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3-15 13:23:00
　　第一章　一个合格的财务总监
　　近代史一般是从鸦片战争算起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从太平天国被扑灭算起，原因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其实甚微，香港虽然割让给英国，但这地方只是一个小海岛，离北京遥远的很，还有赔款的银子，民间根本看不见，大清政府也不会主动宣传，故此，这事与民间仿佛没有什么关系。鸦片照样消费，生活照样继续。而官方履行了《南京条约》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并没与因为一场失败来改变什么。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警醒担忧，但这并没有激起社会浪花。

　　那时大清皇帝则是道光皇帝旻宁，他是嘉庆皇帝的次子，乾隆四十七年出生。《清史稿》说这个道光皇帝：幼好学，从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先后受读。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颋朝夕讲论。嘉庆十八年，北京发生一起天理教教徒（史书称为教匪）进攻紫禁城事件，史称“癸酉事变”。当时嘉庆皇帝正在承德木兰围场，来不及撤回指挥，多亏了当时还不是太子的旻宁处乱不惊，沉着冷静，终于打败了作乱的教徒，保卫了紫禁城的安全。为此，嘉庆皇帝特别赞赏旻宁，封其为“智亲王”，并最终把皇位传于这个儿子。

　　这说明，道光皇帝是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决非是演义小说、民间野史所描写的昏庸胆小等等。但是凡事都是有两面的，做为皇帝，道光皇帝旻宁也有自己的不足或者说是个性，那就是多数帝王的特点，优柔寡断，喜欢诿过他人。
　　道光皇帝的庙号是“宣”，根据谥法，圣善周闻曰宣，施而不成为宣。历史上获得“宣”字谥号的统治者有周宣王、汉宣帝、南朝陈宣帝、北周宣帝、唐宣宗、金宣宗、明宣宗，其中尤其汉宣帝和唐宣宗干得不错。班固的《汉书》对汉宣帝的评价是：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资治通鉴》对唐宣宗的评价是：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清史稿》对道光皇帝的评价是：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

　　《清代之竹头木屑》曾记载道光皇帝的节俭说：宣宗御宇三十年，服用之俭，为史册所罕见。所服套裤，当膝处穿破，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于是大臣效之，亦缀一圆绸膝间。一日，召见军机大臣。时曹文正跪近御座，宣宗见其缀痕，问曰：汝套裤亦打掌乎？对曰易作甚费，故亦补缀。宣宗问曰：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愕眙久之曰：须银三钱。宣宗曰：汝外间作物大便宜，吾内府乃须银五两。又宣宗尝问曹曰：汝家食鸡子须银若干，曹诡对曰：臣少患气病，生平未尝食鸡子，故不知其价。

　　道光皇帝在位前阶段重用的就是曹振镛，虽然曹尸位素餐，但其人心眼活，辅助皇帝还是尽心尽力，中规中矩。道光皇帝后阶段重用的穆彰阿则更为狡猾，更善于揣摩皇帝心思，更多的是保自己的官位而非尽心于天下。
　　尽管如此，道光皇帝治理国家仍一如其父嘉庆皇帝勤恳。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事发，被逼跟洋人签了一堆条约，估计道光皇帝也就是一个太平皇帝，当他年老或身体不行时，再传位于他的儿子。
　　南宋杨万里之《诚斋易传》论述乾卦时云，乾为天为君，君德体天，天德主刚，风霆烈日，天之刚也，刚明果断，君之刚也。君为刚则勇于进德，力于行道，明于见善，决于改过。故亡汉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刚健之过也。意思就是，封建社会江山社稷往往都是打出来的，需要刚强的皇帝来驾驭，而其败亡往往是败在柔弱的君主手里。前汉的宣帝认为太子柔弱，曾说过，乱我家者，太子也。但宣帝还是把帝位传给了他，结果弱势的元帝培育出了一大帮奸邪之臣子，加上勇于干政的皇后王政君，把天下搞得以团糟，终于最后被王莽篡国。唐朝的灭亡并非是缘于纵情享乐的穆宗和爱“打夜狐”的敬宗，而是缘于“受制于家奴”的文宗。

