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7-10-31 20:47:00
　　天下风云七百年
　　第一章，三分天下成一统
　　一，攻守逆转蜀先亡
　　自从三国鼎立的格局正式形成以后，蜀汉丞相诸葛亮就意识到自己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而这是他当年在为刘备谋划《隆中对》时所始料不及的。诸葛亮曾在《隆中对》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将军若跨有荆、益，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矣。”诸葛亮当初的战略是极其明确的，即使具备了两路夹攻的条件，还须“天下有变”。但是在他主政以后，随着刘备、关羽等人先后亡故，实力大损；荆州已为孙权所有，虽然还保持着同盟关系，但在协调作战方面肯定不会十分得心应手，客观情况要比他原先的预计严峻得多。

　　众所周知，诸葛亮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谨慎，在军事上则更是如此。但是他面临这种不利的态势非但没有采取任何看似稳妥的守成之策，而是向强大的敌人主动发起了进攻。如此一反常态的做法虽然其实不难理解，诸葛亮在前后《出师表》中已经把这个说得十分清楚，只不过一直为人所忽略罢了。请大家先看原文：“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屯将七十余人，武骑千余人，此皆数十年所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所独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由此可见，诸葛亮已经认识到了四川地险而民怯，如果不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扩大疆域，拖到第二代、第三代的话，不要说进取中原，就连守住四川都很成问题，所以他才改变了原先的战略，变得异常积极主动。大概是想利用尚存的“四方精锐”，先占领关中，至少也要打下甘、凉二州，得到当地骁勇善战的兵员，才有将来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关于西蜀“地险民怯“的问题，中国历史的进程后来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同时代的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

　　当年，曹操击败张鲁以后，主簿刘晔就曾经奉劝他尽快进军，以便得陇望蜀。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主簿刘晔曰：“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若小缓之，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操不从。居七日，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虽守将斩之而不能安也”。正是由于曹操当年贻误战机，才使新生的蜀旱政权避免了一此灭顶之灾。诸葛亮既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守成之策都无异于坐以待毙，所以便不惜一切代价曹魏发动了攻势，虽然他的北伐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很大程度上却锻炼了士兵，也使敌人摸不清蜀国的虚实而被迫长期居于守势，从而为蜀汉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姜维作为诸葛亮军事方面的继承人，他之所以后来在形势更为不利的情况下仍然长期坚持主动出击的战略，其中虽然不乏利用战事以达到拥兵自重的目的，恐怕在更大程度上是得到了诸葛亮真传的原因。但是随着蜀国内政紊乱，势力日益削弱，而魏国则由司马氏成功地篡夺了曹氏的政权，政局日益稳定。就是在这种此消彼涨的情况下，蜀魏双方的攻守态势发生了 根本性的逆转。

　　公元263年，晋公司马昭下令镇西将军钟会、征西将军邓艾等人分别率领大军大举南下伐蜀，在顺利地扫平汉中地区以后，钟会率领主力在剑阁与姜维对峙，而邓艾则突出奇兵抄袭了蜀军的后路。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等人虽然率部奋战，但在宿将邓艾面前完全不堪一击，尽管成都城里至少还有十万官兵，兵力超过邓艾好几倍，但是不论是高级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毫无斗志，结果以投降了事，充分证实了蜀人地险而民怯的特性。

　　在出征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在晋公面前提到了对钟会的不信任，担心他在成功之后会另有图谋。不料司马昭却胸有成竹地说：“人心预怯则智勇并竭，蜀以破亡，遗民震恐，不足与共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会若作恶，只自灭族耳”！由此可见司马昭是何等地老谋深算，他对蜀人地险民怯的本性也认识得非常深刻。钟会后来果然发动了叛乱，但是结果早在晋公的算计之中，自然难逃失败的下场。

　　南宋学者洪迈在他的名著《容斋随笔》中曾经有过这样的结论，他认为“攻占四川的将领大多下场不妙，至于具体事例则从东汉年间的岑朋遇刺开始，到西晋时期钟会、邓艾伏诛，五代时期郭崇韬（请见本书第？章）毙命，北宋初期平定蜀地的两员大将王全斌和崔彦也没有获得应得的奖赏。对于进攻一方来说，也许四川不是一个用武之地。蒙古大汗蒙哥就是在进攻四川的战役中死于非命，南宋军队在四川的抵抗一直坚持到了临安陷落以后。而明末流寇张献忠和清肃亲王豪格虽然在四川的战场上战胜了对手，但他们本人的命运却是大大的不妙。

