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11-19 19:41:00
　　按照一般的划分，公元1644年，也即阴历甲申年是明朝灭亡之年。后续南明诸政权虽仍继续抗争了十数年，却非但未能成功进行北伐从而再造朱明社稷，甚且连效法东晋、南宋以南北朝之实而享中夏正朔之名也没能办到，只落得陆续败亡。此后清朝的统治持续二百余年，南明的合法性自然也从不可能被承认，清亡之后，两百多年的惯性之下，也未见得有多少人愿意去再较南明是否为正统的这个真。因此，明朝的灭亡无论是以实质意义而言，还是以普遍被接受的史观而论，都以崇祯帝的煤山自缢而非以永历帝的被杀为标志。此帖也无意于在明亡的时间点上做太多纠缠，因此在这里也先做一下说明：此帖所说的明亡概以1644年甲申之变为标志。南明的诸事纷纭则不在本帖讨论之列。

　　明朝的灭亡至今已超过六个甲子，将近四个世纪。四个世纪不可谓不长，要知道美国的建国至今也不到250年，而近代德意志的统一则尚未有150年。为什么在四个世纪中间，不断地有贤与不肖之人对明朝的灭亡抱持着激烈的情绪，又对明亡之本末发生浓厚的兴趣，在明清易代之时如此，在清亡民兴之际如此，在中国如此，在朝鲜也如此。为什么在将近四个世纪之后，现在稍有一些历史知识的中国人还会对明朝的灭亡耿耿于怀，甚至往往仍有捶胸捣足之痛？背后的原因当然极为复杂，但我想大体而言，以“明亡具有特殊性”这种说了等于白说的话来解释倒也未尝不可。至于特殊性到底在哪，我想大体有以下几点：

　　日期：2016-11-19 19:43:59
　　一、明亡的后果是清朝在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清的法统自然绝非康熙帝所说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的太宗确实可能“初取天下无心”，但绝非不忍，而是不能。一旦有机可趁，多尔衮是没有半点不忍的。清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充满杀戮，但清的统治者比契丹人、蒙古人高明，自入关一刻就知道时刻牢牢掌握合法性的绝对话语权，初期以“剪灭闯寇”，“报君父之仇”为旗号把自己扮演成明的同情者和复仇者，继而又通过较为全面地继承汉族王朝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在二百多年的时间内驯服人心，基本完成了从异族政权到华夏正统王朝的华丽转身，成了明的合法继承者。单从这一点而言，清的统治者尤其是顺、康、雍、乾这四朝的政治智慧是高超的。但这个华丽转身也只能是“基本”完成，因为所谓原罪是很难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就能抹去的。满洲政权的少数民族身份、八旗入关之初的一系列暴行和暴政、清朝统治期间的满汉之分都是清朝的原罪。在政权稳固，国家大体安泰之时，这些原罪往往被忽视或者容忍，但当国家逐渐沦落之时，这些原罪就被人一一揭开，使得清朝后期的昏庸和腐朽越发地刺眼和不可容忍，人民在愤怒不满之下自然也就要跟清朝新账老账一起算了。与清朝算完总账的后果之一就是越发地慨叹明朝的灭亡，大体上这样的慨叹都基于这样的联想：明朝如果不亡，中国绝不至于到后来的地步。这样的联想之合理性已不可能去验证，但也确实并非无稽之谈。明如果不亡，中国的落后于世界可能仍将难以避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有走上明治维新式复兴道路的可能。明帝作为立宪君主，也远比清帝作为立宪君主要合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之意。明亡的后果是清朝得了天下，这在明亡之初和清亡之初都是让人尤其难以释怀的，甚至在现如今都是相当一大批人的痛处所在。简单而言，明亡之后如果是大顺坐稳江山，明的灭亡绝对难以引起人们持久的兴趣和激情。

