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4-10 20:51:02
　　序言（上、下）
　　人生，像是一个游泳池。我们每个人，自生下来，便开始在我们人生命运的游泳池里，翻来覆去地游——蛙泳、蝶泳、仰泳、侧泳和自由泳，从生到熟，由生至死。在这个人生的游泳池旁，我们会遇到许多人，包括我们的邻居和亲朋好友，情人和恋人。有的关系是阶段性的，有的是时期性的，还有的，是终身的。有的，数年后我们忘记了名字；还有的，却像在我们的心底深处印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可以记一辈子。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收藏过两台从国内运来的老摄影机。一台是一部三十年代美国密歇尔的手摇摄影机。另一台，是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台摄影机——一个仿美国密歇尔Mark-II造的中型单反摄影机，上面还有零零壹的字样。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一台卖给了好莱坞的罗艾德斯摄影机公司，另一台卖给了英国明星约翰•瑞戴维斯。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遗憾。可是一晃，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

　　记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偶尔它还会在脑海里呈现。
　　对于自己年轻时候的记忆，像一部用柯达三原色胶片拍摄的影片，静静地陈放在脑海深处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角落里。一天，无意中将它拾起，放到放映机上，自坐在黯淡小放映厅的银幕前，又把自己带回了过去：年轻时，我们都是那样的天真和赋有朝气。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就是朱塞佩•托纳多雷导演的意大利影片《天堂电影院》。这是一部即使我感到悲哀又使我感到温馨，同时，充满感性和爱的电影。可能，影片主人公多多的少年生活，使我联想起了自己。
　　虽然是北京人，幼儿园后，家里一直住楼房，故此，我没有胡同里那种浓重的京腔。有趣的是，我的出生地，却是在京城的一个老胡同里。

　　北京西单有一个叫舍饭寺的胡同，里面有个大宅院。明代时，它被称为舍饭蜡烛寺；清代年间，改名为舍饭寺。北平解放后，舍饭寺12号的大宅院成了老式京城旅馆，叫“花园饭店”。我就出生在这个京城的老字号“花园饭店”里。院内，满是藤萝，还有漂亮的长廊和一扇蛮有庭院色彩的圆洞石门。
　　解放后，国家成立了中央电影局和电影艺术委员会。这个艺术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国电影出版社，著名的电影月刊《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编辑部，就设在这个宅院里。它成了很多知名影人聚集和居住的地方，里面还设有一个电影放映厅。文革前，那里每天都放几部片子。我的外公和外婆也住在园内的一个二层洋房里。
　　文革后，舍饭寺胡同听起来有些陈旧，又改名为民丰胡同，直到上个世纪末建西单商场的时候，被推土机碾为灰烬。现在，像《天堂电影院》里的那个小城影院，它只是老影人脑海里的一个幻影。
　　我家里，兄弟俩，我是最小的。哥哥从小就是个孤言寡语的人，一心闷头搞学问。相对来说，我是个外向性格的孩子。母亲说，这都是因为小时候带我的那个“苏州阿姨”——一个嗓门大、爱叨唠和喜欢昏睡的长舌妇。哥哥的阿姨，是个闷声和贤朴的北方老太太。父亲说，在我会说话之前，已经看过上百部电影。因为阿姨懒、好睡，每天都偷偷地带我到放映厅去，自己在黑乎乎的屋子里酣睡，由得我，在银幕前自生自灭。父亲还说，也正是因为这个“苏州阿姨”，我眼睛从小就不好，怀疑是看电影给看坏了，怕是得了近视眼。

　　五岁那年，爸爸、妈妈听说北京儿童医院发明了一种用远视镜校正近视眼的临床治疗方式，送我去了医院。医生说，第一次戴远视镜，景物会是模糊不清的。但我说，我看得很清晰。那个女大夫断定，我一定是瞎说。可是，我坚持说看得清楚。后来，我才在无意中被确诊为先天远视眼。那时，中国孩子患这种远视眼的不多，我是家里近代史上的一个先例。
　　我从小就爱看傅雷翻译的法国小说和苏联列宾的画册，这些都是从中央美院附中图书馆偷着拿出来看的。也就是从这些在酷暑的高中假期和深夜打着手电筒在被窝筒悄悄阅读的书籍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是美和我幻想中的那种崇高的爱情。
　　那时候，我还没有料到，老天爷给我在太平洋的彼岸安排了另一种人生生活，而我真正人生和爱情生活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仲夏。
　　那年，我一个人从北京跑到南加利福尼亚，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那年，我正是十八岁。
　　出国前，除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混乱，没有尝试过什么叫幸福和恋爱。
　　和其他十八九岁的美国男孩儿一样，我在大学课堂上常常幻想。那时候，我们在脑海里总是问自己一些赋有哲理的问题：我是谁？为什么生？人生目的是什么？还有的就是：女生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现在想想，好像是太荒唐和幼稚了。可是，那时候我们都又是那么的认真和严肃。

