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17 16:27:00
　　序言 晚清第一改革家：曾国藩
　　“我不是曾国藩，曾国藩做的我做不到。”朱镕基总理在评价著名历史小说《曾国藩》时这样说。
　　曾国藩、朱总理，两人不相伯仲，都是湖南人中的翘楚。那么，朱总理所说的“曾国藩做的我做不到”是什么意思呢？照我看来，朱总理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他所推进的改革开放，在深度及广度上，都不及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当然，这只是朱总理的谦辞。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具有远见卓识的清朝官吏，开始学习欧美，制造轮船、枪炮，开采矿山，铺设铁路、电报线路，建设钢铁厂、纺织厂。中国就此开启了近代化的大门。

　　其实，曾国藩所推动的改革，远远不止我们所熟知的洋务运动。诸如革新吏治、改革盐政、漕折（将漕粮折算成银两上交，就是漕折）征收改革等等普通历史爱好者不太熟悉的领域，也是曾国藩改革的重点。他所推动的这场改革运动，对于我们今天有着许多的借鉴之处。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下面五个方面。
　　第一，如何处理好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学习欧美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但他并不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他非常注重维护中国的权益。
　　在借师助剿这一问题上，他坚决反对列强深入长江镇压太平天国。在阿思本舰队一事上，他坚决主张解散这一中国完全不能控制的舰队。他不主张向列强购买大量洋枪，用以镇压太平军，他告诉弟弟曾国荃，勇气比武器更重要。
　　他所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完全不用洋匠，只用中国人。他参与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虽然在李鸿章的管理下，聘请了不少洋匠，但曾国藩始终强调要以中国人为主。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重大区别。李鸿章不太信任中国人的技术能力，喜欢用洋人。
　　曾国藩更强调独立自主，李鸿章更强调改革开放。两者各有利弊。按照曾国藩的模式，中国近代化的速度将会很慢。中国工匠即便能做出东西来，也远远落后于时代，意义不大。按照李鸿章的模式，中国近代化的速度将会很快，但是中国会因此失去更多的利权，中国工匠也很难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学到真正有用的技术。
　　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存在。在大力引起先进技术的同时，我们是否保持了独立自主，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中国人是否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学到了真正核心的技术，“中国制造”如何变成“中国创造”，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日期：2014-07-17 16:31:24
　　第二，如何处理好发挥市场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
　　自明朝中期开始，中国食盐贩运开始施行纲盐制。纲盐制是一种大商人在政府的保护下垄断食盐贩运的制度。其实质就是政府部门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食盐贩运。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来，产生了诸多的弊端。
　　一般来说，中小盐商相对于大盐商而言，更加灵活机动。但在纲盐制下，中小盐商不能单独贩运食盐，只能投靠大盐商，在大盐商的支配下参与食盐贩运。这样一来，中小盐商的灵活机动性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为了营利，设置层层审批机构。大商人为了运盐，必须层层打通关节，往往用于贿赂的银子比盐本身的成本还要高。政府的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大盐商的利益，而且间接地抬高了盐价，致使官盐卖不出去，大量积压。

　　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在淮南实施盐政改革，用票盐制取代纲盐制。票盐制的实质就是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食盐运销中的作用。
　　在票盐制下，中小盐商都可以单独参与食盐贩运，灵活机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另外，大量的审批环节被取消，盐商的利益得到保障，盐价也迅速降了下来，销售情况明显好转。
　　陶澍的票盐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因为触犯到某些人的利益，票盐制没有实施多久就被取消了。
　　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在淮南重新进行票盐制改革。然而，曾国藩所谓的票盐制，其实质却是纲盐制。
　　曾国藩规定，盐商必须至少承运一张“大票”或“小票”，才能参与食盐贩运。承运一张“大票”，需本钱五、六千两；承运一张“小票”，需本钱一、二千两。这显然不是中小盐商所能承受的，所以中小盐商被挡在了食盐贩运的大门之外。
　　同时，曾国藩加强对淮盐贩运的管理。食盐到引岸后，经过审批后才能按顺序销售，销往哪里，销多少，定价多少，全由政府部门决定。

