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里的雪域战争】之三《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序篇 南园故剑》
　　据说对于许多“官场成功男人”来讲，人生的三大乐事，莫过于“升官、发财、死老婆”，女士们肯定会愤怒地谴责这种说法的用心如何歹毒，不过那些官场得意的公仆们，大概也会弱弱地为自己辩上几句：早上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枕边人日渐老去的黄脸，岂非“是可忍孰不可忍”？况且她老占着坑儿不挪窝，其他MM还怎么追求进步啊？
　　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一个最成功的官场男人死了老婆，这件事不大不小，但却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甚至可能影响到了帝国的运行轨迹。
　　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一日，清高宗的皇后富察氏，在陪皇帝、太后东巡途中病逝于山东济南府，享年三十七岁。死后，她的尊号如同气吹似的一涨再涨，直至成为长长的“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但后人一般都称她孝贤皇后，或者孝贤纯皇后。
　　尽管皇帝还有为数众多的小老婆，但从宗法的角度来看，她们都是“妾”而非“妻”，因此这个名叫爱新觉罗.弘历的将近中年的男人——此人时年三十八岁，不过听说朝廷已经将中年人的认定标准，由以前的40岁提升到了45岁——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鳏夫。

　　两人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七月十八日成亲，等到她病逝时，富察女士已经出嫁近二十二个年头，大概已成了黄脸婆。但很显然，那位在后世以花心著称的满清皇帝并不具有现代公仆的觉悟，起码他丝毫体会不到“三大乐事”之一的妙处——恰恰相反，面对亡妻的灵柩，悲伤的乾隆写下了通篇充斥着“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世之皆虚”这样低落情绪的赋体文，并将其命名为光听名字就很哀的《述悲赋》。

　　而对于这位结发之妻的思念，让弘历终生都无法忘怀，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又陆续作了许多充满感情的悼亡诗，这些诗尽管在文学上并没有完全突破乾隆本来就不怎么高的写作水准，但其中所体现的那些深入骨髓的哀伤和悲痛，已经足够令时人和后人有所触动，因此这些作品大概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完全能——归于皇帝刻意而为的矫情造作。
　　也正因如此，后人普遍把这些感情真挚的悼亡诗，放到那位号称史上最多产诗人——据说这家伙一生竟然写了近五万首诗，超过《全唐诗》所收录诗歌的总和——无数作品中数量极小的最上乘部分，也就可以理解了。
　　直到这位“老头子”——据说这是纪晓岚对乾隆的专门称谓——行将就木，当他某次路过亡妻的陵墓时，仍然无法抑制悲痛，挥笔写下了“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的诗句，大概意思是说：老婆啊，自从你去了以后，我就了无生趣，虽然自己活了这么久，但与当年和你一起的欢乐相比，又有什么值得一提呢！
　　虽然身居正妻之位，但这位孝贤纯皇后大概并不是弘历的第一个女人，因为据史料记载，乾隆的长子永璜生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五月二十八日，距离弘历与孝贤纯皇后成亲正好十个月左右，而他的母亲虽然也姓富察，但她的身份只是个侍妾，死后才被追封为皇贵妃。
　　当两人步入婚姻的时候，还是皇子的弘历只有十六岁，而后来的皇后富察氏更是年仅十五岁。据说这对小夫妻非常对脾气，弘历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两人“愁喜惟予共，寒暄无刻忘”以及“一日不见如三月”的情形，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贾宝玉与林黛玉。很可能，对于在政治这个大染缸中越陷越深的乾隆来说，早逝的皇后不仅是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兼知音，还代表着他登基之前那段相对单纯的快乐时光。

