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天国王朝》
　　故事的开头，仿佛一片田园诗般的乐土：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或食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
　　写下这些文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马提奥.利齐，他的中文名字也许更为我们所知——利玛窦。公元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塞拉塔，九岁时进入本城耶稣会学校学习，后来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公元1577年，利玛窦前往远东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然后前往广东，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二十八年的生活。
　　当年像他这样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远不只利玛窦一个。据说，明末登陆中国的那些最早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感到非常惭愧甚至羞愧，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庞大帝国是如此富饶，经济文化的发达都远超他们的想象，基督教会形容的那个无所不有的“天国”，恐怕也不过如此。
　　传教士们马上遇到了难题，帝国官员们对外来宗教普遍缺乏兴趣，而且孔孟释老的信仰根深蒂固。传教士开拓市场的通常技俩，比如他们在美洲、非洲以开展慈善事业和教授生产技术为先导的传教方式，在帝国很难行得通——传教士们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也许火炮和钟表仪器制造技术除外，但即使这些，在帝国政府看来也只不过是些微末的奇技淫巧。
　　于是，主的这些使徒们被迫做起了兼职，有的当上了钟表匠，试图通过制造修理自鸣钟的稀罕手艺，引起权贵们的垂青，从而侥幸打开传教之路；有的干上了军事工程师，专门为缺乏科技基础知识的帝国军队设计大炮，希望帝国政府能投桃报李。这些人数量很多，且延续时间相当长，迟至乾隆时期，还有老外毛遂自荐，说自己修得一手好钟，希望能得到朝廷录用，结果被皇帝嗤之以鼻——咱TIANCHAO钟表匠的技艺，早甩了你们两条街啦！

　　不过公平地说，这些甘为匠人的神父们，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军事史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明末清初的几乎所有大威力火炮，差不多都是在他们的指点下搞出来的，或者起码与他们有关，其中就包括我们后面将要重点提到的，很可能导致后金汗努尔哈赤死亡的那一炮。
　　也有少数教士比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比其他人更深晓“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来中国传教前就掌握了许多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数理化学问，因而除了照例会修钟表、造大炮外，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日月食万年历无一不晓，唬得只知子曰诗云的高管们一愣一愣，从而厚积薄发一步登天，有的还趁机混进高管行列，甚至做到了帝国科学院院长兼天文台台长（钦天监监正）。
　　与鸦片战争后那些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同行们不同，在中西文明交流方面，当时的传教士贡献多多。还以利玛窦为例，他不仅是将《四书》等儒家经典翻译并介绍给西方的先行者，而且还帮助中国学者将《几何原本》等科学书籍译为中文——数学中“几何”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尽管他的最终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自己夹带私货方便，因为在翻译《几何原本》等书的同时，利玛窦也抽空翻译了《圣经》和《天主实录》，同时也趁机发展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其中不乏几位著名的政府官员。

　　再比如，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欧洲人都曾提到过东方有一个大国叫“契丹”，但西方人始终不知道这就是中国。直到利玛窦，才第一次确定了契丹原来是中国的别名：公元十世纪，契丹人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领土从中国北部向西一直延伸到中亚草原，因而契丹的名字被当时许多国家用来称呼中国北部，直至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
　　后人认为，利玛窦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意大利航海家，美洲即以他命名）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要知道，糊涂的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并将当地土著称为“印第安人”，即印度人。
　　与利玛窦一样，这些传教士基本都隶属于耶稣会。这是一个成立于公元1534年的天主教修道会，建立的初衷是对抗当时日益壮大的基督教新教，因而十分强调纪律和服从，要求会士不择手段地反对宗教改革。其第一任会长、后来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的罗耀拉甚至有句“名言”：“我相信白就是黑，只要教会是这样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耶稣会成员是信口雌黄夸夸其谈的骗子，事实上，罗耀拉与其他会士一样在世界各地跋涉，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传教，他们认为，基督教圣人们也曾是与自己一样的凡人，他们当年所忍受的痛苦，自己也同样能够忍受。

　　据说只要同意让他们在中国传教，耶稣会士们可以答应任何事情，凡事皆可变通处理，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去触犯帝国几千年来的古老传统。比如刚到这里的时候，利玛窦想当然地穿上了“僧装”也就是和尚服，但很快他就发现与欧洲不同，僧侣的这套行头在中国并不受尊敬，于是便从善如流，开始蓄发留须，穿起儒士的服装。再比如，他们对向中国官员下跪磕头毫无心理压力，而且就像普通中国百姓那样，姿势极其自然谦恭，尽管在他们自己的老家，规矩其实是反过来的，公务员应首先向上帝的使者们致敬才对。