　　后来，李鸿章又提出“捐输票本”的政策，规定只有之前向政府交纳过捐输的大商人才能运盐。至此，淮南盐政名义上是票盐制，其实已经完全倒退为纲盐制。
　　曾国藩、李鸿章的票盐制改革，对于稳定食盐运销、增加稳定的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本质是纲盐制，是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一种强行干预，这样也就很难杜绝官员利用行政权力牟取暴利，最终搅乱食盐市场。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强行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政府部门更多的时候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服务生，而不是管理者。同时，我们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灵活机动性，促进经济的发展。
　　日期：2014-07-17 16:33:43
　　第三，如何使好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增进民生福祉。
　　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民生福祉的提高。如果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那么再多的好政策，对于增进民生福祉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老百姓也不会买你的账。

　　相对于明代来说，清代的政策要好得多。“摊丁入亩”后，清代农民只需缴纳一种税收，那就是地丁银，税率非常低。部分省份的农民，需要缴纳漕折，税率也非常低。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的话，清代农民的负担是非常低的。
　　然而，清朝的这一好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后来，老百姓在正常的赋税之外，需要缴纳耗羡。地丁银、漕折银在熔铸的过程中（将农民上交的散碎银两熔铸成一定规格的银锭）会产生损耗，漕粮在运输过程中（运送至京城），也会产生损耗。为了弥补损失，地方官员往往背着中央政府征收耗羡，即在正常的赋税之外多征一些银两和漕粮。这本是违法的，但在当时成了官场的潜规则。农民的负担开始加大。

　　清代的县级办公人员非常少，一个几十万的大县，只有十几个办公人员。这样一来，知县不得不大量聘请编制外的人员帮助他行政，这些人就是胥吏。
　　清代政府官员的工资非常低，后来虽然推行养廉银政策，但是县级办公人员的工资依旧很少。同时，清代又实施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地丁漕折绝大部分要上缴国库，留给县里用作办公资费的很少。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知县没有多少工资，县财政也没钱，那么大量的胥吏，工资从哪里来呢？于是便只能加征耗羡，用以支付胥吏的工资。

