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5-13 23:36:00
　　第一章 蒙古崛起——亡宋进入倒计时
　　第一节 开禧北伐
　　公元1206年，在南宋平章军国重事韩侂胄的极力主张之下，宋宁宗赵扩下诏大举北伐，沉寂了数十年的宋金之战再度打响。
　　宋宁宗赵扩是南宋第四代皇帝，此人资质平庸，讷于言辞，就连接见金国的使臣，有时也要让宦官代答，他能当上皇帝，韩侂胄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自从上台之后，宋宁宗就一直对韩侂胄十分倚赖。

　　韩侂胄是个很有来头的人，他的曾祖父是北宋著名宰相韩琦，他的父亲娶了太皇太后（宋高宗皇后）之妹，他本人娶了太皇太后的侄女，而他的侄女又成了宋宁宗的皇后，因此有着三重外戚的身份。韩侂胄既有定策之功，后台又这么硬，再加上宋宁宗的脑子又不太灵，因此韩侂胄自掌权以来，就在宁宗朝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按照宋朝的规矩，外戚是不能拜相的，韩侂胄便加太师、封平原郡王、拜平章军国重事，立班于宰相之上，三日一赴政事堂，把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官印都拿到家里，在他当政期间，三省、枢密院、台谏、侍从这些重要岗位全由他一人任免，宋宁宗形同傀儡，宰相、枢密使都围着韩侂胄转，其权势之盛可与高宗朝宰相秦桧匹敌。

　　宋朝是一个极度重视文化的朝代，一般来说，外戚很难有好的政治前途，只有进士出身的人才能谋得美差，所以韩侂胄能进步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已经是个异数了，但是他并不满足，还有着更高的追求，当然他并不是想篡位当皇上，而是想率领宋军将士打败金国，好为自己谋得美名。
　　自从北宋靖康年间金军入侵以来，一直到南宋绍兴年间两国达成议和为止，宋金之战足足持续了近二十年，结下了血海深仇，本来在达成和议之前，南宋已经扭转了颓势，并接连几次给金军造成沉重的打击，谁知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这两个无耻之徒却狼狈为奸，无视明显好转的斗争形势，冒天下之大不韪与金国达成了和议，这就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既沉重又屈辱的政治遗产。

　　两国和议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南宋要对金国称臣，南宋的皇帝也就成了“臣皇帝”，按照古代中国的传统，这个称号要比“儿皇帝”还低上一等。第二，南宋每年要向金国岁贡五十万两（匹）银绢，每逢新年和金国皇帝生日还要另外表示，这就给南宋造成了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第三，两国的边界划定为西至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西南）、东至淮水中流，这样南宋就等于放弃了中国北方的全部领土和数以千万计的子民。从这份条约中不难看出，南宋与金国达成的和议是一份极其屈辱而又极其不平等的协议，任何一个有血性、有志气的人，都应该有撕毁这张不平等和约的责任感。仅从这一点出发，韩侂胄鼓动宋宁宗北伐并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只可惜多少有一些脱离实际。

　　此时距南宋建国已近八十年了，社会各方面矛盾稍有缓和，国民经济也能维持，但是文武官员的队伍建设不但没能与时俱进，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南宋建国初期，赵构曾问岳飞：“何日能见天下太平。”岳飞回答道：“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岳飞所说的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南宋初期也没有能够实现，可那时毕竟还有岳飞、吴玠、韩世忠等一批不怕死的武将。再看此时，开国时那批能征惯战的猛将早已谢世，能够取而代之的后起之秀又没能培养出来，武将系统中明显呈现出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国家养的士兵虽多，但由于多年不打仗，平时又不重视日常训练，整个军队的战斗力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实在难以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与武将相比，文官的素质就要更差。韩侂胄自当权以来，就一直专断朝政，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政策，使奸佞之徒遍布于朝堂之上，比如说右相陈自强，本来是个微末小官，想谋一个州的学官尚不可得，只因曾做过韩侂胄的老师，就被破格升为太学录，没过几年又被拜为宰相。等到拜相之后，陈自强就开始大肆收受贿赂，四方送来的公文，都要在背面写上“某物并献”，否则他根本就不看，还公然卖官鬻爵，如果谁想升官，就要先跟他谈好价钱，然后再行除授。韩侂胄的另一个亲信苏师旦，原本只是平江府（今苏州）的一名书佐，就因为曾做过韩侂胄的生活秘书，便一步登天，竟然做到了枢密都承旨、安远军节度使，实际权势甚至还要在陈自强之上，就连边关将帅们都要给他暗中行贿，否则职权难保（1）。仅从这两个人身上，就不难看出韩侂胄时代政治的黑暗，套用岳飞的话来说，就是“文官全贪钱，武将都怕死”，这仗还怎么打？