　　又比如，教士们很快发现了传统力量的强大，于是善解人意地允许主的中国信徒继续烧香磕头，照旧祭天、祭祖兼祭孔，为此利玛窦还独创了一套理论，宣称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主”其实是一码事儿，信徒们的祭拜是遵从习俗而无关信仰，只要其中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宗教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背基督教义。这一原则被称为“利玛窦规则”，它一直被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做为潜规则而暗中遵守着。

　　直到康熙以后，多明我会取代了耶稣会，这些愚蠢的新手们蔑视先辈积累的宝贵经验，自不量力地妄图改变“利玛窦规则”，想提前两百年就打倒“孔家店”。结果毫无悬念，他们被清朝皇帝们毫无悬念地赶回老家，更连累教会在中国全面受禁，这就是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

　　可是突然之间，一群杀气腾腾的野蛮人破坏了天国的安宁，就像古老的诗歌里人们所吟诵的那样：“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
　　当年耶稣会传教士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滔天巨变。对那段令他们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些人还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字记录，四个世纪之后的我们翻开那些故纸，轰隆的铁蹄声和刺鼻的血腥味仍然扑面而来。其中，就包括一本名为《鞑靼战记》的小册子，它被认为是反映明清交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及最原始的记载之一，该书作者名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与AC米兰那位永远的队长同姓。

　　在他们的记载中，西方传教士将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入侵者称为“鞑靼人”——这个词，据考证来自于辽金时期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塔塔儿部，当时其他部族为了获得好处或不被欺负，往往冒称自己是塔塔儿人，欧洲人后来便用这个词来统称中国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
　　在《鞑靼战记》里，作者写道：“我把居住在北部著名长城外的民族叫做鞑靼人。在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西部鞑靼，也包括我们欧洲至今不知的东部鞑靼人。”于此同时，传教士也可能收到了明朝百姓的影响，因为明人将蒙古人称为鞑靼，或更进一步蔑称为“鞑子”，而不出意料地，这顶倒霉的帽子后来又戴到了他们同样蔑视的满洲人头上。
　　利玛窦的老乡兼同行马尔蒂尼，于明朝崇祯十六年即公元1643年到达中国。就在那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二，李自成攻陷嘉靖帝系的龙兴之地——大明陪都之一的承天府也就是湖北钟祥，随即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正式建立了农民军政权。这支大军继续向陕西挺进，一路势如破竹。
　　对明帝国祸不单行的是，同样在这一年，华北爆发大鼠疫，并很快扩散到西北，给明军的防御和农军的进攻都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前段时间有部片子《大明劫》，就是以此事为背景。那一年的八月初九，在位十八年的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经过一翻明争暗斗，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登基，他的叔父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掌握了实权。十月初三，李自成大军攻破潼关，督师孙传庭与大明最后的精锐一起战死。在农民军与鞑靼人的内外夹攻下，谁都知道，明帝国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在这种情形下，聪明的马尔蒂尼立即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卫匡国，以表明自己与大明子民共同匡扶社稷的决心。他虽然也去过北京，但主要活动区域在江浙一代，因而亲身经历了江南那些惊心动魄的血与火时刻，后来甚至还参加了当地反清复明运动，对满清自然没什么太多好感。
　　公元1651年，卫匡国回到欧洲，在罗马教廷为传教士奉行的“利玛窦规则”辩护，同时开始用拉丁文撰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书籍，包括编年体史书《中国上古史》，地理学著作《中国新图志》，语言学工具书《汉语语法》，以及反映明清交替那段惨烈历史的《鞑靼战记》，正因为这样，他被认为是西方早期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公元1657年，卫匡国返回中国，与清廷和解并继续传教，四年后病逝于杭州，其墓地保存至今。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卫匡国在内，大多数传教士既没有条件接触到明清双方的核心机密，也没有机会亲自对相关人物进行访谈，因而与今天北京的哥们嘴里喷出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红朝秘史类似，传教士们记下的好多内容，其实属于不加分辨的道听途说。正像在为同行利玛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华帝国史》所写的序言里，耶稣会士金尼阁指出的那样：“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我很难把我们自己的某些神父排除在这后一类之外。”

