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4-27 20:33:00
　　题记：
　　我常常在想，到底是我创造了麦哲伦，还是麦哲伦创造了我。
　　没错，麦哲伦是一个书吧，图片展示了它的一角。
　　它的前身，简陋、孤独、无人问津。那条街的商户们戏称：那是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物管抛弃了它，世人漠视它。雨天，若碰巧从那里路过，你会看见污水横流，路面凹凸不平无人修葺。只有树木葱茏生猛，遮天蔽日。
　　在面对各色人等解释很多次之后，我自己也糊涂了，不知道当初自己为何那么冲动，造了这么个梦幻屋：布满杂书、花草和各种小工艺品。就连天花板，都吊满了书。有时候，一阵大风吹来，门口那几本，就在不管不顾地晃荡。
　　我喜欢看它们晃荡的样子。悬在头顶晃荡的书。
　　我忘了麦哲伦书吧到底为谁存在。

　　我也不在乎它到底为谁存在。
　　但是，我很清楚，它“在”之后，我的身体里，就似乎有了它的一部分。我在它给我的世界里，瞎编了好些故事。这些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可不知为何，更多时候，我就像真的看见了她们。
　　这种看见，让我相信，也许，是麦哲伦创造了我。
　　这是一篇以麦哲伦书吧为构思背景的短篇小说，已发表在《香港作家》，愿你喜欢它。
　　“人生是一所监狱，唯有阅读创造自由”——第一次听到这种古怪论调时，我6岁，吸着肮脏的鼻涕，坐在几十个体积、年龄都比我大好几倍的人中间，陌生而羞愧地看着那个被叫作“船长”的女人。
　　她手插讲台，娇小的肩膀拱成一个M字状，脸上笑容干净笃定。每次课堂开始前，在那间简陋的课室里，那群兴奋异常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喊出“Good morning, captain!”或是“Good afternoon, Captain”时，路过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堂英语课。事实上，这是一堂高三语文课。
　　语出惊人和“自由”一样，就像横插在对岸山头的一面小旗，肆无忌惮、迎风招展，呼啦啦地召唤着那帮年轻躁动的学生。彼时，似乎只要台上的Captain振臂一呼，他们就可以为任何事情豁出命去——就像他们被教导要为高考豁出命去一样。不过Captain从不这样教导他们，她对他们说，高考是航行的一部分，很少人知道会把船开往何方，关键是开得漂亮。
　　她的声音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讲台是她的船，墙壁斑驳的旧教室，是她的江河湖海。她微昂着头，内心坚定，那一刻仿佛她真的领着一帮英勇无比的水手，正在乘风破浪、逆流而上。Captain是得意的，她比谁都清楚，台下那群十七八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像虔诚的信徒膜拜上帝一样，膜拜着她，信奉着某种难以企及的自由。
　　那一刻，她全然忘了自己每天早晨要在孤独中醒来的现实，以及瑟缩着小小的肩膀，被淹没在人群中的鼻涕虫我，是一个废物。
　　我是Captain的女儿。确切地说，我是她“监狱”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不免难过地想，如果没有我，Captain的人生也许要“漂亮”得多。
　　我的病是后天的。刚出生时，我是个手脚壮硕的小胖妞，眼睛乌黑得如同荔枝核。我毫不怀疑Captain曾为那一刻的我而得意过，说不定她还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对我的父亲报以温柔的微笑。我的父亲，那个后来离开了我们的男人，我对他没有丝毫的印象，却在成年之后常常想起他，我想告诉他，其实Captain从未真正记恨他，我也没有。命运给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有些人能够承担不幸，有人不能。我不想也不允许自己去怪任何人，尤其是我的父亲。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甚至越来越想念他，我甚至幻想在茫茫人海中辨出他来。

