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7-18　10:20:07
　　1.密谋
　　公元580年，农历五月十一日。
　　北周宣帝，崩于天德殿。
　　不知道是谁，下了一道命令：周天元皇帝死亡的消息，暂时不得外传。

　　本来天气就很闷热，因为有了道命令，就让人更有一种出不来气的感觉。
　　宣帝是头天晚上到天兴宫的，第二天说是喉痛，匆匆而回。
　　天兴宫是离宫，也就是皇帝的别墅，远在皇城以外。头天去，第二天就赶回来，说明这病应该很严重。
　　当时有搞有天象记录的，不是现在的天气预报，说是在此两天前，天空中有一颗很大的流星，坠入了南朱雀的翼星座，同时还伴有声响，其声响若风，竟然鼓动了幡旗。
　　当然，这种象是真有那么回事的说法，只不过是自古就有的，皇帝的讣告中，少不了的某一段落。
　　天上有没有那么大的动静不知道，到是这座自西周时起，先后被做为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等，多个朝代的国都中，那座在人们心目中高高在上的皇城禁宫里，有了女人们压低了嗓门的哭泣声。

　　而此时的大小太监们，低头勾腰，脚下象抹了油一样，走得很快，却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这是功夫，如同那凌波虚步的上乘武功一般。
　　宣皇帝的贴身宠臣，小御正刘昉，还有御正大夫颜之仪，在第一时间赶到。
　　他们虽说上气不接下气，此时却要保持镇静，脚下步子不能乱。
　　除了他们两人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应该在这个重要时刻赶来。
　　但是，他还没有到。

　　而那道严令说得很清楚，不许将现在发生的这件国家头等大事，从皇宫中传出去半点风声。
　　虽然皇宫的层层大门，都是有门缝的。
　　先赶到的人，还有那些里里外外忙乱的太监、宫女们，都因为这道严令，而造成的神秘感和压抑感，不免都有些胆战心惊。
　　不过，似乎可以感觉到，那位躲在后面，下这道严令的人，玩的正是心跳。
　　而这位刘昉兄，虽说平时为人狡诈，有计谋，在此时也感到有些紧张，因为他对自己要干的事，并没有把握。

　　当然，就在几天前，这位仁兄和同来的这位颜书生，奉诏在宫内禁地，专门起草诏书的密室，准备接受皇上的召见。
　　但却在到了以后发现，皇上并不在这里。
　　有一个太监来传旨领路，说是皇上在寝宫。
　　周天元皇帝把他呆的这个地方，命名为“天台”，是因为他是天元皇帝。
　　天上地下的皇帝都是他，所以睡觉的地方，自然要用天字来命令名。
　　这二位到了以后，眼前的所见，让他们大惊失色：这位北周天子，一位掌管着数千万人囗的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躺在龙榻之上，病入膏肓，已经说不出话来。

　　见得此景，这二人也一下子也都变得说不出话来。
　　不过，他们二人毕竟久历官场，很快就明白：出大事了。
　　而此时皇帝召这二人到近前，一下子让他们变成了这个帝国当前关键的人物。
　　对刘昉兄来说，这件突然降临的大事，会让他因此露脸于天下，且在后来为他带来更大的荣华富贵，这都是他在一转念中想到了的。
　　这个在动乱中拚杀，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的前任统治者，那位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却有了这么一位不争气的儿子宇文赟，即现在这位快要咽气的周宣帝。
　　因其行为实在太过荒诞，且以好色和无耻著称于世，身边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用的人材，要不然也不会轮到象刘昉这位挖国家墙脚的人，有这样的机会。

　　事实证明，那可不是一般的挖墙脚的，其所为之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直接用推土机拆房的古代房开商。
　　那时当然没有推土机，但他们动作，确实可以称得上具有开拓性，紧跟时代潮流。
　　不过，以向前看的眼光，这位吃里扒外的刘房开，搞开发，纳新吐故，也许并没有什么错。
　　他因此可以说，是准备放开了手干的。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要搞房开，先要搞好拆迁。
　　对付被拆迁人，重要的是要看实力。
　　而实力的构成，在未进入实质阶段前，首先就要看是否有拆迁人资质。
　　这位刘房开，官任吏部小卿正，官虽不大，却是周皇帝的贴身亲信，就凭这一点，他无疑是上路的正牌货。
　　当然，这也是这位刘房开命里有时终须有的事，虽然他只官居“四命”。
　　北周仿效《周礼》六官之制，官的大小分为“九命”，“一命”最下、“九命”最尊。

