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的二月是盛夏。白天的阳光炽烈而持久，四处都是耀眼的惨白。电视里的广告说皮肤癌是这个国家的国癌，提醒人们小心这厉害的阳光，要穿长袖的衣服，呆在阴凉的地方，戴墨镜，涂防晒霜。即便如此，海边的沙滩上还是躺满了裸露大片皮肤晒日光浴的各色人种。他们慵懒地躺着趴着，戴着墨镜看书或者睡觉。他们的孩子在水边嬉戏，他们的狗在四处奔跑。海浪一层层涌来，冲浪者和他们的冲浪板在浪中时隐时现。
　　我也躺在沙滩上，看着儿子和一帮白人小孩玩耍。偏光墨镜里的天空幽蓝深邃，海水的颜色是那种厚重的蓝灰色，洒着点点碎光。我脱掉凉鞋，把赤脚深深埋进滚烫的细沙。海风微凉而带着腥味儿，这股气味儿又勾起我的一些回忆。
　　其实也才短短的几个月而已，可是我感觉好像距离那段生活已经很远了。那些曾经天天缠绕在脑袋里的烦恼和焦躁，那些曾经让人厌倦不已的应酬来往，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大喜大悲，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海边，在这个充斥着陌生语言和文化的国家，好像已经都渐渐褪色乃至趋于消散。我有点害怕，害怕自己哪天想回忆起那段生活的时候记忆只剩下一片空白。
　　我想也许还是应该找个地方把它们保存下来，就像是电影里的美国黑帮给自己的钱袋找一个火车站的保管箱，或者像是梁朝伟默默地对着吴哥窟的某个树洞喃喃自语。我要把它好好地埋在一个地方。我知道，只要我埋好了，它就不会腐烂。

　　1998年
　　邓老板
　　邓老板人很瘦，戴着眼镜。当时是我的顶头上司。
　　当我把辞职申请放到邓老板桌上的时候，他笑了，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也笑了。然后他问，要去哪里。
　　那时我年轻，说去思科。他很惊讶，说思科是干什么的。
　　那是1998年。
　　1998年，我27岁，是一家日资通信公司的售后服务工程师，月薪2200元人民币左右，如果出差的话，还有每天60元到80元不等的差旅补助。
　　当时，这家公司在我居住的城市属于效益非常不错的合资企业。每天，公司的几辆豪华员工通勤班车穿行市内，惹人注目。在这里上班的员工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几个日本人被安插在各个部门作为合资方的管理人员。
　　1998年，我27岁，刚刚完成了婚房的装修，计划和女友次年结婚。
　　1998年8月，我向早已预料到我要走的邓老板递交了辞呈。至此，我在这里工作了整整3年。其实，这3年也是一堆需要好好找个地方埋起来的记忆，让我一个一个来，留待以后吧。

　　老卢
　　老卢是我进思科的介绍人。
　　老卢和我的姐夫Vincent是原HP上海分公司的同事，两人有不错的交情。得知我想要找下一家公司时，Vincent找了老卢。老卢把我的简历登记到了Cisco的人材数据库。Cisco在中国一直是通过在职员工推荐寻找新人，如果成功录用，推荐者将得到1500美金的奖励。
　　当时的老卢，是Cisco上海分公司的电信客户经理，主要负责浙江。
　　第一次见到老卢，是我在上海on board之后。此人中等身材，平头，圆脸，衣着得体而讲究，言谈内敛而圆熟。我谢他，他笑着说不用谢，第一，Cisco不是因为我推荐你就录用你；第二，我可以从你身上得到1500美金，我要谢你才对。
　　他说得不错，在成功拿到Cisco的offer之前，我经过了5轮面试。从一开始的摩拳擦掌志在必得，到后来的惴惴不安听天由命，Cisco没有让我觉得进来得很容易。

