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重新揭示华夏文明起源的惊世之作！彻底颠覆人们固有的华夏文明起源观——
　　汉字原来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发明，原本表达的是多音节的古代蒙古语！
　　内容介绍
　　《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是一部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论述东方文明起源的著作。
　　明确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作始祖的黄帝说什么语言？夏商周秦的创建者们又说什么语言？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唐太宗李世民到底是说什么语言的呢? 对此人们熟视无睹，从来没有人特别关注或专门研究过。说什么语言其实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这就是民族背景，语言才是民族最为重要的标识，揭示历史人物的语言背景就是要还原他们的民族背景。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严谨的态度去考证研究，力图揭开一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历史谜局，作者试图建立一个东方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模型，一个好的模型能有效地推动学术研究，可惜没有人着手做过这样的工作。本书更直接的目的是要证明汉字汉字起源于阿尔泰语，汉字最初表达的是我们汉民族先民根本听不懂的多音节匈奴语，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才是汉字最早的发明者，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一种汉化，即单音节化的过程。

　　现代语言学指出不同语系的人不可能有共同起源，同一个语系的人才有可能同源。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分支众多，少说也有三大类，细分则有几十种之多，说这些语言的人可能有共同的起源。而汉语属于单音节语言，方言更是众多，分布也极为广泛，由于是同一个语系，说这些方言的人也可能存在同源关系。阿尔泰语和汉语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他们是不可能有同源性的，但我们从《史记?五帝本纪》中看到的却是一种华夷共祖关系，就是说南方的农耕汉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戎狄竟有同源关系！有这种可能吗？分属两种不同语系的族类怎么会有共同的起源呢？如果他们确是共祖，岂不是颠覆人类学，语言学一般常识了吗？

　　当我们从华夏文明起源角度观察思考的时候，儒家所指称的同源共祖的本来面目就显示出来：其实是一种奴役与被奴役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这种真实的历史关系早就被误解和歪曲了，一方面是由于古人认知水平的局限，另一方面是儒家竭力掩盖历史真相的结果。
　　探求历史之真，还原历史之实，乃是时代赋予历史研究者的科学使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描述出来的那种荒谬的共祖关系不应当被永远默认，而80年前欧洲汉学家高本汉提出来的汉字“古音拟构”的设想，这个现代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也不应当让它半途而废化为乌有！

　　描述久远的东方文明起源史离不开想象和推理，汉字古音拟构同样离不开想象和推理，这些都必须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历史已经证明，以儒家“人之初，性本善”人性观出发是无法描述出真实的华夏文明起源发展史的，“远古有圣贤”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导向历史的真实，这种虚伪的历史观与现代人文科学格格不入，且仍然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而汉语音韵学的历史表明，音韵学的突破必然以旧的文明起源观突破为前提。

　　复旦大学现代中国人来源研究显示，中国人确起源于非洲，华裔男性Y 染色体样本全都携带着非洲人遗传基因标志。这项研究还从遗传特征上证明，北方操阿尔泰语的游牧民族和中国南方人分属于不同的人类分支，虽然他们都被称为蒙古人种，但有完全不同的民族起源，两支人群遗传特征分界线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
　　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东亚蒙古人种Y染色体种类的分布，自南而北呈现不断减少，不断单纯化的状态。根据分子人类学理论，那里染色体越丰富多样，那里的人群就更原始，那里更有可能是人类的古老栖息地。就是说相比中国北方，人类出现在中国南方人的时间会更早些，但是为什么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一直在北方而不在中国的南方呢？
　　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本书关于北方的游牧文化与南方的农耕文化交融汇合，从而孕育出华夏文明的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但直到该书稿基本完成之时，笔者事实上并未看到过复旦大学这一研究成果，本书的结论和观点完全是从语言文化的角度研究得来，竟与分子人类学的结论不谋而合，这更加坚定了笔者的自信。
　　笔者坚信汉字最初表达的是多音节的阿尔泰语，乃是因为越是冷僻古奥的先秦雅言，越是对应着今天蒙古语日常口语词汇，这不会是偶然巧合，最先创造出来的汉字必定是当时人们最迫切需要，最频繁使用的词汇，那么汉字是谁创造的不就明白了吗？

