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回族的最新证据：皇帝的胡子、伊期兰教和《明史》
　　关于明朝皇帝的族属，争议己久但鲜为人知。大致有三种观点：传统看法认为朱元璋是汉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是回族；民间则有十回保一朱的说法，认为朱元璋手下大将有多人是回族。
　　朱元璋是回族的观点乍一听很雷人，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这一观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海外广为流传，一些学者认为南宋以后汉人分别被蒙古人、回回人、满人统治，所以有“崖山以后无中华”之说。
　　这一观点并非捕风捉影，持论者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比如《明史》中两次提到朱元璋“克葬”其母，而“克葬”是回族特有的丧葬方式，具体做法是用白布包裹逝者，而不用棺材。
　　持传统观点的人从皇宫钦食以及宗教信仰（朱元璋曾出家为僧）等方面举了许多例子进行反驳，但有证据显示，朱元璋为了夺取江山，不得不借助汉人的力量，夺取江山以后，借鉴了元代异族统治败亡的前车之鉴，为子孙后代计，有意掩饰其回族身份，主动进行汉化，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江山世代永固。另一方面，元末明初，回族尚处于形成阶段，各种风俗是否如今天一样成为共识和习惯，很难说，虽然色目人在元代地位较高，但是仍然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能否不受蒙古人的影响而整齐划一保持正宗，我们不得而知。

　　笔者不想打笔墨官司，而是想从明朝皇帝本人的生理特征进行分析。有一件事情最能反映朱元璋及其子孙的回民身份——胡须，这一证据非常直观。
　　众所周知，汉人的胡须数量较少，嘴唇以上为八字胡，下巴为山羊胡，而包括阿拉伯人、维吾尔人在内的西域人都有浓密的络腮胡。
　　从现存的明成祖朱棣到末代皇帝朱由检的画像可以看出，他们的胡须有一个从多到少的递减过程：早期的皇帝从成祖朱棣到英宗朱祁镇，全都是大胡子。后期的皇帝从武宗朱厚照以下全是八字胡和山羊胡。中期的皇帝胡须数量介于两者之间。这似乎可以证明两个事实：一是明朝皇帝有回族血统，二是皇帝与汉族女子通婚并逐渐汉化。
　　据《明史?成祖》记载：“王（指朱棣）貌奇伟，美髭髯”。从画像上看，奇伟与否不太好说，但是“美髭髯”名不虚传。朱棣嘴唇上的胡须大大超过八字，从旁逸出很远，下巴的胡须主体部分似乎并不“超标”，但是胡须除了主流以外还有支流，两侧各有一绺胡须，经过打理飘逸而下，其余更靠边的胡须则被画家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经过这样一番处理，朱棣的胡须看上去就和汉人相差不多，但是他的嘴唇周围却“疏梅横斜”。

　　如此用心良苦地处理胡须，恐怕不完全出于爱美之心，这也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深谋远虑，事无巨细的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却没有留下一副可靠的画像。明代学者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记载：“高皇帝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称旨。”既然“集画工传写御容”，为什么没有给后世留下一副标准像？这显然不符合常情。朱元璋向察民间疾苦，爱惜民力，不事奢侈，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画像这么挑剔呢？

　　朱棣处理胡须的方式是分流法，尽量缩小面积，提高密度，另一种方法的原理与之相反，如实反映面积但是缩小密度。在朱高炽的一个版本的画像中，画家写实地将他的络腮胡画了出来，但稀释了胡须的密度，每根胡须之间都有距离，就像刺猬的刚针。
　　第三任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画像比较写实，他浓密的大胡子跟阿富汗塔利班战士（塔利班禁止男子剃须）别无二致，这一胡须绝非中土人士所有。
　　英宗之子宪宗朱见深的胡须还相当可观，但是宪宗之子孝宗朱佑樘的胡须突然少了许多，这是因为他的母亲纪淑妃是广西瑶族土司的女儿，纪淑妃是在成化时明朝征讨大藤峡瑶族时被俘入宫的，后来偶然被宪宗朱见深临幸，诞下孝宗朱佑樘。这样一来，明朝皇帝就掺入了瑶族人的血统，因此朱佑樘的胡须大量减少。明代中期以后，一些新皇帝大多由地位较低的宫女所生（如万历、泰昌）这些宫女大多数是汉族平民，因此皇帝的胡须越来越少。