　　自古以来，平定四川无非是从川北或川东发起进攻。对于守方来说，北路有剑阁之险，东路可以沿江布防，可谓是以逸待劳。所以历史上成功占领四川的战役，一般都是靠突袭得手，或者就是守军毫无战斗力而言。八年抗战期间，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占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在国民政府的节节抵抗下，他们打到湖北宜昌便成了强弩之末，再也未能向西前进一步。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企图凭借抗战期间在四川打下的基础负隅顽抗，他煞费苦心地把主力集中在川北和川东进行布防。结果毛主席命令贺龙率领配属给一野的十八兵团在川北佯动，而二野主力则迂回贵州，由南面进攻四川，从而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从中国历史上看，平蜀之役当无出其右，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是中国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

　　日期：2007-11-1　13:12:35
　　二，王浚楼船下益州
　　就在钟会率领主力攻打剑阁之际，基于唇亡齿寒的心理，吴国自然对这场战争非常关注。多数人认为蜀国地势险要，就连当年的曹操都未能有所作为，所以魏军胜算不大。但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后来担任丞相要职的张悌明确指出：“曹操虽功盖华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以强攻弱，因危而伐，殆无不可”。张悌看到了当时魏蜀两国在内政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便由此预言了战争的胜负，同时也为吴国的士大夫们敲响了警钟。

　　公元265年，魏元帝曹奂“禅位”于晋王司马炎，西晋王朝正式建立，其疆域非但包括原先广大的北方地区，还有新近纳入版图的汉中以及四川全部。对于吴国来说，当时江淮之间人烟稀少，水网纵横，所以北方的军队如果想从正面进攻的话，水战生疏姑且不论，其后勤补给也会非常困难，至少不存在偷袭的可能性。所以吴国的北部防区相对还算稳定，至少从容备战的时间还是有的。但是随着蜀汉政权的覆灭，吴国自然就要对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有所防范，从而被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

　　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大规模南北战争的先例。此时的吴主孙皓也许以为有长江天险可恃，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大兴土木，而对大臣们的规劝之言则完全不予采纳。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中书丞华上疏：“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而应烽燧，驱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敌所因以为资者也。”吴主不听。中书令贺邵上疏谏曰：“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慌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愈损而祸至。”吴主深恨之。

　　鉴于吴国的内政日益紊乱，西晋的重臣们纷纷请愿出征。公元276年，征南大将军羊祜上疏请伐吴，他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夫期运虽曰天所授，而功业必因人而成”。随后又列举了四个有利因素：一，江淮之险不及剑阁；二，孙皓之暴过于刘禅；三，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四，大晋兵力盛于往时。不仅如此，羊祜还对吴国“将疑于朝，士困于野”的现象进行了剖析，并且明确地指出了吴国军面当时的心理状态，即：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他在这封奏疏的最后提出了具体的平吴方略，即多路出击，令其首尾难顾。

　　虽然晋武帝司马炎完全赞同羊祜的主张，但是朝中大臣多以秦凉为忧，因为鲜卑秃发部首领树机能当时正在那里兴风作浪，附议者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以及中书令张华，所以朝廷未能即刻采纳羊祜的建议。好在朝廷力量强大，树机能不过是肘腋之患，所以大举征吴的准备工作一直也没有停顿。但不幸的是，羊祜此前已经作古，他在临终前推举杜预接替自己，承担平南之重任。而担任益州刺史的王浚也不失时机地上书请战，并说自己“年已七旬，死亡无日；造船七载，只求一战”！

　　公元279年，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彻底平定树机能之乱，西北从此无忧。司马炎兵分六路，全线伐吴，具体部署如下：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令，龙襄将军王浚下巴蜀；又命令太尉贾充担任大都督，率领中军驻屯襄阳以策应节度诸军。西晋大军共计二十余万，在千里战线上同时出击。

　　公元280年，诸路大军进展顺利，会师武昌。有人主张见好就收，说什么“百年之寇，未可尽克；春水方生，难于久驻；宜待来冬，更为大举”。杜预断然否定了这些消极的主张，严肃地说：“今兵威以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可解”。这就是成语势如破竹的出处。杜预命令各路大军直取吴国都城建业（南京），王浚率部奋勇争先，一举攻克了石头城；吴主孙皓被迫请降，天下底定。在这次战役当中，要数王浚的功劳最大，他从四川一直打到南京，树立了以上制下的典范。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曾在名著《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虽然西晋政权一举灭掉了吴国，完成了重新统一天下的历史重任，但是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却多少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尤其是王浚以上制下的战法对后世的平南方略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从晋武帝的战役部署来看，他把主力全部集中在长江中上游，在水战中击溃了吴军之后再顺流直下，攻取南京。这虽然符合居高临下的兵家之道，但对于江南的地理民情来说则多少有些脱离实际，所以就战略而言，他还算不上是孙武一贯倡导的“善之善者也”。