　　我患的病并不罕见——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它几乎和天花一样古老。我后来得知，三千多年前，埃及法老可能就患过天花。而关于小儿麻痹症的最早记录，则可能体现在一块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一千三百年之间的埃及浮雕上——浮雕上的那个年轻祭司有一条萎缩的腿，这一特征与小儿麻痹症发病后的症状非常相似。然而，直到十八世纪，人们才真正认识它。等我被发现得了这个病时，已是二十世纪末，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六年，这个世界发生过什么，两岁的我理应毫无印象。但是现在你只需要百度一下，你会知道，那一年，在这大千世界，发生了无数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大事，比如美国《时代》周刊选***做封面人物，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逝世，世界最大的飞机安-124起飞……但是于我的母亲Captain而言，只有一件大事：她的女儿我，从此，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残疾人。一个正常人眼中的废物。
　　没有人能够瞬间接纳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变成别人眼中的废物。失去身体的平衡，失去对称和美，失去一个健全人的体面和尊严。Captain更是不能。那么爱美的，那么好强的Captain。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Captain带着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疯了一般求医问药。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小县城，只有几家狭小破落的医院，医院里的每一位医生，都对Captain避之不及。有时候，她甚至会拍着他们的桌子大吼大叫，逼他们想出治疗方案。她像无法容忍身边的许多人从不读书，连《鲁滨逊漂流记》和《基督山伯爵》都不知是何物一样，无法容忍医生们一再声称帮不了我。她斥责他们不学无术，只会用一堆含混不清的专业术语忽悠不得不把身家性命交托给他们的老百姓。当她巧妙运用各种修辞，气势如虹地质问和羞辱那些企图三言两语打发我们的医生时，我只能深深地埋下脑袋，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愧。不用抬头，我就能领略到旁人投射过来的鄙夷，以及廉价的同情。

　　从医院出来后，Captain的愤怒依然排山倒海。她拽着我，几近飞奔，似乎这样就能确保下一秒，我们能一同消失于这个混乱不清的星球。有好几次，我几乎要趔趄着扑到在地，但她毫无察觉。幸运的是，直到漫长的求医之旅结束，我始终没在路上摔倒过——我知道，哪怕仅出现一次，都会增添Captain的不幸，伤害她努力捍卫的尊严。
　　每个别的孩子欣喜盼望的寒暑假，都成了我的噩梦——我们永远在路上——奔往医院或离开。直至某天，在一所大名鼎鼎的省级人民医院里，一位目光如炬的老教授赶在Captain发飙前，言简意赅地说：“孩子，人生苦短，回去吧。”
　　寥寥数字，彻底击溃了佯装得战无不胜的Captain。她就像一个被针轻轻一刺的气球，瞬间裂成碎屑。
　　我永远记得，那是一九九四年，我十岁。走出医院，黄昏像潮水般席卷了那个灯红酒绿的城市。唯一一次，Captain没有拉着我飞奔，凶猛地掠过陌生的人群和潦草的景致。她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默默地带着我走向火车站。

　　我从未跟任何人说起，那天傍晚，跟在Captain的身后，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自由。
　　我原以为，Captain也和我一样，在一位睿智慧长者的“人生苦短”的奉劝中获得了同样的自由。后来我才知道，我太幼稚了。幼稚得以为一位母亲能够轻易原谅命运对她孩子的不公，一位好强的女人能够低三下四地和命运和解。之后的很多年，每每我想起她的一生都那么长久地活在绝望的桎梏之中，活在梦想破碎的幻灭里，我就感到痛彻心扉的难过。
　　Captain为我准备了很多跳芭蕾舞的足尖鞋。当然，那是在我得病之前。那些鞋子尺码不一，从小到大。外婆说，应该不下于20双。Captain也许把能够穿的尺码都备齐了，也可能是每个尺码备了两双或是更多。但是我没见过。外婆指着一个咖啡色的古老行李箱说，喏，那些鞋子就在里头。箱子上扣了一把生锈的小锁。
　　我从电视上看过那些跳芭蕾的小孩，她们的腿漂亮、修长、匀称，当她们把一条腿绷直，另一条腿打开、伸展，并张开双臂开始旋转时，我的心先是有一股暖流划过，然后，那股热乎乎的东西蔓延开来，变成一只只小虫子，开始啃噬我的皮肉和骨头。我知道，即便给我世界上最漂亮的红舞鞋，我也无法翩翩起舞。
　　那是个十一岁的傍晚。我念五年级。振奋人心的暑假将在第二天来临。外婆早早到学校接我回家。那是一条种满紫荆花的道路，夕阳把我们的身影拖得格外高大庄严，世间万物，仿佛都被一种神圣的光所包裹。我拖拉着脚步，想走得慢些再慢些，怕错过了那一刻的好光景。
　　“外婆，后羿为什么要射日呢？”
　　“日头太多了呗。”
　　“要是我，就舍不得射。我喜欢日头。”
　　“日头太多，我们会被晒成人干，就像鱼干一样。”
　　哈哈哈。我们俩一起大笑。