　　日期：2016-11-19 19:46:38

　　二、明亡存在巨大的偶然性和突然性。明朝的灭亡无论是在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人看来，都好像并非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明朝的灭亡和秦、隋之墙倒众人推固然完全不同，和汉、唐的渐次衰微直至无药可救也有很大的区别。汉家有天下四百年，在民众心目中的统治合法性自然是难以磨灭，以至于刘渊在反晋的初期还要冒汉朝之名以聚拢人心。但汉朝的灭亡虽然让人惋惜，却算不上突然。自灵帝中平元年的黄巾之乱开始，汉的统治已经开始崩解，此后再无兴复的迹象，连回光返照都没有，就像人体病入膏肓一样，渐渐地走向死亡，让人哀痛则哀痛，震惊却未必了。唐的衰亡之像则更是在其灭亡前150年的安史之乱即已显现，晚唐的历史基本就是唐中央一步步丧失权威直至崩溃的历史，期间或有几个天子试图复振，也不见什么起色。所谓陵迟衰微，唐的灭亡可以说毫不让人惊讶。反而是它依靠巨大的惯性在藩镇、权阉、党争、边患、民变等各种磨难交织之下还能延续统治直至享国将近300年，这一点倒让人觉得甚为惊奇。在将唐与明相比较之后，也更觉得有些意思。安史之乱的暴烈程度绝不在李闯之下，安史所率领的是藩镇之兵和骁勇的北部诸胡，而闯王所率领的却是一群流民。安史之乱攻破东西两京，皇帝出逃，但唐朝却终究能够起死回生，此后又在内外交困之中延续了将近150年。甚至，就在安史之乱刚刚平息之际、长安又被吐蕃人攻破。唐亡之前，长安先后被安史、吐蕃、藩镇、黄巢等攻破过数次，皇帝出逃在中晚唐简直成了保留剧本。而明北京只被民军攻破一次，就七庙堕。其间的差别，不得不让人深思究竟唐和明之间存在哪些本质的区别，导致了命运的不同，只是明朝运气不佳还是别有原因。明的灭亡之偶然性是否如我们认为的那么大？

　　日期：2016-11-19 19:48:26
　　三、晚明似非亡国之世。一般朝代灭亡之际，史家所描绘的都是一副末日景象，基本上都是饿殍盈野、十室九空，土地兼并达到顶峰、户口大量流失、民变四起，民不聊生，让人觉得这时不亡更待何时。而晚明的社会看起来却并非这么简单。一方面，晚明关于天灾的记载不绝于书，尤其是在崇祯一世，“旱”，“大饥”，“蝗”，“父子、夫妻、兄弟相食”等记载比比皆是，覆盖的地域范围也绝不仅仅是在激起民变的西北和中原，也包括江西、浙江、四川、湖广等传统上认为的富庶之地。但另一方面，在诸多清初遗民的笔记、诗歌中所描绘的又绝非一派末日景象，至少在这些记载中，晚明所呈现的是一派繁华景象，城镇人口滋长，商业显著繁荣，仓储丰厚，社会风气宽松，朝廷的各种禁令成了摆设，物价平易，百姓生活恬乐，让人不禁心生向往。而关于晚明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也在近现代大量出现。这样两种极端景象几乎同时出现在晚明这数十年间，让人对于晚明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抱有很大的兴趣。究竟是民不聊生早就该亡，还是民生安乐，亡了可惜呢？明亡究竟是否打断了中国可能已经开始的资本主义进程，以至于中国在后面数个世纪不断落后于世界，最终沉沦了一个半世纪？