　　大清传到了乾隆帝，国力虽然到了最繁盛的地步，但由于乾隆一改其父执政之猛，转为宽松，最繁盛中已经孕育了衰落的来临。如果说清朝亡于宣统，倒不如说是亡于乾隆。

　　乾隆之后的嘉庆、道光二帝，虽然也辛勤执政，但上至皇帝下至臣民，只在守着祖产，进取之力不足，刚健二字更是沾不上边。
　　太平皇帝做不安稳，被打破美梦的道光皇帝，在鸦片的严禁和弛禁政策间，面临朝臣两派意见的相争。而引起他们相争的导火索则是鸿胪寺卿黄爵滋的奏折。
　　道光十八年四月，黄先生上书说道：敬筹国计，宜防漏卮。近年各省漕赋之疲累，官吏之亏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银价昂，钱价贱。向时纹银每两兑钱千，今则每两兑至千有六百。其洋钱价亦因之遽长。而银少价昂之由，由于粤东洋船鸦片烟盛行，致纹银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有去无返。此烟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其国人勿食，有犯者以炮击沉海中，而专诱他国，以耗其财，弱其人。既以此取葛留巴（即爪哇），又欲以此诱安南，安南严令诛绝，始不入境。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积重难返，非雷厉风行，不足振聋发。请仿《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

　　黄爵滋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鸦片贸易造成白银外流，银价猛增，进而导致民困国穷。而对禁烟持强烈要求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也向朝廷上书说：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前一年，即道光十七年，御史朱成烈曾上奏说，广东海口即海关每岁出银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馀万，即这几个地方每年流出大约六千万两白银。
　　这些可怕的数字似乎验证了黄、林的观点，道光皇帝岂能无动于衷。因为在各种问题中，财政问题是重中之重，没有钱，如何能保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如果社会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国家必乱，社稷必危。
　　关于道光年间财政问题，在《金壶浪墨》一书中有描述：因忆道光甲午春，里中诸前辈，过访先君，各述熙朝盛事，与夫财用丰啬之原，今犹约略识之。国家岁入帑金四千五百万，以地丁为最钜，关税、盐茶、杂课次之。岁出兵饷、官俸、漕船、河工，与夫太常光禄、理藩官牧所需，恒在四千万以内，故国初岁有赢馀。圣主躬行节俭，与海内相休息，宫中诸费，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蠲租减赋，史不绝书，而库藏充裕。

　　按此书所记，道光在位财政大致情况就是，年财政收入约四千五百万两白银，年支出则不超过四千万，每年都有财政盈余。这个财务状况是相当健康的，但这是正常、相对平安年份的状况，没有大事发生的状况。
　　不好彩的是，道光皇帝刚即位没几年，就不得不剿灭新疆张格尔叛乱，为此花费军费约一千万两，财政略微吃紧。但是此后到鸦片战争前三十年间，大清基本无战事，故此财政问题很快就得以舒缓并良好运转。
　　从财务角度看，道光皇帝是个不错的CFO，国家也因此而一直平稳向前行进。
　　日期：2017-03-18 17:35:18
　　第二章 货币的跨境流动是一门学问 上
　　现在看到大臣的奏折说财务就要出问题，道光皇帝内心紧张。尽管国库的银子暂时没显现问题，那是因为国家税收收的是银子而非铜板，但是百姓日用的铜板则出现了大问题，相对于银子来说，大幅度贬值了。因为社会上白银流动性减少，意味着要拿更多的铜钱换取白银。这就意味着百姓名义税负没变，但实际税负大大提高了，大约能提高60%，那是很大的程度。因为他们要花更多的铜钱来换取银子缴税。那时的生产力水平，百姓创造不了什么新增价值，却要承担超重的税负，这结果必定会带来通货膨胀，消费不足，各行业萧条，不仅容易引发社会事件，而且会影响今后的财政收入，说不准几年内，政府财政就会出现赤字，因为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意味着管理成本增加，财政支出增加，同时财政收入却在减少。