　　明朝皇帝与伊斯兰关系密切，朱元璋登基后在南京、西安及滇、闽、粤等地敕建清真寺。南京的清真寺赐名“净觉寺”，朱元璋经常光顾，并御制《至圣百字赞》赐清真寺，文中热情赞颂了真主和穆圣，显示了朱元璋对伊斯兰的感情和深刻认识。
　　朱元璋以下的皇帝对伊斯兰教也有明显偏爱，首都北京建有4座大清真寺，在全国各地建有90座清真寺，这些寺院都是皇帝个人捐款修建的而不是动用国库。伊斯兰教在古代中国并非主流宗教，而明朝皇帝却对其异常热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不少穆斯林在朝内担任重职或在地方和军队中担任高官。波斯旅行家赛义德于1500游历中国， 1516年回国后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奉献给土耳其素丹（国王）赛利姆一世。该书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明皇室对伊斯兰的特殊关系，文中描述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文中还指出皇帝对其伊斯兰背景进行了隐瞒并分析这么做的原因：“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

　　赛义德来到中国的时间正是明中期孝宗和武宗时期，他的著述可以从武宗朱厚照的言行得到印证，玩世不恭的武宗对伊斯兰怀有很深的感情，他评论各宗教说：“儒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教看似能穷神知化但不能复命归真。诸教都有偏颇，只有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所以能够天长地久传至万世。”他还写了一首《尊真主事诗》称颂真主：“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武宗还有阿拉伯文名妙吉敖兰（意为安拉的荣耀）。

　　武宗以后，皇室与伊斯兰的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这是因为武宗朱厚照没有子嗣，世宗朱厚璁由藩王入继大统，出生于湖北的世宗受武当山的影响信奉道教（深居西苑，专意斋醮），此后大批文人兴起，儒教地位上升，皇帝尊奉儒教，伊斯兰色彩日益淡化以至于绝迹，后来西方传教士进入宫廷，北、南两朝末代皇帝崇祯和永历都信奉天主教。

　　经过蒙古人近百年有意识的异化后，回族遍布华夏大地各个角落，但是《明史》从未提及这些回民在元末明初的乱世中的表现及作用，这一现象实在反常。对于我们熟知的著名回族人如郑和、海瑞等也从未提及其族属。但是《明史》在提到另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满桂和李成梁，则开门见山地指出他们分别是蒙古人和朝鲜人。
　　事实上，大量回民在元末乱世纵横驰骋，由于回族社会地位和财富都相当可观，在乱世中他们利用权势地位和财富结寨自保，他们集结一支军队割踞一方， 是末乱世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他们号称“义军”，名义上是帮助元朝镇压起义军，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起义军和元政府之间采取投机观望的态度，其中一部分人投奔朱元璋成为其手下大将，如常遇春、冯胜等。

　　中下级军官乃至普通士兵中也有不少色目人，徐达在山海关设卫时，其手下就有大量回族将士，山海关清真寺建于洪武十三年，就是驻扎回族骑兵所建，故民间有“先有清真寺，后有山海关”的说法，但是《明史》对回族将士却绝口不提，以至于“十回保一朱”的传说只能在民间流传。
　　《明史》为什么对“回族”“色目”这些字眼讳莫如深呢？究其原因，与皇帝对其胡须的掩饰是一致的。
　　日期：2012-12-12 10:17:35
　　一、好人难做：元顺帝优待汉人反而引起民间大起义
　　元末是蒙古人骑在汉人（包括南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年代，他们有各种欺榨汉人的权利，类似于所谓的领主权，村民要把好吃好喝的拿去孝敬当地的蒙古人，甚至女孩的初夜权也要献给他们，法律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把汉人打死几乎不用负任何责任，只需赔偿烧埋费用，并入伍从征就可以了。色目人是蒙古人的帮凶，他们替蒙古人经营这个国家，享有类似的特权。由于蒙古贵族普遍懒惰，这个国家的大权基本上掌控在色目人手中。

