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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师生恩怨录
作者:
崇效天
日期:2012-5-15 19:35:00
老师曾国藩、学生李鸿章,这是两人的关系,而晚清历史上整儿八经的两位牛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恩怨情仇,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曾国藩、李鸿章。鉴于写两人的文章确实多如牛毛,个人水平业余,还希望诸位看客多批评少拍砖,一块儿还原那一段被历史尘封了的往事。并再次说明,本人写史为的是通俗易懂,难免多了些调侃和打趣,习惯正统教育的各位还要海涵,不是我不敬畏历史,而是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换种方式说历史可能更容易让人接受。废话不说,正式开始!
第一章有些东西谁碰谁倒霉
第一节 震惊朝廷的教案事件——老曾当了冤大头
热芋头扔了过来
这一年是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对于曾国藩来说是痛苦的一年。放到现在,年已六十的他早就该退休看孙子了,可曾国藩却不能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作为直隶总督的他,勤勤恳恳地在工作岗位上尽着一个臣子的责任。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且右眼失明了,带来了经常性地眩晕。没办法,曾国藩只好打报告静养一段时间。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很体谅他的痛苦,同意曾国藩带薪养病。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津那边却出了大事。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兴建教堂、广收教徒。在天津法国传教士修建了教堂,而且为了向中国民众显示“慈祥、文明”,还开办了“仁慈堂”来接受孤儿以及弃婴。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这种作秀的善举,却带来了灾祸。因为当时中国民众排外思想深入人心,所以传教士收养的婴儿很少。为了“增加业务”,传教士们想出来个馊主意——送婴有奖,只要送来婴儿就有物质上的奖励。可这么一弄,严重的后果出现了。一些无良的坏蛋拐骗婴儿,再将婴儿送往“仁慈堂”获取奖金。更让人疑惑地是“仁慈堂”收养的三四十个婴儿全死掉了。这下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有的说是法国传教士指使人去拐骗婴儿,还有的说传教士把婴儿弄死了,更邪乎的说传教士挖了婴儿的眼睛、心脏做迷药。谣言就是这样,越传越离谱,但就是这样离谱,老百姓还是相信,因为他们确实从心里恨这些在自己家门口为非作歹的长毛鬼子。
官府可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行动起来抓人贩子。6月18日抓获了一个拐犯武兰珍,他供述了在天主教堂王三的指示下迷拐婴儿的犯罪事实。得知此事,民怨蓄势待发。当时在天津分管洋务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见了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对质。到了6月21日,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押着武兰珍去教堂对证。虽然证实并没有挖眼剖心的事情,但聚集而来的群众的情绪很不稳定。看到王三出来了,就拿砖头砸这个他们眼中的汉奸,顺带着还把教堂的玻璃砸破了。法国领事丰大业知道了,就拿着枪气势汹汹地跑到崇厚的衙门要求给个说法。崇厚劝了半天也没让丰大业消气,丰大业放了枪,崇厚立即吓得逃跑了。这还没完,丰大业还真是“疯大爷”,等知县刘杰来到衙门,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连放数枪。幸好刘杰命大,自己没伤到,反而是手下伤了。当官的拿洋人不敢怎么样,可老百姓却不怕。看着丰大业这么嚣张,大家一窝蜂地冲上去,把这位领事打死了,群体性事件引发了血案。事情还没结束,打死了法国领事引发了仇洋的导火索,老百姓的怨恨得到了彻底地释放,这下洋人倒霉了。老百姓自发形成了组织,冲着教堂和洋人卯足了劲儿,天津全城一片混乱。混乱过后的结果是,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被焚毁,二十个外国人被打死,还有几十个信天主教的中国教民被杀,而祸及池鱼英美俄等国都有人员和财产损失,这就是轰动内外的“天津教案”。
日期:2012-05-16 20:53:25
曾国藩开始和英国人较量,他并没有一味的退让,在国家外交这种事情上,必须软硬兼施,而英国人却趾高气昂。麦华陀来到总督府和曾国藩谈判,本来麦华陀还以为自提什么条件都能满足呢,可曾国藩与他据理力争,弄得双方不欢而散。英国人向北京方面施压,进而向曾国藩施压,而且还把军舰开到南京,利用武力恐吓。曾国藩心中很纠结,他既想维护国家的主权,又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交恶洋人。于是他只好采取了一种比较偏软的方法,这真是为难了他,本就无力和列强抗衡,又哪来谈判的资本呢?扬州教案一直拖了三个月才处理完。曾国藩基本上满足了英国提出的条件:扬州知府、知县革职;被损财物按价赔偿;教堂前树石碑,说明政府保护西方传教。唯一曾国藩争取免除的就是没有再过多的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总算是保护了百姓。可对于曾国藩的处理,全国却是一片责难之声,骂他是卖国贼,严重损害了他在朝中的形象和声望。曾国藩有口难辩,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谁碰到谁倒霉。