　　与韩侂胄同时期的金章宗完颜璟，却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有道之君，对内他改革了官制、税法，废除了奴隶制，完善了各项封建制度建设；对外他注意维持与南宋之间的关系，不肯轻易挑起战争，在他的领导之下，金国“治平日久，宇内小康”，并“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2），已经进入了极盛之世。
　　然而正所谓盛极而衰，金章宗时代虽说是金国的极盛之世，但也是金国由盛转衰的开始，原因之一是因为黄河在此期间曾连续多次决口，使大批农民死于水患或逃往，国家税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各地农民起义又不断发生，军费开支非常日益庞大，金章宗只好向南宋学习发行交钞（纸币），结果因为防伪技术不过关，又出现了大量的伪币，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紊乱。另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此时蒙古已在金国北方崛起，并不断侵扰其边境，金国曾多次出兵讨伐，可是又屡丧师旅，被搞得苦不堪言。

　　韩侂胄之所以敢于大举北伐，其实也是看到了金国正受困于内忧外患，国势日渐消沉，于是便想借此机会，建不世之奇功，并为此积极筹划。他下令宰执和诸路帅臣都要推荐军用人才，加紧操练国内正规军和各地民兵，又专门拨出军费，招募士兵、建战车、造战船、买战马。在舆论方面，韩侂胄以朝廷的名义大力表彰抗金派，贬斥投降派，将岳飞追封为鄂王，又在镇江府给韩世忠立庙，同时削去秦桧的王爵，将其谥号改为“谬丑”，以此来激发世人的抗战热情。除此之外，韩侂胄为了能使国民一致对外，还放弃了多年以来实行的高压政策，恢复了政敌赵汝愚、朱熹等人官职，对一些曾经反对过自己，但坚决主张抗金的官员也给与任用，而对那些在社会上享有名望的抗金派人士则坚决起用，比如说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当时已年近八十，早已致仕多年，也被他拉入朝中发挥余热，另一个爱国诗人辛弃疾，也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被重用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抗金名将吴璘之孙吴曦，本来是朝廷很防范的人，因为吴家三世镇蜀，在川陕一带威望太高，朝廷为防发生变故，就把吴曦召回临安供职，韩侂胄为了能确保北伐成功，又把吴曦派了回去，使川陕“三军之士望之如慈父母”（3），结果后来还真闹出了乱子。

　　韩侂胄搞战备搞了好几年，准备得还算是很充分，进入开禧元年（1205年）之后，又从北方不断传来不利于金国的消息，韩侂胄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便决定大举北伐。当时宋金两国的边境形势与南宋建国时并无变化，仍然按长江流域分为西、中、东三大战场，即位于长江上游的川陕战场，位于长江中游的京湖战场（京西、湖北）和位于长江下游的江淮战场。开禧二年（1206年）三月，韩侂胄以四川宣抚使程松、副使吴曦为西部战场的正副统帅，以湖北、京西宣抚使薛叔似为中部战场主帅，以两淮宣抚使邓友龙为东部战场上的主帅，在川陕、京湖、两淮三个战场上，对金国发起了全面进攻。

　　战事初期，由于金军对南宋的大举入侵估计不足，还真使宋军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三个战场上都有捷报传来，韩侂胄受此鼓舞，便于当年五月七日请宋宁宗正式下诏讨伐金国。宋宁宗也对每次见到金使就要磕头十分反感，所以对韩侂胄的北伐之举非常支持，随即正式传下了诏书。却不想南宋文恬武嬉惯了，军政败坏、将帅乏人，军队的战斗力极其低下，侥幸获胜不过是一时之举。就在北伐诏书下达的前一天，宋军江州都统王大节引军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不克，全军大溃。此后，中、西两路军也连遭败绩，三线战事全面受阻，到了六月，川陕战场副帅吴曦又主动向金国投降，其后又被金国封为了蜀王，吓得主帅程松连夜逃出了四川，这样宋金两国的战争形势已全面逆转。

　　进入十月，金国开始大举反扑，金军兵分两路渡过淮河，直抵长江北岸，沿途宋军望风逃窜，毫无反抗之力。韩侂胄每天得到的都是这些消息，也是一筹莫展，只好又想议和，可金国得理不饶人，不肯轻易同意，几经交涉之后，才对南宋提出了割让两淮、增岁币五万两、犒军银一千万两、斩元谋人函首以献等一系列苛刻条件。
　　元谋人就是最先出谋划策之人，说白了就是韩侂胄。别的条件还能答应，脑袋难道还能送给别人吗？韩侂胄听完之后暴怒不止，再不考虑议和，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兵，并把老将辛弃疾任命为枢密都承旨，准备让他来指挥军事，可是辛弃疾当时已经六十八岁了，正在家里养病，还没来得及上任就死了。辛弃疾的死，对局势影响倒不是很大，也没有影响到韩侂胄继续抵抗的决心，他仍在调兵遣将，准备与金国决一死战，只可惜形势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韩侂胄的意料之外。

