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梦想跳“农门”
　　没想过自己会“干”法律这一行业，更别说公司法务。加入到这一行业，纯属偶然。
　　记得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的与法律有关的事件是“公判大会”,在我就读学校所在城市的体育场举行。当时我在上高中（具体高几已记不清了），由学校统一组织我们参加。政府可能希望用真实案例给我们学生上一次“普法警示”教育课，教育我们要做守法公民，但这并没有引起我对法律的兴趣。因涉嫌侵犯人权，“公判大会”已被禁止举行，现在的学生恐怕只能在历史教课书或历史照片中才能见到。

　　我是农民的儿子，家住国家级贫困县，从小就梦想能跳出“农门”，远离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至于将来要具体从事什么行业，并没有细想。当时认为参加高考、考上大学是我实现梦想、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十分珍惜上学机会，且也特别的认真、用功。在经历了高中三年的日夜苦读后，我参加了1995年7月的高考。当年高考是在考试成绩、分数线公布前要先行填自愿（表），不像现在高考生这么幸运，在高考成绩、分数线公布后才填自愿（表）。为了相对的填好自愿（表），当年我们需要先估算自己的高考分数。那时的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大家只能依靠学校从专门机构订购的高考试题解析书来估算成绩。记得最不好估算分数的是主观题，尤其是作文。我当年出于审慎考虑没有估算作文分数，以至于将估算的高考分数（具体是多少已记不清了）告诉班主任江老师和同学们时，他们均不相信我这个班里的第四名、学校文科生的前几名的高考分数达不到上一年高考的文科专科分数线。

　　其实，我是坚信自己能够考上二本学校的，所以在填自愿（表）时将重点放在了二本学校的选择上。当时，选择学校时考虑了三个因素：
　　一是学校未“并轨”，保证毕业后国家给我分配工作，不要落个毕业即失业，使跳出“农门”的梦想落空。所谓“并轨”，是指对当时实施的多种招生计划、多种招生形式、多种招生收费标准、多种录取控制分数线实行并轨，执行一种计划，一个收费标准，一个控制分数线。现在虽不讲“并轨”，但实际上延续的是原来的“并轨”政策。
　　二是学杂费低，父母能负担起，不要让他们已吃紧的“财务”再“雪上加霜”，否则，父母可能会有心而无力支持我继续求学。其实，并轨意味着高学费，我当年的学费是700元，到1997年母校最后一批并轨时，学费已是7000元，涨了10倍。现在想想，所幸自己早来人世两年，不然，高昂学费可能会将我挡在大学校门之外，我为梦想而战将会半路夭折。
　　三是非师范类，因为我自认为不适合当老师。
　　记得我二本第一志愿选的是“长春税务学院”，第二志愿选的“西北政法学院”，第三志愿选的是哪所学校已记不清了。我的数学老师、时任校团委书记的胡老师在指导我填正式自愿（表）时，认为长春税务学院才从专科升格为本科，学校知名度、师资力量较弱，他建议我选西北政法学院为二本第一志愿。老师的话在学生心中是有分量、有权威的，何况那时不像现在有大学各专业就业率的统计指标，我也无法判断法律专业的好坏，想着国家给分配工作，只要能实现跳出“农门”的梦想，干啥都行。于是，我听从了胡老师的建议。后来高考成绩公布后，我的成绩是473，较当年文科一本线仅差1分，我的高考成绩是二本的最高分值，应是二本学校争先录取的对象。再后来，我顺利被母校西北政法学院录取。如果当年没有胡老师的建议，我肯定会被长春税务学院录取，说不定现在是一名税务官，但注定今生可能与法律行业无缘。人生就是这样，不经意你的轨迹将彻底改变。

