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腐败是个马蜂窝，事不关己，有些人宁愿绕它三尺，避之而过，深怕因此而为自己招惹上麻烦。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么，让我们通过历史的这面风月宝鉴，看看北宋末年，帝国是怎样因为政治昏暗，君臣腐败而走上亡国之路的。
　　对于大多数草根来说，个人只是屌丝一枚。对于现实和腐败，大都只是无可奈何，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对于社会历史的滚滚洪流，也只能随浪浮沉，挣脱不了它的激流旋涡。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似乎与自己是风马牛不相及。崇宁三年，发生在朝堂之上的一些事情，许多人是一无所知，一些人更是漠不关心。但是，在经历了靖康之祸以后，不知道时人是否还会再有这样的想法？
　　本帖只谈历史，通过史实，让历史叙说大宋帝国的这艘航船，是怎样走向沉没的。
　　什么？字数不够？

　　看来腐败是个马蜂窝，事不关己，有些人宁愿绕它三尺，避之而过，深怕因此而为自己招惹上麻烦。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么，让我们通过历史的这面风月宝鉴，看看北宋末年，帝国是怎样因为政治昏暗，君臣腐败而走上亡国之路的。
　　对于大多数草根来说，个人只是屌丝一枚。对于现实和腐败，大都只是无可奈何，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对于社会历史的滚滚洪流，也只能随浪浮沉，挣脱不了它的激流旋涡。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似乎与自己是风马牛不相及。崇宁三年，发生在朝堂之上的一些事情，许多人是一无所知，一些人更是漠不关心。但是，在经历了靖康之祸以后，不知道时人是否还会再有这样的想法？
　　本帖只谈历史，通过史实，让历史叙说大宋帝国的这艘航船，是怎样走向沉没的。

　　看来腐败是个马蜂窝，事不关己，有些人宁愿绕它三尺，避之而过，深怕因此而为自己招惹上麻烦。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么，让我们通过历史的这面风月宝鉴，看看北宋末年，帝国是怎样因为政治昏暗，君臣腐败而走上亡国之路的。
　　对于大多数草根来说，个人只是屌丝一枚。对于现实和腐败，大都只是无可奈何，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对于社会历史的滚滚洪流，也只能随浪浮沉，挣脱不了它的激流旋涡。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似乎与自己是风马牛不相及。崇宁三年，发生在朝堂之上的一些事情，许多人是一无所知，一些人更是漠不关心。但是，在经历了靖康之祸以后，不知道时人是否还会再有这样的想法？
　　本帖只谈历史，通过史实，让历史叙说大宋帝国的这艘航船，是怎样走向沉没的。
　　日期：2013-05-19 19:35:30
　　一、崇宁画学

　　大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这一年六月壬子（六月十一日）， 宋徽宗赵佶下诏在国子监增设书画科，史称“崇宁画学”。
　　这一年，离宋徽宗赵佶在东京大内福宁殿，大行皇帝灵前即皇帝位，已经过去了四年。
　　这一年，离执意扶持端王赵佶登上皇帝位，并且“扶上马，送一程”，一度还“垂帘听政”的向太后崩，也已经过去了三年。
　　对于天下的“画画儿”来说，宋徽宗下诏在国子监增设书画科，无疑是从天而降的利好。因为，国子监增设书画科，无疑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晋身龙门。天下的“画画儿”，只要能跃过龙门，跻身进入国子监，从今以后便可以一心向学，无需再为生活问题而担忧。国子监的学生，不但可以得到众多名家的指点，更重要的是，国子监的后面，连接着的是一条通往仕途，可以穿腓衣，腰佩鱼，成为人上之人的金光大道。

　　在这之前，研习书画的“画画儿”地位，还是比较卑微的。士农工商，画画儿的地位，应该属于工商阶级的行列。虽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优秀人才，凭借自己的出色才华，也会得到朝廷奖授的品秩。但是他们的地位，依然还是属于为朝廷服务，隶属于工匠役夫的行列。
　　“崇宁画学”在中国书画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徽宗一朝，书画人才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可以说，国子监增设书画科，对于书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宋徽宗爱屋及乌，将这些“事唯小道，各擅专门”的学科，塞进国家的官学，并且“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对于天下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无疑是一种挑战，对于他们的利益，也是一种公开的虢夺。这样的举措，按照以往的经验，一般它的出现，总会引起人们的议论，甚至不乏会有反对的声音。然而，世事无绝对，这一次，过去的经验失效了。

