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01 13:06:00
　　【第一部 铁血活佛——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兴亡史】
　　《（上）暴力的佛教徒》
　　公元1645年，统治了中原二百多年的明朝刚刚灭亡，帝国再次陷于混乱和杀戮之中，而就在这时，一个即将给亚洲带来血雨腥风的男孩降生在了准噶尔。
　　准噶尔部位于现在新疆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属于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当时，曾经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早已烟消云散，中国境内的蒙古部族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位于现在内蒙古的漠南蒙古，二是位于现在外蒙古及更北地区的漠北蒙古或称喀尔喀蒙古，三是位于天山北麓的漠西蒙古，或称厄鲁特蒙古、卫拉特蒙古。
　　漠西蒙古或卫拉特蒙古，就是那个曾险些灭亡明朝的瓦剌，其首领脱欢、也先父子都是盖世枭雄。瓦剌汗国衰亡后，卫拉特蒙古人逐渐迁徙到今天的新疆，其下又分四大部落，准噶尔部就是其中之一。也有人认为，准噶尔人其实并非蒙古人，而是属于突厥人，是当年被成吉思汗最早征服的蒙古高原上那些突厥部落的后裔，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新生婴儿的父亲是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珲台吉”这个头衔，据说来源于汉语的“皇太子”，后来成为具有较高地位的蒙古首领的称号，通常还需要获得藏传佛教首脑的承认，比如巴图尔的珲台吉称号，就是达赖喇嘛册封的。在这位野心勃勃的首领率领下，准噶尔部落正蒸蒸日上，他们多次发动针对中亚的胜利远征，占领了西至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广大区域，其咄咄逼人的势头让漠西蒙古的其他三大部落如坐针毡。

　　这个孩子的降生其实早有预兆——公元1635年，正在准噶尔传教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即俗称的黄教）三世温萨活佛，对施主巴图尔珲台吉的夫人玉姆说，将来自己死后将在她的怀里转世。温萨活佛与班禅系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三世温萨活佛本人更是当时黄教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德高望重的四世班禅曾经的老师，因而在黄教中广受尊重。
　　三世温萨活佛的预言果然实现了。十年后，也就是温萨活佛圆寂第二年的公元1645年，玉姆夫人生下了这个后来起名噶尔丹的儿子，于是他便被黄教僧俗认定为三世温萨活佛转世——“噶尔丹”其实就是黄教祖寺“甘丹”的异译。
　　此时，新生儿的父亲巴图尔珲台吉已经成为北疆草原的霸主，在他的逼迫下，卫拉特蒙古的另一支土尔扈特部只好远走他乡，这支部落一直迁移到伏尔加河流域，直到清乾隆年间，无法忍受沙皇俄国压迫的土尔扈特人才由首领渥巴锡率领，历尽千难万苦重返祖国，这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东归英雄的故事。
　　其实，卫拉特蒙古的族长并非强大的准噶尔部，而是血统更加高贵的和硕特部——后者号称是成吉思汗的兄弟合撒儿之后，它当时的首领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固始汗，领地在现在新疆的乌鲁木齐附近。大约在明朝中期，本来游牧于内蒙古东部的和硕特部逐渐迁徙到新疆，加入了卫拉特蒙古联盟，并因其血统优势很快取代了绰罗斯（准噶尔首领的家族，脱欢和也先也都是该家族的成员），成为卫拉特蒙古的新盟主。

　　当时和硕特和准噶尔两部摩擦不断，而前者的实力明显弱于后者，尽管固始汗是卫拉特蒙古名义上的盟主，但他对巴图尔珲台吉却没有进行制约的实力，两个部族火并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正是在这种迫在眉睫的情势下，固始汗毅然做出了一个影响新疆、西藏甚至整个中国的重要决定，下令整个和硕特部向青藏高原进军。当时的西藏，新崛起的黄教与统治那里的噶玛噶举派（白教的一支）藏巴汗政权频发摩擦，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由于缺乏必要的武装，黄教两位领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被迫向西北的蒙古人求援。