　　而问题就在于银价上涨，归结于白银外流，白银外流归结于鸦片贸易，因为大清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大黄等都是洋人们喜欢的，而鸦片则是只进口不出口的，且每年进口数字在增加，其它进口商品则表现正常。也就是说因为鸦片的进口才导致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才会造成白银大量外流。这就是黄爵滋、林则徐等严禁派的观点。
　　对于当时的大清来说，流通货币主要是白银和铜钱，官府的税收和财政支出及社会上大数额转移均用白银，对外通商也只收白银，老百姓日常生活则主要是铜钱，白银兑铜钱的比价为1：1000，长期保持稳定，这也是大清财政健康，得以稳定比价的结果。
　　大清为何使用贵金属白银做为流通手段？根子上则是大明张居正的改革。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反应在地租上，主要是以实物地租为主。早期夏代为五十而贡，周代推行井田制，鲁国改革为初税亩，秦汉收取田租，唐朝推行租庸调税制及中期改革为两税法，宋仍沿袭唐两税法。汉唐长期征收人头税，是以货币计算，但所占税收比重很小。所以说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状况下，国家经济活动对货币需求不太多，比如汉代官吏分秩即等级，按俸禄即粮食计算，如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等级，景帝称其为万石君。虽然早期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是对货币的需求还是有的，毕竟货币的流通手段不可比拟。商代曾用贝做货币，随着金属的广泛应用，铜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秦代开启的圆形方孔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民国时期。其中汉武帝还造过皮币使用，但是不能代表真实价值，很快废之。后来由于铜产量不能满足需要，又出现了铁钱，汉代宋代和清代都有使用。但铁钱太重，不方便流通，宋代又出现了交子。元代沿用宋代交子，以金银绢为储备金，大量发行交钞。到了元末，交钞发行量严重超过储备金，造成过度通货膨胀而元政权因此而亡。到了明朝，前期沿用两税法，到了中期，鉴于财政困难，御史傅汉臣于嘉靖十年倡议施行一条鞭法，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这就是用货币地租代替传统的实物地租。因为黄金稀少且贵重，铜钱价值太低，故而白银就成了主要流通计价货币。经过万历年间张居正大力推广，成为政府主要的征税形式。清代沿用明代的征收货币税制，白银依然为最主要的流通手段。

　　白银的来源一是国内银矿的开采，二是外来白银的流入。比如云南有很多铜矿和银矿，在明代就占有重要地位，清初吴三桂造反也是借了云南有铜银等丰富矿产的优势。但是封建政府重农轻商及矿业，认为农为根本，故此并未在银矿开采上多做文章。而当时从外贸通道流入的白银则数量很大。自1800年到18010年，流入中国的白银约2600万美元之多。
　　为什么那么多白银流入中国？这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黄金白银一向是欧洲的最爱，因为欧洲人重商，这也是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而形成的，欧洲地形复杂，地块小，靠农业和手工业繁荣不起来。在开辟新航路，即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他们就认为东方的印度、中国等国家就是神话中的黄金国度。故此他们积极循着新航路而开拓殖民地。当欧洲人开拓美洲大陆以来，就积极地开展白银生产。殖民时期，美洲大约生产了10到13万吨白银。欧洲人有了银子就会用，不会把它们储藏起来。他们用银子购买一切，投资一切可以赚取更多银子的地方，其中很大一部分银子就流到中国来，有名的墨西哥银洋能帮助解释这个现象。