　　比如《鞑靼战记》的作者卫匡国，在清军入关期间生活在南方，他关于中国北方的好多记载，尤其是有关袁崇焕和毛文龙等人事迹的描述，应多归于此类。此外，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远没有达到利玛窦的水平，而许多人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无法令我们恭维，加之年代久远，以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解错误，造成阅读这些文献很可能是一件叫人极其痛苦的事，有时候恐怕，看得头疼脑涨却不知所云的现代读者们，恨不得杀了作者的心都有。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资料有着种种缺陷而且并不一定精确，但它们毕竟是那个时代当事人的第一手素材，就如同后面我们要提到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扬州十日记》等民间资料一样，处处浸透着草根阶层和小人物的血泪，要知道刀枪不长眼，它可不管你是黄皮肤的大明百姓亦或蓝眼睛的上帝使徒。
　　而且，有些记载还具有不可替代性，比如几名传教士留下的他们在张献忠农民军中的亲身经历，就无疑是研究那段历史的极为稀缺的一手资料。汤若望在明清两朝身居高位，甚至与满清最高统治者都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记录的高层秘密其价值无法估量。对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方豪也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该书“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
　　再者说，我们自己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载，虽然早已汗牛充栋，但往往却众说纷纭或自说自话，在这种情况下，暂时跳出自己的圈子，看看外人怎么写我们，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发现。

　　因此，本文将以利玛窦、卫匡国、汤若望等留下的记载为脉络，同时结合必要的中外史料，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就像一个人虽然自我感觉颇佳，但很显然，他对自己怎么看，别人对他怎么看，还有，他认为别人对他怎么看，以及，别人认为他对自己怎么看，在好多时候，这四者并不是一回事。
　　日期：2014-03-18 08:19:23
　　《一、人生若只如初见》（上）
　　有种说法认为，明朝的灭亡始于嘉靖皇帝，而更多的人却宣称其孙子万历皇帝才是罪魁祸首，正是由于他长达数十年的消极怠工和不做为，才将这个曾经繁花似锦的帝国拖入绝境，至于最后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只不过是一只可怜的替罪羊罢了。
　　不过，当时的欧洲传教士对万历的印象都还不坏。“距离产生美”以外，也许还因为，我们的皇帝除了极其懒惰（当然这么说也许不全面，毕竟他还搞过‘万历三大征’），还极其贪婪，除了肆无忌惮地扩充自己的私房钱也就是内库，他尤其是对那些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儿，只要看到，都想方设法据为己有。
　　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天象仪等等好玩的东东，正好搔到了万历的痒处，玩得他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甚至，在几个有权势的教友——后面还会提到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字——的帮助下，以方便修理这些“贡品”的名义，利玛窦等人还获得了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
　　但花团锦簇的宫禁之外，明帝国却正向着黑不见底的深渊，无可挽回地急速滑落。就在利玛窦抵达北京的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中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酋长同样来到了帝国京师“朝贡”，此人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据说在他的本民族即女真人的语言中，这个词是“野猪皮”的意思。

　　不仅如此，“野猪皮”酋长的两个同母弟弟，舒尔哈齐是“小野猪皮”，雅尔哈齐是“豹子皮”，而“野猪皮”十一年后才出生的儿子多尔衮，在女真语中则是“獾”。很显然，在那个绝不会提倡动物保护的年代，此种情况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即女真这个民族，是依靠打猎为主要营生的。
　　没有证据表明，同在北京“朝贡”的传教士和努尔哈赤两拨人有过什么接触，利玛窦等也没有留下关于努尔哈赤的任何记载，事实上，当时整个大明朝都没将这些女真人太当回事，只认为他们是些野蛮的臣属而已。与致力于改变异教徒信仰的传教士不同，努尔哈赤没那么高大上的觉悟，他这次到京城主要是给高官们送礼也就是行贿来了，至于为什么，咱们到后面再说。
　　此前的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中国和日本在朝鲜爆发大规模战争，看起来颇为忧国忧民的努尔哈赤主动向朝廷请缨，要求率女真骑兵去朝鲜打鬼子。虽然该提议被担心引狼入室的朝鲜当局婉言谢绝，但朝廷对努尔哈赤的积极态度无疑十分满意，不久后便册封其为龙虎将军。另外不得不说的是，抗日援朝期间，明军在东北的兵力布署十分空虚，尤其是悍将李如松麾下的辽东铁骑大多调入朝鲜作战，从而给了野猪皮先生极大的发展空间，他趁机大肆吞并其他女真部族的领地，无所不用其极地膨胀自己的势力。

　　那次进京朝贡十五年后的万历四十四年即公元1616年，这位渔猎民族首领终于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起兵造反，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国号则沿用了女真祖先的“金”，历史上通常称其为“后金”政权。这个后金，就是清朝的前身，而后金开国汗王努尔哈赤，便是后来被尊称为清太祖的那个人。
　　此时，利玛窦已经去世六年。认识他的人们肯定不会想到，这个被士大夫尊称为“西泰先生”，外表看着慈眉善目的意大利老头，竟然能教出一批精通杀人火器和使用技巧的中国学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面来明清战争的进程，也在客观上延续了大明的寿命。甚至号称战无不胜的“野猪皮”汗王本人，最后也很可能栽在了他们手上。
　　这是由于，如果努尔哈赤真是像传闻中那样死于炮创，那么导致他死亡或重伤的那颗炮弹，肯定是从宁远城头的红衣大炮发射的。有人考证过，这些大炮都是从澳门外海搁浅的英国巡洋舰上打捞出的，当初组织引进它们的，是利玛窦的一个著名学生，而指导和训练帝国炮兵如何使用它们的教官，则是利玛窦的再传弟子们，甚至当时宁远城现场的明朝炮兵指挥官，还是他们中的一个。

