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可以肯定的说，皇帝是最让每一个中国人羡慕和觊觎的职业。
　　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国为止，两千一百多年间的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正如王夫之所说的“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毛泽东也曾说过“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大实话，因此可以说自秦王政集中统一所造成的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秦王政灭六国，统一天下后，自认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于是将“皇”、“帝”这两个最高君主的称呼结合起来，由此“皇帝”这一名称变成自己及其传之万世子孙们专有的称号，秦王政自称始皇帝，他的小儿子称为二世。因此由他的子孙将皇帝之位传之万世称为人类历史有史以来最大的妄想。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经历了多家王朝，皇帝制度在中国一共传了2132年，不过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也有点过于漫长了。

　　中国历代皇帝到底有多少位，可说是标准不一，数目自然不一，恐怕以后也很难取得数字上的统一。总体来说，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到清朝宣统皇帝为止，大致有400位左右。
　　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一个问题，这两千多年里，皇帝以外的人口，怎么说也得有大几十个亿吧，那么这区区的400多皇帝是怎么做到成功的统治这么多人的？又是怎么做到让这么多人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

　　《淮南子》里记载着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周武王与姜太公的一段问答，如果要了解传统中国政治的话，这恐怕是不可不知的经典啊。
　　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杀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其实《淮南子》这里设计的问题并没有把话说的太过露骨，武王的言外之意应该是：“我成功的做到了以臣弑君、以下犯上，把前朝的江山抢到了我们家，可我不想让别人用同样的办法来夺我家的江山，怎么能预防别人这样做？”看来功名富贵是人人都想传之万世呀。
　　姜太公的答案是这样的：“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督而载之木，解其剑而带之笏。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蕃。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飱其质，厚葬久丧以伣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

　　由此可知姜太公开的药方是一张具体的愚民计划书，说白了拥有家天下的皇帝们如果想长久地占有天下，最好的方法就必须要施行愚民政策，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导着他们多做一些无用功，使治下的百姓们陷入贫穷，让他们没有思考的时间和条件。然后在神道设教，用鬼神使他们敬畏天命。采取以德治国方针，教化老百姓对统治他们的老爷们特别是皇帝要拥有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那些皇帝们不约而同的纷纷为自己打造一座座神坛，证明自己非同凡品，当然最终目的是为了凌驾于亿万凡夫俗子之上。

　　日期：2013-02-27 17:01:12
　　人们经常疑问第一个帝国秦帝国为什么二世而斩，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父子初登大宝还玩不转这个把戏。秦始皇只会修建富丽堂皇的阿房宫，秦二世也就是按照赵高的建议不和别人见面而已。
　　到了刘邦打天下的时候，非常重视总结吸取前任的经验教训，为了打江山、坐江山，特别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江山用不变色，不惜给自己的老爹戴了一顶绿帽子，重新认了一条流氓黑龙做亲爹。于是乎刘邦就有了龙相，腿上的72颗黑痣就是龙种的证明。
　　刘邦老婆吕氏也帮衬着说她每天晚上睡在刘邦身边，都能感受到他的龙马精神，他每天都龙腾虎跃，走路姿势也龙行虎步，这样他们的孩子也就都成了龙雏凤种。

　　当时的国民没人怀疑这种事的真实性，反而认为刘邦神秘的不得了，伟大的不得了，这样的人就天生应该做皇帝，就应该居于人之上。于是司马迁、班固这类史学家一本正经的把这些事编进信史，最终创立了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被后世皇帝纷纷效仿并逐渐加以改造和完善。
　　诸如北魏皇帝元恪就始终贯彻“神龙怀孕说”，北周太祖宇文泰说他是炎帝的后人。
　　这样的说法缺陷日益明显，主要在于他要否定跟自己亲生父亲的血缘关系，显然与汉以来以孝治天下的伦理教条相违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开始附会各种神迹。魏文帝曹丕刚即位后咬定他就是父亲曹操和母亲卞氏亲生，只不过他出生当天有青云成圆形，如同车盖一般将整个房屋罩住。北魏开国者拓拔力微说她自己的母亲是神女。
　　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始终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不断的将一种理论发扬光大。龙和神固然很神秘、神圣，但毕竟没人见过，老这样说如果没有点新意的话，老百姓的耳朵就要生茧子了，于是后继的皇帝们开始旧曲新编，把自己说成太阳的后人。
　　宋太宗赵光义第一个宣布自己的老娘梦见上帝把太阳交给她后怀孕生下了他。后代们更是一个比一个能扯，他儿子宋真宗赵恒说自己母亲梦见太阳坠落，就用裙子接住了太阳，太阳从裙子上消失后，就跑到了他娘的肚子里。既然老祖宗全说自己是太阳后人，后代也不好轻易否定，宋宁宗没有任何创意的鹦鹉学舌说自己母亲看见太阳再次不幸的掉了下来，落在皇宫后院，她用手一接，怀孕！
　　于是乎整个宋王朝几乎成了一个“太阳王朝”，宋朝有多少个皇帝，太阳就不幸从天上坠落多少次。想想太阳也够可怜的，得亏了这些皇帝们，要不做了这么多次自由落体运动，那得要摔成多少瓣呀！