　　为此，固始汗向巴图尔珲台吉主动示好，宣布放弃自己在新疆的地盘，而作为回报，巴图尔珲台吉答应助固始汗一臂之力。于是在1636年秋，和硕特与准噶尔联军由新疆突然攻入青海，和硕特部随后移居这里，将其原来天山之麓乌鲁木齐附近的地盘转交给准噶尔部以做酬谢。
　　占领青海后，固始汗在达赖和班禅的要求下，继续率军进攻康区（即康巴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四川甘孜州大部、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以及西藏昌都地区），消灭了信奉苯教并对黄教极不友好的白利土司，并迅速向西藏本土挺进。到公元1642年，节节败退的藏巴汗被蒙古军队擒获后处死，黄教势力终于彻底占据了西藏。
　　固始汗效仿当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对西藏萨迦派（即俗称的花教）领袖八思巴的前例，将西藏十三万户（其实就是整个西藏，元朝曾将西藏本土划分为十三个万户辖区）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作为供养地，由于此时西藏十三个万户辖区早已名存实亡，因此固始汗在名义上是将整个西藏政教权力交给了达赖喇嘛。

　　尽管达赖喇嘛的地位尊贵无比，但在固始汗期间，这尊佛爷却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西藏地方政府由和硕特蒙古汗王以达赖喇嘛名义任命的第司来实施具体管理。但到了固始汗死后，青海的和硕特本部并没有立即派来继任者，西藏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五世达赖迅速抓住这个机会，自己任命了第司，从而彻底掌握了西藏的政教权力。
　　在此期间，固始汗当年盟友巴图尔珲台吉也去世了，他年幼的儿子、只有十多岁的噶尔丹被继位的哥哥僧格送到拉萨，在五世达赖喇嘛门下求学。五世达赖喇嘛一生中收了许许多多的学生，著名的包括五世班禅罗桑益希、西藏摄政桑结嘉措、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六世功德林活佛、二世伊拉古克三活佛以及温萨活佛噶尔丹等，他们中除了老实巴交的五世班禅以外，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这位噶尔丹，后来成了大清帝国和中亚草原的共同梦魇。

　　在西藏求学期间，噶尔丹深受其师器重并频繁参与黄教机密，史载“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尔旦，所语密”。在达赖喇嘛写的自传《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在提到噶尔丹时也总是以“温萨活佛”的代称出现，并且其排列名次在各汗、王、珲台吉、台吉之首，由此可见达赖对这位徒弟的重视。另外，由于被认定是温萨活佛的转世，噶尔丹在西藏甚至还有自己的寺院——温萨寺。
　　弟子也确实没辜负师父的期望，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在道德、知识、纪律方面，噶尔丹十分虔诚地履行着一个藏传佛教僧侣的宗教义务，据说他做得无可挑剔，而在理想方面，清代史料中则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黄衣僧常叹息：西方回纥不奉佛教，护法如韦驮，仅行于三洲。噶尔丹笑曰：‘安知护法不生今日！’”
　　也就是说，年轻的温萨活佛早已立志成为藏传佛教的神圣护法，并将自己的护法宝剑指向了那些异教徒也就是所谓的“西方回纥”，即信仰伊斯兰教的广大中亚地区。
　　噶尔丹曾被达赖喇嘛赐号为“丹增”，这个词在藏语中有着特殊含义，代表着藏传佛教的一位重要护法神——马头金刚，此神据说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化身，其形象为红色身体，三目圆睁，獠牙外露，头顶上显现出绿色马头，右手持骷髅宝杖，头戴五骷髅冠，项挂五十颗人头做成的璎珞，威立于炽热般若烈焰中。
　　1670年，这位丹增护法神命运的转折点终于到来。就在本年，他的兄长、准噶尔部首领僧格被两个兄弟谋杀，在达赖喇嘛的支持下，噶尔丹迅速回到准噶尔弑兄杀弟平定内乱，顺利继任为准噶尔首领。
　　根据史料记载，噶尔丹临离开西藏时，五世达赖喇嘛曾和他这位得意弟子有过详细的密谈：“嘎尔丹将行，达赖喇嘛多秘语。膜拜别，曰‘杀运方兴，汝乃出也’”。因此，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有这么一种情况存在，即经历过多次血雨腥风的达赖喇嘛临别前向涉世未深的爱徒面授机宜，布置了后来的一系列平乱行动。
　　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尽管有老谋深算的达赖指点，噶尔丹本人的能力也相当重要，史载他在战斗中充分展现了个人魅力，其勇气和才华使得准噶尔人心悦诚服。清人曾绘声绘色地记载，在与其兄长争夺汗位的生死决战中，直面对手“率万骑接战，三分其军，驰向东，尘翳降天日”的浩大排场，噶尔丹“独当先，跃马挺枪，最深入，斩杀百十骑，溃其军，身不著一矢。”此情此景，整个儿一准噶尔的常山赵子龙啊。

