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5-08 20:08:00
　　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共历九十年，包括三国的形成、斗争和统一三个阶段复杂的演变过程。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的时间是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开始。 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形成的历史，一般是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开始。 这是因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势力是在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魏、蜀、吴三国政权正式建立之前，三足鼎立的基石就已基本奠定。

　　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初期，中原地区所形成的相互斗争的中心是袁绍、袁术兄弟二人的争夺。二袁以“四世三公”的声势，割据的州牧莫能与之争衡。曹操据有兖州是袁绍所扶植；孙策开拓江东，则系袁术所派遣。二袁离析，互相火并，遂使具有雄图大志者得以观变待时，乘势崛起。经过长期的混战、兼并，曹操统一了北方，孙策平定了江东，使当时州牧割据的大分裂的混乱局面，逐步走向各个地区的局部统一。

　　曹操统一北方，孙权崛起江东，刘备寄寓荆襄，三家都觊觎荆州。曹操兵下荆州，扩张势力，又引起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击败曹操，基本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石。曹操败退北方后，对孙刘采取战略防御，转用兵力经营关中和陇右。孙权致力于扬、交二州的开拓。刘备乘间袭取益州。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三国形成经历三十年的过程中，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群雄竞争，人才蔚起。其谋国料敌，机巧权变，识见深远，决策明智，足供后人借鉴取法的例子比比皆是：袁绍“四世三公”，声威显赫，拥有北方四州之地，兵多将广，何以在官渡一战，一败涂地？曹操兵下江南，“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何以会兵败赤壁？孙策、刘备初先并无尺寸凭藉，何以能乘时崛起，鼎立建国？历史人物的浮沉，事功的盛衰，战争的胜败有它的因果轨迹可循，在政治、军事斗争正反两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经验教训。本文将就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性战争、三国鼎立时期的三角斗争及三国统一，从战略运用的角度作些探索。

　　日期：2017-05-12 12:16:16
　　（一）序幕——黄巾起义

　　东汉初期国家复为一统，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省简刑法，释放奴婢，假民公田，轻徭薄赋，劝民农桑，整顿吏治，“广求民瘼（百姓疾苦），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不敢懈怠），百姓宽息”（《后汉书·循吏列传》），并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参政。社会的确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前后不过六十年时间。其后便走向贪腐，巧取豪夺，谋权谋利，互相倾轧，最终把社会推向动荡不安，将自己推向灭亡。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外戚同宦官的专权及其互相的斗争。

　　宦官并没有夺取汉朝的皇位，但治史者称“宦官亡汉”。东汉孝章帝（公元76年—88年在位）刘炟（dá）死后，年仅十岁的汉孝和帝刘肇继位，窦太后【章帝皇后，其母为光武帝刘秀长子东海恭王刘彊（qiáng）之女沘阳公主】临朝， 窦宪（窦融曾孙，窦太后兄）专权，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窦宪兄弟把持朝政，和帝想夺回权力，但无法同内外臣僚接近，只有宦官在自己身边，于是便同中常侍（秩比二千石，东汉多以宦官任此职）郑众定计诛除了窦氏。

　　汉和帝亲政后一改外戚擅权时的奢靡贪腐之风，励精图治，东汉国力趋于极盛，史称“永元之隆”。但宦官用权也自此始。郑众因诛除窦氏有功，封鄛（cháo）乡侯，迁大长秋（长秋宫为皇后居住所在，大长秋即皇后官属的负责人），乘势豫政。这个头一开，竟一发不可收拾，遂使以后百余年间的东汉朝廷内部斗争更加激化。时而太后临朝，外戚掌权；时而宦官得势，专断朝廷。天子遂成傀儡，惟拱手而已。

　　汉顺帝时，外戚梁商、梁冀父子先后为大将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梁氏父子试图同宦官相勾结，把许多宦官子弟举荐到地方做官。汉顺帝死后，冲帝夭亡。汉质帝八岁继位，年幼不懂事，朝会时竟目视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不久被梁冀毒死。
　　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三公要员认为，连续几年间，帝王之位，三次断绝，因而向梁冀建议“详择其人，务存圣明（得到一位圣明的天子）”，并且推荐“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宦官中常侍曹腾因曾受到过刘蒜的怠慢，心有不满，便夤夜造访梁冀，说：将军几代都是皇亲国戚，现在掌握朝廷大权。宾客又布满天下，多有过错。清河王严厉明察，如真立为皇帝，“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以长保也”（《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汉质帝本初元年》）。