　　南加州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也有人称它为“贵族学校”。在上电影入门课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从纽约来的年轻犹太帅哥，一头蓬蓬卷卷的黑头发，总是穿着双黑色的皮靴。那年秋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偶尔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他准备过几天就退学，回纽约了。我好奇地问：那是为什么？他很严肃地回答说：我是学哲学的，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已经悟出了生活的意义，所以，没有必要再学下去了。

　　那时，我几乎愣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只不过是只笨鸟罢了。
　　谈起爱情，我这个人有点怪，想的太多，追求的太完美。有一位美国女士曾对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真正想寻找的，并不一定是肉体或性方面的某种满足，更恰当地说，可能是一种心态和心理上的深层感情沟通和理解。
　　最近，在广播媒体、网上和家庭生活里，我常常听人们谈起爱情问题。谈到爱情，男人和女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各持己见、各说不一，仿佛像是从火星来的战神和金星来的维纳斯。这使我联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爱情和恋爱生活，回想起自己在爱情道路上的幸福和坎坷，同时，回忆起在这个人生征程上所遇到的恋人和难忘的往事。
　　说到恋爱，一个人怎么意思到自己第一次真正地“爱”上了另一个人？
　　我所说的，不是一个过程，而是那自我悟知的一霎那。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种男女之间的像火焰一样的痴爱，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爱情，它是一种稀奇和奇特的非物质财富。这种情缘往往是太虚、太渺茫。如果一个人真想尝到这种滋味，要有足够的运气。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体验到这种神秘滋味的，因为它需要追求和勇气。一旦我们的痴爱和热恋成了泡影，这个滋味也会随之变得酸辛和苦辣。如果感情是赤诚的，爱心是炽烈的，即便有一天，我们的感情终于破裂，恋人离弃而奔了，那种记忆里的炽热和酷爱，会像一个隐讳的幽灵，悄悄地潜伏在我们心灵深处，陪伴着我们，直到永远永远。

　　可是，对很多人而言，谈恋爱的目的，是为了搞对象和弥补个人精神生活上的空虚。还有的，是在自己生物钟、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下去搞的，目的是为了婚姻；而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生儿育女。所以，在很多夫妻的生活里，缺乏一种爱情味精。婚姻成了过日子，一辈子，为自己的儿女奔波，爱情上，过的却是同床异梦的生活。有一天，孩子长大，远走高飞了，俩人成了空巢夫妇，坐在一个空空的房子里，第一次彼此相互望着，愣愣地看着对面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那一刻，虽然身体在一起，但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上，却早已多年前相互离弃，只是在形式上，还维持了一个家庭结构、承担了一份责任和维护了社会面子。

　　其实，婚姻可以破裂，人可以离合。与婚姻相反，爱情是不点击此处继续阅读》》》
　　日期：2013-04-11 19:05:34

　　[第一章] 莎娜，我的启蒙老师 （一）
　　一九八一年八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出远门，而且一去就是美国。
　　航空公司是中国民航，我坐在倒数第二排。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没有见过任何市面，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别在飞机上吐了，在人家面前丢人现眼。
　　一路上还好，只是当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上空盘旋，开始下降的时候，飞机颠颠荡荡，我实在忍不住，还是吐了。幸好，都吐到了卫生袋里。
　　下了飞机，乘计程车直奔学校——南加州大学电影系。开车的是个憨厚的中年黑人，说话还带着很重的中非口音。下了车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提包在付车费的时候，一疏忽，落在后座上了，我的护照和钱包都在里面。