　　到了明朝时期，由于理学关系讲究“反朴归真”，加上老百姓也许变得聪明了些许，皇帝们还得演绎别样的神话故事。于是朱元璋宣称是因为神仙给了他那叫花子老娘一颗仙豆，结果朱元璋顿时成为了神人。
　　这些皇帝们编造神话，无非是愚弄天下臣民，聊以自慰的同时给自己增加点自信而已。只不过由于上了堂堂国史，不仅欺骗了当时没有普及科学的平民百姓，即使现在死读书类型的“历史爱好者”竟然也深信不疑。即使历史的车轮滚到了二十世纪，当朝太祖的种种神迹不也是至今还流传朝野吗？
　　中国的皇权制度之所以能够磕磕绊绊的运行了两千多年，到今天还死而不僵，充分说明统治者们的愚民政策是卓有成效的，虽然是那样的小儿科，虽然是以中华民族的日益落后和不知愚昧为何物的愚昧为代价。
　　在中国人的政治理念里，从来不会考虑民主，自由，平等，制衡等诸如此类的邪路，普遍认为上有明主，下有清官，才是社会走向大同的阳光大道。伟大的中国人年年都在盼望着明主的降临，因为在伟大领袖的无私胸怀里，权力只能是他造福人民的一个手段，他的权力越大，人民的福祉也就越高。正如朝鲜《劳动新闻》报道金正日同志的那句名言：“我现在肩负着党和国家的大小诸事，如果我休息一会儿，祖国前进的步伐就会放慢一步，一想到这个事实，想休息也休息不了。”如此怎不让我们这些屁民感激涕零啊！难道你不认为我们能够有幸生活在如此光荣、伟大、正确的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不是万年修来的福分吗？呵呵！

　　这种理念造就了专制环境下一种极其常见的群体心理，几千年以来，善良的老百姓们总是认为中央的政策总是好的，总是为穷苦老百姓们着想，只是这些好的政策总是被下边的贪官污吏们把经给念歪了，而上边对此是不知道的。所以人们以为在乌烟瘴气的地方上受到父母官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只要跑到金銮殿上找到圣主明君就可以讨回公道。二十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日益庞大的上访大军不正是最好的写照吗？问题是为什么经总是要往歪里念？怎么确保不念歪？

　　几乎所有成功统治的专制君主都同时具备“严父”和“慈母”的形象，弗洛姆分析基督教的成功与历史意义时说，严父和慈母的结合给人以巨大的吸引力，“受到父权权威压制的群众，可以求助于慈母，以得到安慰和帮助。”莫斯科维奇的群体心理学上研究证实这样的形象会使群众们对领袖满怀热心，而“有了这种热心，他们就会反对任何指向领袖的攻击和或批评。甚至当领袖们自相矛盾或犯错误时，群体也拒绝相信。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张中国特色的政治脸谱——事情总是被“奸臣”搞坏的，任何冤屈只要能够上达天听，自然可以讨得公道。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载歌载舞热烈庆祝这一伟大时刻的场面。

　　日期：2013-02-27 17:03:38
　　鸦片战争后，重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发现自己其实很落后了，但打心眼里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要千方百计的在腐朽的尸身中找出点优越感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种例子太多了，诸如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等。不过最蛊惑人心的就是对应西方的民主这种生活方式，很多人大赞中国私天下时代的“以民为本”，即使现在很多大小单位的领导们在主席台上讲话时，也要时不时的说上一句“以人为本”的话来，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他们是以自己手下那些下属为本的，其目的无非是善意的彰显自己的开明与善良。可见以人为本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呀，也许很多善良的中国人真的相信中国“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后还能真的能拯救世界呢，毕竟最富有的美国不是也来向我们借钱了吗？欧洲的经济危机不是在等着我们去拯救吗？

　　其实江山与百姓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当帝王们讲“以民为本”时就如同养猪场的主人说要“以猪为本”一样，毕竟养猪场的主人要靠这些猪来挣钱，假如猪都死了，恐怕主人也快活不了了。夏勇在《中国民权思想》里有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尝有论者断言，中国古代哲学里，民学也好，民本思想也好，归根到底，不过是为统治者如何治理好民众想办法、出主意，实质乃用民之道、御民之学。此论于我辈之影响，可谓久且深矣。可是，近些年来阅读古代尤其是先秦思想史料，我越来越多读出的，却是关于民权的思想。”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国家和人民全都成为皇帝的私有财产，全国之人谁都不具备和皇帝的人格平等性，要像狗一样无条件地忠于皇帝。