　　四、崇祯非亡国之君。这一点基本为人所公认。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难，这在同情弱者的中国是个感情加分项。如果明亡在天启手上，我想为明亡而惋惜的人可能就要少一些。根据现代的一些研究，明末的小冰河期被认为是导致一系列天灾，进而加速明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发现就更让现代的人觉得明朝的灭亡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战之罪，崇祯倒霉至极，因此也更值得同情。
　　日期：2016-11-19 19:50:11
　　当然明亡的特殊性不止以上几点，但我想上述几点已可基本解释大部分人对于明亡一事感兴趣的原因。
　　啰嗦了这么一大通，其实无非也就是想告诉大伙，明亡确实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历史事件，我个人也对它很感兴趣，因此也在这里借天涯的宝地跟大伙聊一下与明亡有关的那些事儿。
　　以纪年方式从头到尾描述明朝历史的书籍和帖子已经不少，我无意于这么做。这里想以一个个专题的形式，把能想到的与明亡的有关的事件与大家一起细细捋一遍。在捋的过程中，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在自然也就轮番出场，而又不至于把帖子写成前人的拷贝。
　　下面开始正文：
　　日期：2016-11-19 19:50:57
　　1. 党争（1）
　　明亡于党争的说法从明亡那一天开始就不绝于耳。党争对于帝制时代政治生态的破坏性之大也为大家所公认，党争也毫无疑问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明朝的党争在中国历代来说应该是最为严重，品质也最为低下的。明朝的党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政党竞争固然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就是与唐的牛李党争、宋的新旧党争相比也都要严重、低劣许多。唐代的牛李党争虽持续四十年，一会牛党上台一会李党上台，动不动就把对方的人全部贬谪，看似热闹无比，但其破坏性远不能和明代的党争相比，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一说李宗闵）为首的李党实际上都依附于宦官，不依附于宦官的士大夫根本在唐末的朝中无立足之地，更不要说结党。因此，牛李二党在唐末的政治圈内实属二流政治势力，是宦官所豢养的两条狗而已，与唐末宦官势力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动荡相比，牛李党争虽算不上是茶壶里的风暴，也只能算是狗咬狗的级别。而且，牛李的党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士大夫集团内新旧势力的交替和消长，其背后是自魏晋以来所形成的门阀世族政治，和以科举入仕的庶族地主政治之间的争斗。因此牛李的党争并非简单的意气之争和权力之争，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方向和路线之争。宋代的新旧党争至少在前期大体是政见之争，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世期间，新旧争斗也大体围绕是否支持变法而展开，和如今的政党政治稍可比拟。所不同的是没有民意的测验，两党自始至终都认定自己是正义，而对方是奸邪，在宋代严苛的儒教氛围下，正义与奸邪完全没有调和的空间，甚至连接触都不行，这和现代的两党政治可以调和协商是无法相比的。本来中国帝制社会存在一个终极的仲裁者：皇帝，在两方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可出面调解或制止。事实上中国所谓的明君也都深谙此道，很好地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奈何，神宗陛下急于革新，竟至纾尊降贵，以皇帝之尊亲自下场拉偏架，裁判做了运动员，这就导致皇帝再难良好地履行“仲裁”这项重要的帝王责任，使得新旧党争趋于激烈而不可调和。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之后，北宋的新旧党争也终于沦为排斥异己的权力斗争。尽管在后期沦为权力斗争，但是宋代的士大夫本身受朝廷优待，没有动辄丢命的危险，所以党争并不算血腥，与明朝的党争之残酷不可同日而语。

　　日期：2016-11-19 19:55:10
　　明朝的党争可以说开始于嘉靖朝，而决定了明朝党争特色和成色的事件则是“大礼议”事件。“大礼议”的核心内容是“议礼”，所议的礼实际上是“皇统”，说白了就是嘉靖皇帝应该认谁为法统意义上的爹，也就是嘉靖皇帝原生的爹还究竟能不能继续享受爹的待遇。这样的争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首先是莫名其妙，爹这种东西也是可以随便换的吗？其次还是莫名其妙，一帮统治精英耗费数年的时间就争论这个？还争得脸红脖子粗，好像在争论什么影响人类未来的大事一样。但在当时的明朝士大夫集团看来，这件事情就是影响人类未来的大事。如果不能把谁是嘉靖皇帝的爹这件事情理顺，那人类也就和禽兽差不多了。而这辈子以苛察、明断、敏感、刚愎自用而著称的嘉靖也绝对不可能在管谁叫爹这件事情上随便低头。事实上，嘉靖皇帝在御宇的四十五年时间里基本上都不知道妥协二字怎么写。为什么说“大礼议”事件决定了明朝党争的特色和成色呢，下面来细细地讲述一下。

　　日期：2016-11-19 19:57:25
　　朱厚熜以藩王之子，在明代犹如政治囚徒一样的身份，骤然登临至尊，可以说是没有半点政治根基的。和皇太子往往拥有东宫旧部势力不同，朱厚熜在政治意义上基本上是孑然一身来做皇帝的。杨廷和等人之所以在朱厚熜还在北京郊外时就开始发难，提出要朱厚熜以皇太子即位的方式从东华门入宫，其目的不可能是为孝宗皇帝多争取一个儿子那么单纯。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杨廷和等人肯定有从封建礼法维护大宗的角度出发，但更大的意图应该还是政治方面的。如果世宗接受以皇太子即位的方式承继大统，那至少可以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新皇帝本人并非圣聪之主，而皇帝身边也无良辅，他们或者是看不透这个安排的后着，或者是看透了也不敢在没有根基之时就反抗整个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旧执政集团。而无论是皇帝本人庸常，还是新君身边没有可靠的班底，这对于已经任首辅十年，刚刚摄政了三十几天的杨廷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这里要稍微说一下中国帝制时代宰执官员心目中的理想皇帝形象。