　　战败后的敌人退守到一座险峻的山岭，滚木檑石如雨点般飞下。“众莫敢往，嘎尔旦立斩宰僧数人，徇于军。身率二十骑先登，呼声振天地。遇七清汗，入其军，手缚之，左右皆走散，莫敢当，皆大惊异以为神，弃弓矢，下马趋拜降。”
　　这里的“宰僧”应是“宰桑”的异译，可能来源于汉语的“宰相”，是蒙古人的高级官衔，也就是说有好几个高官倒霉蛋被噶尔丹杀了祭旗，随后这位生猛的蒙古汉子再次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冲了上去，敌人大惊失色，竟以为天神下凡，于是纷纷跪了。
　　后世学者认为，做为温萨活佛的转世，噶尔丹曾在西藏学经十年，并以达赖喇嘛作为自己的强大后盾，这为他取得准噶尔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当噶尔丹回来时，卫拉特蒙古地位最高的活佛咱雅班第达已经去世，这位活佛虽然出身和硕特部，但却一直是噶尔丹父亲巴图尔珲台吉的政治盟友，他利用自己在漠西和漠北蒙古的崇高威望，积极为巴图尔统一蒙古各部的梦想奔走。身为达赖喇嘛的得意弟子，温萨活佛便自然而然顶替了过世的咱雅班第达，成为卫拉特蒙古的最高主教。这种特殊身份使他在准噶尔人的心目中获得了近乎于神的地位。当僧格遇害后，准噶尔人仓皇失措，因此当噶尔丹突然出现时，“众审视惊喜，下马罗拜为神”。

　　通过血腥的内战，噶尔丹全面接收了哥哥僧格留下的遗产，不仅包括他的汗国，还包括他的老婆——僧格的遗孀阿奴就此嫁给了噶尔丹。据说，这位智慧与美貌兼备的王妃，此前就暗恋着自己已成为活佛的小叔子，当丈夫被杀后，她立即派人去拉萨给噶尔丹送信，这才有了后来温萨活佛脱下僧袍重披铠甲的一幕。两人结婚后，阿奴马上成为了准噶尔新汗王的得力助手，她不仅积极为丈夫出谋划策，有时甚至还亲自披挂上阵冲锋，真正的夫唱妇随。

　　此后，前温萨活佛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仍极其密切。这位已成为可汗的徒弟一直相当尊重自己的师父，向拉萨频繁奉献供品，每每遇到大事都要请示达赖喇嘛，并与拉萨的同学们通过书信来往甚密。公元1677年，南疆重地喀什发生内乱，失败的白山派首领哈司刺.阿巴克和卓（和卓‘Khwaja’，是伊斯兰教对领袖人物的尊称）逃往西藏，在那里他乞求达赖喇嘛的帮助，达赖喇嘛于是要求自己曾经的弟子噶尔丹施以援手。

　　对于这件穆斯林领袖竟向佛教领袖求援的咄咄怪事，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其影响深远的名著《草原帝国》中不无讽刺地写道：
　　“当人们考虑到佛教的僧侣政治与穆斯林之间的鸿沟时，阿巴克的这一举动可能显得奇怪。但是，在政治领域内，不论哪一种教义，两种形式的教权主义都是一致的。这位‘佛教教皇‘仍认为他从前的‘唱圣歌的童子’噶尔丹会忠实于他的命令，邀请他使穆罕默德的代表在喀什复位。”
　　果然，这位“唱圣歌的童子”相当配合师父，在喀什白山派残余势力的内应下，他率兵迅速挺进南疆，很快攻占了喀什并扶持阿巴克复位，《草原帝国》对此评价道：
　　“噶尔丹是极其热心地服从他，因为这一使命除了使他能够在喀什噶尔建立准噶尔人的保护国这一事实外，还使他成为喇嘛教会和伊斯兰教会两者的卫道士。”
　　公元1681年之后，噶尔丹向东攻占了吐鲁番和哈密，向西则连年征伐哈萨克等部族，一直杀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诺盖草原。公元1682到1683年，噶尔丹率军向北方发动猛攻，哈萨克首领头克汗几乎全军覆没。公元1684年，噶尔丹再度进攻中亚，攻陷并毁掉了中亚名城赛里木（Sairam，不是新疆的那个旅游胜地赛里木湖，而是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奇姆肯特，古时通常译为塞兰），将势力扩展到了锡尔河和阿姆河两大流域的河中地区。