　　宋元之际的邓牧曾大胆斥责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他们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乃“率虎狼牧羊豕”，“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有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一搏我一人之业”；“敲剥天下知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可以说所有的皇帝视奴役、屠杀百姓都是理所当然。皇帝骄横，生杀予夺，任意妄为。老百姓逆来顺受，养成一种奴性。读书人不是追求功名富贵，就是成为犬儒。如此反复，恶性循环，成了二千余年来愚昧、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因此谭嗣同才激愤的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在西方，对权力特别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谴责可谓掷地有声。
　　弥尔顿：“长期持续的权力可能会使最诚实、最正直的人腐败堕落。”
　　孟德斯鸠：“从来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当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他会一直这样做，直到他碰到障碍为止。”
　　伯克：“在历史记载中，许多最大的专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然而，事实真相是，这种邪恶的权力既腐蚀了人心，又毁灭了良知。”
　　亚当斯：“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并且失衡，它就总是会被滥用。”以及“绝对的权力将毫无区别地使暴君们、君主们、贵族们以及民主主义者们、雅各宾党人、无套裤汉陶醉着迷。”
　　麦迪逊：“世人手中的一切权力均容易被滥用。”以及“权力无论存在于何处，均或多或少地容易被滥用。”

　　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
　　辛亥年间的一篇报刊时论说过社会流行语中反映出来的奴性，说官场流行“大人栽培”，民间流行“小的岂敢”。这里表现出来的所谓奴性暗示着一种深层的制度缺陷，为国家做贡献全须“大人栽培”，因此能够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官场上混得下去的也就只有那些奴颜婢膝的“小的们”，必然导致列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至于普通老百姓，除了跑到庙里去烧香磕头，做一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外，还能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哪里呢？

　　还是鲁迅说的好，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实际上就是皇权趋于稳定或皇权遭到破坏的时代。这实在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话。　
　　如果权力不受到监督和制衡的话，那么，必然是“能力越大，祸害越大”。　
　　古罗马的奥古斯丁憎恨专制政权，他有一句名言：“缺乏公义的国家，不过是有组织的匪帮。”中国的各种文献，不论是正史还是各种笔记、小说，如《水浒传》等到处可看到独裁者征税强盗价值观。
　　奥尔森在他的《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将征税逻辑上升到理论层面，他指出在一个流匪频繁的世界里，人们很难有生产或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坐寇则会以税的形式窃取攫取居民产出的一小部分，坐寇为了指望属民为他们创造永久的财富，甚至愿意提供兴修水利等公共品，不准外来者和内部成员随意掠夺或盗窃他人财产。这样，专制国家就产生了。这就是“流寇”转“坐寇”即“窃国者为诸侯”的理论。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们，在很多时候并没有竭泽而渔，而是追求所谓可持续的发展。但即使这样，历史也提供了大量相反的例子：有很多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每一个王朝末世，由于帝王们不能遏制自己无限的欲望，挥霍无度、聚敛无度，毁灭了他的臣民，因而也毁灭了自己。
　　追求政权稳固对于任何一位帝王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令人郁闷的是，中国的专制文明的的特点是在总体连续性情况下往往伴随着周期性振荡性，甚至有着振荡烈度日趋强烈之势。

　　关于周期性的振荡的产生问题，黄炎培与毛泽东有一段精彩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曾指出：“如果追溯历史，人们就会发现，凡国家势力太强大的地方，资本主义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奥尔森认为，能够给经济带来繁荣的政府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私有产权必须牢靠、明确。2）必须根除任何形式的掠夺。
　　要达到这两条，就必须建立民主体制。
　　日期：2013-02-27 17:44:06
　　第一个被权臣所杀的亡国之君秦二世胡亥
　　谋求帝国接班人
　　秦二世嬴胡亥（前230年—前207年，在位时间前209年—前207年），是秦始皇小儿子。秦始皇出游病死途中时，在赵高与李斯的帮助下，杀害扶苏当上秦朝的二世皇帝。胡亥登基后，大权旁落于赵高，实行惨无人道的统治，在前209年激起了的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二世胡亥于前207年被赵高杀死，时年24岁。
　　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胡亥年龄的记载有着自相矛盾之处。《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说：“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但是在后面排列秦帝国历代国君年限及葬地时，又说：“二世生十二年而立。”这一条材料明显是说二世是十二岁登基。这两条记载明显存在着矛盾。不过根据史记来看，司马迁是相信胡亥二十一岁即位的，并且这也几乎成了后世史学界普遍的看法。
　　公元前221年，39岁的秦王嬴政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他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自定尊号为“皇帝”。秦王政自然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又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秦始皇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世袭下去，“传之无穷”，如果他死后知道他亲手建立的帝国仅仅二世而亡，不知该作何想？