　　汉字古音拟构就象哥伦布的探险，在茫茫大海上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向将无法到达理想的彼岸，把握正确方向乃是成功冒险的前提条件，笔者以为多音节的古代阿尔泰语就是汉字古音拟构唯一正确的方向，一部华夏文明起源发展史，如果从语文史方向描述的话，就是多音节的阿尔泰语最后消融进单音节百越语言中去的历史，汉字古音拟构将要还原出一个人类文明起源真实直观的历史标本.
　　《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是从语言、文化、考古多角度进行论述的，明确地回答了许多千古谜题。对此，你可能无法不震撼，不愤怒，不思考……
　　日期：2013-12-21 12:02:32
　　引　子
　　当有人告诉你：你祭拜的黄帝他不说汉语，也不是汉民族——
　　你可能会大吃一惊，你可能会这样想：说这话的人是不是已经疯了？
　　当有人继续告诉你：夏商周秦的创建者们都不说单音节的汉语。汉民族是奴隶出身，为奴的历史已超过五千年，他们原本不在黄土高原上；

　　蚩尤是金发碧眼的印欧人种，丝绸之路其实是一条文明之路；
　　汉字起源于多音节的阿尔泰语，甲骨文原本是多音节读音，先秦古汉语是古人说的洋泾浜英语；
　　礼制的本质是奴役，造就根深蒂固的奴性，华夏文明是狂暴黄河的历史投影，历史的规律是野蛮战胜文明……
　　你肯定听得越来越莫名其妙了，但当你看完本书的时候，你或许已经豁然开朗，你一定会掩卷沉思!
　　我们的文明史确实有太多谜团，太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华夏文明最早出现在了黄土高原上？华夏文明被称为农耕文明，而黄土高原显然不是最适宜农耕的地方。我们终将发现，中华民族的标识长城，其实是农耕定居汉民族屈辱被动的历史缩影，恰如一个民族一串深重的叹息……
　　今天，汉民族的热血青年为自己民族历史上的多灾多难愤愤不平：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成了汉民族与生俱来的恶梦挥之不去？为何落后总要战胜先进，野蛮总能战胜文明？
　　所有这些其实都要从华夏文明的起源说起，本书就是还原并勾勒出真实的华夏文明起源发展史，并证明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更加宽容的情怀面向世界，面向我们的未来！
　　日期：2013-12-21 12:38:59
　　3　黄帝与猃狁的区别
　　我们认作“始祖”的黄帝到底是什么民族出身？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有必要着重讨论，其实他的名字已经把答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了：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轩辕”就是黄帝的名字，而“黄帝”可能是后人加给他的一个谥号。游牧文化一大特征是以族名为人名，人会死去，但部族不会消亡，这个名字就会在历史上不断出现，那么还有谁以“轩辕”为名呢？

　　先秦古籍中匈奴被记作“猃狁”（xian yun），与“轩辕”读音相同，其实是同一个族名的异写，由此可知黄帝与匈奴其实是同类。
　　《史记》曰：黄帝“北逐荤粥”，这个“荤粥”也是猃狁的异写。在争霸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战争中，“轩辕”击败了本是同类的“猃狁”，胜利者入主中原成了“黄帝”，败北猃狁留在北方草原上，成了史书中“戎”和“狄”，但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生存方式，还有相同文化习俗。
　　“猃狁”和“轩辕”的区别只是选用了不同的汉字去注音这个族名，史籍中匈奴还有许多异写，如“獯荤”、“荤允”、“熏育”、“薰粥”等等，读音是一样的，不同人选用不同的汉字来注音翻译同一个族名而已。之所以选用不同汉字，是因为时期不一，注音翻译者立场不同，古人习惯以此表达着自己的好恶，且是儒家最为擅长的，用以贬褒历史人物的手段。
　　黄帝是儒家理论中的圣人，便有了“轩辕”之名，与黄帝为敌者，都看成异类，必加上表示兽类的偏旁部首，就这样通过选用带有贬褒含义的汉字，远古历史人物全都被他们贴上了标签，或者说儒家已按照自己的理论需要，给所有历史人物重新取了一个名字，由于历史上儒家思想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再也没有人敢对此辨析或者提出异议了。
　　如此这种例子在史书中可说比比皆是，如：“西伯”和“鲜卑”，实为同一族名的不同写法，前者以族名为人名，后者以族名为国名。“西伯”就是周文王，儒家理论中的圣人，之所以写作“西伯”，当然也是有历史事实可对应，“西”对应着他从西羌而来入主中原的史实，“伯”有尊贵之义，他原本就是殷商王朝一强大方国之君，就是说“西伯”是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而“鲜卑”之国在整个西周时代自始至终与周天子为敌，他们长期盘据于黄淮大平原上，藐视周天子，常与楚人结成军事同盟，“（楚）与鲜卑守燎”，共同举行燎祭大典，联合对抗周王朝，总是与圣人，天子和正统为敌。“鲜”古代汉语中是“少”、“不足”的意思，“卑”有“微小、低级”的意思，儒家的贬褒立场就这样表达出来，但西伯和鲜卑本是同类，有共同的族名，说相似的语言，他们只是在争霸中原的时候互为敌手而已。