　　Polly
　　这辈子到现在为止和两个叫Polly的女性打过交道。两个Polly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第一个。
　　在我把简历交给老卢之后不久，接到一个电话，是那种广东腔的普通话，声音很温婉。说是Cisco香港公司的人事部门职员，问我有没有时间见面聊聊。
　　老卢通过Vincent告诉我，思科对新员工的面试一般有5轮。第一轮是人事部初步面试，第二轮和第三轮是技术或者能力面试，到了第四轮和第五轮，就是和各级老板打交道了。因此，人事部的面试其实挺关键，往往有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得到或者丧失分数。
　　和Polly的会面约在江北的Holiday Inn，当时这家四星级酒店新开不久。我打车来到这里，时值盛夏，我在大堂的沙发坐下吹了一会儿空调，等浑身干爽气定神闲了以后我用内线电话拨通了Polly的房间，她让我先到酒吧叫点东西等她一会儿。我来到大堂吧叫了一杯冰水，四处逡巡了一番。98年这个城市的四星级酒店里还有着一些人丁稀落的神秘感，细碎的钢琴声中几个颇具优越感的服务生静静穿行。几对交谈的人群音量也控制得很有教养。数年之后，当各个城市里的各大酒店充斥着众多大声打电话的人群的时候，我还真有点怀念那个改革了但还不太开放的年代。
　　Polly让我等待的时间不长，当我看到入口处那个衣着得体神态怡然的女性走进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她了。
　　时隔将近10年，我已经记不清Polly当时的容貌，只是模糊地觉得她大约30岁，声音挺好听。
　　谈话走的是很标准的面试程序：我的基本情况，我为什么想要换工作，我对思科的了解和期望，之后双方换成英语进行了简单对话。最后便是一些自由谈话了。一切基本上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想，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出自信和分寸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果能够再能根据你对对方的了解不着痕迹地加入一些个人化的元素，一次初步的面试就成功啦。这次我做得还不坏，当时香港回归不久，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有趣话题让我们的谈话最终尽欢而散。
　　走出Holiday Inn，外面还是这个城市在这个季节惯有的酷暑骄阳。我象是暂时游离了一会儿，很快便又被外面熙熙攘攘的人流拉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了。

　　吴杰
　　过了几天，我接了一个去江苏出差的活儿，是做一个客户设备的故障处理。在公司填出差申请，到财务部预支差旅费，然后订好机票和酒店，次日我就出发了。
　　到南京的飞机是那种运七螺旋桨飞机，噪音巨大。飞机落地的时候头昏脑胀。这次降落在南京新建的禄口国际机场，豪华而空旷。从机场到市区的班车里没有几个人，其中一个人从上车起就滔滔不绝地讲电话。听到后来，原来这厮是思科的销售，在联络一个银行的客户做一次拜访。
　　班车开到金陵饭店，那厮的电话还没讲完，拖着行李箱下车进了冷气逼人的饭店大堂。我抬头看了看金陵饭店。我还得到城郊的长途汽车站转车去那个叫做高邮的县级市。
　　晚上到达高邮，和客户接上了头，确定明天到现场做诊断。在高邮的庆宇宾馆住下。这里我住过，那是在一年前在这里做本地网的时候。在庆宇宾馆的餐厅里我一个人吃了晚餐，席间给南京的吴杰打了电话。
　　这家伙是南京本地人，一年前作为南京分公司的客户支持人员被招了进来。是个很单纯的小伙子。最近碰到了一些人事方面的纠葛，挺迷茫。我知道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面对这种情况是什么感觉，宽慰了他几句。他说他想辞职考研，我听了没说什么。心想考研以后又能怎么样呢，你还是得面对这个一模一样的社会，唯一的不同就是自己又单纯地老了几岁。
　　后来他真的辞职了，真的在家看书考研。进思科以后我还在金陵饭店和他见过面，他还是那么单纯，连着两年没考上也丝毫没有让他的目光变得黯淡。我喜欢这样的人。

　　John Xu
　　好像是又过了很久，久得我已经忘了和思科的这档子事儿，一天，电话来了，是思科上海的一个人打来的，说是电话技术面试。
　　到现在我都没弄清楚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从依稀的声音记忆里，应该是我的John Xu大哥吧。
　　此生也和若干个John打过交道，每个John都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这也是后话了。
　　我忘了电话面试里聊的具体内容，只记得好像考核的内容并不很难，和现在的思科工程师技术面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思科准备单独成立电信team来面向IP需求迅猛增长的中国电信，因此需要一批有电信服务经验的工程师。而我因为有一直为电信客户提供售后服务的履历而有幸进入了他们不断收小的选择圈。
　　想来真是惭愧，当时我对于IP可以说基本是个门外汉，只不过刚刚弄明白IP地址和掩码是怎么回事而已。
　　这次电话面试结束后，我还是没有对这件事存太大的指望。每天照例在清晨赶班车，在班车上补一觉，到公司吃早餐，然后报销、做技术文档、和几个同事闲聊。下班后和朋友们到处找好吃的饭馆，唱卡拉ok。