　　皇位继承制是中国世袭君主制社会的核心,在皇权大于一切，无所不包的皇权社会中，皇帝接班人有很多不是昏庸腐败之徒，便为年幼愚味无知之辈，真正精明强干者寥寥无几。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数数区区有过多少盛世，不就不言自明了吗？这同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才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和差距，这种制度需要的是神仙似的人物，现实中那些凡夫俗子的皇帝们不过是装神罢了。这种矛盾与差距给国家所造成的危害和灾难确系大而无边，不是朝政紊乱，社会动荡，便是祸国殃民不已，直至这个王朝覆灭。

　　秦二世胡亥可以说中国皇帝中典型的坏蛋加傻蛋。历史上的一直说法是，秦二世是篡夺来的皇帝，无疑这来源于《史记》的记载。秦始皇在生前未立太子应该说是事实，《李斯列传》载，“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日后，汉儒也将此事作为历史教训告诫当世人主。《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谏刘邦不得易太子曰：“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叔孙通曾为秦朝博士，与帝国共终始但没有共存亡，刘邦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此事一定不假。

　　秦始皇的生命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他的大儿子扶苏。很多人质疑秦始皇是否真的属意扶苏为帝国的接班人。对此，后世很多学者常常根据嫡长子继承制以及《史记》中对扶苏其人的不完全记载，对秦始皇没能够早立扶苏为太子，颇感遗憾，否则历史的走向不会是这样。但是历史学中有一条基本定律，就是历史没有假设。根据《史记》的记载，因扶苏与他的父亲在政见、执政理念上存在意见分歧导致一度遭受贬斥，扶苏可能更加倾向于在实行法家的基本国策基础上，适当辅助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主张。这对于单一坚持法家治国，薄古厚今的秦始皇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他或许觉得仁慈柔弱的长子扶苏不知道现实政治斗争残酷性，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关于治国的理念的不同所导致父子二人因为权力的敏感性而反目。二人的矛盾 到了公元前212年走向了激化，扶苏针对始皇的焚书坑儒暴行表示了不满：“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大为恼火，贬扶苏赴上郡去监督蒙恬的军队，和蒙恬一块戍守北面的边境。让扶苏原理权力中心，也许从秦始皇的角度看是想让儿子到基层去历练历练，清醒一下大脑，让他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从基层走过来后能够认同自己的治国理念，这样有朝一日才能够放心的将帝国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但很多问题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凡人的秦始皇同样不能预料身后事。从此远离了自己的父亲，更为重要的是远离了秦朝的权力核心的扶苏，再也没能回到咸阳。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胡亥，史记上说他很得秦始皇的欢心，《资治通鉴》也说：“始皇二十余子，少子胡亥最爱。”那么为什么胡亥能够得到秦始皇的最爱呢？

　　胡亥的生母是秦国灭赵时自赵王宫中选来的后妃胡姬，她才思敏捷，能歌善舞。据说在荆轲刺秦王而被击杀的当晚，嬴政在内宫设宴压惊，后宫嫔妃纷纷前来问安，这位胡姬在嬴政面前奏琴而歌曰： “罗縠单衣兮可裂而绝，八尺屏风兮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兮可伏而拔，嗤彼凶狡兮身亡国灭！”胡姬用她的歌声再现了嬴政当日在朝堂上斩杀刺客荆轲的英勇搏斗场面，并给受惊的秦始皇嬴政最柔情的安慰。嬴政听罢赐给胡姬一小箱缯绮，晚上就宿于胡姬之宫，使得胡姬生下一子，即胡亥，此后母子一直受到嬴政的宠爱，可见胡姬的手段非比寻常。秦始皇因以法治国，所以最宠信尊重知法的人（李斯韩非子是如此，赵高死罪得免并受宠于始皇帝也因为他是个法学高手）。嬴政在胡亥到了上学年龄后，特意下诏让帝国法学权威赵高教习胡亥法律审判和书法，充分说明了秦始皇对此子的器重。而胡亥在这一时期能够虚心向赵高请教学习法律方面的知识，一方面赢得了始皇帝的欢心，另外就是结交了赵高这个陪伺秦始皇左右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一细小的人生小机遇给胡亥后来人生的发展走向带来了巨大的转机，真是造化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