日期:2012-05-17 19:10:52
接下来,曾国藩开始了第三步,前两步都是做给外界看的,第三步才是关键,那就是查清事件的前因后果。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曾国藩终于写了奏折向皇帝汇报了查明的事实和导致这次事件多方面原因:
第一、当事人王三的口供有问题,自己反复翻供,是否是传教士指使没有证据;
第二、询问了在仁慈堂的儿童一百五十余名,都是自愿的,不是被拐来的,挖眼剖心纯属谣传;
第三、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来修造的,天津百姓认为里面有猫腻,实地查看后只是放煤用的;
第四、有人进入仁慈堂后不愿出来,大家就以为里面有迷惑人的药;
第五、仁慈堂收将死的人,传教士会给死者洗礼,百姓看到人进去却不见不出来,以为被杀;
第六、仁慈堂的房间很多,一些亲属进去了很长时间见不了面;
第七、仁慈堂内死亡的人数不少,掩埋是晚上,有时一个棺材放两三具尸体,而且尸体的死亡状况与平时死亡不同。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曾国藩调查事件确实费了很多心血,不放过细节问题,从侧面说明他对此事的谨慎态度。而综合起来看,曾国藩的调查报告,基本上将引发骚乱的归咎于民众的无知和百姓、洋人之间的误解,从而为下一步处理做了结论。
到底实情真如曾国藩所奏呢?这一点儿我们只能相信官方的说法。但曾国藩恰恰遗漏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开枪这个事实,如果没有他一意孤行的采取挑衅行为,天津教案可能也不会发生。曾国藩为什么没有将这个情节写上,我们不得而知,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能就是写上也无法改变事件的性质。
日期:2012-05-18 18:40:18
查明的案件情况,第四步就是抓人,抓“骚乱分子”,这个事情比较麻烦。事件没有前期预谋,属于民众自发而起的,没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场面非常混乱,谁动的手谁打的人,都是一笔糊涂账。而这时,法国方面也跳出来摆明了自己的立场,一共提了四点要求:重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罚凶手。表面上看来这四个条件提得还不算是过分,但其中最难办的就是后面两条。法国要求处理天津官员,不是什么引咎辞职或者关进大牢,而是要将天津府县的官员杀头抵命。这让曾国藩非常地难以接受,别说是他,就是北京也不同意这个要求。虽然说天津的官员有失职的地方,但毕竟这个事情与他们的处置关系不大,所以杀了他们显然是处理过重。而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行为。漫天遍地的指责确实让他冷静了许多、看清楚了很多。刚到天津他有点儿两眼一抹黑的感觉,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去走。可几步下来,曾国藩从国家功臣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罪人,而这些步骤不全是曾国藩一人所为,但他是主事的头头,所以不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是个人意志的反应,曾国藩都要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这样的处境让曾国藩不得不考虑改变工作思路。对付洋人看来只是一味的顺从是不行的,别说洋人得寸进尺,就是达到他们满意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曾国藩逐渐改变了和洋人谈判的策略,硬软兼施,特别是在处理官员的问题上和洋人争锋相对。你不是说要杀吗?那就给个杀的理由。洋人说天津官员和百姓是一个鼻子孔出气,所以他们要为事件负责。曾国藩告诉他们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而杀人偿命是应该的,可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差点儿自己被洋人杀了,这笔账怎么算?这下洋人没话说了。是啊,官员们没有参与,罪不至死啊,洋人也明白这点儿,但他们却不承认,非咬着要杀了这些官员,于是曾国藩和洋人的谈判不欢而散。
日期:2012-05-20 19:05:37
法国公使罗淑亚一看曾国藩的态度很强硬,只好寻求上层施压。他立即向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讲天津官员砍头示众,那就撤回使馆和侨民,剩下的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这摆明了又拿出武力威胁这招儿,不杀就开打。曾国藩知道法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立即向北京写了详细的报告,重点上报了自己对天津官员的态度,杀是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北京也很反感法国这种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嚣张,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按说事情要这样发展下去,可能还真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可就在这时候,法国后院起火了,法国和普鲁士打起来了,老牌势力和新兴势力之间一次激烈的碰撞。