　　哪有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有时压迫太大了抵抗就放弃了，压迫减小了反抗倒是起来。元朝末年顺帝统治时期，正是元代民族矛盾稍减的时期。
　　元顺帝名妥欢贴木儿，是元朝最后一任皇帝，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统治了35年。元顺帝比其它元帝相对仁慈，性格投机，这和他早年的不幸经历有关。
　　元朝中后期宫廷斗争十分血惺，皇帝大多不能寿终正寝，妥欢贴木儿也是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的母亲被杀，他本人作为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先是住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后又被安置在广西的桂林。1333年，13岁的妥欢贴木儿突交好运，被他的婶母、太皇太后不答失里和权臣伯颜立为皇帝。在最初的七年里他完全受制于太皇太后和伯颜，伯颜独揽大权，根本不把顺帝放在眼里，他甚至在1335年当着顺帝的面把他的皇后牵出去处死。

　　统治阶层长期以来的内讧导致社会动荡，伯颜的对策是实行高压政治，他下令严禁汉人、南人私造私藏兵器和喂养马匹，禁止南人参政，取消科举，不允许汉人学蒙古语，甚至一度想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元顺帝对于伯颜的做法非常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妥欢贴木儿没有治国理政的本领，但是不幸的遭遇使他练就了机警圆滑的性格，适于生存，富有弹性，懂得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去或某种机构另一人物或因素。
　　至元六年(1340)，元顺帝和伯颜的侄子脱脱联手发动政变，将伯颜和不答失里流放。脱脱掌权后采取了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复科举取士，开马禁，减盐额，修辽、金、宋三史 ，颁《至正条格》，史称脱脱更化。
　　这些宽政表明元顺帝试图通过缓和民族矛盾的方式消除动荡，他甚至还想利用汉人来牵制蒙古权臣，他坚持让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按照制度，这一职位只能由蒙古人或是色目人担任，顺帝则赐贺惟一蒙古名字太平，一定要他担任这个职务，他还诏令地方行政机构要兼用适当的南人。
　　但这些改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反而给汉人松了绑，使不稳定因素不断滋长。后来的明帝国开创者朱元璋认为元朝以宽纵亡国，他吸取了这一教训，统治方式一直很严苛，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元政府的宽纵表现在他们对于民间的邪教组织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为人民利用宗教组织反元提供了便利。当时社会上流行白莲教、明教、弥勒教，三者是各种宗教和现实需要杂交的产物，血统复杂但又混为一谈。它们的共同点是对现实不满，宣扬“弥勒下生，明王出世”拯救世人，一些疑能者利用这个思想煸动人民起事，韩山童就是其中之一。

　　韩山童是白莲教世家，其祖先因“妖言惑众”受到过处理（其先世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永年），韩山童继承祖业，到处传教并拥有一大批粉丝（鼓妖言，河南、江、淮间愚民多信之）。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决口改道，许多地区受灾，元廷漠然视之，不予处理。至正十一年（1351年）河南开封一带黄河又决口，造成巨大的损失，开封知府观音奴向朝廷报告灾情并请求治理黄河，元政府打算花大力气，将至正四年以来改道的黄河勒入故道。
　　中书省右丞相脱脱派工部尚书成遵前去勘察，成遵回来后却建议不能立项，理由有二：一是工程浩大，难以完成；二是当前社会不稳定，盗贼成群，一旦盗贼与民工相勾结，将会兴起大乱（万一与挑河人相挺而杂起，此大乱之机，非细事也）。
　　廷臣大多赞同成遵的观点，但是丞相脱脱正因货币改革失败，物价腾贵招致批评，想通过治河恢复声望，于是将成遵罢免，擢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总治黄河。四月，元政府招募了十五万民工前去兴工，为了防止民工与盗匪勾结作乱，还抽调了一支二万人的军队以资弹压。脱脱以为这样就会万无一失，但他的想法是错误的。
　　社会动荡时期群众聚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它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兴风作浪创造了条件，元政府一惯严禁群众聚集，但是这一禁令因为脱脱的私心被打破，成遵等人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正在筹划起义的韩山童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元政府把十五万人的民工聚集到挑河工地上，正是宣传鼓动起义的大好时机。
　　结合当时黄河南北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韩山童等人特意凿了一只眼的石人，并在其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文字，预埋到要挖的河道里。
　　不久这只独眼石人被民工挖了出来，其形象和背后刻的文字与流言十分吻合，民工十分诧异，顿时谣言四起，各地的人们据此认为元朝己遭天谴，人心浮动。韩山童又派出几百信徒四处联络，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己经降生了，十会传百，百人传千，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全信了。