　　这其中的原因是，一来是因为中国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抑制了进口，而中国出产的瓷器丝绸等又畅销于世界市场，这就使得外国商人采购中国商品居多，从而造成中国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二来是因为从白银与黄金的比价看，当时白银在中国的价格远远高于欧洲。外国商人热衷于套利，从欧洲美洲低价收买白银，而到中国高价出卖，即用作支付手段。举例来说，16世纪初，在中国金银比价为1：6，在欧洲，这个比价为1：12，在印度为1：8.，在日本为1：10，在欧洲的西班牙，这一比价竟然达到1：12.5甚至到1：14。洋人做生意经验丰富，把握市场情况灵通，了解到中国的白银价格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自然乐颠颠地大做白银套利交易，获得丰厚的回报。到了明末清初，中国的白银价格才慢慢降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清朝统一，政治稳定，大力发展农业，加上施行“摊丁入亩”政策，取消汉唐以来长期征收的人头税，使得人口数量出现猛增。农业提升，人口激增，中国社会对白银的需求重新增加，引起银价再次上涨，超出世界平均价格，导致套利贸易再次兴旺，世界各地白银又大量流入到中国。白银的再次巨量流入，超出社会实际需求，引起白银价格下跌，乾隆年间，在中国，金银比价甚至跌至1：15，而同期欧洲金银比价为1：14.6左右。这样洋人在中国的套利空间消失了，但是他们还要进口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黄等，还必须向中国支付白银，这就有点不划算了。这时，精明的洋人发现中国产的鸦片成本高，质量低，数量少，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东南亚一带盛产鸦片，且质量高价格低，于是洋人如英国商人，就勾结中国海关官吏，开始贩卖鸦片，走私到中国，这样就慢慢打垮了中国本土的鸦片生产贸易，垄断了中国市场。故此，鸦片的消费由依赖国产转为依赖进口。如此，中国自然需要用白银支付进口的鸦片。随着时间拉长和鸦片走私数量的增多，中国的白银自然大量外流，跑到英人等洋商口袋里。

　　根据外国数字，从1828年到1836年，中国外流白银达到3800万美元之多，似乎验证了鸦片就是白银大量外流的罪魁祸首。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说，由于鸦片的进来，导致两国发生战争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入超，即逆差。但是从鸦片战争后的贸易数字来看，似乎鸦片的作用又没那么大。
　　《中英南京条约》内容中，并不包含鸦片，实际上，英国官方对待鸦片贸易在中国的态度同大清一样是严禁，但事实上却是默许。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中国更为猖獗，理论上大英帝国同中国的贸易应该是顺差，但事实上不然，1854年，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800万英镑，到了1857年，逆差数字则上升至约900万英镑。
　　之前鸦片贸易则叫做偷偷贩运和走私，之后则公然放开，畅通无阻，数量明显是放大许多，为何反而出现中国对英国外贸顺差呢？
　　鸦片战争前，大清的对外贸易情况是，洋人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等，洋人对中国出口鸦片和其它货物，而鸦片所占比例最高。战后，由于五口通商，关税的降低，英国进口中国产品成本自然下降，而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有广大市场，因而，英商自中国进口商品数量猛增，但是除了鸦片，英国其它商品在中国市场依然裹足不前，故此，大英帝国对中国的贸易仍旧是逆差。
　　黄爵滋、林则徐等只看到了货物贸易，不了解英人之前用白银支付中国的茶叶、丝绸款项，为何现在不愿意用了？中国的白银价格上涨，国外的白银价格如何，又是从什么地方流向什么地方？
　　日期：2017-03-21 12:09:36
　　第三章 货币的跨境流动是一门学问 下
　　明朝实行闭关锁国，主要是防日本倭寇，清朝实行闭关锁国，起初是因为郑成功的原因，郑母亲是日本人，郑在抵抗大清的运动中，曾经向日本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夷氛闻记》记载：国朝康熙初，因郑成功寇闽，上下及浙、粤，为沿海郡县患，于是迁民内居，筑界墙，严海禁，洋舶自此不得入，设兵树桩，置墩守界。后来施琅平定台湾，政府才放松海禁，在全国设立四处海关，官吏对外贸易等事务。四处海关分别位于江苏连云港云台山、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和广州黄埔。