　　日期：2016-11-19 20:03:23
　　什么是理想的皇帝？这个问题在老百姓、一般官员、宰执官员那里得到的答案可能会完全不同。在大多数老百姓看来，勤政、明察、精力旺盛、对官员严格、对百姓仁慈的皇帝是理想的皇帝。对一般官员来说，对士大夫礼遇、舍得开工资、不苛察、能纳谏、仁厚的皇帝是理想的皇帝，大宋的前几位官家，尤其是仁宗陛下大概是最接近这一类理想皇帝的人选。而对宰执官员来说，理想的要求就又不一样了。礼遇对于宰执官员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至少在清朝之前，宰执级别的官员是不需要太纠结这个问题的，尽管历代皇帝对宰执官员的礼遇越来越差，但到明朝为止还是称得上礼遇。开工资这种事情对于宰执来说基本上是浮云，除了自己生性节俭不爱钱财的，历史上的宰执从未有过经济上的烦恼。至于不苛察与能纳谏，如果皇帝能做到自然最好，如果做不到，对于宰执来说也不甚紧要。从汉代开始，宰执一级的官员就没有随便说话的权力，所谓谏诤从来都是中低级官员的专利，而且很多时候台谏官员的所谓进谏在宰执们看来都是幼稚而迂腐的，“台”针对百官，“谏”针对皇帝，面对台谏系统时，宰执们往往和皇帝一样头大。这些人在嗡嗡地刺激皇帝的同时，也从来不会放过宰执们。那么对于宰执而言，最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归纳起来就是一个词：“神像”。金光闪闪，神性十足，让人可以顶礼膜拜，虔诚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作出圣明的仲裁和判断，但又绝不轻易显灵插手人间俗务。这样的皇帝是宰执们最爱的。如果一个皇帝可以做到像后主刘禅一样，有“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觉悟，那对于宰执们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拿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虚君”。

　　日期：2016-11-19 22:09:01

　　“虚君”的政治理想在中国长期存在，历代在制度上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只不过随着皇帝权力的逐步加重，这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已。但至少在明朝之前，大多数时候皇帝还是出于各种原因，比较避讳亲自总理俗务。在士大夫那里，现实归现实，理想一直是理想。所以史载杨廷和在武宗在位期间时常劝谏，要他勤政，不要那么地不着调。在我看来，这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真是因为自从朱元璋发飙把丞相废除之后，行政的最终决策权就收归了皇帝，与汉唐时期宰相直接决策，送呈皇帝同意不同，明代内阁只能拟定意见供皇帝决策，皇帝如果一天到晚乱跑不愿意理朝政，那无非就是两种后果，要么朝政空转，什么事都没法办；要么太监和亲信借机专权。这两种后果都是杨廷和等人非常不希望看到的。而一半是假是因为，从杨廷和对武宗的态度来看，从杨廷和代武宗拟定的遗诏来看，杨廷和从头到尾就不认为朱厚照的行政能力能够超过他本人。对于杨廷和这种十二岁就中举，十九岁就中进士的妖孽来说，很难想象他会打心眼里认为朱厚照亲理朝政会比他要合适。杨廷和做过朱厚照的老师，这个学生有几斤几两，我想他再清楚不过。那杨廷和让朱厚照不要到处乱跑，要勤政的真实想法其实就是你别给我乱跑，我把票拟给你的时候，你抓紧批红，千万不要让太监或者旁人帮忙，你自己批。批什么呢，批同意二字即可。这样的皇帝对于宰执，尤其是对杨廷和以及日后的张居正这样的宰执来说，就是最好的皇帝。说了这么多，回到朱厚熜的身上，杨廷和最希望朱厚熜就是这样的皇帝。但朱厚熜偏偏不是，他绝不要做神像，也绝不愿意像孝宗一样，因为没有办法掌控群臣所以反而得了个明君的美名。对于聪断的世宗陛下来说，权力一天都不可离手，而任何敢在他眼皮子底下玩花样的大臣都必须死得很难看。

