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普鲁士的崛起
　　第一章 普鲁士建国
　　德国国家的历史最多只能追溯到普鲁士，现代德国就是由普鲁士演化而来。虽然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是由德意志人所创建的，但这个帝国事实上与普鲁士，与德国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反而是与另一个德意志人的国家——奥地利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德国国家的历史只能从普鲁士开始说起。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却是非常久远的，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日耳曼人。
　　中世纪时德意志民族分布的地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德国和奥地利及其周边的部分地区，不过那时德国尚未统一，德意志地区分裂为三百多个小邦国和一千多个骑士庄园领地。无论是小邦国还是骑士庄园领地都是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可以说德意志地区陷入极度的分裂之中。普鲁士在刚刚建国的时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邦国。
　　普鲁士国家的渊源有两支，其一勃兰登堡。1415年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伯爵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命为勃兰登堡选帝侯（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是世袭的，而是选举产生，拥有选举权的诸侯就被称为选帝侯），从而获得了勃兰登堡地区的统治权。
　　普鲁士国家的另一个起源是当时统治普鲁士地区（注：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一带）的条顿骑士团。1525年条顿骑士团的领袖艾伯特宣布普鲁士是一个公国，接着他又骄傲的宣布自己就是这个公国的公爵。1594 年，当时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特迎娶了普鲁士公爵的女儿安娜·冯·普鲁士为妻。这显然是一场政治婚姻，新郎是新娘的表哥，而且新娘并无兄弟，这也就是说普鲁士公国没有男性继承人。1618 年，普鲁士公爵去世，他在生前仍旧没有生下一个儿子，这样一来约翰·西吉斯蒙特便顺理成章的以女婿的身份继承了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与普鲁士公国合二为一，成为普鲁士国家的前身。但请注意，此时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两地并不接壤，中间隔着大约相当于一战后“波兰走廊”的波兰领土。直到1772年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夺得了“波兰走廊”的全部领土，勃兰登堡和普鲁士方才连成一片，这块夺自波兰的领土被称为西普鲁士。一战后波兰收复了“波兰走廊”，使得德国本土与原普鲁士在地理上再一次被隔开，引发了德国人极大的愤怒，并成为导致二战爆发的导火索。但德国人似乎忘记了，普鲁士和德国本土本来就是不接壤的。

　　普鲁士的版图扩张
　　1700年，名义上统治着德意志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陷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急需普鲁士的帮助。当时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趁机坐地起价，要求皇帝给自己加官进爵，册封自己为普鲁士国王。皇帝没有办法，只得同意，但却给他打了个折扣，“国王”这一称号仅限于在普鲁士国内使用，在他的其他领地中还仍然保持选帝侯和伯爵的称号。虽则如此但腓特烈仍然非常满意。1701 年 1 月 18 日，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在哥尼斯堡（注：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的宫廷中举行加冕礼，登基为普鲁士国王，称腓特烈一世，从此普鲁士算是正式立国了。

　　但让普鲁士真正成为一个让列强们都承认的强国，那还是腓特烈大帝时候的事情了。腓特烈大帝年轻时是个浪漫的艺术家，无法忍受号称“士兵国王”的父亲腓特烈一世严酷的军事教育，为反抗父亲强加给自己的婚姻，年轻的腓特烈大帝企图与好友卡特（注：传闻腓特烈大帝是同性恋，卡特正是其基友，他一生没有生育任何子女）逃往英国，结果却在边境被逮捕，卡特被处死，腓特烈大帝被监禁。卡特死后腓特烈大帝性情大变，向父亲道歉，并开始认真学习军事。他继位后四处征战开疆拓土，使普鲁士一跃而成为欧洲强国。

　　同时他对普鲁士实行“开明专制”的统治，使得普鲁士的内政和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更为难得的是这个军事强人仍然不改自己艺术家的初心，一生作曲一百多首，在音乐史上还享有一定的地位。他还酷爱哲学，著有《反马基雅维利》一书，被称为哲学家国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腓特烈大帝倒很是符合柏拉图对于国王应当由哲学家来担任的思想，难怪当伏尔泰读到这本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反马基雅维利》时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将腓特烈大帝引为知己，从此开始了俩人长达十多年的书信往来。但可惜的是在伏尔泰受邀来到宫中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这两位哲学家竟由互相仰慕发展为相互鄙视，使得一段佳话不得不黯然落幕。