　　说起洋人涉足中国边境经商，要从葡萄牙人开始。在明朝时期，葡萄牙人就来到中国做生意。明政府特批了一块地方给他们居住，就是广东香山濠镜澳，即今天的澳门。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据点，从中国进口各种土特产品，然后运到欧洲各国贩卖，获利丰厚，其他国家商人自是羡慕不已。鉴于郑成功事件，康熙皇帝锁住国门，实行海禁政策，并且在海防线上修筑工事，派兵驻防，外国洋船一律不得出入。唯独澳门，远离海岸，葡萄牙人居住了数代，人丁繁衍。要是赶走他们，朝廷觉得不太仁义，留下他们，他们又不会种庄稼，没有其他一技之长，只会做生意养家糊口。于是，朝廷特别优待这些葡萄牙人，就在香山横石矶特别设置了一个关口，每月开关两次，允许葡萄牙人过关购买粮食等生活基本用品和采购茶叶、大黄等物资，方便他们过生活和做生意。其他国家的外商则不享受这一待遇。

　　澳门地处偏远海中，对大清影响甚微。但是宁波、天津等沿海地方，很容易就影响到内地，这些地方从前就受到倭寇和海盗的偏爱。乾隆皇帝下江南，见到江浙海面上外国商船络绎不绝，因此戒心陡起，于是在乾隆二十二年，颁发诏旨，关闭其它海关，只留广州一地通商，即“一口通商”政策。这项政策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只能通过公行即十三行办理一切进出口及相关事项。
　　乾隆皇帝用这项政策的初衷是隔绝洋人与内地联系，收紧闭关锁国程度。但实际上这个政策副作用很大。
　　首先是，其它地方执行不到位，被禁的口岸实际上贸易活动就没停过，只不过从明面转到地下即走私，因为那条利益链上的猎食者不肯放弃机会。其次是，十三行就成了国内唯一具有合法进出口权的代理机构，他们基本上垄断了大清国的对外贸易。垄断必然产生垄断利润，何况他们是半国有企业。实际上由于利益均沾，广东政府、海关、十三行早都结为一体，共同把持和操纵了大清的对外贸易，按现在的话，即为官商勾结。

　　康熙二十五年，时任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公告，宣布“凡是身价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做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由此而产生十三家商行专门负责外贸。之后商行数量不断变化，但十三行的叫法则一直流传到今天。他们的身份其实就是半官商，即半垄断性国企，自然利润颇高，大部分都财源滚滚，富甲天下。
　　十三行中最富盛名的则是怡和行，老板伍秉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后来家族迁居广东，到他的父亲伍国莹才开始涉足外贸事业。伍国莹曾在广州首富潘启家中做过账房，在乾隆后期才开设怡和行，后来传到儿子伍敦元手中。
　　伍秉鉴这人有本事，他后来做到十三行行商的老大，就决非单单是沾了政策的光，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商头脑。
　　根据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做的“纵横一千年”专辑，统计了历史上部分富豪家，其中中国人榜上有六名，商人身份则只有一名，即伍敦元。其鼎盛时期，据估计，保守财产达到2800万两白银，比大清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还要多。开设于道光十五年的英国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里，最早就有两个中国人的蜡像，其一是林则徐，其二就是伍敦元。
　　伍敦元除了做外贸和慈善外，也涉足别的生意，对内比如店铺、、钱庄、房地产等，对外如借贷给洋商，其中就有英属东印度公司，还有投资美国铁路建设、证券业务等。
　　历史学者总说“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笔者是不认可的，起码人家伍老板面向世界做生意的时候，林则徐还在地方干部级别职位上努力，触角根本都没能向外伸。
　　伍老板美国涉足美国铁路，这绝对不是小投资，而这些投资和对外商借贷的银子一样是流出中国，但在海关报表上是体现不到的。况且十三行其他老板们岂能不跟风老大呢！故此说这部分以投资和借贷流出的白银，黄爵滋、林则徐是看不到的。
　　而另一方面，国外白银价格上涨，使得洋商不愿用白银支付货款的原因，黄林们更不知道。而追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则要追溯到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
　　欧洲人兴起的寻找新航路探险中，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的三百年里，以西班牙为主的国家，纷纷在美洲开拓殖民地，尤其西班牙基本上把拉美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把这一广大地区做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拉美地区是世界重要白银产地，仅仅16-17世纪，西属墨西哥和秘鲁的白银产量就占世界总产量的85%，其中墨西哥就号称为“白银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