　　到噶尔丹全盛时，中亚几大名城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乌尔根齐（即花剌子模国都玉龙杰赤，位于土库曼斯坦），中亚各族包括浩罕人（主要是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布鲁特人（即今天的柯尔克孜人，国外称吉尔吉斯人）均处在这位准噶尔大汗的权力之下。而《清圣祖朝实录》则说，噶尔丹“破回子中之萨马拉罕、哈萨克、布鲁特、叶尔钦、哈思哈尔、塞拉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

　　就这样，打着宏扬黄教、为达赖喇嘛进行圣战的旗号，经过十年的血腥征服，噶尔丹占领了几乎整个新疆地区以及西至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大片中亚领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准噶尔汗国，它北与沙皇俄国接壤，南和喀尔喀蒙古（即现在的外蒙古）相邻，其属地如哈萨克等多被迫放弃原来的伊斯兰教信仰而改宗黄教。
　　这一切血腥的战争，都是在达赖喇嘛默许甚至鼓励之下进行的，而达赖喇嘛自己也在其中受益颇丰——据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记载，藏历铁鸡年即公元1681年正月初二，“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将缠头人的疆域收归自己统治下之后，把以叶尔羌为主的一千五百座城镇、二百万户人口奉献给我”。
　　据说，当年的中亚大草原上，牧人们都知道普天之下有三个最强大的君主：俄国的沙皇，中国的博格达汗即清朝皇帝，以及准噶尔的博克硕图汗——“博硕克图汗”就是五世达赖喇嘛赐予噶尔丹的名号，意为“佛王”。
　　但博克硕图汗对此却并不满足，其目光早已瞄向遥远的东南，据说他曾如此向自己的子民们号召：“我们会成为曾经由我们统率的那些人的奴隶吗？！这个帝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遗产！”
　　“那些人”指的就是满洲人，他们的祖先女真人曾向蒙古人屈膝，而“这个帝国”指的无疑是满洲人所建立的清帝国。对此，《草原帝国》写道：“噶尔丹现在的目标是重写成吉思汗国的史诗，他激励所有蒙古人去参加夺取满族人（这些暴发者的女真族祖先们曾经被成吉思汗打倒过）的远东帝国。”
　　于是，草原上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个火星撞地球的消息：博硕克图汗与博格达汗，他们将进行生死对决！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中）狂热的圣战者》

　　日期：2014-07-02 08:05:35
　　【第一部 铁血活佛——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兴亡史】
　　（中）【狂热的圣战者】
　　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在距离大清帝国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蒙语‘乌兰’意思是‘红色’，‘布通’则为‘山’，合起来就是‘红山’，该地位于现在的旅游胜地、河北与内蒙交界的张北坝上草原），三万准噶尔大军正向着不远处的北京挺进，带领他们的是志得意满的博硕克图大汗噶尔丹。
　　不久之前，从外蒙古方向入侵的准噶尔军刚刚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大胜清军，根据在场的一位俄国军事观察员记载，此战清军损失极其惨重：“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
　　这里的“卡尔梅克”，是俄罗斯对卫拉特蒙古人的传统称呼，至今俄罗斯境内还有一个卡尔梅克共和国，居民主要是当年没有来得及跟随渥巴锡东归的那些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后裔，兼杂少量准噶尔、和硕特等其他卫拉特蒙古人。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不甘心屈服于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与纳粹德国合作，甚至有五千人加入德军，组成了“卡尔梅克志愿骑兵团”，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交界处的阿速海与纳粹德国并肩战斗。随着斯大林的暴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废黜卡尔梅克共和国，当地残余的卡尔梅克人被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相传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中途死去，剩下的人们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才获准回乡。