　　北伐的失利，使韩侂胄的声望大降，因此有很多对韩侂胄不满的人，就想趁机结束他的专权时代，其中以礼部侍郎史弥远最为积极。史弥远是孝宗朝宰相史浩之子，二十三岁就考中了进士，本来像他这种既是相门之子，又是正牌子进士出身的人，在宋朝官场上理应最有前途，可就是因为与韩侂胄政见不和，始终不能得到重用，所以史弥远一直以来，都对韩侂胄异常憎恨。除史弥远外，还有一个人也对韩侂胄十分不满，而这个人的来头更大，因为她就是当今天下的国母，宁宗皇帝的正妻杨皇后。

　　宁宗的皇后本来是韩侂胄的侄女，但已于数年前病故，等到立杨氏为后的时候，韩侂胄曾发表过反对意见，所以杨皇后一直都将韩侂胄视为仇敌，都说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杨皇后自然就跟史弥远找到了共同点，两人一拍即合，共同拟定出一个阴谋，准备对韩侂胄实施肉体上的坚决消灭。
　　开禧三年十一月初二，杨皇后在宫中伪造圣旨，称韩侂胄“罪恶贯盈，合行诛戮”，然后由史弥远暗中派人埋伏在韩侂胄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对其进行突然袭击。次日一早，对此一无所知的韩侂胄像往常一样上朝，刚走到太庙，就被史弥远安排的人马截获，拉到旁边的玉津园内杀死，随后被割去首级，作为一项议和条件送往金国。（4）

　　韩侂胄作为一个权臣，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毕竟是走正常程序上来的国家高级领导人，杨皇后和史弥远用这种手段杀了他，性质与政变无异，按理说是绝对不应该被允许的，可是宋宁宗的思维非常简单，以前韩侂胄活着的时候，他就听韩侂胄的，现在韩侂胄被史弥远杀了，他又开始听史弥远的，于是南宋又开始了史弥远的专权时代。

　　史弥远是个彻底的投降派，上台之后就恢复了秦桧的王爵，表明自己坚定的投降立场，然后积极与金国议和。其实这个时候，南宋所受的军事压力已经有所减轻，吴曦投敌之后没过多久，就被部下杀了，这样南宋又重新取得了四川地区的控制权，东线金军在毕再遇所部宋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也无力渡江，金军统帅仆散揆、左丞相宗浩又相继病死，只能代之以完颜匡，金军三易主帅，犯了兵家大忌，所以金章宗也不想再战，同意跟南宋议和。

　　嘉定元年（1208年）九月，南宋与金国正式签订了和议，内容如下：第一，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第二，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犒军银三百万两；第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金国让出新占领土）。从和议的内容上看，双方都作了让步，宋朝增加了岁币，但金国也让出了一部分领土，对于南宋来说，还算勉强可以接受，然而由于金国提出，要以韩侂胄的人头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却极大地伤害了宋人的感情，因为函首求和的方式带有着很强的侮辱性，有人曾打过这样比方：“好比一家的产业被强盗抢走了，这家的仆人为其子孙出谋划策，想要将丢掉的产业夺回来，即便事情不成，可他的仆人又有什么罪过？难道还要把仆人的头割下来送给强盗吗？”

　　从这一点上看，韩侂胄确实死得没道理，而把他的人头送给金国就更加没有道理，南宋作为一个堂堂的主权国家，臣子没罪，自然不用追究，即便有罪，也应该由自己惩处，又怎么能把这种权利交到敌人手里呢？因此有人作诗道：“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雠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燕，于期未返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诗里将韩侂胄比喻成晁错和樊于其，未免有过誉之嫌，但大意还是不错的，这也反映出时人对这种“函首安边”的方式，有着极大的抵触情绪。