　　朱总
　　朱总是我现在的太太。
　　在1998年，她是我相处一年多的女朋友,和我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当时我们已经在考虑结婚了。
　　那天晚饭后，我们在她家后面的学校操场散步。操场上满是以奇怪姿势健身的老人。我们混迹于其中，让人觉得很安逸。
　　我小心地避开一个退着走的老头儿，朱总笑了，有一天你也会这么走的。我说，是啊，那时候你在怎么走呢？呵呵。
　　当时的我们，心态轻松，全无牵挂，随时可以赌上自己的全部来搏一个机会。现在想想，那种感觉真好。
　　朱总问我思科的事，我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她很关心。
　　咳，不成也没啥。我们现在这样就挺好。她说。
　　我说就是。
　　后来我们又去了学校外面的夜市，那里有大量的烧烤摊和杂物店。每天晚上在那里溜达并且随性吃上一些小吃是我们共同的乐趣。

　　Kevin
　　大约过了两个礼拜，接到思科的电话通知，说是工程师经理面试。
　　Kevin长得很壮实，留着平头。我们的会面还是约在Holiday Inn，不同的是地点换到了2楼的咖啡座。Kevin给人的感觉很随和，跟我聊了很多关于日资企业的事情，他好像原来也在类似的地方呆过。也问了一些电信里面的事情，包括组织结构，人员水平之类的。技术的问题问得很少，我暗自庆幸。感觉Kevin更加注重的是我是否能很好地融入现有的团队以及和其他成员合作。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思科五轮面试里最重要的一轮，如果成功，Kevin就将成为我的直接上司。

　　卉
　　不久后接到邓老板布置的一个临时任务，和销售部的卉以及石桑一起到太原给客户做现场培训。
　　去没去过的地方出差，总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和美女一起。卉是一个精致的女孩子，干净，淡妆，穿着得体。日资企业里的女孩子时间呆长了多半如此。如果再加上先天的条件，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就相当有战斗力啦。
　　同行的石桑是个快活的人，健谈，人也长得帅，未婚。在公司的女孩子里人缘很好，我和卉都很喜欢他。大家热闹地聊了一路。
　　飞机进入山西境内后颠簸得厉害。我平常一般不怕这个，这次很担心。也不知为什么。
　　太原最干净的一条街叫迎泽大街，据说是当时为了欢迎毛泽东视察参照北京长安街的标准修建的。我们住在三晋国际饭店，晚上和客户一起吃饭。卉的风格含蓄而积极，是个不错的销售。
　　次日给客户讲课，我口若悬河地讲了一天。到晚上喉咙疼。给朱总打电话，得知她也在北京附近出个短差，如果时间安排得好，我们可以在北京小聚。
　　次日，客户没有轻易放过我，请我到他们一个站点去帮忙确认一个故障。无奈去了，是一个很简单的故障，不知道原来的工程师是怎么敷衍的。
　　晚上和卉还有石桑一起吃便饭，之后游览迎泽大街附近的一个夜市。身处异地而夜晚同行，怎么着也会谈些平时办公室里不会触及的话题。插科打诨之余，卉开始和我探讨艺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成为她这方面的谈话对象。
　　回到酒店房间，看电影频道里面一个很老的译制片，叫《最长的一天》，讲当年盟军诺曼底登陆的事情，看完已是凌晨三点。在寂静的房间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这也许是我在这家公司的最后一次出差了。

　　朱总
　　我们的时间安排得不错，在一个周末到来的时候我和朱总一起来到了北京，一行还有卉和石桑。在完全没有工作心理负担的时候在异地度过一个周末，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之后到三里屯酒吧消遣。当时北京还没有后海和798之类的地方，三里屯是唯一的小资据点。大家聊些公司里的人事趣闻。我和朱总的事情在公司里早已大白于天下，话题自然会跑到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之类的上面去。酒已微醺，我说，一不小心上了贼船。朱总佯怒，卉会心地笑。
　　次日，卉和石桑先行回家，对我们留下一个善意的暧昧笑容。我和朱总继续在北京逗留，去天坛溜达，去新东安吃小吃，去北海划船。北海的双桨船还是我童年的记忆之一，记得当时我逞能弄得手上起了泡。
　　这次也一样。
　　朱总陪我买了双新鞋，旧鞋被我留在了北京保利大厦的客房里。