　　日期：2016-01-26 09:18:53
　　第二章　拿破仑的阴影
　　腓特烈大帝把普鲁士变成了一个强国，王国的领土和人口从 1740 年他继位时的 11.9万平方公里和 225 万人增加到 1786 年他去世时的 19.5 万平方公里和 350 万人。其后普鲁士又参与了两次瓜分波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强国地位。但普鲁士的好运自1795年便开始告一段落，原因很简单，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拿破仑来了。普鲁士和整个欧洲从此都战战兢兢的生活在拿破仑的阴影下，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这个“邪恶的暴君”，落个亡国灭种的下场。在拿破仑时代普鲁士损失惨重。1806年巴伐利亚国王、符腾堡国王、巴登大公、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以及拿骚的几位公爵、列支敦士登侯爵等 16 个德意志邦国在拿破仑的武力胁迫下成立了傀儡的莱茵联邦。同年拿破仑接连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战役中全歼普军主力，仅仅是被俘的就是十万人，“拿破仑一口气，吹去了普鲁士（王朝田、梁湖南：《从土伦到滑铁卢》，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210）”（1）。普鲁士被迫签订极为屈辱的《提尔西特和约》。条约规定普鲁士在波兰夺得的领土全部被剥夺，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华沙公国；普鲁士易北河左岸的全部领土划归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责成普鲁士军队由14 万人裁减为 4 万人；普鲁士偿付法国1 亿法郎的赔款，15 万法军驻扎在普鲁士直至赔款付清撤走。条约使普鲁士的人口和领土都减少了一半，普鲁士从二流强国沦落为三等国家。

　　拿破仑的大军虽然使得普鲁士损失惨重，但其所到之处却也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和理念传播到了德意志的土地上。拿破仑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按照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模式建立起全新的统治制度，腐朽反动的封建等级制度被法军的刺刀一扫而空。农奴制度的废除使德意志的农民第一次获得了人身自由，以前的农奴与领主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成为拿破仑的臣民。拿破仑还不遗余力的推行他的民法典，大刀阔斧的废除德意志地区国内关税，鼓励德意志境内的自由贸易；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这一切都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好了基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就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四卷，第52—53页）”（2），“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二卷，第636页）”（3）。

　　拿破仑制度波及地区
　　***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评价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拿破仑既流汗又流血的跑到德意志的土地上搞改革开放难道也是国际主义的精神吗？难道也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吗？当然不是了，铲除封建领主，把广大的人民从封建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是因为拿破仑要自己亲自奴役广大的被征服人民，那是要把封建领主从农民手中剥削来的脏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侵略战争事业当中去。打仗可是非常花钱的一件事情，红军当年也是要打土豪的嘛。至于促进德意志工商业的发展则很有把猪养肥的意思。

　　拿破仑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横征暴敛，强迫青壮年男子当兵为他的侵略战争充当炮灰。1806年11月拿破仑为了从经济上打击英国发布《柏林敕令》，蛮横的命令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禁绝对英国的贸易。普鲁士在一个月之前才刚刚被拿破仑打败，连首都柏林都被法军占领，只能被迫屈服，在经济上损失惨重。
　　（1）王朝田、梁湖南：《从土伦到滑铁卢》，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2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四卷，第52—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二卷，第636页
　　日期：2016-01-26 15:20:00
　　第三章　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觉醒
　　拿破仑对被征服国家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信仰一律施以暴政的政策深刻的激发了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在此之前由于封建领主制的存在人们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意识非常淡薄，人们认同的是自己的领主，效忠的对象并不是国家、国王而是自己领地的领主。如今习以为常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诞生的是非常晚的，是在拿破仑时代中才出现的。中世纪的欧洲有一句谚语，“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意思是说普通民众只服从自己的领主，国王并不能直接命令他，他对国王也没有效忠的义务；欧洲人还普遍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几个教派，人们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对信仰同一教派的人群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但在拿破仑的暴政统治下，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感大大加强了。首先当然是封建领主制已经被拿破仑打击的七零八落，普通民众已经失去了效忠对象。以前的贵族老爷现在和普通民众一样，都成了拿破仑暴政的受害者；而拿破仑对于基督教的各个教派也是一律平等的，一律平等的给与严厉打击，并不厚此薄彼。拿破仑对于教会的严厉打击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拿破仑这样的铁腕人物是绝对不允许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势力来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而且拿破仑本人似乎也并不信仰宗教，也不相信活着会遭报应死后会下地狱之类的迷信说教。1809年5月拿破仑在阿斯佩恩和艾斯林战役中惨败于奥地利，受尽拿破仑欺压侮辱的教皇庇护七世立刻跳将起来，四处宣扬什么“阿斯佩恩和艾斯林的战斗是上帝对拿破仑这个世界的压迫者进行惩罚（王朝田、梁湖南：《从土伦到滑铁卢》，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250）”（1），“凌辱教会的暴君快完蛋了（王朝田、梁湖南：《从土伦到滑铁卢》，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250页）”（2）。拿破仑在惨败之后手段却越发的强硬，下令废黜庇护七世并将其逮捕，请教皇吃了五年牢饭。