　　中国历史上的确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南北分治的现象，大体上也可以说是以长江为界。但是如果把长江说成是可以依仗的天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南朝的军事屏障究竟在哪里呢？也许白崇禧将军是第一个明确地指出正确答案的人，那就是“守江必守淮”。中国历史的进程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潘太史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证。
　　日期：2007-11-3　9:12:22
　　三，魏晋世风尚清谈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在乱世当中，天下豪杰都强烈地意识到：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网罗人才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因此无不思贤若渴。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时之间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在那个早已“礼崩乐坏”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从而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实干家，有许多流传至今的传统思想，其开始鼻祖大多都是出自于百家争鸣的年代。

　　虽然人们把先秦诸多流派统称为百家，但是真正具有影响力学说应该不会超过十家，其中最著名的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等。儒家学说明显属于治世之学，在乱世当中很那发挥作用，甚至以孟子之雄辩也未能说服任何一位诸侯完全接受他的主张；但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定就是通过各种名目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例如三纲五常，三纲领、八条目，等等。虽然这些具体名称都是后人归纳总结的，但是先正名后求实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信条，因此儒家思想又有名教之称。

　　作为传承之道来说，儒家思想在诸子百家当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地位。譬如就唐诗而言，虽然那个时代名家辈出，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以及后来的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人都堪称大家，但是诗圣的桂冠却毫无疑义地落在了杜甫的头上。这并不是说杜甫的诗才要高过其他人，而是他的诗作比较规范，为格律诗的最终定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较容易为后人所仿效。至于李白和王维则分别有诗仙与诗佛之誉，这既是对他们的高度褒奖，但同时也说明二人的诗风实在是令人难以模仿。就道家思想而言，《老子》博大精深，《庄子》气势磅礴，虽然其思想高度远在儒家之上，但是其具体传承则主要讲究机缘和悟性。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道家学说总给人以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因此，儒家和道家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流派，但是在战国时期却都没有取得主导地位。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流行的学说当属兵家和纵横家，兵家之道的核心是研究战胜敌人的法门，讲究战略战术，最终以武力征服天下，孙武和吴起就是他们当中的光辉典范；而纵横家的追求则是在诸侯当中纵横捭阖，以求维持各国之间现有的平衡状态，苏秦和张仪何谓是纵横家中的集大成者。但是无论兵家和是纵横家，他们对外固然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在解决内政问题上便会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一旦天下太平，这些谋略之术也就自然失去了用武之地。另外，墨家学说由于主张非攻和兼爱，所以不论治世还是乱世，都不太可能在官方取得主导地位，不过它在民间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谓的江湖道义其实很多都是出自于墨子，由于“黑社会”、“潜规则”是永远不会彻底消亡的，所以墨子的影响力也就命中注定，会在广阔而又缥缈的江湖上一直流传下去。

　　相对而言，法家学说在乱世当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秦国自从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基本上延续了法家的政治路线，百余年间，励精图治，秦始皇最终在法家杰出代表李斯的辅佐之下剿灭了六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伟业。商鞅曾经对秦孝公说：“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固然体现了法家学说自信和雷厉风行，但同时也暴露了缺乏群众基础以及刻薄呆板的致命弊端。随着秦始皇的逝世和秦王朝各项法令法规的“建立健全”，严刑峻法非但无法成为维持国家政权的柱石，反而为叛乱份子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陈胜吴广之所以能够在大泽乡顺利地发举事成功，其原因就是秦朝的法律过于严酷呆板，结果把戍卒们逼上了绝路，他们为了死里逃生而不得不选择造反（亡亦死，举大计亦死）。

　　日期：2007-11-4　14:51:41
　　西汉政权建立以后，鉴于秦朝覆灭的深刻教训，法家学说遭到了屏弃；加之大乱之后，满目创痍，所以官方虽然并没有明确宣布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主张清净无为的道家学说无疑在西汉初期受到了执政者的青睐，其修养生息政策带有明显的道家烙印。随着文景之治的顺利进行，西汉的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初步体现出了治世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儒生董仲舒恰到好处地向汉武帝大作广告并取得了成效，汉朝的施政方针从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具体地说就是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西汉的国力在汉武帝时期最为强盛，作为一带雄才伟略的君王，他是不会受制于任何人的。他虽然大力提倡儒家学说，但是其目的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而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信仰。罢黜百家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统一人的思想，当时的做法恐怕多少带有一些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的味道。但是并非所有的帝王都能够有武帝的悟性，深陷儒家学说的泥潭而无力自拔者大有人在。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汉元帝在当太子的时候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对父亲汉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毕竟是个久经历练的帝王，他对武帝的意图自然十分了解，于是便苦口婆心地教导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俗儒不达时宜，何足委任”！看到太子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宣帝感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虽然宣帝当时只是说了一句气话而已，但是西汉由盛到衰的拐点恰恰就是这个诚心信奉儒家学说的汉元帝。其实汉宣已经从自己的执政实践领悟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方针，这就是“阳儒阴法”，也就是所谓的“内用黄老，外始儒术”。但非常可惜的是，汉宣帝的理论水平还不到火候，所谓他非但没有能够说服太子，还使中国历史走了上千年的弯路，直到清朝年间的康熙帝才重新发现并实践了这条真理。