　　这番出于私心拒立严明之君的话深深打动了梁冀企图长久垄断朝政的心。于是梁冀第二天朝会公卿，言辞激烈，气势汹汹，宣布立蠡吾侯刘志为帝。曹腾因拥戴之功封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梁冀专权，得到宦官曹腾的支持，这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是极为特殊的一页。这不仅使梁冀得以长时间秉政，而且也使曹腾获得比其他宦官要好得多的名声。
　　蠡吾侯刘志继位后，即汉桓帝。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同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共谋，诛杀了梁冀及其宗亲，受牵连的“公卿、列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官）（罢）黜者三百余人”（《后汉书·梁统列传》）。朝堂为之一空。单超等五人因谋诛梁有功，被同日封为县侯，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同三公。至此，大权又落入宦官手中。史载：“（五侯）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他们倚奉桓帝，贪纵专权，滥行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后汉书·宦者列传》），乃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五侯”死后，中常侍侯览、小黄门张让相继用权。宦官势力越来越大，“猥受过宠，执政操权，附会者因公褒举，违忤者求事中伤，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汉桓帝延熹八年》）。即宦官本来只是在皇宫内听候差遣，负责早晚看守门户。而今其中的大多数人却倍受过份的宠信，掌握朝廷大权。凡是依附宦官的人，就推荐他们做官；凡是违忤的人，就随便找个借口进行中伤。宦官的住处一如王公规制，富可敌国，连奴仆侍妾都穿着精致的细绢织成的衣服。

　　桓帝死后，外戚窦武（窦融玄孙）与中常侍曹节迎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帝，是为汉灵帝。窦武与太傅陈蕃痛恨宦官曹节、王甫等窃弄国权、混乱海内，谋划将他们除掉。谋泄，王甫等先发制人，假传圣旨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以兵相抗，不敌自杀。窦太后（即窦妙。窦武长女，桓帝皇后）也被软禁于云台。这事之后，宦官的权力愈大，甚至在设官立制上确立了他们的地位。如让曹节兼朝官，领尚书令。不久赵忠、张让等十常侍贵宠用事，天子将他们比之如父母，竟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后汉书·宦者列传》）并先后以赵忠为车骑将军，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授予军权。　

　　日期：2017-05-14 13:19:57
　　党锢是影响东汉末年社会的另一重大事件。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竞相贪暴，不管哪方上台，带给百姓的都是灾难。尤其是宦官势力的发展，“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汉桓帝延熹六年》），阻断了官僚士大夫的进迁之路，引起了士族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并起而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党锢虽然禁锢了党人，但在客观上却活跃了党人的思维，推动了士族知识分子公开议论朝政的风气的形成。史载：“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汉灵帝建宁二年》）意思是说，李膺等虽然遭到废黜和禁锢，但天下的士族文人都很尊敬他们，认为是朝廷政治污浊，盼望能跟他们结交，唯恐不被他们接纳，而他们也互相赞誉，各具美名。这样一来，士人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外戚集团想依靠他们、利用他们。很多中央和地方官吏以自己能同“党人”沾点边为荣。宦官集团内部也起了分化，不少人同情“党人”，站在“党人”一边，他们的子弟也着力自觉地脱离同宦官的干系，想方设法使自己士人化。如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宦官后代。

　　士人议论朝政、褒贬人物，形成风气。这种风气影响着已经做官的士族知识分子，同时也激励着诸多关心社会的隐士。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有那么多在朝或在野的知天下大势的智计之士涌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日期：2017-05-16 12:20:10
　　宦官与外戚交互专权，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宦官们让他们的父兄子弟、亲戚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以致）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到汉灵帝时，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卖官鬻（yù）爵，贿赂通行，对百姓的盘剥日益加重，以致“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后汉书·宦者列传》）。又加水、旱、蝗、风、雹等天灾频发，百姓流离失所、饿殍（piǎo）遍地。劳苦大众为了活命，不得不铤而走险，武装暴动，此起彼伏。诸多的反抗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给了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它的根基。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由张角兄弟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张角，河北巨鹿人，创太平道，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宣传、组织群众，做了十多年的秘密准备工作。史称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意思是张角信奉黄、老之学，收养弟子，用符水念咒治病，病人有治好的，老百姓因而相信他。