　　这个官制中，以大冢宰卿为主官，官阶“七命”， 而小卿正中间还隔大冢宰以下的卿正上、中大夫，所以他官居“四命”，也只能算个人事部副部长，不能算是命大。
　　和与他同来的御正中大夫颜之仪相比，这位房开老板，实际上要官低一级。但他可以只离皇帝一步远，比颜卿正要多靠近了那么两步，这就够了。
　　颜卿正虽然不能走在刘房开的前头，但此时，他却走在了其他所有大臣的前面，不过，他的想法，与刘房开并不一样。
　　在当时的北周，卿正的职责主要是起草诏令、参与决策，由于“朝政机密，并得参详”，地位非常重要，要不然是不会让他颜卿正，有如此显眼的靠近皇帝身边的机会。
　　在刘房开的想法中，这个重要的机会，实际上，事关一个重要的房开项目。

　　这是不是刘房开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以他非比寻常的、敏锐的商业脑袋，构思出来的，不得而知。
　　虽然后来他确承包了这个项目。
　　而那位已经说不出话来的现房东，其实正中了刘房开的意。
　　说不出话来最好，说不出来，就可以由别人来说，至于是否忠实于原话，那是无据可查的，所谓死无对证，就是这个意思。
　　这人怎么会这样？

　　这与刘昉的身世有关也无关。
　　其父刘孟良，为大司农，是掌管绢帛麻布和贡赋的官，属六卿之一，并且是随周太祖宇文泰创立北周的功臣。
　　因此，这位老兄就是所谓的“八旗子弟”，官二代，因此，他比起姓颜的来说，虽说官小一级，却排位靠前的。
　　这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官场血缘定律。
　　而那位屈居第二的颜之仪（公元523年—591年），字子升，琅邪临沂人，即今山东临沂县人。

　　虽然其是晋侍中颜含第九代孙，在晋以后，侍中曾相当于宰相，但要论做官的血统关系，实在是有点八杆子打不着。
　　要说靠得最近的，是其祖父颜见远，曾任齐御史治书，但那只是主要负责纠察朝会迟到、穿错衣服，不排队等事的不起眼的官，因此祖上的这点显赫，是不好拿到桌面上来显派的。
　　不过，这颜家盛产读书人，其兄是大学者颜之推，若对此人不熟悉，那么对在此以后的颜家后人中，那位有名的唐代书法大家，兼抗击安禄山的英雄，文武全才的颜真卿，就不能说是陌生，因为现在小学生练书法，临这位大书法家的帖，是必修课。
　　而要说颜见远老人，此时当然没有见远到，几十年后，他的孙子，这位颜书呆，官大一级，却是气短一分，跟在纨绔子弟刘昉老板的屁股后面，被弄得满头是汗。
　　不过，世事难料，后来刘老板本来搞发了，却很快就让新房东看出他不是什么好鸟。
　　其大难临头，要怪就怪他爹替他取的“昉”字这个名，没想到成为害了卿卿性命的理由之一。
　　所以说现在有专门帮人取名字的生意，且以易经为根据，就是为了防止类似错误的发生。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是不是前几天的那次皇上召见，才让刘小卿决定搞房开的，不知道，转出这个做生意的念头，是有点来历不明。
　　那次召见后，他们一起来出来时，对那位颜同志，刘房开本来他想叫一声同志，但这人却什么话也没说，先自走了，把他一个人丢下，这一走，看来同志是叫不成了。
　　要说皇帝出事的那天，天气实在太热，这才五月份，是有点不太正常。
　　周宣帝宇文赟，也就是赟哥，让太监们起了圣驾，前往他的夏宫，取名天兴宫，避暑消凉。
　　却不想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起不了床了，说是病了。

　　谁也说不清楚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宣皇帝却突然喉痛起来，于是只能匆匆还宫。
　　而对于得了什么病，大概只有赟哥本人心里最清楚。
　　他可能脑袋中闪过的念头是：怕是大限到了。
　　于是召小御正刘房开，中大夫颜之仪，同入卧室，说是要拟嘱后事。
　　这样的事，确实非同小可，当时就把这二人吓得浑身哆嗦。
　　刘小卿正虽说玩世不恭，但在这种事面前，却是不敢怠慢。