　　海容
　　从北京回来不久，又接到思科的电话，说是和一个销售经理面试。这是第四轮了。
　　当时我正准备去苏北的一个小镇出差。接到这个电话，我犹豫了一会儿，把机票推迟了一天。
　　海容长身玉立，西装革履。典型的上海人模样。我们的会面在一个小酒店，离电信局不远。
　　海容的风格很有趣，说话不太看你眼睛。自顾自地说一大段，等你说完，他继续接着自己刚才的思路又说一大段。
　　几大段下来，我听明白了一点，他怀疑我的技术实力。我佩服他敏锐的判断力。这是一个销售必须具有的能力，几年之后我才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但他又有一种很吸引人的颓废的腔调，那意思是我的这个缺点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无所谓。他来面试我完全是应付差事。
　　会谈持续了不到20分钟，之后他飘然而去。
　　之后的几年里我接触了数不清的销售，能够当得上“飘然而去”这四个字的只有他一人而已。

　　Vincent
　　在我为数不多的面试记忆里，进行到这一步，差不多应该是快有戏了。我渐渐没法象刚开始那样洒脱，自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
　　之后有一段时间的真空。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出差，干活儿，在异地的宾馆消磨一个个夜晚。一天，Vincent打电话来，说感觉怎么样。我说不清楚。他笑了，说最近没什么新消息，估计在走流程。
　　Vincent当时已经跳槽到SUN公司了。某种程度上说，他一直是我职业生涯的航标。当我还在国营企业三班倒的时候，他已经作为外企的工程师出差，出入宾馆酒店刷信用卡。当我好不容易跳出国营单位进入所谓外资企业的时候，他跳进了HP作为售前技术工程师。
　　我的意思是，当你的前面一直有一个人在带引着你的时候，其实生活还是不那么复杂的。
　　过了几天，Vincent又来了一个电话，说好消息，事儿快成了。
　　我说，价钱谈低了。
　　他大笑，说先进去再说吧。

　　Jessie
　　过了两天，正上班的时候，接到思科的一位小姐打来的电话，说是请我到区域总部和几位老板进行面试，思科负责来回的机票。
　　由于有Vincent的消息垫底，我并不是很意外。意外的是朱总，得知这个消息的她隔着几个办公桌依然是在平静地做她的事，但嘴角流露出来的兴奋只有我能感觉得到。
　　当夜我就飞到目的地，住在老姐Jessie的家里。
　　Jessie的女儿已经一岁多了，每次见我都瞪大了惊恐的眼睛。这大概是因为原来我逗她玩的时候吓着过她的原因。
　　Jessie笑着说，怎么样，我说你没问题吧。别担心了，到了这一步，除非你明天扇面试你的人两耳光，否则就没问题了。
　　Jessie讲话向来直接而准确，我喜欢她这一点。
　　在NEC出差的时候，经常转机经过这里。这里的每个角落对我都再熟悉不过。夜晚，天空的云层被地面的灯光照得隐隐有橙色光芒。家人都睡下了以后，我一个人站在阳台，点了一根烟。今夜的这个城市和以往好像有些不一样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Yong
　　1998年的思科公司还在协泰，被一群五星级饭店围绕着。
　　面试我的第一个老板是Yong，一个中等身材神采外露的中年男人。Yong是电信区域销售经理，主管整个大区的销售任务。他是区域内所有电信team工程师和销售的老板。
　　和海容一样，寥寥几句他就知道了我的情况。和海容不同的是，他没有直接指出我的问题，还是很有涵养地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了一堆表达充分自信的无聊话。
　　他笑了，就像那种见惯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的老者的笑。然后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谈了些其他泛泛的东西。我一直在琢磨他的这个笑容。老实说，他的笑让我已经慢慢开始飘起来的自我感觉一下子重新回到了地上。
　　Yong的衣着很讲究，衬衣的袖口扎着袖钉，衬衣的质地也很精良。第一次见到原来只在时装杂志上看到过的袖钉，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不由得多看了两眼，这时才发现原来袖口还绣着Yong名字的缩写字母。

　　Jerry
　　这一天面试我的第二个老板是Jerry，带着眼镜，留着平头。他的眼镜戴得有点歪，而且日后我每次见他好像都是这个样子。这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有一种不拘小节的魅力。
　　Jerry是另外一个Team的工程师经理，和Kevin的职位一样。他来面试我纯粹属于友情客串。因此问题也都很友善，我们聊得很平静。他谈了一些对于电信市场的看法，用的是探询的口吻。但我知道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我的回答到最后只不过变成对他观点的渲染。有这种不动声色的语言影响力的人通常都不是等闲角色。
　　进入思科以后我发现，思科的员工并不如我原先所想皆为人中龙凤。但是，我确实在这里见到了一些别具特色的人。
　　Jerry是其中之一。