　　让人十分狐疑的是，帝国的文官集团，对这件事情的缄默。尤其是御史台，这本是个“无风三尺浪”，一向以言事说事为自己职责，严于律人问责的部门。对于宋徽宗在国政中夹带私意，动了他们的“奶酪”，竟然也视若无睹，“是可忍，孰不可忍”？
　　仅管在中国书画史上，“崇宁画学”盛誉显著，时常为人所称道。然而在北宋年间的朝政变迁中，显然是那么的普通，普通得就象它在历史的风云中，让大多数人，哪怕是许多专攻历史的人，也会对它一略而过。可是，就是这样一件极其普通，让很多人一略而过的事件，如果细细加以体味，却可以发现在其背后，其实是大有深意。普通的事件一点儿也不普通。
　　崇宁三年，透过“崇宁画学”，拂开历史的重重尘埃，能够让人窥探得到的，有帝国政治极其私密的，不可为外人道的内涵：
　　其一，宋徽宗赵佶已经毫无疑问地，是大宋帝国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用了四年多点的时间，年轻的宋徽宗，已经轻松地掌控了整个帝国。帝国的国政，已经是“悉出圣裁”。
　　其二，大宋帝国的朝政，已经鲜明地烙上了徽宗个人的印记。宋徽宗赵佶那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思想，帝国的内部，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掣肘。
　　其三，大宋帝国的航船，已经开始偏离航向。

　　……
　　日期：2013-05-20 17:26:22
　　（更新）
　　提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国人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深恶痛绝，认为中国近现代的积弱积贫，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源于科举制度的毒害。
　　说到学校的教学，国人又几乎是一致肯定地，认为它对提高国民的素质，增强国家的竞争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实在封建时代，学校教学的兴起，是为科举制度的服务而设立。“立德、立言、立身”，儒家教书育人的这一套，修身齐家，以继圣人绝学自许，以成百姓父母为目标，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科举制度而打造。科举是纲，学校是目。

　　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实施，最早是在隋朝的文帝时期。隋文帝杨坚，可是个“雄猜之主”，不但把动乱了数百年的南北朝，归为一统，而且也是推陈出新地，开创了科举取仕的选人用人制度。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如果隋文帝能假以时日，网罗天下的优秀人才，不断充实到管理国家的队伍中，那么他的“开皇盛世”，或许还可以有更加灿烂的辉煌。可惜的是，他的儿子杨广太过贪玩，不但玩儿完了他的身家性命，也把隋朝的大好河山，以及自己的大好头颅，统统地都给玩儿完了。

　　不世出的玩主隋炀帝，对科举制度其实也有着贡献。大业年间，隋炀帝设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这样，以进士及第进受爵禄的科举制度，才成为天下读书人入仕晋身的龙门。
　　接替隋朝大好河山的，是李唐的李渊父子。李渊父子目光如炬，慧眼识珠，不但知道隋朝杨家的江山美女是个好玩意，也知道隋文帝开创的科举，择才用人是个好创意。唐高祖李渊一进长安，武德四年（621年）便开始开科取士，并且定下了每年开考科举的制度。武德四年四月一日，唐高祖李渊下诏：天下各州的学士，以及秀才、俊士、进士等明于事理，为乡里所称道者，通过各县的考试，州里复试，其中的合格者于每年的十月，汇集长安参加贡考。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深知人才对国家管理，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因而对科举十分的重视。贞观初年，唐太宗亲自到端午门去观察，见到新进士在榜下鱼贯而行，不由得喜心翻倒，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唐太宗加大对进士的录取人数。对人才的选拔录用，坚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摈弃了门第等级的观念。由于唐太宗的重视，科举入仕因此成为了超越门荫、流外，最受大家推崇的入仕途径，“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许多出身寒门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的示范引导作用，吸引了广大的士人一心向往科名，即使老死科场也心无所恨，“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李唐王朝对科举的重视，除了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父子，还有武则天和唐玄宗。武则天曾一连几天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举者，还曾令吏部将复试者的姓名糊住进行暗考，开创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唐玄宗时，进士科转为兼考诗赋，进士科也成为唐朝最重要的考试科目，诗赋则成为了最主要的考试内容。
　　日期：2013-05-20 21:05:48
　　（更新）
　　有了李唐王朝的长期实践，作为后来者的赵宋官家，对于科举制度的利弊得失，自然就看得更加的清楚。宋代在沿袭唐制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作出了改革。宋代的科举，仅管与唐代一样也设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但是相比之下，宋代的常科科目已大大减少，进士一科则更加受到重视，后来成为了官至将相的必经之路。“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宋代将科举考试，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代初期，科举考试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是一年两年不定，宋英宗治平三年（1061年），正式确立为三年一考。每年秋天，先由各州进行取解试；第二年春天，合格者汇集京师，由礼部进行省试；省试合格者，接着于当年进行殿试。
　　与唐代不一样的是，宋朝殿试以后，及第者不须再经吏部考试，便可以直接授官。唐代考生尽管金榜题名，出仕为官还要再经吏部试选，需要有名人的推荐，因而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宋朝自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实行殿试以后，下令考试及第之后，学生不准对考官称呼师门，或者自称门生，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为了天子门生。
　　宋朝殿试以后，分为三甲放榜，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在录取的人数上，宋朝的名额则成倍地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最多也不过二、三十人。宋代每次科考，录取的人数少则二、三百人，时常达五、六百人，至徽宗时达到了七、八百人。同时，宋朝的授官，也比唐代显得优越。唐代科举及第，只是授予从九品的小官，而宋代所授予的，大多数是从八品或正九品的阶官。并且科举出身的官员，仕途升迁也比较迅速，国家的许多要职，必须由科举出身者担任。高科及第者，甚至可以不到十年就升任为宰执。