　　但不管怎么说，随着韩侂胄的死，这场形同儿戏的开禧北伐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双方又大致回到了战前的状态。其实从南宋初年起，宋金两国就一直是这个样子，时而开战、时而议和，金国在多数情况下都占有优势，但也无力将南宋灭亡，所以总体而言两国还是一直处在一种平衡当中。
　　然而，就在开禧北伐的同年，金国北部边境之外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凶残的征服者铁木真，于漠北斡难河源头树起了九脚白旄纛，召集各部落首领贵族，隆重举行了忽里勒台大会，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蒙古国由此诞生，铁木真则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成吉思汗。用不了多久，他和他的子孙，就将率领着那些“用人肉养着，用铁链拴着”的士兵，骑着烈马、挥舞着钢刀，卷起浓浓的烟尘，如风暴般席卷所知世界。无数的文明将毁于他们脚下，无数的生命在他们面前化为脓血，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劫难的时代即将到来，而作为与蒙古依次相连的金国与南宋，又将如何应对呢？

　　（1）《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 《陈自强 苏师旦》
　　（2）《金史》本纪第十二《章宗四》
　　（3）《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
　　（4）《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八卷
　　日期：2010-05-14　07:03:54

　　第二节　一代天骄
　　南宋开禧北伐与蒙古建国同在一年，虽说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并无必然的联系，但也并非完全孤立的两件事，因为蒙古和南宋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也就是大金国。
　　据说金世宗时代，金国燕京地区冒出了一句民谣，内容是：“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1）这句民谣越传越广，后来还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语。金世宗听到此事后，反应相当剧烈，立即大声呼道：“此必是鞑靼人为我国患。”然后每隔三年就要派兵北上剿杀一次，称之为“减丁”。金世宗是金章宗的父亲，也是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有道明君，被人称之为“小尧舜”，可在这件事上，金世宗表现得明显过于简单粗暴，仅为了这样一句来历不明的话，就使生活在金国北方的各个部落都深受其害，其中有一支叫做“蒙兀室韦”的部落也没有能够幸免。

　　蒙兀室韦就是蒙古，或称“萌古”、“萌骨”等，这都是译法的不同，其实都是一个单位。在早期蒙古语中，蒙古有“质朴”、“无力”之意，这支部落源自于古老的东胡族系，跟出自突厥语系的鞑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可是由于鞑靼人在历史上曾有过一段辉煌期，所以金国就习惯性地将所有生活在今天蒙古高原上的所有部落都统称为鞑靼，这样就使蒙古族也成了金世宗”减丁“政策的受害者。

　　成吉思汗出生在1162年，当时的蒙古高原正处在一个大分裂时期，大小部落多如牛毛，部落间的混战更是接连不断，就在成吉思汗出生的当天，他的父亲也速该打了一场胜仗，并俘获了一名叫做“铁木真”的塔塔儿部落酋长，也速该就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将成吉思汗命名为铁木真。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酋长，在当时的蒙古高原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在成吉思汗九岁那年，也速该被宿敌塔塔儿人毒死，乞颜部一下子失去了首领。当时蒙古高原上的社会风气很不好，只认势力不讲感情，也速该刚死，乞颜部马上树倒猢狲散，部落中的奴隶和属民纷纷投奔其他势力较强的部落，只留下尚未成年的成吉思汗和他的母亲诃额仑，还有几个更加年幼的弟弟。就这样，成吉思汗一家从高高在上的贵族阶级，转眼间就沦为了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只能靠钓鱼、打猎、挖野菜勉强维持生计，同时还要躲避仇家的追杀，生活非常艰难。可以说，成吉思汗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一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状态下度过的，期间还曾经多次历险，有好几次差点死与敌手。

　　不过据说成吉思汗出生时，右手握有一块髀石般的血块，按照萨满教的说法，手握“凝血”出生的婴儿，隐喻着一个征服世界者的诞生。而按照佛教的说法，这又是金刚手的化身，不管按哪种说法，都说明成吉思汗来头不小，因此他的一生，就必将是轰轰烈烈的一生，年少时所经历的坎坷，只是上天对他的磨练。果不其然，成吉思汗成年之后，他就领着自己的兄弟与伴当，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纵横驰骋，先后消灭了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等一系列部落，到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已完成了蒙古族的统一大业，便正式建国，以部族为国号，称蒙古国。

　　蒙古建国时，成吉思汗已经拥有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按照蒙古国的规定，国内十五岁到七十岁的男子，都有为大汗服兵役的义务，“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1）。成吉思汗为了将这种兵民合一的军国主义制度贯彻到底，便将分布于大漠南北的大小部落按“十进制”编为九十五个千户，每个千户设设一名千户长，下辖十个百夫长和一百个十夫长，平常组织生产，战时指挥作战。