　　正是在对拿破仑的共同仇恨中，在要向法国人复仇的激情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被最深刻的激发起来了。因为无论是国王、贵族或是普通民众都成了拿破仑暴政的受害者，他们明白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败拿破仑，而再也没有什么是比“国家”、“民族”更能团结最广大民众的了。事实上导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的莱比锡会战在欧洲历史上就被称为“民族之战”，各个被拿破仑暴政奴役下的民族寻求解放的意味十分明显。富勒在其名著《西方军事史》中就这样评价这场战役，“可是时代已经改变，欧洲已经不再是一盘散沙，许多民族都已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个结晶化的民族国家。它们各自分道扬镳，使他（注：指拿破仑）的个人神化主义的假定无法实现。

　　在耶拿会战中，拿破仑不仅毁灭了一个封建陆军（注：指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全歼普鲁士军队主力，迫使普鲁士进行改革），而且也肃清了封建观念的一点最后的余烬。从这些灰烬之中，却产生了新的民族性陆军，终于在莱比锡会战中把他自己击败了。在埃尔斯特河边的战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现代欧洲却从此脱出了中世纪的蜕壳。”

　　欧洲从此脱去了中世纪的蜕壳，一个新的欧洲已经呼之欲出，而德意志也将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开始统一。
　　（1）王朝田、梁湖南：《从土伦到滑铁卢》，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250页
　　（2）王朝田、梁湖南：《从土伦到滑铁卢》，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250页
　　日期：2016-01-27 09:52:37
　　第四章　统一前的德意志

　　由于德意志地区位于欧洲中部，又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所以常常沦为大国争霸的战场。尤其是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地区成为主战场，持续三十年的战争使得德意志的人口遭受惨重损失，“德国（注：指德意志地区）人口战前近3000万，战后仅剩1200万，约损失3/5的人口。战争进行最激烈的地区，如巴拉丁地区战前50万人，到1635年仅剩4.8万人了（转引自蒋国维：《略论欧洲第一次国际战争》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3）：44—48）”（1）。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说：“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和屠杀。有些地方，除大军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干脆把他们叫做土匪，他们甘冒风险，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但是受苦最深的，又是农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十九卷，第366页）。”（2）

　　经过三十年的战争蹂躏，神圣罗马帝国彻底成了一个空架子，德意志进一步被分裂成300多个拥有自主权的小邦国以及1400多个骑士领地，这就是普鲁士建国前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在此战中从神圣罗马帝国手中夺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从此这两块土地在德法两国中反复争夺，直到二战后方才尘埃落定。
　　欧洲各大国为了争夺土地而在德意志大打出手，就连远在罗马的教皇也不肯放过德意志。由于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使得教权很少受到世俗政权的抵制，因而得以极大的扩张。与列强要抢夺德意志的土地不同，教皇在德意志的目的主要是骗钱。为了能从虔诚的教徒的口袋里骗出钱来，教皇手段之卑鄙无耻简直可以称为下流，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赎罪券”。教会宣称“当你为某个炼狱灵魂捐献的银钱投进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响时，他就从炼狱中应声而出（请参阅《天主教会史》之《教会大赦问题》一节）”；而《赎罪券价目表》则为各种罪行公开标价，“谁若杀害了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其他任何亲属，只要交纳5——7枚金币，便可以洗清罪恶了”。至于其它诸如用猪骨头冒充圣徒彼得的遗骨以5个金币的价钱出售，用鸡毛冒充天使的羽毛等等更为下三滥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16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意志榨取的财富高达30万古尔登（注：德国钱币名称），这个数目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年收入还高出好几倍，等于149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征税额的21倍。德意志由此被称为“教皇的奶牛”。正是对“赎罪券”的不满才引发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

　　1814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惨败，被迫第二次退位。欧洲各国列强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重新确定欧洲的新秩序，并且瓜分拿破仑帝国崩溃后留下来的庞大遗产。普鲁士在此次的会议中收获颇丰，获得了近乎一半的萨克森，并且还得到了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国力进一步增强。
　　但与会列强并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德意志的分裂在维也纳会议上被确立。会议决定继续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但成立了一个名为德意志邦联的松散组织，包括1 个帝国、5 个王国、1 个选帝侯国、7 个大公国、9 个公国、10 个侯国、1 个伯爵领地和 4 个自由市，共计38个成员。
　　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685年商人从萨克森贩运60块木板去汉堡售卖，不过区区300多公里的路程途中交税就要交掉54块，总税率相当于货物价值的80%。到了德意志邦联时期情况也没有丝毫的好转，著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德意志的三十八条关税与过境税边界线使境内交通陷入瘫痪，其结果大致就是像把一个人的每只手脚扎紧，使任何一只手脚的血液都不能流到其他手脚。你要想在汉堡和奥地利之间或柏林和瑞士之间做生意，就得穿越管辖着十种关税和过境税制度的十个邦，付十次货物通行税（[美]科佩尔·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商务印书馆，范德一译，1987，第l13页）”（3）。