　　而对于自己的其他为数众多的女人，包括很可能对他起了类似宝玉之袭人作用的侍妾富察氏（皇长子的生母），以及继任皇后那拉氏（得知她死的消息，皇帝甚至还照常打猎），乾隆显然更多地是从“饮食男女”的角度来看待，大概从没有产生对皇后那样的感情，所谓“南园遗爱，故剑情深”，概莫如此。
　　从某种角度来看，皇帝其实是天底下最孤独的人，弘历少年时的伙伴们都与他渐行渐远，其中就包括他曾经最要好的同学平郡王福彭——就在皇后死后八个月的农历十一月，郁郁寡欢的福彭病逝于自己的王府，年仅四十岁。
　　福彭尽管按辈分是乾隆的侄孙，但年纪却比乾隆还要大三岁，而且封王的时间也更早——福彭于雍正四年袭平郡王爵，而弘历直到雍正十一年才封宝亲王。福彭从小就被康熙相中，与皇子皇孙们一起在宫中接受教育，到了雍正时期，他又被皇帝下令入宫，专门陪皇子弘历、弘昼读书。因此，福彭与乾隆是双料的同学。
　　到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二十五岁的福彭已经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同年，雍正任命他为定边大将军，赴西北指挥清军与准噶尔作战，出将入相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必然。但乾隆刚刚即位，就立刻召福彭回京，以后再没有让他入军机处，也没有掌握过兵权。

　　于是，本来年富力强的平郡王只能每天混吃等死，直至抑郁而终。据说闲得发慌的福彭不得不寄情于诗词小说解闷，从而与文人圈子交往甚密，尤其是，对于自己一个名叫曹雪芹的落魄表弟——福彭是其姑母曹佳氏的儿子——他曾多次予以经济帮助，因此后人认为，《红楼梦》中那位风姿卓绝的北静王，其原型很可能就是该书作者这位不得志的表哥。
　　乾隆显然对儿时好友的遭遇也颇感愧疚，得知福彭的死讯，他特意派遣大阿哥永璜前去祭奠，并辍朝两天以示哀悼，不仅如此，此后他还以圣旨的形式，正式确认了福彭家族“世袭罔替”的特殊身份，而在福彭的儿子死后绝嗣的情况下，乾隆又特意将福彭的一个侄子过继该家，使得这一“铁帽子”王族——平郡王即后来的克勤郡王——得以延续。
　　弘历当年对福彭的冷处理并非是针对个人，而是与他坚持的总体用人原则有关。事实上，就连对待兄弟以刻薄寡恩而著称的雍正，起码还有允祥这样能委以重任的手足，而终乾隆一朝，包括皇帝的亲弟弟弘昼和弘曕在内，几乎没有王爷担任过真正的要职，曾经与弘历最要好的福彭自然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在乾隆朝，尽管宗室皇族都统统靠边站，但外戚也就是后妃家族却得到高度重用，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亡妻，皇帝的特殊照顾几乎可以用明目张胆来形容，孝贤皇后的弟弟们——从史料看她应该是他们的大姐——多被委以重任，而乾隆也毫不掩饰自己任人唯亲的目的：

　　“朕之加恩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并不因其为大学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而况其兄弟乎。”我就是因为老婆才提拔他们的，你能把我怎么着？
　　不过话说回来，皇后的几个兄弟的表现确实也还可以，起码没有给姐姐丢脸。比如她的二弟傅清于乾隆十五年到拉萨担任驻藏大臣，在得知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联络准噶尔即将谋反的严峻局势下，他与另一位大臣拉布敦决定先发制人，而由于情况紧急，他们已来不及向皇帝请示了。
　　于是，两名驻藏大臣在几乎没有武装支持的情况下——当时清军已全部撤出西藏，仅给大臣留有极少数卫兵——毅然将藏王诱至大臣衙门，他们亲手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杀死。可惜的是，二人随即都死于藏王余党的武装暴动，但他们的牺牲却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群龙无首的叛党很快便被达赖喇嘛平定。事后，乾隆评价自己这个成为烈士的小舅子“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并称其是“为国除凶”的表率。