　　日期：2016-11-20 01:03:46
　　既然世宗不是庸主，在此事上也绝不退让，那就注定了双方要发生冲突。但说到底，此时的朱厚熜也不过是个虚岁十五岁的少年，他再怎么天纵英明也还只是个刚从湖北乡下进京的土包子，毫无政治根基，面对的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一帮久经考验的老臣，不论是人数、政治实力、政治经验，朱厚熜都处于绝对劣势，按常理看继续僵持下去他也没什么胜算。但幸运的是，他是明朝的皇帝，他有自秦汉以来就孜孜不倦地加强皇权的各位皇帝先驱们，也有一个彪悍的老祖宗朱元璋。在这些皇帝先辈们一千多年持续不断地努力之下，皇权这个曾经漏洞百出的破衣服已经被打上了无数个补丁，渐渐地从破衣烂衫变成了铁布衫。帝制到了明代，宰相的彻底倒下使得皇帝成了真正的独裁者，皇帝的名义本身就是巨大的政治资本和政治权威，任何政治势力，包括严嵩这样二十年权倾朝野的首辅、魏忠贤这样快要成仙的九千岁，都再经不起皇帝的一击。像汉朝那样的权臣把持朝政废立皇帝，像唐朝那样的宦官换皇帝换着玩，像宋朝那样的士大夫蹬鼻子上脸，这样的事在明朝统统不可能发生。所以看起来注定没有胜算的十五岁的朱厚熜，仅仅因为他是皇帝，其实就已经立在了不败之地。试想一下，昌邑王刘贺敢跟霍光这么对着干吗？如果刘贺敢在京郊就和大司马大将军讨论他是进哪个门即位的问题，那霍光绝对让他哪来的回哪去，说不定再找个机会鸩了他这个不识相的藩王，根本不需要等到若干天以后找那么些个理由来废黜他。所以杨廷和等人摆出来的架势虽然十足，内里却全是虚的，他根本没有改换皇帝的胆量，也没有改换皇帝的权力。从他代武宗拟遗诏让朱厚熜即位那天起，朱厚熜不管做什么，杨廷和都已经是无可奈何。

　　日期：2016-11-20 16:10:48
　　史载，朱厚熜在得知礼部所拟定的即位方案时对藩邸亲信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也就是说武宗遗诏只说了让我承继皇帝大位，却没说让我做皇子，这里面的区别年轻的朱厚熜还未能够说得彻底明白，要等之后的帮手出来帮他深入展开，做出一篇大文章来。但此时也足以让朱厚熜觉得有底气，因此拒绝了礼部所提出的以皇太子礼即位的方案。杨廷和在代武宗拟遗诏的时候存在失策，给熟读经典，通晓礼仪的朱厚熜抓到了漏洞。但朱厚熜毕竟年轻，再怎么聪敏，也不可能就以这个漏洞就驳倒礼部那帮人，杨廷和也绝不是个老学究，凭你轻飘飘说一句就买账退让，所以指示礼部仍不退让，双方遂僵持起来。这样的僵持如前面所说，对于杨廷和方面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既不敢就此更立新君，那就只有迎立已经到了良乡的朱厚熜，而朱厚熜摆明了也不怕你换人上，所以对他而言基本没有妥协的必要和可能。杨廷和在双方僵持的初期也颇有些老神在在，在他看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能有多大的毅力和定力，眼看着天底下最大的肥肉在自己眼前还不赶紧去咬，非要较这个劲？朱厚熜这少年必然会屈服于利益，进而屈服于群臣的压力。换作是别的藩王来继位，杨廷和的如意算盘恐怕就算打对了，可偏偏在良乡等着的这位是大明诸帝当中有数的倔强之主。这种难堪的僵持必不能持久，在帝制时代皇位久虚是极其严重的事情，此前虚了三十来天让皇太后与杨廷和摄朝政就已经是非常之举，皇位再悬而不绝下去，杨廷和也承受不住各方的压力，不免就会有窃国之议要向他涌来。更何况，既然明摆着未来的皇帝就是这位，如果在此事上苦苦得罪新君，对于杨廷和等人来说也绝非好事。最终，权衡之下，此事最终只能以皇太后的名义出面调和解决，让双方都有个台阶可下。

　　日期：2016-11-20 16:32:10
　　皇太后或者实际上是杨廷和，给出的折中方案就是让群臣给尚在郊外的朱厚熜上笺劝进，让接受劝进的朱厚熜以无限接近合法皇帝的身份进入大明门，再在奉天殿即位。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朱厚熜在奉天殿完成即位大典，以第二年为嘉靖元年，随之开始长达四十五年的统治。此一阶段的争议，从结果看，基本上是朱厚熜完胜。也正因为朱厚熜的完胜，才引出了后续数年的风波，如果他在这一回合就败下来，那后面给死去的兴献王再想整出任何名堂来都是不可能的了。初登大宝的皇帝几乎立刻就以全部精力走上了长达三年的为自己的生父、生母维权之路。四月二十二刚登基，四月二十五，世宗就想妈了，给阁臣们下旨让他们派人去湖北安陆给圣母上奉迎笺，四月二十七，世宗再“命礼部会官议 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让礼部商议自己生父的主祀及封号。奉迎他生母的事情由于山长水远，暂且无事。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先把有关他爹称号的会议纪要给呈递了上来。礼部的官员翻查史料，积极地从汉家故事中找寻理论依据，提出了汉定陶王、宋濮王，也就是后来的汉哀帝、宋英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