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被马蹄牵扯出的世界文明
　　在历史被通俗化的今天，我们几乎可以轻而易举的罗列出那些可歌可泣的战争事迹和英雄人物，但成吉思汗和他的草原军团却总是被抛弃在文明编年史的祠堂外。对于这些勇莽的草原屠手，中国人唯一追忆的就是他们曾经征服了中国并又代表中国人打败了欧洲。然而，这种沙文主义式的历史观是一相情愿的。草原文化确实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但蒙古史（这里指13世纪蒙古帝国史）却并不是中国历史，最起码按照历史作用而言是无论如何不能按照国内历史来研究的，不然就失去了这段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但蒙古史又不是单纯的外国史，她是没有户口的（她的一部分即蒙元史则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史，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可说属于俄罗斯史和伊斯兰史的范畴）。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曾把他们看成是野蛮的侵略者，而当这些侵略者成为主宰者后也未曾尝试使自己本土化。起初，当地的人们也曾使自己自然地臣服在那些蒙古统治者的脚下静待着，希望能像伺候前任帝王一般伺候他们。然而，如同不幸福的婚姻一样，妻子努力地取悦丈夫，丈夫却视妻子为奴隶，不爱她，不读她，也没有去探索她的心灵，只是一味地在她身上取己所需。这样的日子当然过不下去了。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团的确是伟大的征服者，却并不是合格的统治者，***之所以说他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蒙古帝国是何时消失的，由于残存在世界各地的帝国史料过于零乱，纷繁芜杂，研究她的学者们除了可以清晰看到那些令人咋舌和震惊的战争数字外很难再找到可供做理论分析的资料，这让学者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这些神鬼骑兵行踪诡秘莫测，他们手持鬼斧神弓，所到之处如同灾难降临般排山倒海，瞬间便捣毁了中国，波斯和东欧各国人民殚精竭虑建设出的文明社稷。而离去时又如同洪水退潮般不留任何痕迹。所以，蒙古历史并不能简单归为中国史或者西方史，因为她太大了，大到东西方的任何文明都吞不下她。事实上，如果从横向角度来看，这些伟大的文明史反而是蒙古帝国史的分支。所以，蒙古帝国史并不是地方历史而是世界历史，确切地说是古往今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人类的进步是文明之间相互融合的结果，各种创造性的文明互相碰撞、影响后形成思索，再经过一定历史沉淀后便会媾生出新的产物。但文明与文明之间最初的相遇通常却是非常激烈且并不热情的，因为人们并不适应常和陌生事物打交道的体验，这样一来战争就成了使两者邂逅的最常见方式。战争的铁蹄虽有伤痛，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生活理念，而这些新鲜事物中的营养又被双方吸收用来改善自己过去的单调生活。

　　在“三十六年战争”之前的欧洲，武力依然是各部族，国家间最常见的沟通方式。一些曾经辉煌昌盛国家会因为某次战役的失败会瞬间沦为小国，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另有些原本籍籍无名的小民族则趁着波云诡谲的战争变迁了世道之机统治了世界。但欧洲无论地理环境，政治体制还是人民的道德观念都比较原始朴素，并不具备出现能开创历史的英雄人物的条件。所以欧洲各国很早便纷纷确立了自己的主权，虽又经上千年战争却依然没有形成统一，这点确实让中国人感觉不可思议。事实上，有关这个问题，在欧洲的历史人物中恐怕也只有阿道夫·西特勒一个人曾认真地考虑过。

　　对于中国与欧洲缘何会走向两极性的政治体系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的见解相去甚远，但都认为这是个综合性的问题。语言是一个大的障碍，文化差异以及宗教推广速度不均匀也是一层原因。另外，从地形和气候上来看，欧洲幅员偏小，但人口众多，且没有天然的疆界线。在欧洲几乎找不到大山或者大河，即便是隔绝开岛屿间的海洋也是非常温和且易于被征服，这使得欧洲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得不紧密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民族之间的沟通就显得非常的复杂，既要保持分立性，又不能无视与异族接壤土地的存在。他们从互相仇恨近而战争，但流血的痛楚又使他们学会了迁就并与敌对民族慢慢交融，这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共同性，欧洲各民族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达到了相同的文明高度。所以在欧洲并不存在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之分，这点从他们的饮食中即可以找到答案。在欧洲游牧民可以吃到农耕民族播种的燕麦，在定居者的餐桌上也可以找到象征着游牧民族的奶制品。