　　为杜绝考试的徇私舞弊，宋朝在科举中，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制度。宋太宗时，只是对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宋仁宗以后，则是对州试、省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通过笔迹、标记或者做暗号进行舞弊，于是科考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不仅无法知道考生的姓名，甚至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实施，极大地保障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改观了隋唐以来，徇私舞弊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宋朝在科举上的改革，还有锁院制的实施。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苏易简此举，得到了太宗皇帝的大为赞赏，“后遂为定制”。此后当考官一经确定，按制度便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断绝与外界的联系，以避免泄露试题与举子请托现象的发生。宋真宗时还两次下诏，重申这项制度，并将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与知贡举一例锁宿。整个考试期间，考官都得锁宿，和外界完全地隔绝，连家人也一律不得见面。

　　在大力推行制度建设的同时，宋朝对应考人员的资格，也予以大幅度地放宽。“取士不问家世”，朝廷规定，无论是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年龄大小，凡应试者，各地皆应允其应举。乃至是“工商、杂类”出身之人，也可投牒自进。对于边远地区的家境贫寒者，还予以食宿盘缠等方面的照顾。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下诏：“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义，四方之士，无远弗届”。宋太祖开宗明义，指出国家开展科举考试，广求各方人才，不管多远都要能够恩泽。对那些路途遥远，进京赴考有实际困难，或者家境贫困经济上无力承担的举人，太祖甚为怜悯，令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予以财政资助，使得许多家境贫寒，以前无法参加科举考试的平民百姓，也得以顺利走入了考场。

　　日期：2013-05-21 17:55:53
　　（更新）
　　宋朝在制度源头上的公平公正，对人才的录用唯才是举，择优录取，一大批地位低下，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因此通过科举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象吕蒙正、范仲淹，都是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奋发读书，通过科举走入仕途，成为了帝国的宰相。科举制度的平等公正，打破了过去的血缘世袭，世家大族垄断，从而吸引了天下的读书人抛弃门第、士族观念，纷纷将科举及第引以为荣。社会各个阶层的子弟，不论贵贱地位高低，都可以通过科举，走上帝国的荣耀岗位。

　　“学而优则仕”。宋朝利用科举，吸引天下优秀的人才，不但通过制度建设，创造平等公正的机会，而且还从思想意识形态上，予以大力的宣传和鼓动。这方面，就有宋真宗亲自上阵写下的《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有宋一朝，“与士大夫共天下”，对士大夫的待遇十分优厚。宋代士大夫政治地位高。开国之初，宋太祖就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并在太庙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太祖立下的“祖宗家法”，成为宋朝立国的基本路线，开国一百多年，没有诛杀过大臣。大臣言事不合，甚至对皇帝的旨意有所拂逆，也不加以贬谪，“未尝深罪言者”。因而臣子敢于直言上谏，甚至还会与皇帝据理力争，“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士大夫与天子面争是非曲直，自觉把天下安危，当成自己的职责。

　　“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宋朝对士大夫礼遇有加，政治地位的空前提高，使得士大夫上到国家社稷的安危，下到生民百姓的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人翁意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这些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帝国管理的队伍中，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以建功立业、经世济时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士大夫，逐渐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展现出其独特的精神面貌。这其间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足以彪柄历史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也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