　　我报了警。
　　正当我着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那个黑人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从驾座上跳起来，歇斯底里地喊，说我忘了拿自己的包，让他一通好找。可是，他拒绝收取一分钱，又气呼呼地飞快驶去了。
　　八一年，是里根总统执政的年代，也是二战后美国最后的一个鼎盛时期。那时，美国刚从卡特时期的经济危机和伊朗德黑兰使馆人质问题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三月里，一名叫约翰?欣克利的年轻男士企图暗杀总统，以此表达自己对年轻好莱坞性感女星朱迪?福斯特的青睐。不幸，30日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门前遇刺。可是，这个好莱坞影片里的倔强牛仔神奇地从手术台上死里逃生。里根，像个“不倒翁”——他的形象，成了美国英雄本色的代言。他的身影，使美国人重新找回了自己失去的自信。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

　　那时的南加大电影系，设在一个二战时期的木板结构平房院落里，布局酷似一个北京的宅院，周围布满了藤萝和绿油油的热带植物。木地板下面是空的，走起路来，轰轰地颤抖，整个屋子都可以听到嗡嗡的回音，像是在一列火车上似的。我有时幽默地称它为“列车皮里的电影学校”。
　　这个“梦工厂”门口，有一个由某匿名人撰写的标语。上面写着：“现实在这里结束”。无论学校多少次把它刷掉，在夜幕里，总会神秘地再次出现，黎明后，呈现在世人眼前。这件事，成了学校的一个传奇故事。

　　乔治?卢卡斯，是我们的老校友。他的影片《星球大战》，不仅给他和夫人玛莎带来了好莱坞和世界影坛的称赞，还给南加大电影系带来了荣耀和国际公认。
　　两年前，女歌星邓丽君在南加大进修英语。据说，她本想进修后留校学习电影，后来，还是决定搞自己的演唱会巡演了。遗憾，我没能和这位当时风靡大陆的台湾女歌手结成同班校友。　
　　刚到校不久，我就被安排住宿在离电影学院只有一个绿色草坪之隔的学生宿舍楼里。那是个雪白色的小楼，叫克里基幽尼。它是一个女生宿舍楼，只有右面的第一层，留给了第一年级的男生。我宿舍的同屋，是一个从德国莫尼黑美军兵营来的高个子美籍男生，叫安德鲁斯。我们的爱称却是同名，都叫安迪。
　　我们的宿舍里， 挂满了当时风靡西方世界的英美艺坛年轻偶像女星海报。出国前，哥哥送给了我一张英国女歌手金怀德（Kim Wilde）巴黎个人演唱会的海报。那是一张法文版金怀德头像的黑白照，额头上覆盖着简洁和厚实的金黄色头发，左侧的上臂撑着自己的半个脸，深思的浅色眼睛望着镜头外，性感和富有个性的脸庞上，却没有一丝微笑。她的流行歌曲《美国孩子》，在美国和欧洲的音乐舞台上及无线电广播里红得发紫。那时，美国男孩儿们最崇拜的性感女郎大都来自美丽的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名模克莉丝蒂?布林克利和卡丽?奥蒂斯，还有性感女影星宝黛丽。金怀德和克莉丝蒂的海报贴满了我床头侧面的半壁墙。

　　我们的楼顶上设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一到太阳天，金发碧眼的女生就成三结四地云集在游泳池边，穿着粉色或白色的分体式巴西超短泳装，在那里聊天，放音乐和晒太阳。这些女孩子一般都是贵族家的千金小姐，穿的都是比弗利山庄名牌店的法国或意大利款式，开的大部分是敞篷宝马325系列跑车。对男生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天堂宝地。　
　　在美国，对有车族来说，一部汽车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在美国的文化里，汽车代表着个性、自由和美国精神。
　　我第一部汽车，是一辆二手的奥迪福克斯，原车主是位美国中年女子。售车广告是我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栏里发现的。车身呈褐色的，看上去一股的老成气。买了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喷成鲜红色，锃亮的漆在加利福尼亚强筋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像部新车似的。
　　我购置的第一台电影摄影机，是贝尔(Bell & Howell) 公司生产的1237型超8毫米携带式有声摄影机，用的是柯达Kodachrome 和Ektachrome 反转片，配有自动变焦镜头 和一个30度直角的麦克风话筒。这是我从罗马来的一位满头卷发，戴着细金丝边近视镜的大班留学生手里买的二手货。那个年月，这个贝尔摄影机和索尼Walkman袖珍录音机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工具。
　　我认识的第一个女生，是满头金发、有着健美身段的安德森小姐。她的父亲是一位南加大著名的商务系教授。她说，她的家族有非常纯正的瑞典血统，而她是家里的第三代。是安德森小姐，第一次带我去设立在玫瑰园南端的著名古罗马式洛杉矶露天体育场，观看南加州大学校队的西海岸橄榄球大赛。好莱坞西部片巨星约翰?韦恩，也曾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校队里踢过球。同样，是安德森小姐，第一次邀我去她的宿舍，介绍我英国“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出国的前一年，我在《美国之音》的英语短波广播里，得知“披头士”领衔主唱约翰?列侬不幸在纽约遇刺，但是，此前从未听过他的曲子。在某种意义上，安德森小姐，也是我美国的第一个女友。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校长罗斯先生。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曾遗憾地说，上大学时，他报考过南加大电影系，却没被录取。罗斯校长幽默地回答道：史蒂文，这该怪你。如果事先告诉我们你将来会成为《大白鲨》和《外星人》的导演，就不成问题啦。正巧，在我来美国的前两年，罗斯校长访问了中国，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过讲座。学院把他的讲座印成了一个中文册子，赠给了他留念，这使他非常开心。我是这个世界著名南加大电影系的第一个大陆学生，罗斯校长慷慨地给了我人生中第一个职位——在校长办公室里，作为他的个人助理。