但战争的发展向着不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法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这个远在东方的外交事件显然变得微不足道,而曾国藩还不知道。法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边,接着谈吧,开战这个筹码已经失去了,那就不能这么牛气哄哄了。最后,法国人还是服软了,不杀不杀吧,那总要有个交代吧。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遣戌黑龙江,也就是被流放到恶劣之地服役。清政府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重的刑罚,可能是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吧。曾国藩却对这个处理感到了失望,本来治罪这几个官员他就心有不安,又处以这么重的刑罚,这让曾国藩更加觉得亏欠了他们。曾国藩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用作给几个人赎刑的费用,这样他才稍微心安了一些。从这里看出来,曾国藩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怎么做能让事件妥善处理真是个费脑子的事情。
日期:2012-05-21 12:09:43
官员的脑袋保住了,但事情还没完呢,洋人还在那里等着呢。官员不杀也就罢了,总要杀几个凶手吧。曾国藩清楚不拿出几个人头让洋人看看,这事准没完。而清政府也在催促曾国藩尽快抓获嫌犯以消除与洋人的紧张关系,于是曾国藩开始在天津城里抓人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抓人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不抓也不行,抓多了也不行,应该说参与这次事件的老百姓数量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都抓了显然是不可能。曾国藩想了个办法,那就先抓些挡挡。衙门里捕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了十一个人。可区区十来个人怎能让洋人满意,别说洋人,连皇帝都不满意。在官员的处置上,洋人让步了,但对肇事者的处置可不能再让洋人下不来台。再说抓的都是百姓,多抓点儿,甚至多杀点儿,对于朝廷来说真是无足轻重,多点儿反而更好交代。这就是当时统治者的想法,草民还不如草,杀了没人同情。就这样,北京指示这样的数量不够,应加大抓捕的力度。曾国藩处于两难的境地,抓还是不抓不是问题,抓多少才是问题。别看曾国藩有“曾剃头”的恶名,那是对付农民起义,而面对无辜的民众,他下不了狠手。事已至此,曾国藩只有痛下狠手,继续抓。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透露抓了大约八十多人,而其中认罪可杀的不过七八人,而其他的都没有证据证明有罪,不好处理。可见当时曾国藩心情是多么的复杂,他明知道抓了一些无辜的人,但自己又要违心地处理他们。
到了当年的中秋节前,曾国藩终于向北京汇报了对于人犯的处理结果:“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汇报上去了,北京还是觉得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还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曾国藩感到实在不能增加数量,他左右为难,只好采取拖延的方法,找理由把时间拖后。从发案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曾国藩迟迟没有新动作。
日期:2012-05-22 12:03:35
不干那就换人吧
曾国藩的拖延战术,还是惹怒了上层,不是想不干吗?那就挪地方换人,而正好这时候南方又出大事情了。接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杀了。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到总督府西边的校场检阅练兵情况。检阅完了就步行回府,当时还有几个手下。走在后院门口,从人群里蹿出一个人,拿着匕首刺进了马新贻的右肋,第二天马新贻不治而死,而凶手自称叫张汶祥,当场被抓。堂堂两江总督,权位在直隶总督之下、手握大清财政命脉,竟然被人当街被杀,这可够耸人听闻的。清政府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曾国藩走人,曾国藩复任两江总督,兼办这起刺马案,而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的不是别人,这人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可算是不浅,他是曾国藩的学生、幕僚、同事,两人的关系非常的微妙。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将在后面一一为大家展开,现在我们先从天津教案说起。当时李鸿章的身份是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还有一个太子太保的头衔。可以说李鸿章已经跻身高层的范围内,但还不是权力核心人物。而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他可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教案这种重大的事件,怎么能逃过他的耳朵。