　　日期：2007-11-5　0:27:37
　　西汉覆灭的直接原因在于王莽篡位，所以儒家学说非但没有遭到清算，反而迎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许多古代的典籍得到了有效的编辑整理，儒家著作在这个时期得以广泛流传，而且大师级的学者层出不穷。但是儒家学说终究未能逃脱“月赢则亏，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由于儒学本身过于讲求名分，行事极其死板，所以面对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的严峻局面，学富五车的儒臣们却要么置身事外，要么一筹莫展。尤其令人可笑的是，当（外戚）大将军梁翼专权的时候，名臣李固、杜乔非但无力与之抗衡，反而还白白地丢掉了性命，到头来还是名声一向不太好的汉恒帝与几个小宦官歃血为盟，最后动员了上千名近卫军士兵才解决了问题。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大将军窦武、太尉陈藩兵权在握，以为宦官操弄国权，浊乱海内，遂定议，欲诛之；事久议而无决，反为中常侍曹节、王甫所害。他们二人非但未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引发了宦官集团的对士人的疯狂报复，东汉党锢其实就是对儒生空谈误国的一种变相惩罚。其实，名教的影响在东汉可谓是根深蒂固，大将军何进（外戚）在稳操胜算的情况下却非要顾及自己的名声，舍近求远地征兆董卓入朝，结果是自己被宦官所杀，并且招致了天下大乱。

　　在民风淳朴、乡愿持正的东汉初期，朝廷在官吏的选拔方面推行察举征辟用人制度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所谓的民间清议也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随着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原先行之有效的察举征辟制度往往沦为卖官鬻爵或营私的工具，当时曾经有一首童谣是这样描述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由此可见，所谓的清议也完全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应有作用，再加之当局实行高压政策，所谓的民间清议自然也会远离时政而转变为清谈，清谈的内容也很自然地从品评人物过渡到探讨三玄（《易经》、《老子》、《庄子》。总之，弃实而务虚、逃避现实是东汉末期所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恐怕不难理解，士人的最高志愿无非是考取功名，但是正途出身毕竟要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所以那些名落孙山的士人们便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其他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产生了许多考不中进士的“名士”。

　　曹操身处乱世之中，他为了重新统一天下而不惜颁布“惟才是举”的政令，用人标准也从一味地讲究门第、名声而转变为务实。虽然很难把曹操归纳为诸子百家中的某一门派，但是从他所倡导的建安文风来看，似乎多少可以看到一些道家的痕迹；从他处置有名无实的杨修、孔融所采取断然措施来看，曹公本人对于名教的态度或许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虽然司马懿父子发动的政变可谓是非常成功，但是如此巧取江山毕竟属于来路不正，因此他们对思想以及言论方面的钳制也就更加严厉。一代名士稽康虽然并没有明确地反对过司马氏政权，仅仅是拒不出仕而已，但是当局却断然将这位竹林七贤的首要人物黜以极刑。如此举动自然会对天下士人产生重大的影响，竹林七贤中的向秀便无奈地接受残酷的现实，他对稽康的悼念之辞也不敢写秉笔直书，而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篇极尽婉转晦涩之能事的《思旧赋》。这样就致使天下读书人更加不愿研究时事，而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虚诞的清谈之中。

　　西晋政权建立以后，散骑常侍傅玄清醒的意识到，这种颓废的世风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极其不利的，于是毅然上疏：“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赢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上嘉纳其言，然亦不能革也。
　　晋武帝虽然明知傅玄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就不能采纳呢？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对照一下邓公的“不争论”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了。如果当真要改变这种风气的话，那么曹魏三代君主对司马懿都十分信任而且委以重任，而他却以发动政变的方式来回报旧主的知遇之恩，这个问题实在令人无法启齿，通过权衡利弊，晋武帝只好对这种颓废的世风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邓公之所以主张“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争论”等等，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苦衷。

　　这股注重清谈的世风虽然占据了时代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是说坚持操守的人便从此绝迹了。晋武帝本人就严格遵照儒家的传统，为父母各守制三年以尽孝道，在此期间则坚持“素冠蔬食”。这个时代忠臣的杰出代表或许非范粲同志莫属。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邵陵厉公曹芳之废迁金墉也，（魏）太宰中郎范粲素服相送，哀动左右。遂称疾不出，佯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