　　在大学时期，这个性格开朗，开着一辆日本敞篷赛车的苏格兰裔罗斯校长不仅成了我的导师，同时，也成了我的美国父亲。每逢过年过节，总是邀我到他家在帕萨迪纳的花园别墅作客，和其他电影系的老师们共庆佳节。

　　但是，我的爱情启蒙老师是莎娜——一个二十六岁的金发美国姑娘。
　　莎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首先，她是个美貌出众的业余模特。在街上，常常有人盯着她看。男人的贪婪眼光使她反感，好像他们的眼光在窥探自己裸露的身体。
　　对莎娜而言，那时，我只不过是个孩子。
　　日期：2013-04-11 21:24:08
　　在国内，大家常说，美国人是吃牛肉长大的。到了美国，你才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八十年代初，正是施瓦辛格健身热的时代。和华人相比，美国男人的却是膀大腰圆，一个个长得像牛仔，特别是那些穿着讲究的年轻男士。为了和这些白人孩子抗衡，我也加入了一个洛杉矶海边的白人西区健身房。
　　也就是在那个健身房的游泳池边，我第一次认识了莎娜。
　　那天，是南加州的初秋。与其它地方相反，一入九月，洛杉矶地区进入了“印第安暑期”，气候开始一天天干热起来。热热的海风和足足的太阳把山坡上的草晒得个干黄，就连街旁光秃秃的高耸棕榈树，也晒得低了头。
　　健身房里挤得满满的，人气十足。
　　男生在练哑铃和举重。女生穿着澳洲歌星奥莉维亚?纽顿强的健身衣，在疯狂的摇滚乐陪伴下，跳着健身操。
　　我独自在跑步机上小跑了二十分钟后，换上了游泳裤，向走廊尽头的游泳馆走去。
　　上个学期，在自选科目里，我曾选修了一门救生员培训课。结业时，我还领到了一张救生员执照。作救生员，是个好差事。你不仅可以整天泡在游泳池旁边晒太阳，欣赏皮肤晒得黑黝黝的金发女郎，而且还可以得到些外快。

　　在大学校园的西北角，有个五十米长的奥林匹克游泳池和二十米宽的跳水池。一九八四年夏季奥林匹克的跳水和游泳比赛，就是在那里举行的。
　　有个叫托比的美国男孩，他是那里的一个救生员。每天下午，他总是戴着墨镜，身着一件雪白的衬衫，半缅着袖口，高高地坐在救生员瞭望椅上，好个潇洒。
　　那儿的水，清澈和碧蓝。没事儿的时候，我常到那里坐坐，和托比抽根儿烟，聊聊女孩子。
　　在那里，我最喜欢看的，是女生水球队的训练。在水球队里，大部分是有德国和北欧血统的女生，辔着一头的金发，肩膀宽宽的，睫毛长长的，眼睛是不同色调的蓝——从淡淡的浅灰直到碧色的海兰。
　　她们的体态是那么无忧无虑，好动，甚至有些滑稽。水花在她们的身上，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她们跳入水中，游起泳来，像小海狮那样的熟练和自如。有的可以潜在水下，游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更像美人鱼。
　　“为什么水球队里有这么多黄头发的姑娘？”我问托比。
　　“因为她们的体质好。”托比懒洋洋地回答说。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是有游泳天赋的。要游得快，人的身体要有浮力，骨头要轻，双臂和小腿要有好的爆发力。黑人的体型，据托比说，是不适合游泳运动的，因为皮肤黑的人，骨架子重，不容易浮水。
　　日期：2013-04-11 21:28:09