　　因为他眼下的一切，都是赟哥给的，他们之间在很多方面爱好相同，有共同语言，所以引为知己。
　　而在在这种时候，无论于情于理，都是他该出力的时候。
　　可事情偏偏不凑巧，当他们气喘咻咻地赶到时，赟哥喉咙痛，有声无话，言不成语。
　　面对此情此景，刘小卿正只能一个劲地轻言细语，眼光中含着无限忠诚的眼泪，却是不能哭，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但要控制到不能掉下来，这无疑是需要功夫的。
　　这事来得突然，看样子赟哥是不行了，但是一时半会，还是有些时间的。
　　看来是有大事要忙了。
　　这位被宣皇帝视为可信赖的人，他也以为自己本该做到士为知已者死，但现在却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士为知己者忙。
　　这个变化，是因为刘房开换了知已。
　　他要忙的，不是为这位眼下奄奄一息者。
　　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出自于他的审时度势。
　　只是外面的人看来，也许变得也太快了点。

　　不过，仔细去想，对眼前这事要拿主意，并不是仅靠刘房开耍点见风使舵的小聪明，就能办的。
　　总之，发生这样的事，其中有些地方，是有些不太对劲。
　　以刘小卿正这种人的身份和地位，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主角，不太说得过去。
　　要是搞点伪诏的事好办，但难办的是，只怕会有不答应的人出现。
　　那时，谋逆的大罪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那是要灭九族的。

　　虽说他可以甘冒风险，但如果在事先没有得到某人的明确承诺，冒这样的风险值不值，还很难说。
　　因此，很有可能，这笔生意，在事先就谈妥的。
　　这样看来，应该是有一个投资计划，在外人看，是阴谋，早就开始实施了，现在只不过是它的阶段性成果。
　　这可以从某些迹象上看出来。
　　宣皇帝才二十多岁，荒淫纵欲，极有可能很快就弄坏了身子，但仍然是太快了点。

　　仅一年的功夫，人就被抽空了，这到也说得过去，但是，他发病的临床表现，却是喉痛。
　　这喉痛，要说是性病引起，也有可能。
　　但问题在于，这病来得太突然，过去却没有出现过症状，说是性病引起，没有根据。
　　而要是说中风之类，也会让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但对于纵欲者，损耗精力，与得中风的条件，不太相符。
　　总之，周天元皇帝，从发病到死亡，仅一天时间，太快了。
　　如果这与那个可能存在的阴谋有关，那么眼前这位刘小卿正，刘房开所做的事，就只是一种表演。
　　仅是刚开始写这段历史，本人就有了一种感觉，并不是不寒而粟，而是那种老被障眼的东西欺骗的叹服。
　　是的，读有关历史的许多文字，你会不经意地放过，因为同一段历史，会有众多的资料，让你头昏眼花，但是回过头去一想；不对，在那些文字的后面，其实还藏有另外的秘密。

　　就象说起这周天元的死，大概也只有中风，脑溢血之类的，会让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还有就是现在已经灭绝了的白喉等传染病，但如果是宫中暴发传染病，应该有记载，而有关于此，未见有半个字提及。
　　再不就是周天元是中暑，当时天热，而此人体虚，但中暑是不会表现为喉痛的。
　　也许还有可能，是得了某种不知名的病，按说应该留下些说明，但同样却不见片语，这是很值得奇怪的。
　　所以说，仅点明“喉痛”，人却很快就死了，这其中会让我们读过后，回过头来想：其中隐约透露了些什么？
　　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下面发生的事，就会觉得很多原来不太说得过去的事，变得可以理解。

　　当刘房开从那间卧室出来后，就留了下来。
　　而颜书呆先自走了，其实这和原先预料的一样，因为接下来的事，到也不能让他参加，这涉及高级别的秘密。
　　颜书呆走了，却在随后，来了几个人。
　　他们是领内史郑译、御正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䴙及御正大夫皇甫绩。
　　他们前来，名义上是召开治丧委员会预备会，但真正要要商量的，却是房开公司成立的入股会议。