　　“轩辕”字面上就有高大威武之义，但我们知道黄帝时代汉字还处于萌芽时期，当不会有这种形声汉字的存在，这种汉字是后来才出现的。古人之所以选用这两个汉字来注音，同样有史实与之对应。对此古人有注曰：“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黄帝留给后人的形象是帽子特别高，有峨冠博带习俗。当我们看到忽必烈皇后画像中那高高的帽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像出“轩辕”的来历，其实北方游牧民族全都有带高帽子的习俗，就是说“轩辕”也是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

　　日期：2013-12-21 12:40:25
　　这种贬褒手法不是司马迁发明的，古以有之，汉字的象形表义特性决定了这种手法将被儒家代代相传，有《魏书》为证：

　　晋末，匈奴的一支，鲜卑拓跋人自北而南入主中原，与他们同时入侵中原的游牧部族很多，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的戎狄之国多达16个，史称“十六国”。后来通过大浪淘沙的过程，这些小方国被后起的鲜卑拓跋一一兼并。十六国的创建者大多有鲜卑背景，他们说大体相同的语言，有的还有明确的血缘关系，但鲜卑拓跋人写的《魏书》给这些失败者命名时，一律选用贬义汉字。如同样出自拓跋部，后来创建了“南凉国”的拓拔，被写成“秃发”，记作“秃发?保周”（“保周”可能是蒙古语“巴图鲁”的汉字注音）。他们实是同宗同祖之人。《魏书?列传第二十九》记载，魏世祖会见“秃发保周”时这样说：“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由此可见“秃发”只是拓跋的异写。

　　“轩辕”和“猃狁”就是在同样情况下产生的，或者说是儒家布下的历史迷雾，切不可让它遮挡了我们考察中国文明史的视线！中国古籍《山海经》中黄帝记作“轩猿”，也说明“轩辕”两字是后来才确定下来的，早先写法比较随意，黄帝不可能是一种猿猴。
　　日期：2013-12-21 12:42:13
　　黄帝从何处来？《史记》没有记载，但《魏书》给出了明确的线索：

　　《魏书?序纪》追叙自己远古祖先时说，先祖出自黄帝最小的儿子，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徒，射猎为业”。
　　古代汉语中少与小是同一字，对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少子名“昌意”，古籍多有记载。阿尔泰游牧民族的继位习俗并不是长子继承，而是“少子守灶”，父亲最小的儿子在蒙古语中叫做“斡赤斤”（“斡赤”是蒙古语“灶”的读音，“斤”是人的意思），只有“斡赤斤”才有继承父亲故土家业的资格，其他儿子会早早地被父亲打发到远离故土的地方自行创业发展，因此“昌意”所封的地方应是黄帝的故地。昌意在“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这已为史家所公认。至今大兴安岭深处还有个“鲜卑洞”，洞壁上至今还留有北魏皇帝祭祖文残迹。黄帝自北而来明矣！