　　假使欧洲有一座类似于富士山的庞然大物横亘于地域中心，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兼并战争的出现便会成为可能。就像网球比赛一样，以自然界限为半区进行淘汰，近而出现能够分庭抗立的两大军事集团，并最终决出王者。实际上，欧洲的两座高山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是分立于北南两端的，它们都构不成使某一集团单独壮大的条件，也无法成为天然的军事要塞供失败者卷土重来。其实，古代欧洲的情况与现代世界十分类似，各国都毫无遮挡地袒露着，由于实力均等，虽然都想吃掉其他人，却也难保在战争中最终覆灭的不是自己，于是，过于冒险的军事行为往往是要被禁止的。这使得欧洲在每次发生变故后，都可以很自然地恢复均衡。当然一些民族会因此消失，不过消失的仅是名字，他们在经历蛰伏后往往会以一个新的名称重登历史舞台。例如：莫西干人——萨克逊人——凯尔特人——英国人。

　　这很像军阀割据时期的中国。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的割据并不是为了消耗对方，而是为了谋求共存。因为欧洲人很早便找到解决与敌人共存这个课题的办法，即是现在世界政局中所提倡的多极化。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只有在欧洲大地上才能发育出民主萌芽的根本原因。而到了战时，他们又会采取另一种措施保护自己——结盟。A和B结盟，C和D结盟，E和F又分别加入两个阵营，随着成员的越来越多，联盟的声势显得非常壮丽，只是战争规模反而变小了。联盟的出现不是因为友谊，而是出于恐惧，说白了它的作用就是提高信心和恐吓对手。所以联盟本身是一种保护模式。联盟的领袖也不会指望加盟的势力会真正为自己卖命，要知道联盟内部的关系也是十分的错综复杂，有些是雇佣兵，还有些进入联盟的成员国也有自己的算盘。比如E和F是世仇，F眼见E加盟A党，担心他会联合A来欺负自己，于是便加盟了C党，目的只是为使自己的腰杆硬些。而战争一旦结束，各联盟之间脆弱的协议便会立刻荡然无存，一切便会自动恢复如初。

　　与欧洲相比，亚洲的地貌情形则完全不同。欧洲地理促狭，各族人民必须要相互接触，一旦战争到来，如果不选择结盟，一些在军事上强硬的国家便会借机剿灭与自己有恩怨的小国。而结盟就意味着无法独善其身。所以，想要找到一个安养之地发展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在广阔的亚洲大陆，鬼蜮莫测的天然屏障随处可见，这里有万分险峻的大山，荒凉的戈壁，还有波涛汹涌几乎无法逾越的大河，以及人为建造的要塞。高错差异的海拔，泾渭分明的大陆性和海洋季风性气候以及随处可见的天险将整个大陆分成了诸多板块，错综复杂的地理优势使随便哪个板块都可成为易守难攻的独立战略根据地。人们可以在里面发展生产，提高人口，训练士兵。坚固的天然堡垒可以保护生产，而生产又促进了国家的战斗能力，这便是中国古代法家人士所倡导的耕战制度。这种战略正是依托亚细亚大陆特有的地理环境发明出来的，它使中国古代各国间具备了重复进行大规模军事决战的基本保障。德国作家约西姆·布克汉森说过：“人类居住的地方，总是会赋予居住地的种族与人民一种地域特色。所以，一个地方的政治历史，便是它的地理和气候结构的一种忠实的映照。这个法则正是欧洲史与亚洲史有着根本差异的原因。”

　　日期：2013-09-06 21:35:05
　　另外，再一个使欧洲大帝国未曾出现的原因便是道德标准的建立，这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了。虽然欧洲的文明发展趋同，但其道德体系却是一片空白。欧洲历史上曾出现很多军事帝国，比如：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它们都在鼎盛时期完成了对外扩张，但最终都无法实施长久的统治。因为征服其他民族固然要依靠刀与火，而统治的核心则需要奴役人民的思想，使之心甘情愿地听从管理者的剥削和摆布。但这点上欧洲那些帝国的统治者却毫无办法（这也是蒙古帝国最终覆灭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直至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才有了些微的改变。只是，虽然宗教在哲学上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人民开始信仰同一个上帝了，但罗马教廷却并不隶属于帝国的领导，教会的工作人员也是游离于政治体系外的超然阶层，有着极高的豁免权，帝国有时甚至不得不被其掣肘。这使得罗马人只能成为欧洲最高贵的民族，却不能依靠天主教施行对欧洲的统一管制。同时罗马教会也必须得认可帝国政府的实际统治权，这也自绝了在基督教中可以出现像穆罕默德这样的军事领袖的客观条件。