　　雍正时实施“耗羡归公”，但各地不归公的耗羡依旧照征不误。雍正的这一政策，本来是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加大了农民负担。
　　一县的地丁漕折，往往由胥吏负责征收。胥吏的工资都是很低的，不足以养活家庭。于是，他们纷纷随意增加耗羡。久而久之，这便成了官场潜规则，知县明明知道也不过问。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耗羡往往超出正常赋税五到六倍，甚至更多，农民负担大为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也就很难生存下去了，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月，便有大量农民揭竿而起。
　　后来，左宗棠在湖南、浙江，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进行了漕折征收的改革。其主要的政策就是绕过胥吏，由百姓直接将漕折交到县里。这一改革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漕折征收混乱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曾国藩主政的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更是这样。
　　这种问题在我们当今社会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很多政策在上面还是很好的，到下面就变了样。本来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到基层却成了坑害农民的政策。如何使好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增进民生福祉，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日期：2014-07-17 16:36:19
　　第四，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自秦代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实施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布政使负责地丁漕折的征收，并将其中的绝大部分运送至国库，县、府、省三级都只能存留极少部分，用作办公经费。布政使隶属礼部和户部，不受督抚节制。皇帝通过控制户部，从而控制各省布政使，进而控制各省财政。督抚无权干涉。
　　布政使还负责各省的民政，督抚也不得干涉。布政使之外，清廷还在各省设按察使掌管按劾、司法。按察使隶属于刑部，也不受督抚的节制。皇帝通过控制刑部，便可控制各省按察使，进而控制各省的按劾、司法事宜。督抚无权干涉。
　　清代的兵权也由中央掌握。一旦发生重大的战事，朝廷会指派经略大臣前往处理。兵从各省绿营中抽调，粮饷由户部负责筹集，完全无需督抚插手。
　　清代的人事任免权也高度集中在中央。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先由军机处在记名人员中选择几名，差额呈进，最后由皇帝朱笔圈定简放。三品以下的文官分别由皇帝、吏部、督抚任命，三品以下的武官分别由皇帝、兵部、总督、提督任命。皇帝亲自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人事任免权。
　　这些制度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一辈子也出不了紫禁城几次，根本不可能了解民生疾苦的皇帝手里，国家也就不可能发展好。督抚相对皇帝来说，离民众更近，但他们没有太多实权，即便洞察到某些弊端，也不能进行改革。长此以往，国家便江河日下了。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形成，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但清政府非常猜忌曾国藩等人，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曾国藩这些人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反问我，清朝后来不正是因为分权过多，才导致袁世凯势力膨胀，最终被袁世凯推翻的吗？你怎么还推崇分权呢？这样问的朋友，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看到实质。
　　假设清朝一开始就适当分权，督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权建设，清代的很多制度性弊端很可能在萌发之初就被改革掉，这样一来，就不大可能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实力派就不可能崛起，清代的固有制度也就不可能受到冲击。
　　假设清朝充分信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忠心耿耿的老臣，给予他们以改革的全权，那么中国很可能不会在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输得那么惨。不输得那么惨，清朝的威信就不会迅速下降，袁世凯再强，恐怕也难以动摇清朝统治的根基。
　　所以说，清朝后来的被迫分权，正是前期过于集权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清朝末年，不是不想集权，是不可能集权。总而言之，问题出在集权上，而不是出在分权上。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央政府应该将一些非关键性的权力下放至各省，充分发挥各省的灵活机动性。对于各省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中央政府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当然，权力下放要注意适当原则，分权过度会导致分裂主义抬头，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很显然也是不可取的。
　　日期：2014-07-18 14:36:35
　　第一章“笨”小孩也能成功：青少年时期的曾国藩
　　午后的烈日像火一样灼烧着大地，原本人潮涌动的湘潭市集渐渐平静了下来，商贾们依旧没有退去，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此刻，他们正一边扇着蒲扇驱赶着酷暑，一边相互谈论着市井间的新闻，等待着顾客的来临。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平静、安宁。

　　“驾，驾！”一阵刺耳的吆喝声粗暴地打断了市集的平静，靠近街口的两个卖米的客商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他们的米早已被迅猛而来的青鬃马蛮横地踢散在地。后面的商人一看势头不好，赶紧将货物往后面搬，反应不快的货物也被踢散。
　　这些人是湘潭城内的一群恶少，都是有钱或者有权势人家的子弟。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喝花酒，喝醉了就睡倒在街边，第二天午后又一起醒来，骑上马到处乱撞，耀武扬威。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无奈那些人都有背景，无可奈何。
　　不过这一次，在这群恶少的后面，有一个跟这些人一样骑着马的人有些特殊。他的肤色比较暗黑，不像是城里人。这个人起初心情很愉快，跟着恶少们一起起哄，但当他看到老百姓的货物被踢翻的时候，脸色似乎有些阴沉了。
　　“曾星冈，你给我站住！”正当这个叫曾星冈的人骑着马，晃晃悠悠地跟在那群恶少们后面往前走的时候，一个锐利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曾星冈身子一震，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往后一看。虽然他喝多了酒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但他还是凭借仅有的一点意识判断出来者是本族的一个长辈。
　　在古代，族权的威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曾星冈虽然是纨绔子弟，但也不敢挑战族权。只见他踉踉跄跄地调转马头，对那老者说道：“老伯，叫我有何事？”
　　见曾星冈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那老者气不打一处来，喝道：“好你个曾星冈！你不知道现在是农忙时节吗？你老爹五十多岁了，尚且起早摸黑，田里地里活一把抓，你倒好，跑到湘潭来喝花酒了！就你这出身，你配跟这些公子爷一起玩吗？你看人家张三，他老爹是湘潭知县，再看那李四，他老爹是湘潭米行的掌柜，你老爹是什么玩意，你配吗？你给我下来，我今天非拉你去族长那里，让全族人一起教训你不可！我曾家不能出你这种败类！”说罢，这老者迅速往前，拉住马的缰绳。