　　外婆总有本事把一些道理简单地说明白，还能逗乐旁人和自己。在外婆的眼睛里，天底下的一切，都很正常。她从不诘问。
　　“外婆，你说爸爸会记得我么？”
　　“肯定记得。没有哪个爹妈会不记得自己的孩子。”
　　“那他还会回来么？”
　　“顺其自然吧，孩子。”
　　远处的夕阳颜色更深了，光晕散了，那是一天中唯一能够直视它的时候，它周边的天空，干净澄明，仿佛被大火之后的世界，没有污秽，没有残缺，甚至连尘埃都没有。
　　祖孙俩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很快就到家门口了。也许是因为外婆手脚过于麻利，也许是母亲深陷情绪的漩涡中，没来得及清扫现场，所以，门打开的那一刻，我们都面临着一种极度尴尬的局面。母亲满脸泪痕地站在那里，一时间，我们都无可逃遁。空气中飘荡着难闻的塑胶和纤维烧焦的混合气味。客厅中间，放着一只突兀的锈迹斑斑的铁桶。桶里燃着火，微小的静悄悄的火。最后一窜火苗还来不及把足尖鞋的最后一部分烧完。

　　外婆深深地剜了母亲一眼，火速地跑到窗边，推开窗户，再转过头来对我说：“但愿，你去厨房帮外婆把菜用水泡着。”
　　外婆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清澈，平日里她从不这样说话，也从让我干过家务活。但那个夕阳沉沉坠落的傍晚，她那样说了，也那样做了。
　　我难以描述清楚，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撕扯了我们的内心，又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之间迅速蔓延。
　　母亲烧掉了所有为我准备的足尖鞋。

　　日期：2017-04-27 20:40:35
　　那之后的很多年，我默默地读书，默默地升学。尽量少给Captain添堵。我很清楚，默默不能让我变得优秀，我也很清楚，终我一生，舞台上的那盏聚光灯永远不会打在我身上，不管我付出多少努力，我永远成不了一个跳《天鹅湖》的芭蕾舞演员。我笨拙而可笑地行走在一群正常人中间，举手投足都充满了上帝预设好滑稽和幽默，我连“平庸”都算不上。我甚至能够预想，当有一天我死去时，世界不过是少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残疾人。这是我的命运。很早很早以前，当别的小孩还在异想天开的时候，我就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命运。

　　中专毕业那年，Captain托人在柠檬市给我找了一份文员的工作。说是文员，其实没什么事情干，收发几个传真，接几个电话，做几个简单的会议记录——在电脑打字还未普遍的二零零二年，我的右手写起字来也算得上是奋笔疾书。那是我苦练数月的结果。我不想一只手废了，另一手还闲着。我知道，若不是碍于人情，谁都会聘用一个四肢健全的正常人而不是一个看起来像块破旧的坏抹布的小儿麻痹症患者。自己这份工作的背后掺杂了母亲张口求人时多少的辗转和卑下，我无从得知。但我知道柠檬市的大学生至少占据了路面的百分之五十，乃至更多。那些健全、优秀、漂亮的名牌院校毕业生，都那么竭尽全力地在这个城市里拼死拼活，挤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为了梦想中的生活而早出晚归，我，又有什么理由轻慢懈怠？

　　如果说我这样的人有什么优点，那就是：无论何时，我都能清楚自己所处的形势，了解自己的条件。我知道自己既无可以倚仗的才华，也无过人的智商。这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连一具正常人的躯体都没有。所以我干得格外卖力：每天比别人早到两个小时，包揽了门窗、桌面清洁乃至是刷马桶的工作，直至它们看起来泛起明洁的亮光。每天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个人总是夸张地惊叹：天，咱们这儿不会是来了田螺姑娘吧？有时候，我会有些不自在地冲对方笑笑，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洗手间里，尽力地收拾自己：擦汗，梳头，打粉，抹口红，换掉之前湿透的衣物，塞进一个提前备好的袋子里，然后尽可能把袋子的空气挤压出去，裹成可以在手中盈盈一握的一团，塞进洗手盆下面的柜子里，晚上下班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回宿舍清洗。不是我矫情，我只是想体面地出现在人前，不要烟熏火燎汗流侠背，即便是做了那些根本不在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我也不想要人同情地看着我想：可怜的残疾人。我想要在原本就足够不堪的人生中拥有那么一点被称作尊严的东西。唯一让我感到难为情的是，每次我占用洗手间的时间都显得过长，害得第一个到办公室的同事在等洗手间用时候往往要等很久。我不擅长化妆，哪怕是用健康的右手。后来，我干脆提前了三个小时到办公室。这样，就避免了之前的窘态。有时候我忍不住对自己幽默一把，想：如果人们热爱田螺姑娘的故事，那就让他们热爱好了。反正，他们也不会真的爱上田螺姑娘。