　　见时机成熟，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发动起义，他们聚集了三千人在白鹿庄，斩乌牛白马，祭告天地，定下了起义的日子，然后大家奔走相告，通知各地同时发动起义，义军头裹红巾为符号。
　　正在歃血立盟，举杯欢庆的时候，不审走漏了消息，永年县官员派兵包围了白鹿庄，韩山童被官府抓去杀害，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入武安山中，刘福通、杜遵道等人见事己败露，等不到预定日子，提前发动了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率红巾军攻占颖州（今安徽阜宁），义军以大宋正统自居，他们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而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当辅佐旧主恢复大业。这一政治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起义队伍迅速壮大，义军向河南发展，一路克捷，攻下河南东南部许多府、州、县。史料记载，贫者踊跃参加，“众至十余万，元军不能御”。

　　虽然韩山童死了，但是他宗教领袖和大宋皇室的“身份”仍很有号召力，因此义军领袖在发动起义后一直致力于寻找韩林儿，以资号召。
　　日期：2012-12-12 10:29:57
　　颖州起义引起了连锁反应，各地纷纷响应。八月，徐寿辉伙同彭莹玉、邹普胜、倪文俊等在湖北蕲州起义，宣扬“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
　　这支队伍同样利用宗教组织民众，教首彭莹玉是与韩山童齐名的宗教领袖，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有“北韩南彭”之说。
　　彭莹玉自幼在江西袁州慈化寺出家，人称彭和尚，他的白莲教会以极通俗的偈颂劝化，每晚燃上高烛，聚众烧香礼佛。有一年，袁州发生瘟疫，彭和尚煮一些中草药加入泉水中为人治病，疗效显著，从此更受百姓信仰，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的神僧，人们还传说他能“撒豆为兵，飞茅为剑”。

　　早在至元四年（1338年）年，彭和尚就领导了一次起义，他和弟子周子旺集合徒众五千人每个人的上衣前后都大书“佛”字，说是能够刀枪不入，但事实证明他们的“铁布杉”没有这项功能，这次起义被袁州官府残酷镇压，周子旺一家被处死，彭和尚逃到淮西，白莲教徒争相庇匿，官军始终未能捉获。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是白莲教徒打响的第一枪，类似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有示范意义。

　　邹普胜是麻城县白莲教首，同时也是一名铁匠。一天，罗田县的布贩徐寿辉拿着一块从山中捡到的自然钢来见邹普胜，想打两把锄头，那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年代，蒙古人的肥头大耳倍受推崇，色目人的西域特征有类于弥勒佛也被白莲教看好。徐寿辉本人没有什么才能，但是长了一脸福相（也有人认为他是色目人），看上去很像弥勒佛，邹普胜一见到徐寿辉，就断定自己遇见了下凡的明王，他对徐寿辉说：“当今这个年月，还能靠锄头过活吗？我当用这块好铁打一把宝剑送给你。”徐寿辉心领神会，两人遂结为兄弟，密谋起事。

　　颖州起事的消息传来后，邹普胜、徐寿辉以为彭莹玉又干了起来，便登高一呼，发动了起义，彭莹玉很快加入了他们，但他只想革命成功，于功名毫无欲望，参加义军后立即投入到一线指挥作战。
　　这支队伍建立政权的动作非常迅速，至正十一年九月，起义两个月后徐寿辉就在湖北蕲水（今浠水县）称帝，建立了天完政权，建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这是起义军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天完二字分别在大元二字头上多了一横和一个宝盖头，取压制大元之意。
　　天完军同样因为人们对元朝的憎恨发展迅速，至正十二年（1352年）初他们攻占湖广省会武昌，然后兵分几路向外扩张，各地劳苦大众“从乱如归”，成千上万人加入义军，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攻占了湖北、湖南、江西大部，最远推进到福建，数千里地面就像施了魔法一般，一夜之间便插遍了徐寿辉天完皇帝的红旗。
　　除上述两支外，还有李二、彭大、赵均用等在江苏徐州起事，布王三在河南南部起事，孟海马在湖北西北部起事，郭子兴在濠州起事等，这些义军都自号“红军”，他们或称王或称帅，占据一方。
　　出头的椽子先烂，由于徐寿辉部率先称帝，引起了元政府的重视，朝廷调动了包括政府军和地主武装在内的一切力量，疯狂反扑，义军顽强抵抗，经过近两年的激烈拼杀，元军逐渐占据优势，得以从四周向义军的首都蕲水合围，义军领袖彭莹玉、项普略战死，至正十三年底，元军攻占义军首都蕲水，徐寿辉逃往沔阳湖和蕲春山中。