　　日期：2014-07-18 14:38:48
　　曾氏都尊孔子弟子曾子为祖先，族规向来非常严格。曾星冈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要是被拉去见族长，不仅免不了一顿痛骂甚至痛打，更重要的是恶名远扬，以后全族的人都会看不起他。所以当时他只好放下身段，向那老者求饶道：“老前辈，还请饶过我这一次，以后不再也不敢了。”

　　老者听罢，冷笑一声，道：“你曾星冈会改，那母猪也能上树！你今天非得跟我去见族长不可。”说罢，他猛地一拉缰绳，想把曾星冈牵走。
　　谁知因为这一拉，那马突然受了刺激，扑腾着两条前腿，仰天长啸。那曾星冈酒还没有全醒，意识没有完全恢复，被这马一折腾，“扑通”一声栽下马来。
　　街边的那群商贩见这群恶少当中有人落了马，都幸灾乐祸地围了过来看热闹，对着曾星冈嘻嘻哈哈。
　　曾星冈勉强翻过身来，看到周围群众这副模样，甭提有多悔恨了，那脸立马就通红通红的了。曾星冈虽然是个纨绔子弟，但他脸皮薄，有向善的因子，刚才他看到前面的恶少踢翻了百姓的货物，脸色就变阴沉，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不对。
　　正当人们还沉浸在对曾星冈的嬉笑怒骂中的时候，曾星冈突然发力站了起来。只见他对那老者一拱手，道：“老前辈，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我曾星冈从此改过也！”说罢，牵起那匹马便奔马市而去。
　　曾星冈在马市将马卖掉后，连夜走路回到一百五十里外的老家荷叶塘。他父亲曾竞希见他又是一身酒气回到家中，理也没理他，就继续去地里干活去了。

　　谁知事情在第二天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曾竞希一大早起来，不见了曾星冈，他把屋宇周围找了个遍，最终在三里开外的一个荒坡上找到了他。
　　曾星冈见父亲来到，说：“爹，前几天我在湘潭被一位老者教训了一顿，感悟很深。我发誓，从此改过了。你看这一片荒山，荒着太可惜了，不如开垦一下，种上高粱和黄豆。”
　　曾竞希见儿子的神情不像是在开玩笑，鼓励他说：“儿啊，你要是能改，咱老曾家复兴有望啊！”
　　曾竞希虽然口头上是这么说，但心里还是不对曾星冈报希望，因为以前曾星冈也曾给过他许多次憧憬。但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曾竞希发现，曾星冈还真的是变了。
　　日期：2014-07-18 14:40:53
　　首先，曾星冈开始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既开垦荒地，又修建水库和水渠解决灌溉问题。在种田种地之余，还养了鱼和猪。曾家渐渐展现出兴旺的气象。
　　其次，曾星冈开始发愤读书，经常向乡里面的学问人请教读书之法、治家之道，又严厉督促儿子曾麟书读书。
　　接着，曾星冈以“我们这些做后代的虽然穷，但祭祀的礼节不可以随便乱来；曾家的子孙虽然愚蠢，但是家祭不可以简省”为理由，向宗族的长者提出修建祠堂的建议，并建议每年定期举行祭祀。