　　宋代士大夫是封建历史上，最有风骨气节的一代知识分子。诚如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说：“（宋）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宋代士大夫追求“有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即使是出仕为官，也以名誉气节为重，不会为了仕途升迁，就偏曲了心中之道。当时士大夫对荣辱得失，相对看得比较淡漠，“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而名义是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这种把世人名节的评价，视作高过爵禄，甚至是超越生命的价值标准，构建起了宋代士大夫名节的风格面貌。

　　日期：2013-05-21 20:36:21
　　（更新）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兴起，国子监这个中央官学，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逐渐成为向帝国输送科举人才，协助国家科举考试的重要机构。国子监不但承担对后备人才的培育，还承担国家教育的管理，知识分子思想、道德操守的规范。
　　隋唐时期的国子监，都是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丞、主簿等行政长官，还有博士、助教等学科的教官，负责学生在国子监的学习。国子监的学生，隋唐时期皆为贵族子弟，隋朝的学额为140人，唐初为300人。隋唐的国子监下设六学，其中的国子学与太学，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
　　宋朝沿袭唐制，国子监分设西京国子监、东京国子监，并增辖武学，有祭酒、司业、丞、主簿等行政长官，博士、学正、学录等学官。宋朝国子监还设有书库，同时刻印经史书籍，以供朝廷的赏赐、索取以及本监内部的需要。
　　宋初国子监的学生名额很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范仲淹庆历兴学，在东京锡钦院兴办太学，扩大了学校的教育规模，并将招生的范围，扩大到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继而推广到平民子弟。宋仁宗庆历时，国子监招收的学生为300人，到宋神宗时，扩建太学，推行三舍法，学生的名额增加到了2400人。
　　庆历兴学以后，随着太学的兴起，国子监的教学职能逐渐被太学所取代，成为了“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之政令”的教育行政机构。其中的太学，承载起了国学教学的职能，成为了为帝国培养科举人才的重要官学。
　　宋朝太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兼及文史、治事。“《春秋》兼《三传》、《礼记》兼《周礼》、《仪礼》，并为大经，各限二年讲毕。《毛诗》 为中经，限一年半。《周易》、《尚书》为小经，限一年。三人掌教授诸生，以诗赋、文论、经史之大义及时务策……仍兼习《孝经》、《论语》，听读罢，则课习文史……”从苏颂的奏文中，可以看出太学教学最为重视的是“九经”，学习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

　　宋朝的进士科，《宋史 选举志》对它的考试内容有详细的记载：“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同样需要对儒家经学熟读和理解。

　　可以说，无论是科举还是国子监、太学，儒家经学和思想，已经成为了宋代士大夫的旗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读书、为官的最高准则。崇宁三年，徽宗将书画科夹带进国子监，对于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乃至是群体利益，都不言而喻，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日期：2013-05-22 17:56:05
　　（更新）
　　公正客观地讲，徽宗倡导的“崇宁画学”，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对于提高书画艺术水平，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个人的艺术修养，无疑是大有脾益。况且，它对国家的具体事务，也曾作出过不小的贡献。
　　宣和元年（1119年），朝廷通过“海上之盟”，与金人定下了夹攻辽国收复燕京的宏图大计。时陈尧臣为国子监的画学正，有人推荐他“善丹青，精人伦”，于是朝廷派他为使臣出使辽国。陈尧臣挟带画学的学生二名，一同前往辽国，将辽国的山川形势地理险易，一一编绘成图。为宋军展开军事行动，提前获取了具体形象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可谓是为国家立下了一功。

　　但是，不管“崇宁画学”有多少优点，对于宋代士大夫们来说，这种文人墨客用来休闲娱乐的奇伎淫巧，和成王成圣的儒家学说，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两者之间的差距，自然不可以道里计。在宋代士大夫们看来，书画这样的雕虫小技，只是胥吏们用来谋生糊口的手艺而已，怎么可以成为入仕为官的资本？
　　自宋朝以后，帝国的官僚队伍，已经分化为两个阶级。一类是官，一般为科举出身，是由朝廷任命的真正的“朝廷命官”；一类是吏，大都是基层的办事人员，是由长官任用不入流的“工作人员”。“官”的强项是儒家经典，经史辞章，一般都有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吏”的强项是技术专长，财税司法管理，贯彻执行官家的各项政策。“官”的学问虽好，但他们的执政能力，却要通过“吏”这样的专门人才，才能得以具体的体现。

　　“吏则土著世守”。吏一般是土生土长，熟悉当地的风俗人情，由世袭而来。官基本上是朝廷任命，几乎都是空降直达。这是一块牌子，两套班子，共同运行的一个官僚系统。然而，官员胥吏，两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却是有着天壤之别，“一为胥吏而卑贱，一为士大夫而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