　　Jumbo
　　一切结束了，我如释重负地走出思科的办公室。这天的办公室里人并不多，仅有的几个也面对电脑屏幕面无表情做忙碌状。从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视野很好，世贸大厦和漂亮的弧形Westin酒店仿佛触手可及。
　　走出协泰我接到Jumbo的电话，他是我小学的同学和现在的同事。说这两天正好在上海出差，约着晚上聚聚。
　　趁着好心情，我请他到茂名路上的Danny’s Bar喝两杯。酒过数巡，我突兀地说了一句，今年是动荡和变革的一年。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皱着眉严肃地说，是啊。当时恰巧在我们身边忙活的酒保女孩儿奇怪地看了我们俩一眼。
　　Jumbo和我同一年大学毕业，分到同一个国营单位。记得就职的第一天就安排我们几个新人接受计划生育的教育，之后又是见习一年。我和他还有几个同龄的男女一起在那个无趣的单位度过了很多有趣的时光。
　　不知为何，一见到他，我就喜欢用书面化的语言。

　　Jumbo
　　一切结束了，我如释重负地走出思科的办公室。这天的办公室里人并不多，仅有的几个也面对电脑屏幕面无表情做忙碌状。从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视野很好，世贸大厦和漂亮的弧形Westin酒店仿佛触手可及。
　　走出协泰我接到Jumbo的电话，他是我小学的同学和现在的同事。说这两天正好在上海出差，约着晚上聚聚。
　　趁着好心情，我请他到茂名路上的Danny’s Bar喝两杯。酒过数巡，我突兀地说了一句，今年是动荡和变革的一年。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皱着眉严肃地说，是啊。当时恰巧在我们身边忙活的酒保女孩儿奇怪地看了我们俩一眼。
　　Jumbo和我同一年大学毕业，分到同一个国营单位。记得就职的第一天就安排我们几个新人接受计划生育的教育，之后又是见习一年。我和他还有几个同龄的男女一起在那个无趣的单位度过了很多有趣的时光。
　　不知为何，一见到他，我就喜欢用书面化的语言。

　　小费
　　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东边，是一片现在已经被炒作得热闹无比的高科技开发区。而在1998年的夏天，那里还只不过是一片稀落的荒地。98年夏天炽热的正午阳光使得这片荒地非常安静。
　　荒地中卓然矗立着一片低矮的白色建筑，外立面是中国本土不太多见的工业化简约设计。在这幢白色建筑物的二楼，我正沉浸在午饭后的困倦当中，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小费把头伏在桌上睡觉。
　　离我们不远处的一张办公桌上，是本部门的传真机。它不时嘟嘟两声，然后吱吱呀呀地吐出一段纸来。我想，我好像从来没有像这两天这样对这台传真机表示过这么多的关注：它的每一声呻吟都牵动着我的神经。
　　我在等思科的Offer。
　　几天以前，思科的秘书小姐打电话通知我Offer已经在准备中，预计会在这两天给我。
　　一直到这天下午我才知道，和我同样关注这台传真机的还有对面的小费。
　　约摸三四点钟，小费从传真机那里雍容地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张纸，那是他将要去的新公司的offer。是本市的一家独资公司，薪水比这里好很多。
　　我和一帮同事一起恭喜他。现在换我伏在桌上睡觉了。
　　这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拿到了思科的Offer。
　　小费人很瘦，是个一本正经而又挺有想法的人。又过了几年后他去了马可尼，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富山
　　拿到offer以后第二天我就向邓老板提交了辞职申请.当天下午,作为日方部门主管的富山通过翻译告诉我想和我谈谈。
　　会谈是在公司的会议室里进行的，三个人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分坐于硕大的会议桌的两边。和翻译并肩坐在我对面的富山先用日语咕咕哝哝地说了一大串，然后由翻译讲给我听。大意是公司非常珍惜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人才，并不希望看到人才流失。最近的一次山西太原的培训，客户的反馈非常好。还是希望我能留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尽可提出。
　　日语挺无趣，哇啦哇啦说了半天，用中文翻译出来就是寥寥几句。按照语音数字信号处理的术语来说这叫冗余信息过多，这也就难怪日本人讲话一般语速都比较快了。
　　我也例行公事地表达了对公司的眷恋和不得不走的原因。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我还是有点依依不舍，因此我看着富山的眼睛说出来的话也显得分外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