　　我既没有故意彰显自己的付出，也没有故意隐瞒。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这样的生活能一直地延续下去。我害怕重新回到母亲身边，害怕和她重新相处。我相信，我不在她身边晃悠，会让她好过些，至少，不至于加重她的伤痛和绝望。我无法告诉她，其实，在外读书的那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我甚至习惯了自己歪歪咧咧的身体。夜深人静时我还允许健康的右手和萎缩的左手说说话，我允许右手打趣左手说：天哪，你都成了一根腌渍过的白萝卜了。我也允许左手刻薄地回敬：哪像你，粗壮得像只农夫的手。我任由它们不知疲倦地掐架，就像一个常年劳顿的母亲看着两个闹腾的孩子，心想：管她们呢，反正也掐不出什么大事来。

　　日期：2017-04-27 20:41:26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在充满各种传奇故事的柠檬市，我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十九、二十岁。这期间，我爱上过某些人。他们大多数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毕业于比我好得太多的高校，有比我好得太多太多的体格。其中甚至还不乏一些幽默天才，一天能制造上百个笑话，引得办公室的女孩子们莺歌燕语笑个不停。只有老板出现的时候，他们才勉强收敛，一本正经地佯装成埋头苦干的样子。他们也有些曾表现出对我的兴趣，但我很清楚，那是好奇心作祟，与爱无关。等他们看到现实并非韩剧的脚本时，不被吓尿也会倒足胃口。这种近乎冷酷的清醒，也许是来自Captain的遗传。Captain从没像某些被抛弃的女人那样，背地里说尽男人的坏话，但是她总是能巧妙地教会自己女儿一个道理：不要像个乞丐一样祈求感情。虽然这不容易做到。

　　孤独有时候会像虫子一样啃噬我。偶尔夜里梦醒，看着不远处空荡荡的路面，我突然想念我的Captain。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人生中那些孤独的漫漫长夜。身边还带着一个病孩子。我也会想念我从不认识的父亲。我在想，如果我没病，他是否会留下来。我还想，如果上天能还我以健全的身体，我能够以什么来作交换。这么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可笑，居然还以为自己有什么筹码可以和命运做一番交易。当这些想法多得像支粘稠的枫糖浆时，我开始了写作。井喷式地写。我写冷清清的惠县，写我成长的街道，也写每天都有高楼拔地而起的柠檬市，写那些陌生的人群，我写那些我幻想出来的爱恨情仇。我从不写自己，以及和自己有关的人。我没有读者，我是它们唯一的读者。写完之后，我从不曾第二遍打开它们。直到我的电脑的每一个盘都被这类文档塞得满满当当。

　　二零零六年的秋天，我二十二岁，到柠檬市已是第四个年头。柠檬市的摩天大楼日益增多，数条快速路的修建让天空变得浑浊昏暗，街道上灰尘滚滚。柠檬市市民在那一年第一次坐上自己城市的地铁。十年后房价涨到让人咋舌的时候，很多人都后悔，为何在机会丛生的二零零六年，自己没有拿出所有的积蓄和勇气，在柠檬市最繁华的地方供上几套，好好地赌一把。
　　还是那一年，QQ火遍了大江南北，李宇春、周笔畅这样的超级女声响彻在大街小巷，湖南卫视成了家喻户晓的电视台。那一年，还流行一句“我顶你个肺”的半骂人半搞笑的话。同样是那一年，距离柠檬市千里之遥的首都北京，开始出现一种无法藏匿的叫“霾”的事物。