　　此外还可以从古地名上考证黄帝从何而来：
　　大兴安岭南麓，呼伦贝尔一带古称“秀荣”，而《史记?三代世表》记载：“黄帝号有熊”，古代的“号”都指国名，黄帝国号曰“有熊”，与“秀荣”读音相似，这个地名应是黄帝活动留下的历史痕迹。
　　《魏书》中有“尔朱荣列传”，有言曰：“尔朱荣，字天宝，北秀荣人也”，又曰：“秀容界有池三所……清深不可测，相传曰‘祁连’池，魏言‘天池’ 也。”
　　“秀容”显然是今天的呼伦贝尔，那里确有三个清澈的高原湖泊，《蒙古秘史》也称之为“天湖”。《史记》记载匈奴语把“天”读作“祁连”。所谓“魏言”即鲜卑拓跋语，也就是匈奴语，古代阿尔泰语。古代的呼伦贝尔湖既然叫“天池”“天湖”，流入其中的河自然是“天河”了，查一下地图，流入呼伦湖的河至今还叫“统格里溪”，那是蒙古语天的读音“腾格里”的异写。
　　尔朱荣属部是鲜卑拓跋军事联盟中的一大强部，他们“世居秀容川”，“家世豪擅，为秀容第一领民酋长”，其先祖名“代勤”（台吉），他曾“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魏世祖）平晋阳，定中山”，战功显赫，为此魏世祖立他的胞妹为皇后，并“诏割（秀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北魏后期，在葛荣百万大军杀奔京师的危急时刻，尔朱荣帅部击败了葛荣，他于北魏确有再造之功。

　　《魏书》又曰：“（尔朱）荣洁白，美容貌，幼儿神机明决”，“号令严肃，众莫敢犯”，“荣性好猎，不舍寒暑，至于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虽遇阻险，不得回避，虎豹逸围者坐死。”游牧军队的战斗力就是从这种狩猎中锻炼出来的。从尔朱荣身上我们确可以看到黄帝远去的背影。
　　日期：2013-12-21 12:43:39
　　黄帝从北方来，还有其他证据，《礼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后，“追思黄帝，封黄帝之后于蓟”，古代的“蓟”在今北京以北一带，包括呼伦贝尔地区。如果那里不是黄帝的故土，武王是不可能把黄帝后裔封在蓟地的。如此看来黄帝和成吉思汗发迹于同一个地方，或者说生长在同一个摇篮之中，这已经注定他们将有同样的行为方式。
　　黄帝说什么语言？《史记?封禅书》中也有线索，文中有关于黄帝最后的事迹：
　　“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塞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君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须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鸟号。”
　　注意“弓曰鸟号”四字。什么语言把弓箭读作“鸟号”？正是满洲女直语！读作niru，常常译作“牛录”，本义是大弓，牛录既是满洲女直亦军亦民的社会结构，也是游牧社会的固有特征，黄帝把弓箭读作“鸟号”（牛录），他说古代满洲女直语明矣！

　　日期：2013-12-21 12:45:02
　　如果你对三皇五帝的民族背景仍然存疑，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古历书上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
　　汉王朝建立之初，社会积贫积弱，暂时没有精力去更新历法，于是刘邦“袭秦正朔”，仍沿用前朝旧历法。旧历名《颛顼历》，传说为黄帝始作，颛顼修订，至帝尧进一步完善而成，已经沿用了几千年。直到汉武帝时代，汉兴已过70余年，朝廷才决定修改历法。
　　当时旧历法也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地步了。由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不是一个整数日，需要通过闰年闰月来调整盈余，如果长期不校正，到夏至日日昝投影线就会出现很大偏差，“改正朔”，就是重新计算并调整盈余，这自古被认为是新王朝创建者的专利。古人视历书为神圣，占卜祭祀都要依据历书。改正朔时除了校正日期之外是不会随意更改专用名称的，故历书会保存久远的历史信息。