　　如果努尔哈赤能穿越回公元1601年，不知会不会专门去拜访一下同在北京的利玛窦们，并同他们搞好关系？唉！人生若只如初见……
　　既然所有的故事都要从头说起，要想搞懂明清之间的恩恩怨怨，就要往前找原因，而按照传教士们的说法，中国人和这些“鞑靼人”之间的纠葛，起码要追溯到距当时四百年前的公元十三世纪初：“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叙述中国和鞑靼之间的战争，按他们史书和编年史所记载，始于1206年，持续了七十七个年头。”
　　这里重申一下，“鞑靼人”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对长城以北所有骑马民族的统称，并不只局限于女真人，也包括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渔猎民族。很可能，在他们和当时的明朝人看来，女真和蒙古这些“鞑子”都是一丘之貉，是没有多大分别的，要说就要一块儿讲才行。
　　我们知道，公元1206年，蒙古草原各部在今天外蒙肯特山东麓的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共推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建国号“大蒙古国”，这也标志着日后席卷欧亚的蒙古帝国正式成立。
　　也许是因为发音过于接近，当时的欧洲人，经常把成吉思汗铁木真和公元十四世纪后期的帖木儿大帝即中亚帖木尔帝国的开国皇帝相混淆，即使学识渊博的利玛窦也没有搞清这两人的关系，他曾经写道：“一直到1206年，异族人才第一次有征服全国的记录。那时候有一位鞑靼领袖是整个民族的征服者，向整个国家进行胜利的进军。我们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而我也觉得有理由认为，他就是帖木儿或他的一个继承人。”

　　其实，“鞑靼”和“中国”的战争，或者蒙古征服中原，肯定比公元1206年这个时间要晚得多。成吉思汗于公元1211年才大举入侵中国北方，他们进攻的对象，正是努尔哈赤们的祖先建立的国家——金朝。成吉思汗宣称，蒙古与女真有着血海深仇，自己的祖先俺巴孩曾被金朝残忍地杀害，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许多年以后，当女真人的子孙努尔哈赤，起兵反叛曾推翻了蒙古的明帝国时，也动用了几乎同样的借口。

　　到了公元1234年，在草原铁骑狂风扫落叶般的迅猛打击下，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灭亡。而蒙古对中国南方的宋朝正式宣战，则要一年以后，在此之前，双方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反金的盟友。令人惊异的是，这些看上去斯文孱弱的宋人，在开始阶段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到了公元1259年，蒙哥大汗大举南征，竟然在钓鱼城（位于今天的重庆）殒命，至于这事儿到底是不是杨过大侠干的，则永远成谜（比如也有传闻说，这位蒙古大汗其实是吃了啥不干净的东西，最后拉稀拉死的，当真是‘好汉难挡三泡屎’啊）。

　　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最后鞑靼人在1278年整个征服了这个强盛国家，灭了宋朝，建立名为元的新王朝。元朝鞑靼族传了九代皇帝，和平、安定地统治中国达七十年之久；大约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随鞑靼人到达中国，这见于他的著述。”

　　如果以都城临安被占、皇帝和太后被俘，做为南宋灭亡的标志，那它发生在公元1276年，但若以南宋最后一支舰队在著名的厓山海战中全军覆没做为灭亡的标志，则为公元1279年。无论哪个，都和传教士说的对不上，显然后一个的可能性更大，鉴于这些传教士是与笔者一样的半吊子历史票友，一年误差自然可以原谅。
　　近代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人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
　　“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托克维尔生于拿破仑极盛时的1805年，死于整个世界都混乱不堪的1859年，他的另一部名著也许更为我们所知，那就是前段时间被高层推荐，社会广泛提及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待续）
　　日期：2014-03-18 08:20:07
　　《一、人生若只如初见》（下）

　　仿佛是为了证明二百年后那位法国哲人的正确性，对于占据了中原的蒙古人随后的生活，明末的西方传教士写道：“在这个时间内，鞑靼人遗忘了他们昔日英勇气概及尚武精神。在中国享受安逸生活，消磨了他们的意志，因长期和平相处，他们变得日趋温顺，为中国人的本性和气质深深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