　　拿到录取通知书时，脑海中的念头是，我已是一名法律专业准大学生，将来我要成为法官，要面对像“公判大会”上那样的“坏人”。对于法律及法律专业，我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把自己的这段为梦而战的经历概括为下面一句话：一心梦想跳“农门”，十年寒窗苦读书，梅花香自苦寒来，未懂法律为何物。可能不怎么押韵，望朋友们见谅。
　　日期：2013-10-11 09:13:10
　　天上也会掉馅饼
　　1995年9月4日，我开始了大学四年的学习与生活，也踏上了我为梦而战的新征程。
　　那年，母校没有组织我们大一新生军训。据说，1992年新生军训花了不少钱，让母校感受到了财务压力，所以从1993年开始就取消了新生军训，到我1999年毕业时仍没有恢复。现在已恢复，但何时恢复的，未查证。
　　记得在新生入学的第一次大会上，系里姓史的女副主任富有感染力的讲道，我们所学的法律专业的前景有多么多么的美好，大家一定要珍惜，要争做“懂法律、懂外语、懂计算机”的“三懂”综合性人才，将来到公检法、企业施展自己的才华，为母校争光。这时我才知将来可到企业单位去就业去工作，至于干什么，仍是朦朦胧胧搞不清。可能是我天生不才，母校老师们的精心培养，最终并没有把我锻造为“三懂”人才，我仅对法律知识有了一些理解与掌握，而我的英语的国家四级考试成绩是56分，没过及格线，对计算机，我则是在工作后才熟悉与掌握操作的。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我在西安没有亲戚，也没有高中同学到这里来上大学，加上父母没有多余的钱让我“消费”，因此，当别人在课余探亲访友、谈情说爱时，我只能呆在宿舍里要么睡大觉，要么啃着课本上的东西。这可能是我多记了几个法条和知识点的原因所在，让我在工作后省级分行的内部招聘笔试中能够脱颖而出。
　　时光似箭，很快进入了大四，我们即将毕业。当时法律专业就业形势虽没有现在严峻，但好到了哪里，据说我毕业那年全国有400多所大学有法律专业毕业生。后来我们班就有十来位同学不得已去了部队。和所有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我们都比较浮躁，那时国家也不允许在校生参加律师考试（司法考试前身），学校安排的课程也比较少，使我们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无事可做，只能呆在宿舍里打麻将（当时母校允许毕业生在宿舍里玩麻将的，不知道现在还允许否）。

　　当时母校就业政策是“双向选择，政府包底”，即毕业生先自己找工作找单位，对找不到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在每年4月截止期限届满后，学校将其学籍发回生源地的“大分办”（只是听说，具体名称未考证），由其所在省（市、区）给分配工作。基于此，同时考虑到父母的财力不容我“走南串北”参加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于是，我选择了由政府分配工作，回家乡到基层法庭为法治建设作贡献。我没有制作一份正式的毕业生推荐表和简历，没有参加一次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也没有向任何单位投过简历。当别人外出参加大学毕业生招聘会时，我则呆在宿舍里看书、睡觉，别人回到宿舍后，我便与他们“战斗”在麻将桌上。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至今我清楚的记得，1999年6月26日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呆在宿舍里正睡觉，有电话（当时宿舍已装校园电话）打了进来，接电话后方知是系年级办打过来的，是找我的，要我立即到年级办去一趟，但没有说是什么事。我平常是不去年级办的，年级办也从未找过我，当时在想，快要毕业离校了（学校已要求7月初离校），出啥事了，是不是不能正常毕业了。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年级办，被告知我被工行宁夏分行录用。谢天谢地，好在这不是什么坏事，但疑问又来：我从没有向工行投过简历，也没有亲戚熟人在工行，工行为什么会录用我，不会有假吧！想想学校是不会说假话的，于是就相信了。然而，疑问仍未解。为此，还打电话问家里人，是不是他们托人给办的。家里人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个疑问直到我被选聘到省级分行法律事务处工作后才得以解开：1999年5月，工总行召开专门法律事务工作会议，会上工总行时任主管副行长李礼辉要求各省级分行加强法律事务工作；会后宁夏分行认真贯彻会议精神，首先着手解决法律专业人才不足问题，当时到各大学招聘已来不及，于是直接到宁夏“大分办”从各大学发回学籍中去选人，并按照原户籍所在地和优先男性的原则，为当时四个地市分行各选了一至两名法律专业毕业生，我就这样被幸运地选上了。