　　汉武帝的新历书名叫《太初历》，新历书不过是把旧历书中的闰年闰月作了修正而已，《颛顼历》中的专有名词依例原封不动承袭下来。《史记?历书》详细记载了太初历的纪年纪月法，这是一种以甲子编排，分配了闰年闰月的循环往复程序，每一年都有古老的专有名称：
　　第一年　焉逢摄提格　　太初元年
　　第二年　端蒙单阏　　二年
　　第三年　游非执徐　　三年
　　第四年　疆梧大荒落　　四年
　　第一年　徒维敦祥　　天汉元年
　　第二年　祝犁协洽　　二年
　　第三年　商横涒滩　　三年
　　第四年　昭阳作鄂　　四年…………
　　这些莫名其妙的专有名称来自遥远的三皇五帝时代，也就是颛顼们说的语言，不过是古代阿尔泰语的汉字注音。要特别注意其中的“端蒙单阏”“疆梧单阏”，“祝犁单阏”。“单阏”就是“单于”（阏是于的异写字），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呼，由此可见黄帝，颛顼，帝尧本来就是单于，就像忽必烈皇帝本来就是可汗一样！
　　日期：2013-12-21 15:22:24
　　黄帝之黄（节选）
　　由于黄帝是儒家理论中的圣祖，至今还是一年一度的“公祭”对象，黄帝的一切也就有了深入探究的必要，例如，黄帝之“黄”从何而来，含义何在？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历史上由汉人建立的朝代中，你找不出那个皇帝是以某种颜色为名号的，以各种颜色为名号的怪俗在农耕汉民族中并不存在。
　　那么，什么民族有以各种颜色为名号的习俗呢？正是阿尔泰游牧民族！
　　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几乎都姓“金”，而金是黄色的，很自然地，黄会成为金的代名词。金在阿尔泰语中有数个读音，黄帝有金姓曰“公孙”（应读作“爱新”），只是其中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就是“金帝”。
　　在游牧文化中，金是神圣的代名词，是单于、可汗的专有之物。古代匈奴都以“天之骄子”自居，成吉思汗后裔则以“黄金家族”自称，乃是同一种民族背景使然。

　　如唐代法律严格规定，只有王室贵族才能拥有金器，普通人最富有也不能使用金器，否则就是越轨犯罪，大逆不道。但宋代就完全不同，宋时民间富户也可以大量拥有金器，只要你买得起，用得起。乃是因为唐是突厥人建立的，宋是汉人建立的，农耕汉民族并没有那种“金文化”、“金心理”和“金观念”。
　　“黄色”在蒙古语中读作“敕勒”（Sire），元代《至元译语》：“黄，昔剌”，是为异写。
　　历史上，在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方国中，以黄为号的情形其实是在不断出现的，如10世纪的契丹辽国，帝族姓“耶律”，后族姓“述律”，就是“sire”的汉字拟音，意为“黄”。当时契丹史家作如此汉译是要与“耶律”对应，从而暗藏他们的“青牛白马”起源故事，契丹帝族后族的军事联盟属于“珠联璧合”。汉字“述”有跟进、随从之义，可见在“礼制”上两者还是要分出高下的，后族“述律”之身份等级明矣！

　　但以黄为号兵不是辽后族的专利，以黄为号属于古老的游牧文化，辽帝国是在原生态游牧文化中产生出来，辽帝族有时也以黄为号。如《契丹国志》曰：“至阿保机变家为国，始以王族为横帐（又写作黄帐），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辽史?营卫志》：“世里，皇族也。”
　　这“世里”就是“sire”的汉字注音。从中可知，在契丹人的观念中，帝族后族都是居于“黄”帐中，游牧在“黄”原上的王族、黄人。 并且，辽帝还有以“述律”为名的，《辽史?穆宗》：“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讳璟，字述律，太宗皇帝长子。”从名号本义上看，辽穆宗就是一个“黄帝”！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以“黄”为国号并见诸史书的有汉代的“索离”（索伦）国。对此《史记》、《汉书》、《三国志》都有记载。笔者以为“索离”也是“sire”的汉字拟音。他们属于女直系游猎民族，建国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建都于松嫩平原上，大约存续了600余年。吉林肇源县的白金宝遗址现已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古索离国之遗存。此遗址不远处今有“少陵”河，此河在清史稿中有许多异写，如：索伦、硕罗、索柃等等，满洲女直语本义都是“黄”河。

　　并且史书记载，索离国也有祖先源自鸟蛋的说法，曰：“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於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栏，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令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后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淲水 ，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渡，因夫余而王之焉”。（《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