　　在千户长之上，成吉思汗还设有左、中、右三个万户长，命木华黎为左翼万户长，管辖蒙古国的东部地区；博尔术为右翼万户长，管辖蒙古国的西部地区；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长，管辖成吉思汗的亲卫军，也就是著名的“怯薛军”。怯薛军是直属大汗的常备军，也是蒙古国内最精锐的部队，全部由千户长、百户长、十夫长、自由民之子组成，地位非常高。成吉思汗规定，怯薛的地位要高于在外的千夫长，如果怯薛和千夫长打架，罪罚千夫长。

　　在这种制度之下，蒙古军队从上到下，层层包干，已经彻底结束了以前那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军形式，成为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使成吉思汗完全具备了横挑金国的资本。
　　公元1208年十一月，也就是南宋开禧北伐的两年之后，金章宗病死，因为他本人无子，所以在死前就把皇位传给了叔父完颜永济，是为卫绍王。此人生得仪表堂堂，大高个儿，“美髯鬚，天资简约，不好华饰”（3）大概是个帅哥级的人物，可其实却是个绣花枕头，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一肚子草包。成吉思汗建国之前，也跟北方其他部落首领一样，接受过金国的封号，还要按时给金国进贡，因此曾与卫绍王在边境上有过一面之缘，也不知在这次见面的过程中，卫绍王做了什么样的不良举止，总之是令成吉思汗对他产生出了极度的蔑视，所以到卫绍王继位之后，按惯例给蒙古传谕，成吉思汗不但拒不接旨，还极其轻蔑地说道：“我以为中原皇帝都是天上人做的，没想到像他这种昏庸懦弱的人也能当皇帝。”（4）自此之后，两国彻底闹僵，大战已不可避免，成吉思汗便开始着手准备大举伐金。

　　成吉思汗虽然已下定决心要与金国开战，但他是个很讲策略的人，不会一味胡干和蛮干。当时与蒙古接壤的国家除金国之外，还有一个由党项人建立起来的西夏国，这个国家占据着今天甘肃、宁夏及陕北地区，国土面积半大不小，综合国力也半强不弱，西夏是金国的盟国，成吉思汗为剪除金国的羽翼，就准备先拿它来开刀。
　　早在蒙古与金国决裂之前，成吉思汗就曾于公元1205年、1207年两次进攻过西夏，都是大烧大抢一番然后北撤。公元1209年三月，成吉思汗再度带兵卷土重来，第三次杀入西夏国境。西夏当时是夏襄宗统治期间，他急忙派太子承祯、大都督府令公高逸率五万大军前去迎战，结果一战就被蒙古军击溃，队伍伤亡惨重，连副帅高逸都惨遭生擒。

　　蒙古军获胜之后，继续大步前进，准备攻打西夏国的要塞克夷门。克夷门位于贺兰山脉南端、西夏国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西北约四十公里，是西夏都城的门户，此处若被攻陷，都城就将受到威胁，夏襄宗急忙派嵬名令公率五万夏军据险而守。克夷门筑于两山之间，地势非常险要，蒙古军不敢强攻，夏军也不敢轻易出战，双方各有顾忌，足足耗了有两个多月。蒙古大军长途远征，实在跟他们耗不起，成吉思汗便采取诱敌出击的策略，不断派游骑兵对西夏大营侵扰。嵬名令公果然沉不住气，派出大批西夏军出击，准备消灭蒙古的游击兵，不想反中埋伏，损失惨重，克夷门也被蒙古军攻克。

　　蒙军攻破克夷门后，便迅速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夏襄宗只得亲自督战守城，又急忙派人向金国求援，金国的大臣们得知此事后，都认为：“西夏若亡，蒙古必来攻我，不如与夏人首尾夹攻。”唯独卫绍王却幸灾乐祸地说道：“敌人相攻，是我国之福。”于是拒不出兵，这就使西夏的形势更加危急，进入九月后，突然天降大雨，城外河水暴涨，成吉思汗便下令引河水灌城，将城中军民淹死无数，夏襄宗只得派人出城议和，答应向成吉思汗进献公主，并每年进贡大量的牛羊钱物。此时蒙古大占优势，成吉思汗自然不会撤军，谁知到了十二月，蒙古用来蓄水灌城的外堤突然决口，反将蒙古军营冲毁，这一来便无法驻军，成吉思汗只得同意了西夏的议和条件，带着西夏国公主班师北撤。

　　成吉思汗这次西征，虽然没能最终灭亡西夏，但仍给西夏国造成沉重的打击。而在蒙古军围城的过程中，卫绍王始终都在隔岸观火，西夏国对此大为不满，保持了八十多年的金、夏联盟关系从此宣告破裂，这就使成吉思汗基本解除了西顾之忧，随即兵锋北转，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伐金之战。
　　（1） 南宋：赵珙《蒙鞑备录》
　　（2）《元史》志第四十六《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