　　我被工行录用引起了轰动，大家纷纷投了羡慕的眼光，因为当时银行的福利待遇好路人皆知。听说系里的那位姓史的女副主任曾以我为例告诉学弟学妹们，天上也会掉馅饼。天上会不会掉馅饼，我不知道，你要说那是掉馅饼，我也不好反驳。但我要说的是，天下没有相同的树叶，凡事发生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青年学子们切莫效仿，以免耽搁你们的大好前程。

　　日期：2013-10-13 08:25:31
　　初识庐山真面目
　　远房堂哥是当地建行的行长，他老家是我老家的邻居。每次他回老家都车来车往，好生让人羡慕。由此我对银行有了份好奇，但从没想过要探个究竟，脑海中的银行只是个能给人贷款的地方。上高中时，学校的操场旁边有一家工行，每次在操场做课间操时，就能看到对面的这家工行。当年未走进过银行，也未想过要进银行工作，现在居然被工行录用，让人觉得离奇，也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吧！

　　1999年7月上旬，带着母校的期望和同学的祝福，我踏上了去工行报到的行程。当时还专门买了个公文包，把自己“武装”了一下，一则便于携带毕业证、学位证、派遣报到证等证件，二来多少可剔除我身上的寒酸气、学生气。

　　记得在去首府银川的大巴车上，我见到了姓卜的高中同学。卜同学见我夹着个公文包，便问我要到哪里去？要干什么？我只告诉他去银川。之所以没告诉他我要去工行报到，是因为对被工行录用仍持有疑问，且担心会有变数，因而对能否顺利进工行我没有十分的把握。也许是我过于谨慎，但谨慎不是坏事，反而应成为法律人的美德和一种职业习惯。
　　当年在距银川不到一百公里的小坝“中转”了一下，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便在哥哥（他在小坝工作）的带领下，先坐大巴车来到银川，后又打的去工行，结果“的哥”错把我们拉到了工行营业部，于是又让“的哥”按门卫告诉的地址把我们拉到工行办公大楼下。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银行，办公大楼不高就十来层，装修也十分简单，没有想象的那样高大、豪华、气派。乘着电梯来到六楼人事处，一个中等个子偏胖、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的中年男同志（后来才知姓韩）接待了我们。他没有直接打发我们，就预示着工行录用我不会有假。在审核了我的证件和派遣报到证后，他告诉我们将来要把我分配到固原行，并把我带到了五楼另一个处负责人的办公室。

　　结果他是带我去面试，这是我没料到的，原以为只是来办理个报到手续，就可直接上班了。面试官是三个人，除了人事处男同志外，另外两个是这个处的正副处长，正处长中等个子偏胖，带着一幅厚近视眼镜，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副处长也是中等个子，好像当时已有点驼背。后来才知，这个处为资产风险管理处和法律事务处，两个处合署办公，正处长姓李，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是改革开放之初宁夏从外省引进的高级知识人才；副处长姓祖，分管法律事务工作。

　　因事先没有作准备，也从未参加过招聘会，对面试是比较陌生的，加上我生来比较腼腆，当时就比较紧张，毕恭毕敬地坐在门口的沙发上。
　　“学过政治经济学吗？”正处长问道。面试就这样开始了。好在问题不难，我怯怯地据实回答：“学过。”心里嘀咕着接下来的试题可能会变难。

　　接下来的几个试题仍与经济有关，没想到不怎么难，按照自己的想法一一作答，也没看出领导们是否满意。
　　结束时，正处长问人事处的男同志：“下面地市行接受没问题吧？”
　　人事处的男同志说道：“没问题。”
　　接着他们又问我：“怎么电话联系你？你家离银川远，下次面试你就不用来了。”
　　我老家没装电话，想着接电话等消息方便，就说：“我先不回固原，暂时住在小坝哥哥家，打他家电话可联系我。”并告诉了他们我哥家电话。
　　上班后回想最后这句问话，觉得自己当时没能理解透。它其实表明我面试已通过，等着电话通知正式上班吧！若当年直接回固原老家，可能无需参加第二次面试，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担心与顾虑。人在紧张时刻，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脑子往往会“短路”，分析和考虑问题难免会有疏漏。因此，提前做好准备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次面试比第一次要正式些，地点在会议室，面试官除前边三位外，还增加了人事处的一个副处长，参加面试人员有四个，三男一女，是同时参加的面试。因人多我就特别的紧张，虽回答了面试官的提问，但对于问什么、怎么答，现在已想不起来了。
　　第二次面试结束时，面试官没有说行还是不行。这使我担心起来，害怕面试通不过、工行不要我了，自己将成为无处去、无处落户的“口袋”户口。这咋办呢？遇事时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是拖人帮忙说情，于是就找转业后在银川工作的远房堂哥（系前边建行行长的哥哥）帮忙。他忙是给我帮了，但我是否因这个忙而被留下的，已难以考证。