　　挂羊头卖狗肉，有点见不得人，所以只能是密谋。
　　不过，找这些人来，一般会七嘴八舌，办不成事，所以在会议召开前，刘房开做为召集人，未来的房开公司董事会秘书长，先要拿出实施方案。
　　这个方案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很难说。
　　对这个疑问，只有他刘房开一个人能够回答。
　　合理的怀疑是，如果这个方案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他刘小卿正尽管才思敏捷，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接下来要搞定的事和人，有这样大的把握，这从他发言时底气十足的样子，就可以看出。
　　还有就是，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判断了当前市场情况，预测了未来投资收益等重大问题，好象并不是单凭果断本身，就能解决的，要是事先没有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的话。

　　而现在的刘房开做的事，越看就越象是表演。
　　只不过就是表演，也要象是真的一样。
　　事情也许是和计划的一样，这几个找来的人，在他一番入情入理，入木三分的说理分析后，并不多言。
　　也许因为各人知道的秘密，虽略有不同，但许多地方是一样的。
　　要说他刘房开，是此次秘密会议的主持，还是因为他是赟哥的兄弟，决非常人可比。
　　当然，找来的这些人，都和他一样，个个都犀利，且是同志。

　　先看这郑译(公元540年-591年)，字正义，荥阳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市人。
　　其虽为和宣皇帝一起胡搞的近侍奸臣，却起了个“正义”的字号，把坏事干得“正义”，却正是干眼下这件事所需要的。
　　不过，郑正义同志，的确是个有本事的人。
　　首先是他不一般的经历：其早年小小年纪，就投身到火热的军阀战争事业中，而且因为纯属偶然的机会，竟与后来的重要人物，隋太祖杨忠有了瓜葛，这是他成为股东的第一层原因。
　　另一层原因是，其做官时，又是跟随本朝一代英主周武帝的，从给事中士做起，后来成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左侍上士。
　　这给事中虽然只相当于北周时的三命小官，却常侍从皇帝左右，还搞些收发工作，但却可以在皇帝面前发一些小言，因为此官同时负有监察之责。
　　官不大，却靠近领导，所以天天有进步，后来升任职掌言议，加银章紫绶的六命大夫，成为以左为重的左侍之上士。
　　而到了赟哥做皇帝时，官为内史上大夫，官阶为正六命，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但该内史上大夫却同时位尊为“沛国公”，虽非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却是尊贵与三公相等的爵爷。

　　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第三层原因是：这位郑公爵，性轻险，即其有双重性格，即轻狂，又奸险，与刘房开志趣相投。
　　不要小看这方面的因素，这往往是二人共谋的必要基础。
　　再看后面的几位——
　　御史大夫柳裘。
　　这人为官的原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柳大夫曾做过齐国和梁国的旧臣，却在后来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在本朝任职东宫，接近太子，所以，赟哥成为周宣帝时，享受仪同三司的部长待遇，后又进爵为公，可见此人在为官之道方面的本事。
　　这伙人中，来历不明者，是这内史大夫韦䴙。
　　韦䴙，京兆人氏，也就是首都长安即现在西安市郊区人。
　　因为参加此次股东会，定下了后来搞房开的大政方针有功，被新房东，加官上柱国，相当于军队的挂名元帅。
　　这官虽为虚职，却可以不干事而领取国家干部最高级别的工资，说明功劳确实大。

　　此人后又封普安郡公，而普安郡，大体位于现在的四川剑阁、梓潼等地，成为一方诸候。
　　不过，值得奇怪的是，史书上除了以上情况，别无其它，虽然知道此人曾经住在首都郊区，却显然是有些来历不明。
　　然而从后来对他的封赏来看，其当时所起作用应该很大，不是配菜。
　　他到是很象是从始至终，就是为这次股东会，有备而来的，让人想起卧底之类的，看来是自古就有的。
　　除此以外，还有御正大夫皇甫绩。
　　要说这皇甫绩，该股东从小就熟读经史书籍，以博学闻名天下，还救过太子一命，是威震四方的北周名将韦孝宽的外孙，可谓是压秤的一大坨。
　　由此可见，这五位中，有来历不明者，如韦䴙；
　　有因为份量足，而被请来压秤的，如皇甫绩；

　　再有就是一肚子阴谋的高手郑译和柳裘。
　　不过，他们能走到一起，都是因为对自己有一个共同的自我评价：叫做“俊杰”，这是一个关于“识时务者”们的专属名词。
　　而所谓时务，也就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而这当务之急，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两个人的事。
　　解决不是要“解决”掉的意思，而是说把这两个人的事办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并且由此开始，可以步入前途光明的大道。