　　这方面，中国在春秋战国就已经进入了诸子布道，百家讲坛的时代。不论孔孟亦或是杨墨，执政者只需要挑选其中一个用于自己治理国家的道德标准即可。最终他们选择了以礼数繁复且众多的儒家思想为工具，倒不是因为儒家思想有什么高明之处，但繁琐的礼数确实更容易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所以，中国历史虽然千篇一律，乏味单调，基本上都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剧本，只是演员常换常新。然而，这样的历史车轮往往才非常坚固，不容易出轨。因为统治者虽常更迭，但治理国家的根本方式却是换汤不换药，老百姓也早已习惯了这种统治。

　　从上面的文字不难看出，至有史以来，东西方在各个方面都是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与现在世界大同的文化氛围差异很大。在18世纪之前，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认为自己所在的位置既是世界中心，甚至到了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还没有一次真正的比较，中国人所谓的领先都是在纸面上的。近300年来，西方突然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无论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均遥遥领先。西方国家缘何敢于在东方人面前亮剑？答案是科技革命。可实际上，欧洲在13世纪之前还无法印刷出传播科学所需要的书籍，原因是他们没有印刷书本的技术。而印刷术正是由蒙古人带到欧洲的，在这之后欧洲才真正有了大规模制作书籍的机构，而书籍的大批量印刷普及提高了欧洲人的知识层面，使得他们探索性的思维优势体现了出来。指南针这个在黄帝时期便已经发明的交通工具，在中国近千年的时间里几乎毫无用途，沦为废才，到了欧洲却成为了最尖端、实用的航海零件。过去欧洲的船只只能漂流于地中海一带，在指南针传入之后仅200年的时间便使欧洲的地理探索延伸到了美洲大陆。至于人们最为关注的中国发明火药是不是随着蒙古帝国进入西方的，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因为以火药为基础创造的最高端产品火枪是阿拉伯人发明的。但当时的枪是滑堂的，准确率并不高，后经欧洲人在枪管里刻了螺纹，也就是来复线，才形成了现在的枪。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曾出现三次工业革命，蒸汽化革命，电力化革命和互连网革命，且都是由西方人发明的。殊不知工业革命鼻祖的蒸汽也是被中国人最先驯服并利用的，只是与欧洲制造的蒸汽机和火车不同，中国人只单纯地把它用在了饮食上。我曾经见过乡下厨师做蒸菜时专门用的炉子，虽然没有排气伐、活塞这样的装置，但气孔设计已经十分接近于外燃机的原理了，据说这样的炉子威力极大，在半天的时间里就可以蒸熟一头猪，不得不说是一种高明的智慧。可惜这样的智慧仅能通过父一辈子一辈，师一辈徒一辈的方式一对一地传承，且完全是传承，也就是只用于蒸猪，其用途永远也脱离不了饮食业。中国古代的集权统治者向其臣民输入的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方式，也就是礼教。而礼在对人行为和思想上的束缚是非常严谨的，甚至其中每个举动都是有专门的标准。这种思想上的束缚人为地将中国人的思维曲线拉直了，使其只能进入惯性思考的模式，而这条惯性线所行进的道路亦是统治者预先就铺好的。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制度的长期压制，这并非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问题，而是封建时期教育体制的根本目的并非传授知识，而是纯粹的‘教’和‘育’——一种统治者的思维圈套。在这样的教育原则下，中国至多可以成为一个令人景仰的文明国家，绝对不会成为人类的先驱者。

　　欧洲虽说没有形成统一的道德体系使那里无法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但欧洲人也因此逃离了思想被奴役和禁锢的命运。相比于中国，四处比邻的环境让欧洲人的思维更自由，加上那里没有天然的地域界线，民族间联系紧密，信息传递十分迅速。而一旦知识成为信息大量传播，创造便会层出不穷，不断涌现的新科学使人类的进步异常矫健。而东方实用的科技发明正是通过蒙古帝国的西征带去的，并最终成了欧洲科技进步的基础，从而使欧洲的进步更快速了。所以，假定没有蒙古帝国的扩张，人类的科技成就或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发达，地球文明也许仍可能停滞于荒蛮阶段。这也就是《华盛顿邮报》为何把蒙古帝国的向西扩张评为改变世界千年历史的第一位的原因。