　　7月底（好像是28日或29日），终于接到了电话通知，让我到银川办理报到手续。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于是，赶忙到银川办理了报到手续。我被分配到固原行工作。
　　苏轼在《题西林壁》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的理解，这句话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须是带着目的实践，切不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我的这段经历，只能算是初识“庐山”真面目吧！现在招聘不再只是面试，程序、内容越来越繁杂，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恐怕很难脱颖而出，青年学子们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切莫“大意失荆州”。
　　日期：2013-10-16 17:23:31
　　先接地气终获益

　　老家在农村，距固原城近六十公里。为实现“大学梦”，我在固原城上高中学习奋斗了三年。上大学后，每次寒暑假虽路过固原城，但总是匆匆而来匆匆去，未曾停留。这次因工作到固原城可算得上是“故地重游”。
　　拿着区分行的介绍函件，我马不停蹄到固原城的工行（结果就是高中学校操场对面的工行）去上班。先是见到了该行沙行长，他欢迎我加入到固原工行，在介绍了固原工行的情况后，他要求我先到网点去熟悉银行业务，具体到哪个网点让我去找人事科余科长。同时他还电话叫来办公室徐副主任，为我安排了单身宿舍。能给提供住处，不用父母给我负担房租，让我意想不到，我的好多同学可是自己租房住的。

　　对要先学业务我是有心里准备的，因为面试时领导就讲过，要做好法务工作就需要先了解、掌握银行业务，当时已料到不会让我直接做法务工作的。后来想想，这种安排是有道理的。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根植在经济基础这个土壤上，法务工作者如果没有先接接经济的“地气”，那么将很难会做好本职工作，换言之，法务工作者先接接经济的“地气”，对今后做好本职工作将有益无害。现在的一些法律专业毕业生，总是抱怨单位不让其直接做法务工作，实属不应该。

　　徐副主任把我带到办公室经办人员处，让其给我领取了保温瓶、水盆、电水壶等生活用品和宿舍门钥匙。当时在想，成为公家人就是好，给提供房子发东西，我那农民父母所需一针一线还得自己辛辛苦苦劳作挣钱去买。接着去找人事科余科长，但其到各县工行检查工作去了，十多天后才能回来。于是只能等，每天除了在单位食堂吃三顿饭，剩下的就是坐在门房里看电视，不知道要做什么。
　　十多天后的一个星期一早上，终于见到了人事科余科长。在办理了入职手续后，他带我去了固原工行营业室，把我交给了营业室张主任。我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得知，我被留在固原城而没有被再分配到县支行（新进人员往往是要再分配到县支行），得益于两个远房堂哥的帮助。前面提到的转业后在银川工作的远房堂哥，在我来固原城前给其在固原建行当行长的弟弟打了个电话，要他关照我这个远房堂弟。于是，建行的远房堂哥给其同行、也是业余时间乒乓球球友的沙行长打了个电话，告诉沙行长自己的大学生堂弟×××要到固原工行上班，到时请你把他放到固原城最艰苦的网点去锻炼。这句话所说的核心是请“放到固原城”。官场说话多是这样含蓄、艺术，若不懂得和注意这一点，是要吃大亏的。后来在第一时间获知区分行内部招聘文件和找到相关考试用书，从而有机会参加这次招聘，主要得益于被留在了固原城。

