18:48:37

　　1．2、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9个月之后，英国人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 “礼物”改成“贡物”。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是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和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他们对英国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马戛尔尼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听到后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他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马戛尔尼好像取得了胜利，但也为这次外交失败埋下伏笔，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特使单腿下跪是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4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灯笼的微弱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静静的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的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下跪。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瞧，多么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随后，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看来，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天朝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进行特别优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因为有人还因为礼节问题丢了官。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乾隆帝见面，他们的外交请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不如我们来看看乾隆帝发给英国人的诏书吧。
　　诏书上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节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词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长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所以不能因你一国的请求，破坏天朝的制度。天朝富有四海，奇珍异宝早已司空见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远道而来的份上，我已下令让有关部门收纳你们的贡品。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告知。”（柏杨：《中国人史纲》）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懊丧之余，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北京前往广州，他们的舰队在那里等待多时了。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乾隆帝还知道这次把英国人得罪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英国具体在哪里------至少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知道。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陪同的大员长麟有一次看到英国人使用火柴给他点火，非常诧异-----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后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叫“洋火”，即“外国的火”。我们常说旧社会连火柴都造不出来，但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火柴，当时叫做“火奴儿”。但到了康乾盛世，却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中国有许多东西，如四大发明，原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尔后又远落后于他国，火柴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