而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也多次给李鸿章去信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没有一点儿置身之外的意思,在他看来老师这次去前途未卜,为了能帮助老师妥善处理,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书信中就明确指出“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句在李鸿章与曾国藩书信里的话,说明了李鸿章的处理方式。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了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是效果还算可以。像泥鳅一样浑身溜滑,想抓住那叫一个难。
日期:2012-05-22 20:01:52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两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虽然都是“实”,但实的含义却差别很大。曾国藩的“实”是事实、道理的实,李鸿章的“实”是实效、效果的实。曾国藩满脑子里都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李鸿章却少了这些束缚,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可在天津教案事情上,曾国藩的实在让他进退两难。而对于这样尴尬的处境,曾国藩选择了有意避退,他也看出来了清政府对他工作能力的质疑,随即他上奏身体状况差强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确实这样大的压力让曾国藩越发无法忍受,眩晕、呕吐成为了常事。正好清政府方面想换人呢,这下有了充分的理由,那就换人吧。李鸿章成为了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这个安排很合适,反正两江总督死了,正好没人接替,再说曾国藩对两江地区比较熟悉,去那里是个好选择。安排李鸿章去也合情合理,他和洋人打交道也不少,只能寄希望于他拿出点儿真办法来。
日期:2012-05-23 19:37:06
而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的行动很快,不是抓紧去天津接手曾国藩处理事件,而是先去了保定,直隶总督府的所在,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热芋头,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也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的事宜。
倍受煎熬的曾国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如果说他以病请辞,那是他想脱身事外的话,而朝廷真的将他调任了,他反而觉得皇帝对他产生了不信任。这对于“一心忠君”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最可怕的。他狠下心,杀,在这种情景下,心软就会毁掉自己。于是曾国藩重新开始了抓人,又有数十名无辜的群众被当做暴徒送进了监牢。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启奏,第一批准备正法15人、军流徒刑21人,还有几名嫌犯稍后查明再做处理。北京方面对曾国藩的奏章表示了满意,并敦促尽快结案。
等第一波的人犯有了结果,李鸿章也来到了天津。当然他来天津首先还是要拜会一下曾国藩,一是尽师生情谊,二来与曾国藩交换意见。两人见面不得不讨论起对洋人态度的问题上。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痞子态度”,曾国藩也依旧对他的处理方式不屑一顾,怒道:“那痞子腔怎么用,你倒是给我看看。”看到老师和自己的意见相左,李鸿章自然没有让曾国藩难堪,用“我只是随便说说”来搪塞曾国藩。曾国藩继续教导李鸿章说既然洋人也将处事的基本原则,那就要诚心待人,如果用虚张声势的方法,只能是中看不中用,还不如踏踏实实和洋人交往,这样的结果可能更好。曾国藩的教导当时李鸿章不认为是好主意,所以他心里对“痞子态度”没有改变,他自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最后一次在重大国事中的交集,而两人不同的处理方式再次说明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不过这次的谈话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久远,别看当时李鸿章好像有点儿不服气,但后来他也认识到与洋人坦诚相待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多年后,连李鸿章自己都说“不知我办了一辈子的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而“一言指示之力”就是指的曾国藩“诚对”原则的体现。为了践行曾国藩的原则,李鸿章总结出 “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的结论。所以说曾国藩对李鸿章后期外交打下了一个正确的基调。
日期:2012-05-24 19: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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