　　对于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德意志各邦国来说政治上的分裂导致市场的狭小，这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是有根本矛盾的。在李斯特的奔走呼号下，1834 年由普鲁士牵头组织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成立，成员包括普鲁士、莱茵黑森、库尔黑森、 图林根、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等 18 个邦国。加入同盟的地区占全德意志领土的 4/5，有 3300 万居民。同盟条约规定：废除内地关税，同盟各邦之间免除关税，对同盟外邦国实行统一进口税；关税收入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邦。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货币、度量衡、票据法等也逐渐统一。 关税同盟的建立排除了各邦之间的经济樊篱，使德意志地区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经济体，这不但使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关税同盟的存在使普鲁士以同盟各国的经济实力为依托向英法等经济大国争取到了有利于同盟各国的外贸条件，也极大的促进了德意志地区的对外贸易。

　　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的当年关税收入即达14 500万塔勒（注：当时流通于德意志及中欧一带的一种银币），第二年收入即达到16 500万塔勒，增长13.8%。关税同盟建立后十年关税收入总体增长了8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意志经济贸易的繁荣。
　　德国在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就实现了经济统一，这就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心理基础。而普鲁士以自己在同盟内一强独大的身份完全主导了同盟的运作，并动辄以废除同盟为要挟迫使其他同盟成员接受自己的经济政策。虽然很多同盟成员不满于普鲁士的霸权，并企图以靠拢另一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来制衡普鲁士。但当普鲁士挥舞起废除同盟这根大棒时他们只能选择退让，因为他们的内部市场实在是过于狭小，经济的分工使得他们再也无法离开这个普鲁士阴影下的关税同盟了。他们内部正变得越来越有权势的资本家们都是同盟的坚定支持者，或者说，他们都是普鲁士的同盟军。

　　（1）转引自蒋国维：《略论欧洲第一次国际战争》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3）：44—4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十九卷，第366页
　　（3）[美]科佩尔·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商务印书馆，范德一译，1987，第l13页
　　日期：2016-01-28 08:56:17
　　第五章　铁与血
　　随着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德意志统一越来越成为德意志全民族的共识。当时有两个德意志大国具备统一的实力，一个是普鲁士，而另一个是奥地利。当时的奥地利是一个大国，不但统治着包括现代奥地利在内的大量德意志民族人口，而且还是统治着包括现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部分意大利、部分波兰等地的庞大国家。但此时的奥地利已经腐朽，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高涨，积极谋求民族独立，新兴的资产阶级则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奥地利穷于应付已是精疲力竭。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奥地利更是沦为“重灾区”，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少数民族谋求民族独立的斗争混杂在一起，奥地利几乎是遍地烽火处处狼烟，就连首都维也纳也爆发了革命。英雄的革命群众四处抓捕反动头子宰相梅特涅，吓得这家伙男扮女装逃往英国避难。如果不是最保守最反动的沙皇俄国出兵残酷镇压革命奥地利就完蛋了。1848年之后的奥地利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统一德国，使得德意志人感到“在奥地利的保护下的统一是一种浪漫的幻想（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8页）”(1)。而野心勃勃国力又蒸蒸日上的普鲁士自然就成了渴望统一的全体德意志人的希望之所在。

　　目标和人选已经确定，下来就是路线问题了。关于以何种方式实现德国统一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宪政道路”，主张通过发展议会政治，以自由主义改革创造出有利于统一的国内外环境。具体设想是以德意志议会取代邦联议会，制定自由宪法，设置责任制政府，以民主宪政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实现民族统一；另一条是“王朝道路”，主张依靠武力来实现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俾斯麦。他对书呆子式的“宪政道路”极为鄙视，1862 年 9 月 30 日，出任宰相后不过仅仅一个星期，他就在议会发表演说，对宪政道路大肆抨击， “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 1848 年和 1849 年所犯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英]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 高年生、张连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第98页）(2)”。这就是所谓的“铁血政策”，俾斯麦也因此被冠以“铁血宰相”的美名。

　　俾斯麦赤裸裸的战争叫嚣引发了舆论的强烈不满，就连起用他的普王威廉一世也有了要把俾斯麦免职的念头。威廉一世忧心忡忡的对他说：“我完全可以预见这一切将会如何终场。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 高年生、张连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第100页）”(3)。
　　俾斯麦却没有一点儿打算退步的意思，“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奋斗（[英]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 高年生、张连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第100页）。(4)”他还给威廉一世打气，“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英]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 高年生、张连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第100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