　　而对于孝贤纯皇后最小的弟弟傅恒，皇帝更是青睐有加，清人对此记载道，“后临薨，以傅恒为托，故上欲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廷臣窥见其指，故甚重其行。”也就是说，姐姐临终前将弟弟亲手托付给丈夫，丈夫则含泪做出了承诺。这位傅恒正是本文的主角，只不过，身为压轴的清方大BOSS，他的出场自然要再摆摆谱，还要再等上一等才行。
　　不少研究者认为，孝贤纯皇后逝世的乾隆十三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弘历从此性情大变——变得异常严苛起来，不仅脾气越来越暴躁，还动不动就找茬杀人。就在为皇后治丧期间，心情恶劣的乾隆大开杀戒，礼部尚书和湖广总督都因为小事而掉了脑袋，更多的大员受到严厉斥责和处分，其中就包括一向谨慎小心的宰相张廷玉，甚至连两名二十岁不到的皇子，都因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伤，从而被父亲永远取消了竞争皇位的资格。而乾隆此前一直标榜爷爷康熙的所谓“宽仁”作风，处置臣下相当慎重。

　　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这是一个痛苦鳏夫在失去家庭幸福后对外发泄情绪，但却因缺乏像皇后这样的安全阀，从而一发便不可收。类似的例子，还有朱重八在老婆死后肆无忌惮的杀人，而在那之前他还算比较克制，即使对胡惟庸案也没有追究到底（李善长等功臣大多是在马皇后逝世后被杀的）。也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可别忘记，乾隆不仅仅是康熙的孙子，他还是雍正的儿子，此前他没有表现出遗传自父亲的阴戾狠毒，只不过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性情，装模作样地戴上虚伪的假面而已。

　　尽管以上说法各有片面，不过也可能都有几分道理。从史料记载来看，进入中年的乾隆，大概比他那个以不好伺候出名的父亲雍正，要更加的不好伺候，甚至简直可以用吹毛求疵来形容。也就是从乾隆十三年起，此前一直被皇帝以礼相待的大臣们，此后便成了他颐指气使、呼来骂去的真正奴才，就连在雍正面前混得如鱼得水的张廷玉，最后也被他百般折辱，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为了暂时忘却丧妻之痛，乾隆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疯狂的工作之中。事实上，通过工作来压抑情绪，对清朝皇帝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乾隆的工作狂父亲雍正在位十三年间的满汉文奏章，光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就超过了四万件，其中至少两万两千件上有雍正的批语，有些批语甚至比奏章正文还要长不少。尽管不能和雍正想比，但中青年时期的乾隆还算勤政，尤其是皇后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更是成了父亲一样的加班狂。

　　乾隆疲惫的目光投向了远方的西南。大渡河的源头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朝廷官兵，另一方则是当地的土著嘉绒人。此时，这场仗已经打了两年，清军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屡屡损兵折将，让一心想建立与爷爷康熙并肩武功的乾隆，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就在皇后去世前不久，帝国的国防部即兵部曾向皇帝上报说：

　　那个地方“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就是说对方无论土地还是人口其实并很有限。但就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我方“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可以说形成了对敌军的绝对优势。不过嘛，兵部尚书话锋一转，反而认为情况极其不乐观，“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
　　就是说，清军的拙劣表现，真是丢尽了帝国的颜面，而灰头土脸就此撤兵的话，朝廷又心有不甘。
　　“派讷亲去！”乾隆十三年四月，忍无可忍的皇帝终于做了决定。当年，雍正以准备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为借口，专门搞了个权力极大、类似于今天中央军委的新机构——即著名的军机处——从而架空了原来的宰相委员会即内阁，以及后金时期遗留下来的早已形同政治僵尸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彻底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
　　而这位讷亲，此时正是首席军机大臣即军机处的首脑，也就是说，他是清政府事实上的首相。