　　日期：2013-09-06 21:35:37
　　“军垦”是成吉思汗为人类发展做出的最伟大功绩。当然，蒙古帝国远征欧洲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进行科技扶贫。有些学者说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原因是出于梦想，一种承载着荣耀意志的夙愿。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纯粹是胡扯。是那些学者们在胡扯，也是成吉思汗在胡扯。成吉思汗确实曾经流露征服世界的野心，但这并不是出于梦想，而是一种政治手段，其目的通俗地说来就是忽悠。忽悠他的臣民，忽悠他的士兵，让他们为了这张饼去拼杀。只是在这层欺骗之中同时也隐藏着成吉思汗的苦心。

　　在贫瘠的亚细亚大草原上出现的那些游牧民族，无论匈奴人，阿尔瓦人，突厥人还是东胡人，都要祖祖辈辈，时时刻刻地面临着一个似乎永恒不变的艰难课题——贫穷。这也是草原民族多次向农耕民族入侵的根本原因。在华美的梦想外皮被扒下来之后，蒙古人那颗通过对外征服来掠夺财富的野心也跟着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蒙古帝国在本质上与日本帝国，纳粹帝国毫无区别，只是胜者为王败者贼，日本和德国因为失败而未能形成帝国，只留下了帝国主义的骂名。而蒙古人成功了，成了伟大的征服者，所以历史学家通常不会将他们进行对比。但与《凡尔赛条约》给德国人带来的痛苦以及日本经济战略错误使他们不得不挺而走险一样，蒙古草原险恶的环境是驱使蒙古人不断地通过掠夺的方式对外扩张的根本原因。如果撇开自然环境和蒙古人的生活状态，我们也就无法真正认识这个民族，理解这个民族。

　　腾格尔有一首歌曲叫《蒙古人》，里面描写了蒙古的样貌：“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听完这首歌后，我第一个感想就是，如果歌手没有打算忽悠你在他家乡买房子的目的的话，恐怕最奸诈的开发商也写不出如此坑爹的广告词。蒙古草原是片四面环山的高海拔荒原，似被密封在里面一般，无论地貌上还是文化上都可谓彻头彻尾的“岛屿国家”。由于远离海洋，狂风和干燥是这里永恒的霸主。雨水对于草原来说是吝啬的，所以这里的土壤丝毫得不到湿润的调节，根本不可能种植粮食，只能长草。但适合放牧的季节只有春夏两季，到了秋天地上的草就没有任何营养了，因为它的精华要沉淀到根部保护种子。而冬天则是蒙古草原最可怕的季节，万物枯死，寒风因为含带着戈壁的沙砾变得愈加锋利。以成吉思汗成长的库伦地区为例，这里经由两条河斡难河与怯绿河，而它们又都是从世界最冷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发流的。贝加尔湖一年的平均气温为-38℃，有超过5个月的时间结冰，最厚的地方可以达到60CM。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打算将西伯利亚的远东士兵运往西线作战，为此必须解决交通问题。而他用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大胆方法，在贝加尔湖的坚冰上铺设一条铁路，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成功了。

　　环境决定人类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蒙古人虽桀骜不逊，坚韧不拔，但他们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却是无法被驯服的，最终他们不得不屈服于自然的残酷，过起了游荡的生活。然而，他们与自然经历了几千年的斗争也未能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现在的内蒙古地区因为蕴藏大量工业资源而富甲一方，但像鄂尔多斯这样的奇葩在古代蒙古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看看蒙古的GDP结构：游牧，打猎和战争掠夺构成了蒙古的三大支柱产业，但这些产业实则都是用来果腹的原始产业。蒙古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从饮食角度上来说是奶食系国家。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单纯的肉食系民族，只有植物系和奶食系之分。植物中的大豆和各种动物的奶中已经富含大量的蛋白质，所以没有必要以肉为主食。蒙古人的生活也并非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每天晚上在篝火上烤全羊，然后边喝酒边吃肉，边看着艳丽的舞蹈。事实上，蒙古虽然牲畜众多，但照这样吃法也无疑于杀鸡取卵。对于蒙古牧民来说，牲畜就是土地，他们要靠从其身上挤奶的方式长期地获取食物来源。而获取肉类的方式通常是狩猎，但这可不是几个人就能做到的。在冷兵器时代，打猎是一种军事行为，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只有强大的部落才能进行这样的奢侈，小部落如想打猎通常要与其他部落联合，而合作狩猎也是部落间最终走向融合的方式之一。不过合猎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为其中还要涉及到行动指挥和战利品分配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说，狩猎和放牧都只能获取食物，由于剩余价值过低，缺少拳头产品以及交通因素，蒙古的对外贸易非常狭窄。生活在这样一片极其贫瘠的草原上，蒙古人要么选择甘于现状，在贫困中挣扎，要么剪断道德底线挺而走险。道德是文明施加给人的约束，偏偏蒙古草原上却是没有文明的，甚至连文字都没有，而蒙古人的目标又很单纯，只想解决生存问题，根本不会顾及方式方法。于是，简单粗暴的掠夺便成了蒙古人获取其他丰富财产的唯一办法。