　　这第一个人，是皇帝，周静帝宇文衍，后改名宇文阐（公元573年—581年）。
　　就在这五位股东开会的时候，此时静皇帝现正在宫廷中那层层大门后的最后一道门，叫露门的后面，中央官办学校（入学者都是高干子弟）的校舍中，已熬了好几天夜，而且应该是眼睛红肿，时不时要以泪洗面。
　　也许各位没有注意到，先前所说的那位大限将临的宣皇帝，与这里所说的静皇帝，同时出现在北周人民的头顶上，是不是搞错了？
　　有道是天无二日，地上也不会有两个皇帝（当然，如果出了这个国家的大门，就会进入另一个皇帝的皇土，当时天下有好几个皇帝。）
　　但是，这是事实，只不过那位宣皇帝，为了以示区别，在皇帝称号前加了两个字，自封天元皇帝，且一反传统，不再自称为“朕”，而是自称为“天”，也就是取天为老大的意思。
　　当然，这个称谓要是真说起话来，是有些别扭的。比如说“我要告诉你们-----”，变成了“天要告诉你们-----”这样的话，确实不象是人话。

　　不过，象这样的搞法，也的确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明创造。
　　宣皇帝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在现在，让五位股东所担心的大事，并不象历朝历代那样，每逢此时，便会进入国家的紧急状态。
　　因为通常在此时，让这帮大臣们最忙活的事，即有关新皇帝的人选和即位，早已在此之前经办过了。
　　那位已登大位的静皇帝，就在隔壁几间的屋子呆着，所以不用再忙活。
　　而这皇帝静，此时才九岁。

　　这么小就当皇帝，这到也没有什么稀奇，还有比这小得多的，比皇帝静早几百年前，东汉时的殇帝（刘隆），生下来只有100多天就当皇帝了。
　　那么，这五位股东开会的内容，与新皇帝继位大事无关，也不会是有关于周天元皇帝宣下葬的事，又会是什么事呢？
　　是与有关的房开的事。
　　因此面而讨论的结论是：饭要一囗囗吃，事情只能分成两次办。
　　这个可以说是从实际出发的计划，与眼下的面临的情况有关。

　　对这个计划的最大贡献者，有可能就是刘房开。
　　理由是：他在选举公司董事长时说的那句话，透露出当时会议的情况。
　　而革命之所以要分两步走，与周天元的伟大创举，对此事所设置的障碍有关。
　　——也许周天元早就觉察到有一个针对他和他的皇位的夺权计划，将要开始或已经开始，所以还是有两个皇帝保险。
　　周天元自己当皇帝，同时让他的儿子也当皇帝，被后来的许多人释明，是因为周天元为了有时间，和他那些抱括后妈在内的女人们整天胡搞，还因为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不省人事，没工夫，也没兴趣当皇帝。

　　其实，这个说法，经查实，周天元本人没说，是别人替他说的，其可信度并不高。
　　而周天元曾经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到是确有其事。
　　只不过，他是把目标锁定在我们下面就要说起的这位身上。
　　2、幕后
　　现在该这位重要人物出场了。
　　杨坚（公元541年7月27日—604年8月13日），因为是重要人物，所以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在历史上精确到以二十四个小时为一个单位的“天”来计算。
　　当然，要是更进一步精确下去，也就是这个人出生的那天，是几点钟，是不会有记录的。
　　要是有，也是在以后。因为那个发明以太阳的影子变化来测算出以小时为单位时间的人，是在这个人当了皇帝以后做成了这件事的。

　　最早的可靠记载见于《隋书•天文志》：袁充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发明短影平仪，即地平日晷。
　　不过，有关于那天，却有许多说起来难以精确事发生—
　　在一个叫冯翊地方的般若寺内，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大荔县的一个寺庙内，有一个孩子出生了，生孩子要到寺庙，这也是闻所未闻的事。
　　寺庙是和尚尼姑诵经的清净之地，又不是产房，可见这是为了与佛祖挂上勾，而故弄玄乎。
　　但是，将生孩子事，与寺庙佛法相联系，却在“灭佛”事件发生后不久，其中也许隐含有它意，即周灭隋兴，意在影射灭佛得罪了佛祖。

　　而所谓“灭佛”之事，发生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
　　是因为一个四川的和尚，叫卫元嵩的，以一封群众来信的方式，建议北周武帝灭佛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