　　那天，当我踏进健身房游泳馆的时候，我已不是个游泳新手。可是，四年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才是在母亲的辅导下，第一次在八一湖学习换气。出国前，我只会蛙泳和“狗刨”。
　　“一，二，三，抬头。睁眼。”
　　“出手，画圈，回手，抬头，睁眼，换气……”
　　小时候，家境不好。我没有记得穿过多少像样的衣服。但是，母亲说，虽然我们穿的一般，但是，家里的伙食比别家的好。
　　闷热的夏天里，爸爸、妈妈和哥哥，我们骑着自行车，从甘家口到玉渊潭。我还记得，八一湖岸上长长的柳絮在微风里荡漾，低空中飞着密密麻麻的蜻蜓。我们在混浊和布满水草的湖里游泳，嬉戏。

　　每年，那里的水草会缠住一些游泳人的小腿，把人淹死。父亲、母亲和哥哥的水性好，他们可以游到对岸。我从来也没有游过去。我瘦小体弱，总是挎着个用解放卡车轮胎内芯做的救生圈。一夏天里，我们晒得黑黑的，游完泳后，坐在岸上的树阴下吃“野餐”：茶鸡蛋，果子面包和香肠。
　　到了美国，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救生员，大腿变得粗粗的，胳膊挽起来时会露出一块硬硬的肌肉。
　　我的步伐轻快，好像脚底有风，感觉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是一种我从未感觉过的东西——自信。可能，加利福尼亚赋有了我这个中国孩子一种新鲜的自由感，像是一支刚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麻雀，徜徉腾空。
　　我在尝试我人生的美国梦想！
　　步入游泳馆的那一刻，我的眼睛突然像是长了个自动变焦镜头，从大远景变到了特写，定焦在莎娜的身上。她身着一件一体的乳白色紧身衣，皮肤是如此的白，有点半透明，好像可以从表皮上看透下面的血色，有点发粉。她的腿又细又长，金沙色的黄发被卷了起来，在头上扎了个结，可是还有几根攒了水的发丝覆盖了她的脸颊。
　　从远看去，莎娜在众人面前似乎有点拘束和害羞，扶着游泳池旁的梯杆，用一个大的白浴巾遮住了她的腿，像个东南亚女人的长裙。
　　几秒钟过去后，游泳馆里荡漾的回音使我又回到了现实。
　　那里的水，没有大学的清澈。在阳光的反射下，水面上浮着一层蒸汽。整个泳池又沉入了宁静，只是在进右侧的一个泳道里有一个退役老人将头侵在水里，慢慢地游着蛙泳。
　　左侧，有一个大的按摩浴缸，咕嘟咕嘟地滚着热水泡，里面坐满了些毛烘烘的中年白人男士。我发现，他们的目光也一丝不苟地盯着那个水边的女子。
　　莎娜的头微微地侧过来，像一只谨慎的白猫，用自己眼角的余光窥探了一下周边的环境。
　　我想，莎娜几经对周边中年男士的贪婪目光有了警觉。
　　她装着用自己身上的白毛巾擦去脚腕子上的滴水，然后，静悄悄地向泳池的另一端走去。
　　她踮着脚尖，脚后跟旋在半空，步子是那样的飘飘然，屁股有点左右摆动，像是个油画中希腊神话的仙女。
　　突然间，一声赋有狼性的男人尖叫声打破了暂时的宁静，随后，是一片哗然。
　　咕嘟浴缸里的男人们嘻嘻地开着玩笑。
　　莎娜顿时惊吓住了。她加快了脚步，跑到了对岸。

　　下意识里，我觉察到了她的惊恐。
　　在不知所措时，我手忙脚乱地戴上了Speedo泳镜，一头跳入水里。
　　一霎那，水里的寒气刺骨的凉。
　　我感觉头发根儿上都凉，像是长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学着学校女生水球队员的模样，潜水游向了莎娜，想逞逞能，一气游到对岸。浮出水面时，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莎娜的脸和她大大有神的眼睛，浅绿色的，接近暗蓝，有时可以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