　　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模式。因为掠夺来的财富往往大于投入战争的成本，显然其中有不菲的利润。如果继续用利润进行追加投入再进行掠夺……周而复始，就可以以战养战，以战养国了。且这种经济模式还不受金融秩序的制约，不用担心出现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经济危机。可这样的大投入大产出却并不适用于早期的蒙古，蒙古帝国最初不过是个生活在亚细亚草原上的一个小小部落。它由两个比较大部族和若干小部族组成。在她东面的现黑龙江地区生活着塔塔尔部，北面是齐尔吉斯部，还有南面一直延伸到戈壁的广大草原部族克烈部，她的西面生活着蔑尔乞人，再往西则是乃蛮部；在戈壁以南还生活着畏兀尔，唐古特，西辽（被打败的契丹）等部落。可见当时蒙古草原的势力多么庞杂、混乱。在这里战争像个无处不在的幽灵，遍布草原的平地与高地，充斥着大漠南北。那里的部落间经常会因为领地，猎物互相撕杀，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因为贫苦、饥饿，一些部落会毫无征兆地朝另一个部落发起进攻，某些小部落会因不堪抵抗被清洗，全族被杀，所有财产都会被掠夺走。而蒙古部被夹在中间，自然也成了战争频发的重灾区。

　　在西方，亚西亚草原人被模糊地统称为鞑靼人，中国史学家又将他们细分为突厥系和东胡系。东胡人的祖先是柔然人，一个在拓拔王朝后兴起的民族。突厥人原是给他们打铁的奴隶，后来在图门汗的领导下推翻了柔然人的统治，使自己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这个民族辉煌的演出。而战败的柔然人则向西撤退，在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中再败，又被赶至欧洲，最后为拜占庭帝国打工充当雇佣兵为生，也就是西方历史上的阿瓦尔人。

　　战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情节，也是政治的工具，它的用途是为政治寻找出路，但本身却不是政治的出路。它其实是一个地区孱弱的表现，最终定要被和平取代，而和平的前提则是胜利。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历史中，有很多通过军事成功而胜极一时的民族，而他们成功的标志就是离开草原，进入北方定居。历史上的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人都曾经达到过这一高度。长期的战争会使人疲倦，这时就需要出现一个伟大的人物厘清人类的前途。这个伟人需要具备两个特征：一要有传教士一般的笃信力，向人类传播自己的福音，从而在政治上团结人心成为领袖；二是要有极高的军事才能，保证战争的最终胜利。这样的人如果出现在一个混乱的地区，他便是那个地区的主宰，而这样的人如果出现于混乱的世界，那他无疑将成为世界之王，成吉思汗所出生的年代正是全世界都混乱的时代。

　　日期：2013-09-06 21:38:41
　　第一章：统一之路
　　1、　　公元12世纪初，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因战争的折磨而变得满目疮痍。在西方，十字军开始了第一次东征，曾盛极一时的塞尔柱王朝军队几乎顷刻间便被圣骑士的铁骑碾碎，不得不放弃耶路撒冷。十字军从这个伊斯兰教的圣城中掠劫了大量的黄金，珠宝和艺术品。它们被运抵至西欧，那些艺术品为之后发生在那里的文艺复兴积攒了灵感，而黄金和珠宝则被敬献给了教皇和罗马的奥古斯都，功用昭彰于参战骑士的政治高度，从而使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这个神圣的职业。就像十字军中的那句谚语一样：上帝时刻护佑着你（其实是忽悠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