　　乡里面有喜庆的事情，曾星冈都会前去庆贺；有丧事，他都会前去吊唁。乡邻之间产生了矛盾，曾星冈总是会前去排解。对于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曾星冈会毫不犹豫地怒斥。如果仅仅是意气之争的话，曾星冈就会请矛盾双方到他家来吃饭，然后大家一笑泯恩仇。
　　对于鳏寡孤独者，曾星冈尽力给予帮助。即便暂时不能在经济上给予帮助，他也会努力帮助那些人做事，减轻他们的困难。曾星冈认为，如果等到有钱的时候再帮助他们，那么“天下终无可成之事”。
　　久而久之，乡亲们对曾星冈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前的纨绔子弟成了大家心目中最可信赖的力量，曾星冈也成了荷叶塘第一号的乡绅。
　　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料想到曾星冈的这次改变对曾国藩家族意味着什么。曾国藩家族从那时起至今两百多年，一直长盛不衰，曾星冈的后代没有一个纨绔子弟，全是因为这次改变而带来的。假使曾星冈没有这次改变，那就不会有曾国藩的成功，中国近代史是不是都会因此而转变方向呢？
　　我们中国人编造人物故事的时候，往往喜欢把这个人身上的某种特质附着于故事之中。这大抵是受了佛教“因果报应”之说的影响。
　　某人是英雄，那么我们编造的故事必须能体现他英雄的本色，诸如打抱不平、舍生取义之类。某人是汉奸，那么我们编造的故事就必须展现这个人物猥琐的一面，比如奸险狡诈、贪生怕死之类。

　　我们看胡军演的电视连续剧《朱元璋》，里面有个情节，是小时候的朱元璋和徐达、汤和等人玩耍，朱元璋俨然一副皇帝的模样，拿着放牛鞭就给徐达他们封起王来，还要赏赐他们每人一个大饼。这个故事显然是杜撰的，但我们看后不会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已经认定朱元璋作为一个皇帝，应该是从小时候起就与众不同的。另外，这个故事也从侧面揭示了元朝为什么会灭亡，百姓饥肠辘辘已经到了绝境，怎能不造反？所以，这个故事虽然假，但我们都能接受。

　　日期：2014-07-18 14:43:0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籍当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人为编造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一个人物在成名之前的故事，多半是出于编造。曾国藩小时候的几个流传至今的故事也不例外。
　　因为曾国藩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确实存在着带领湘军举起造反、推翻满清王朝的可能性，而曾国藩身上又长期长有牛皮癣，我们的野史编撰者们便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编造出了两个关于曾国藩是蟒蛇附身的神话，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曾国藩未能顺应历史潮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遗憾。
　　第一个蟒蛇附身的传说发生了曾国藩刚出生的时候。

　　这一天是1811年11月26日。对于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家处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的曾竞希一家人来说，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它将决定曾家未来的命运。
　　这一天凌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曾竞希恪守他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很早就起床了。当他用力推开大门，准备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的时候，只感觉一股冷气向他扑来，冷风夹带着从屋门口那株生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白果树上掉落下来的红叶，向曾竞希那布满邹纹的脸上吹来。
　　曾竞希下意识地用手抹开面前的红叶，揉了揉被冷风吹得朦胧的双眼，然后拿起墙边的一把扫帚，准备将院子里的落叶打扫干净。多少年了，曾竞希一直保持着早起打扫卫生的习惯，据说这是曾氏家训中最重要的一条。
　　外面的雾气很浓，浓雾是湖南一带深秋时节常见的气象。曾竞希的眼睛本就被刚才的那阵冷风吹得朦朦胧胧的了，再加上这浓雾，他那老花眼其实是看不清眼前的景物的。在此情形下，曾竞希被习惯所驱使，依旧下意识地挥动着扫帚，慢慢地将落叶扫成一堆。
　　突然，他发现前面屋檐上有一个东西在快速地挪动，但他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曾竞希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用手揉了揉眼镜，然后定睛一看。这次他看清楚了，那东西是一条长达丈许的大蟒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