　　除此之外，讷亲还有许多高贵头衔，比如宰相委员会常委（保和殿大学士），中央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帝国一等公爵等等，可以说是皇帝当时的第一宠臣，地位甚至在三朝元老张廷玉（军机大臣、大学士、三等伯爵）之上。而如果论与皇家的关系，讷亲则是康熙第二个皇后即孝昭仁皇后的亲侄子，因而算起亲戚来，他比乾隆还要大上一辈呢。
　　派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前往督战，前线将士敢不卖力？皇帝于是下旨：“谕：大学士讷亲前往金川军营，著军机处行走监察御史马璟、主事兼佐领常亮随往。照侍卫例，赏给整装银两，给与驿马。”
　　乾隆考虑得相当周全，不仅安排了随从，就连差旅费和交通工具都照顾到了。至于皇帝在这件事上到底有没有私心，比如趁机让这位首相挪坑儿，好给已经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国舅爷傅恒腾出位置来，以便实现自己对亡妻的承诺，那就不得而知了。
　　派出讷亲后，乾隆突然又想起来，尽管历来以“勤谨廉洁”著称，不过自己的这个亲信也有一处不足——他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现在是军机处首脑，而且此前当过一年多的国防部长即兵部尚书，但却从来没有领兵打过仗。
　　一方面，皇帝对讷亲的办事能力相当满意，甚至评价他为“第一宣力大臣”（其实，如果再翻翻史书的话，您也许会发现这个“第一”并不是真的只有一个，比如此前的张廷玉，以及此后的傅恒，都获得过这一荣誉）；可另一方面，此人毕竟没有实战经验，为了稳妥起见，必须给他配一个经验丰富的助手才行。于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自然而然地涌上乾隆的心头。
　　岳钟琪，这位在康雍乾时期战功赫赫，后来被弘历写诗赞为“三朝武臣巨擘”的盖世名将，当时正以待罪之身在家闲居。此前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岳钟琪因与准噶尔汗国作战不利，而被皇帝下令罢官治罪。岳钟琪被捕后，揣测上意的满朝文武乘机落井下石，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
　　最后宰相们“奏拟岳钟琪斩决”，建议皇帝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但一向刚猛果断的雍正此时却犹豫再三，始终没有舍得痛下杀手，还是下令“改监候”，也就是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由于这种情况最后几乎都会因皇帝开恩而减刑一等，因此这一判决其实相当于无期徒刑。
　　乾隆登基以后，岳钟琪终于被特赦释放，这位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从此开始了十余年的闲居生活。鉴于之前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断送，今后肯定也会以平头百姓的身份终老一生，估计连岳自己对前途也不会有什么指望了，如果这时候让其戴罪立功，他能不感恩戴德？想到此，皇帝立即下令拟旨。
　　“谕：岳钟琪前在西陲用兵，以失机致罹重辟，久系囹圄，经朕宽恩，放还乡里。”

　　乾隆这是在提醒岳，你老小子是罪有应得，所以我爸当初才关着你不放，后来释放你回家，其实是出自我的特殊恩典，你可别搞混了。
　　“今当大金川用兵之际，因思伊久官西蜀，素为番众所服，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
　　这句倒是实话，岳钟琪在四川军界经营多年，史载他极其擅长以夷制夷之法，时不时就拉一派打一派，率领一拨土司以朝廷的名义去讨伐另一拨，而一旦前者坐大，他就立刻变脸，转过身又以朝廷的名义，带着后者去讨伐前者。因此四川各地土官无不被整治得服服帖帖，就连挑头带领嘉绒人与清军对着干的大金川土司，当年也是岳钟琪的得力部下，据说两人还交情匪浅。
　　“曾传旨班第、张广泗，令伊等酌量，如果应用，将岳钟琪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今班第、张广泗，已遵旨调赴大金川军前，岳钟琪著加恩赏给提督衔，以统领听候调遣。”
　　班第时任兵部尚书，为了配合首相讷亲出征，乾隆下令这位国防部长亲自前往金川“出督军饷”；张广泗则是川陕总督，此前讨伐金川的清军一把手，讷亲一来，他也只能退居次席。有意思的是，张广泗当年正是岳大将军的副手，但当岳倒霉的时候，张却是弹劾他最力者之一，想必两人再见时，应别有一番滋味。
　　就这样，年过花甲的岳钟琪第二次获得了提督的头衔，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获得该衔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当时岳钟琪还不到四十岁，他率先遣队第一个攻入被准噶尔人占据的圣城拉萨，从而成为帝国军界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将星……弹指一挥间，真是恍如隔世。
　　“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奋勉图报，以收桑榆之效。如果能迅奏肤功，更当从优奖叙。”
　　皇帝对岳钟琪可谓又拉又打，先是警告说，我已经给了你一条洗心革面的途径，至于如何把握，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又激励道，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绩，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让大学士拟完旨意，皇帝满意地合上眼睛养起神来，自己终于又可以摆脱俗务，继续沉浸在对亡妻的思念中了。他相信，这对宰相加宿将的超强组合，应该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彻底结束这场对帝国来说并不怎么体面的战争。
　　可令乾隆没想到的是，这场战争竟然还要延续近三十年之久。期间，包括讷亲在内，他将会损失两名宰相即军机大臣或大学士，其中一人血洒沙场，算是死得其所（但如果细究起来，他的死亡过程其实相当窝囊），另一人则是因指挥不力，被盛怒的皇帝赐死；以及，三名总督直接因这场战争被杀，而一名巡抚的死也与其有着密切关系，因它而被处分的封疆大吏和高级朝官更是不胜枚举。
　　尤其令人悲哀的是，仅在战争的最后四年，清廷就派出了十二万名以上官兵参战，但阵亡者竟然将近一万五千人，战死的官员更是高达千人……更不要说，这场战争消耗的军费超过白银七千万两之巨，而清政府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四千多万两而已。虽然清军终于惨胜，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最后的胜利，就是用鲜血和金钱堆出来的。当年的古战场的溪流里，至今还有一些红色的石头，据说那时漫天的血腥导致河水多次染红，从而留下了河滩里血石的传说。