　　乌尔会河之战的起因，是噶尔丹突然对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发动了攻击，此前一年已正式成为清廷藩臣的喀尔喀人抵挡不住，不得不向自己的宗主康熙求援，皇帝于是下令全国动员，并打算御驾亲征。此时，准噶尔铁骑势如破竹，已经杀入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事实上，康熙在战争的布置上有些过于托大了。清朝大军从北京出发日期被定为农历七月初四日，这个时间已经是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后的第二十天了，而清军从京师到乌尔会河还需要二十天时间，也就是说，噶尔丹有超过四十天的充裕时间来从容准备。
　　尽管皇帝一再催促，但由于军中缺少火器和马匹，需要临时筹措，比如必须派人到马场取马，从各地库房调集武器弹药等等，所以清廷再抓紧安排，发兵日期比原来预计的正常情况只提前了三天。即使率领两万先锋部队的理藩院（相当于清帝国边疆少数民族事务部并兼办对俄外交）尚书阿拉尼，也是在噶尔丹进入战场的第八天才到达乌尔会河的，准噶尔军完全是以逸待劳。
　　因此乌尔会河之战开始时，清军主力尚在途中，只有阿拉尼的部队进入了阵地，双方各约有两万人马，虽然在兵力上势均力敌，但清军经过长途行军早已疲惫不堪。更为严重的是，贪功的阿拉尼不等己方大军到达，便抢先向准噶尔军发起了攻击，结果遭到惨败。事后，阿拉尼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含糊其辞，里面频频用“军退”、“先却”、“亦退”、“遂敛兵归”等字样淡化清军的惨败，他把战争的失利归咎于友军喀尔喀人的不堪一击，说这些人的糟糕表现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发挥，同时他认为敌人的火枪兵数量众多，而己方的火器还在路上运输，因此无法组织有效对抗。

　　不过，当时与准噶尔汗国交往密切的俄罗斯帝国保存了一份准噶尔外交官提供的战争纪要，其观点却完全不同，里面写道：
　　“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硕克图汗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两万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硕克图汗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
　　“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一个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在十五或二十人掩护下逃窜。博硕克图汗的叔伯兄弟丹济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
　　乌尔会河战败的消息传来，天下震动，史载“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也就是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几乎把所有能当兵的男丁都动员起来，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市场萧条，米价飞涨。
　　准噶尔铁骑继续狂飙突进，对于这些狂热的圣战者来说，距离建立那个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以噶尔丹大汗为世俗首脑的藏传佛教理想国，目标无疑又近了一步。而身为这个儒释道合一大帝国的总负责人，在千千万万个百姓、读书人甚至和尚道士的注视之下，康熙不得不正式宣布亲征——尽管皇帝自己是满洲人而非汉人，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确实是中原文明的坚定保卫者。
　　这是一场历史上少见的中原皇帝与游牧可汗之间的强者对决，在以往的时代里，人们还很少能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当冒顿单于强盛时，汉武帝还没有出生；唐太宗面对的是日薄西山的颉利可汗，而不是如日中天的始毕或统叶护；即使让人无比期待的帖木儿与朱老四的终极PK，也因前者的突然逝世而中途夭折。
　　鉴于自己离北京已经相当近，噶尔丹于是决意率军直捣京师。而康熙则痛定思痛，他迅速重整旗鼓，命令前线将领：“毋以前战未捷，遽怀退怯。其收集兵马，严行警哨”。鉴于乌尔会河一战阿拉尼孤军深入惨遭失败的教训，皇帝在军事行动上极为谨慎，严禁各路清军自行开战，而是令他们会齐后待命。可以说，这次战败使康熙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及时扭转消极悲观情绪，认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并迅速组织大军准备下一场战役。

　　按照清朝史料的说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康熙皇帝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赌注——他竟然以帝国的首都为诱饵，将噶尔丹引诱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他致信噶尔丹，要求双方在清军选定的主场进行决战，奖励则是赢家通吃，胜利者将获得整个中国和蒙古。
　　噶尔丹接受了康熙这个看上去颇有骑士精神的挑战，对此，前苏联准噶尔史专家兹拉特金写道：“他邀请噶尔丹再靠近些，可以住在乌兰布通地区，噶尔丹接受了这一建议，毫不怀疑这是给他设下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