　　接到的第一项工作任务是“跑”人行办理单位客户的开户许可证换发手续。这项工作持续了有半个多月，每天穿梭在工行到人行的中山北街上，少则一次，多则五六次，认真地去完成任务。已记不清办理了多少个开户许可证的换发手续，倒是记住了任何单位未经人行许可不得在商业银行开立账户。
　　渐渐地也了解了工行的管理体制：7月份报到的区分行是一级分行，直接隶属北京的工总行，现在上班的是固原地区分行，属二级分行，隶属区分行管理，营业室只是它的一个对外网点，同时它还管理着三个县支行，县支行下面还有营业网点，整个工行自下而上由营业网点—县支行??—二级分行—一级分行—总行五个层级组成，上级行文件或指令是自上而下逐级下达，下级行请示或材料则是自下而上逐级上报。在大学课本上学过企业“总分支机构”的理论，但没想到分支机构还可以再设分支机构，真真体会到了实务中的情况远比课本内容要复杂。

　　当年8月底9月初的一天早上，张主任把我领到营业柜台一女工作人员旁边，让其教我学习柜台业务。就这样我开始了正式学徒生活，没有拜师礼仪，只有客气的感谢话。师傅每天忙忙碌碌，受理着一拨又一拨的业务，不时还不忘教我柜台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我也渐渐了解了柜台的一些基本业务知识与操作技能，如存款须先收款后记账、取款须先记账后付款。
　　当年10月国庆节一过，我又被安排到房信部门。后来听说，因房信部门缺人手，行里无法给调配，只能抓差我这个未定岗的人。在房信部门先是做贷后管理工作，后是跟着别人学个人住房信贷业务，再后来就是独立地办理个人住房信贷业务，一直持续到2011年2月11日被调到区分行做法务工作。在近一年时间里先后发放个人住房贷款860多万，每个借款人少则一两万，多则十万元，屈指一算经手的贷款笔数至少在160笔以上。在这期间，我了解与掌握了审贷、按揭、建筑面积和室内面积、预告登记等个人信贷业务基本知识。

　　这段接经济地气的工作经历终让我受益匪浅。在日后的法务工作中，凡与柜台或个人信贷业务有关的事项或咨询，由于知道其流程的来龙去脉，我处理或解答起来比较顺手。但对那些事先未接触过业务的有关事项或咨询，则先要搞清楚该业务的子丑寅卯。
　　(待续)

　　日期：2013-10-20 08:44:34
　　05、做事别问为什么
　　1999年10月，小城固原的气温凉飕飕的，再加上时不时的刮起北风，让人感觉冬天已经来临。国庆节一过，我就去房信部门上班。当时房信部门不在行里办公楼上办公，而是与一个临街的营业网点合署办公，处在小城固原的闹市区，距行里本部步行有四五分钟的路程。
　　和前两个月上班一样，那天早上也是早早去的，生怕留下个坏印象。对入职不久的年青人来说，若给人个懒散印象，“恶名”恐怕一辈子会难以抹去，对今后成长是不利的。
　　门还没开，就站着耐心地等。期间陆续来了几个人，不知是前来取钱的客户还是这里的同事（我已把自己当成这里工作人员了）。看着街上车来车往和匆匆的行人，我在想他们应该和我一样是上班族吧，为着生活生存而忙碌奔波。
　　终于有人开卷帘门了！赶紧上前去帮忙，并听到刚才那几个人称呼他倪科长（后来才知，倪科长是这里的头儿）。随倪科长进去，向他介绍我是行里安排到这儿上班的，他对我的加入表示欢迎，并简单寒暄了几句，不再说什么，坐在办公椅上好像看着书。于是，我赶紧找到笤帚、拖把、抹布和水，认真地扫地拖地搽桌子。完毕后，就傻傻地默默坐在科长办公室沙发上，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能看着对面柜台里面的同事忙着什么。

　　不一会儿，一辆车停在了网点门前。这是送库车，在行里门房闲呆看电视的那十多天，每天就见它进进出出的。我快步走了出去。从车上先下来两个“荷枪实弹”的人，一个站在车后厢门处，一个站在网点门口，待柜台里面的几个同事出去后，从车上下来的第三个人便打开车后厢门，我抢先取了两个箱子提着往网点里面走去。在营业室每天为师傅从金库往返几十米提箱子四趟，瘦弱的身体已体验到了这家伙的沉重，可刚入职不久，还得给人有个既勤快又能吃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