　　（图：血石，笔者拍摄）
　　这场惨烈的战争，后世称之为“金川战争”，或者叫“大小金川之战”。
　　大学者魏源曾对鸦片战争前清军参加的战争做过专门的统计，他发现金川战争的庞大军费在康乾盛世绝无仅有，比乾隆朝更加著名的新疆之战——包括消灭准噶尔汗国之战和平定大小和卓之战——的两倍还要多出不少。其实，如果不考虑嘉庆初年几乎席卷整个南中国的白莲教之乱的话，大小金川之战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前清朝花费最大的一场战争。
　　而大小金川的面积统共不过一万五六千平方公里，即使同相对于清朝已大大缩水的今日新疆面积相比，前者也不过是后者的百分之一，但清军在二者上的军费消耗却完全倒挂，难怪魏源发出了“功半而事倍”的感慨。
　　乾隆朝几乎所有名将，比如岳钟琪、张广泗、傅恒、阿桂、海兰察、兆惠、福康安等，统统都参加了大小金川之战，即使这样，这场战争仍创造了乾隆朝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地土著即嘉绒人的战斗力，似乎并不在困扰了清帝国七十年前后三代皇帝的准噶尔人之下，尽管前者无论名声还是数量，都远远不如后者。
　　到了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也就是金川战争结束十六年之后，回首自己统治下的强大帝国和辽阔疆域，暮年的乾隆皇帝洋洋自得，他将自己一生的成就总结为“十全武功”，并于当年十月亲自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下令以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从此之后，乾隆皇帝就自称为“十全老人”，意思是身为一个皇帝，自己已经做到十全十美了，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按照《御制十全记》的说法，这“十全武功”如下：“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即灭亡准噶尔汗国和平定阿穆尔撒纳之战之乱），定回部（即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即镇压林爽文起义）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这两场战争其实打成了平局，但对手毕竟在名义上臣服了），二次受廓尔喀降（即清与尼泊尔的战争，以后如果有机会写一下），合为十。”
　　也就是说，大小金川之战在乾隆的十大武功里，竟然占据了两个之多，与更为著名的准噶尔之战和廓尔喀之战并列。一方面，这是老皇帝越老越拉风，非要把一场战争拆成两场，这样才好凑够十个整；另一方面，恐怕也与这场漫长的战争在时间轴上，确实又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有关。
　　也许有人会认为，对于金川战争中一些倒霉蛋，尤其是那些被皇帝处死的官员们来说，如果乾隆十三年皇帝没有死老婆，或者说，如果皇后能再多活几年，他们的命运大概就完全不同，甚至连金川战争本身会不会继续下去，可能都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从时间来看，大小金川之战其实是乾隆“十全武功”中的第一战，而此前，弘历自继位以来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他那位脾气非常温和的夫人在潜移默化间很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蝴蝶效应的影响本来就是无法预测的，不是吗？况且，历史从来就不承认什么“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