　　但是于我而言，二零零六年发生过再多的大事，都不过是过眼烟云。我只记得，那一年，我谈了场恋爱。他的网名叫哥伦布。那个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
　　我忘了我们之间的开始。我只记得，每天晚上，当我给自己笔下的某个故事画上句号时，他的qq头像都依然显示在线。有人“在线”让我觉得温暖。全世界都睡去，却仍有人陪伴你“在”的感觉让我的深夜写作变得不那么孤单。
　　“晚安，宝贝儿。”
　　每晚下线之前，他都会给我敲打上这几个字发来。他说得那么驾轻就熟，毫不做作，我甚至怀疑他对无数女人演练过这句话。可我还是喜欢听。从小到大，只有外婆这么喊过我。在许多个寒冷的冬夜，外婆用双腿给我捂一双冰凉的手时总会说，我心肝宝贝的手怎么那么凉啊。
　　他从不问我的年龄、职业和别的任何能够完整地勾勒出一个人的信息。他似乎认识我并笃信我也认识他。我们聊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你觉得沙宝亮和刀郎怎么样？”他问。
　　“不怎么样。像公鸡嗓子。”
　　“哈哈哈，一语中的。”
　　“《两只蝴蝶》呢？”
　　“更恶心。一个老男人在卖力装成小男生。也够难为他的。”
　　不知为何，在他面前，我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如此刻薄地去评论别人。刻薄得仿佛自己是个一无所缺的正常人。我说这个矫情那个难看，我说章子怡肩膀太大，刘德华颧骨太高，我甚至说赵薇长相平庸演技平平，演艺之路走得不会太长远。就连每日都要在柠檬市重要报刊上大露头脸的市长许宗衡和被贴上中国首富标签的黄光裕，都在我的差评系列里。我说，他们面相短促，法令坎坷，难有伸展，弄不好还有牢狱之灾。我不知道自己是哪儿学来的功夫，俨然一个算命先生，给人一卜前程。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小时候看过的相面书，原来都深藏于我的脑海里。

　　“好吧，神算子，那你就算算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吧。”

　　“见到我你会失望的。”我说。
　　“那就让我有机会失望。”
　　窗外，万家灯火已经熄灭。只有少数几个广告灯箱亮着。路面空空荡荡，几辆车疾驰而过，几个东倒西歪的醉汉相互搀扶着吼了几嗓子。
　　那些年，网恋盛行。同时，也盛行一个词：见光死。我知道，这个词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告诫自己不该见他。但我也发现自己第一次被一种被叫作“希望”的东西紧紧攫住。
　　日期：2017-04-27 20:53:37
　　见面约在柠檬市四处可见的上岛咖啡。一个如日中天的餐饮连锁。谁也没想到，十年之后，它开始走向式微和衰落。
　　周末的咖啡厅人很多。但我总记得那一天根本没费劲，就对上了。短发，浓眉，黑色的半框眼镜，挺拔秀气的鼻子，天蓝色T恤，浅灰色休闲裤，一双看起来质地很柔软舒服的休闲鞋擦得干干净净。小时候，外婆对我说，一定要找个干干净净的男孩子，那样的男孩子，家教肯定很好。他快速地将我打量了一遍。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我知道，笑只会让我看起来很蠢。但不知为何，我还是笑了。

　　大大的落地窗外，人来人往。人们穿得很少，一点都不像是冬天。柠檬市的女孩子是幸福的，即便在隆冬腊月，也只是穿一条小短裙，套一对薄薄的彩色裤袜，外加一双轻便漂亮的靴子。她们的身体，那么轻盈曼妙，像只花蝴蝶般随随便便从你眼前一晃而过，却能晃成一道风景。
　　“我从来没那样穿过。人家那样穿，是做公益；我若那样穿，是污染地球。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么？”我指着外面一个穿着红靴子，戴了一顶酷酷的鸭舌帽的女孩子，转过头来对他蹩脚地自嘲了一番。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用嘴唇堵住了我的嘴。

　　我忘了我们是怎么回到我宿舍的。我只记得那天走在路上，冬日的阳光出奇地暖。暖得我近乎忘了自己是个残疾人的现实，忘了自己歪歪咧咧的身体和摇摇晃晃的步姿，忘了我和他之间横亘的鸿沟和注定破败的结局。
　　那是我提前收拾好的宿舍。一米二的小床。浅紫色窗帘轻挽在两边。一张一米二的白色书桌。桌上，一部闭合的笔记本，神舟特价机，是我花了近两个月工资在华强北买来的。一束百合插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墙角摆着一个简易的布衣柜和一个松木色的小书架。我把所有的村上春树的书都买齐了摆在上面，因为他跟我说过，村上春树是他最喜欢的作家。我甚至更换了枕套和被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