　　其他红巾军的处境也日益艰难，刘福通被击退到毫州；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率军攻陷徐州，义军首领李二战死，脱脱下令屠城，徐州城内血流成河，彭大、赵均用率败兵南逃至濠州与郭子兴部汇合。
　　日期：2012-12-13 09:06:58
　　二、朱元璋被郭子兴看中缘于白莲教信仰
　　本书的主人翁朱元璋此时正在郭子兴的部队里，他是在大起义暴发的第二年加入红巾军的。
　　关于朱元璋的身世、他走上起义道路的原因以及他在义军中谋在取高位的过程，史料的记载十分简略而且千篇一律，大致是：贫困——出家——参加义军——能干——提拔。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关于朱元璋的身世，《明史》只有廖廖几句：“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生四子，太祖其季也”。 这句话只讲了朱元璋家庭迁徒的过程以及他在兄弟中的排行，完全没有涉及到他的祖、父的有关事迹，几乎是回避了朱元璋的身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史》对朱元璋母亲的家族却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明史?外戚陈公传中》记载了朱元璋外公的许多事迹。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与了南宋与元朝铁骑最后的殊死一战——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这次大战，以南宋陆秀夫仗剑令自己的妻子儿女跳下大海，随后背负6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死，就此宣告南宋帝国的正式覆灭。朱元璋的外祖父、陈老先生在激战中被打落海中，在一团混乱下居然传奇般地被人救上岸，并历尽千辛万苦逃回了老家，此后，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看风水为生，一口气活动了99岁才谢世。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的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其父喜爱。于是，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历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大受欢迎，生下朱元璋后尽管有境千难万苦，母亲还是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将近两年的书。

　　略过皇帝家族的身世却对外戚大事渲染，这在二十四史中是绝无仅有的。陈公的事迹虽然详尽，但其抗元的光辉业绩难以证实，或许他只是宋元之战中的一个小兵，甚至是逃兵，渲染他的英雄事迹可以为后来朱元璋反元找到历史渊源，使其看上去根红苗正，似有迎合之嫌。这一简单隐没，一渲染迎合，形成强烈反差，不禁让人对朱元璋的出身浮想联翩。难道他的祖、父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史料记载，朱元璋幼年十分贫苦，以至于不得不出家为僧到处化斋才能活命，他仿佛是一个倍受压迫的汉族贫民，真实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研究发现朱元璋的姐夫李贞家十分富有，李贞家在盱眙，明末乱世中家产难以保全，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富户一样，散尽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结寨自保，后来朱元璋势大，李贞才带着他的儿子李文忠来到滁州投奔了朱元璋。既然朱元璋的姐姐一家是大户，朱元璋一家怎么会到饿死无处埋身的地步呢？
　　蒙古人崇尚佛教，元代僧人社会地位很高，从业者需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度谍），朱元璋出家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个贫农是无法成为僧人的。
　　另外，既然朱元璋家贫困到无处葬身的地步，作为第三子的他又怎么有条件读两年私塾呢？各种疑问，显示朱元璋的家庭背景并不像正史所说的那么简单。
　　日期：2012-12-13 09:08:04
　　通常认为朱元璋参加义军是兵祸所迫，《太祖本纪》记载：“太祖时年二十四，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见子兴。”另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是被少年时期的伙伴汤和招入义军的，这些说法都不足为信。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应该与他的出家经历有关，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等与佛教有千丝万屡的联系，朱元璋投身佛家后不可避免会接触到它们，另一方在，他在河南南部和安徽交界处游历了三年（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这些地方正是白莲教兴旺的地区，教徒遍地都是，朱元璋不可避免受到白莲教的影响，如果没有白莲教信徒的接济，他难以在三年的时间里到处就食。

　　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朱元璋和刘邦是出身于平民，而刘邦又有亭长之职略优于朱元璋，朱元璋完全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事实上朱元璋的起点很高，他加入郭子兴的义军后很快就谋取了高位，成为后者的左膀右臂，后又通过裙带关系进入核心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