　　张角分遣弟子八人周游四方，以做好事的方式教化天下人，发动群众。十余年间，徒众发展到数十万。于是联络各郡国信徒，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莫不响应。张角设置三十六方（方：相当于将军），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提出“苍天（指东汉王朝）已死，黄天（指农民政权）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天太平”）的政治口号。
　　起义前，事先本拟定“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的大规模起事计划，后来因起义计划暴露，临时飞告各方提前于二月起义，并以头戴黄巾作为标志。时人称“黄巾”，也称“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黄巾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
　　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吓坏了东汉朝廷，灵帝敕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在各个主要关隘之地设置都尉把守；任命外戚、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洛阳附近），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后汉书·窦何列传》），并星夜派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口，以加强京师外围防御。同时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灵帝听从了北地太守皇甫嵩的意见，解除党禁，“出（宫）中藏钱、西园厩马”以赐军士，急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以讨黄巾。当时，黄巾主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冀州，由张角兄弟直接指挥；二是颍川，由波才、彭脱等指挥；三是南阳，由自称“神上使”的张曼成指挥。灵帝以尚书卢植为北中郎将，持节，“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 ），镇压河北张角；以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儁（jùn）， “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招）募精勇”（《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合四万余人，会攻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汝南黄巾军波才、彭脱部。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四月， 波才击败朱儁，乘胜围攻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由于黄巾军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戒备松懈，被皇甫嵩利用暗夜，乘风纵火，大破之，斩首数万级。皇甫嵩、朱儁乘胜进讨汝南、陈国，追波才于阳翟（今河南禹县），击彭脱于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并破之。八月，皇甫嵩又破东郡黄巾卜己于苍亭（今山东阳谷北），斩级七千余，生擒卜己。至此，东郡、汝南和颍川三郡的黄巾军先后被各个击破。

　　南阳黄巾军张曼成部自三月开始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与南阳太守秦颉相持百余日，张曼成战死后，赵弘代为统帅，攻克了宛城，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六月，朱儁在镇压了颍川黄巾后，转用兵力，会合荆州刺史徐趚（sù）和秦颉，围攻宛城两月有余，杀赵弘，攻破宛城。黄巾余部由孙夏率领于十一月向西鄂（今河南南召东南）西南的山地撤退。朱儁追击至西鄂精山，击斩孙夏，斩首万余级，余众溃散，南阳地区的黄巾军也被消灭。

　　河北黄巾军在张角指挥下，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后，北中郎将卢植率军全力进攻张角，数战皆捷，进围广宗。这时桓帝派宦官小黄门左丰到军前查看形势，有人就劝卢植给左丰送钱物贿赂，以免左丰回朝后胡说八道，卢植不肯。果然，左丰回去后对桓帝说：“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桓帝大怒，遂槛车囚送卢植回洛阳，改派东中郎将董卓接替卢植继续围攻广宗。

　　董卓围攻广宗两三个月无功，广宗、下曲阳仍然屹立不动。十月，桓帝诏令皇甫嵩接替董卓。这时，张角已病死，其弟张梁继任。皇甫嵩趁张梁久战之后戒备松懈，发动夜袭，大破黄巾军，阵斩张梁，获首三万余级，焚烧车辆辎重三万多辆，俘虏黄巾妻室儿女无数。又挖开张角坟墓，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十一月，皇甫嵩转攻下曲阳，黄巾主帅张宝战死，获首十余万级。桓帝得报大喜，拜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兼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又以黄巾既平，遂改元中平。至此，黄河南北的三支黄巾军主力，起事仅仅九个月就都被击溃。其后继起的其他黄巾军如青州黄巾、白波黄巾、益州黄巾和冀州黑山军亦先后遭到地方军阀的镇压而失败。
　　日期：2017-05-17 20:46:45
　　从秦末以来农民起义战争的发展过程来看，黄巾起义比之陈胜、吴广起义和绿林、赤眉起义有相同的进步意义，而在起义的策略上更为巧妙。
　　一、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天太平”）”，指出了东汉王朝必然要被消灭，并明确了农民政权一定要建立。比陈胜、吴广只提出“伐无道，诛暴秦”更为进步。

　　二、起义事先有秘密的领导人。张角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进行了十多年的长期秘密准备。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拥有信徒，多至数十万人。张角将他们组成三十六方，每方六、七千至万余人不等，各设渠帅统率，统一由张角指挥。
　　三、事先拟定了大规模起义计划，后来因起义计划暴露，临时飞告各部，提前于二月起义，并规定人人头戴黄巾作为标志，这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所以起义一爆发，“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邵《汉官》）。
　　四、利用宗教，在传道治病的掩护下，进行宣传组织，便于麻痹官府，接近群众，所以有些官吏认为“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资治通鉴·汉纪五十·汉灵帝光和六年》），不加禁止，这就有利于起义发动。
　　日期：2017-05-18 11:03:25

　　黄巾起义的失败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客观方面有它难以战胜的敌对势力：东汉王朝虽然是腐朽的，但比起秦二世和新莽的统治却有力的多。它手里直接掌握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不比秦二世和新莽，把大量的军队调去戍边或用于对外战争，当起义风暴掀起后，东汉政权不像秦二世那样惊慌失措，而是下令“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资治通鉴·汉纪五十·汉灵帝中平元年》），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鼓励各地豪强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修筑坞壁，扩大武装，组织起来抵抗黄巾军；下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并向朝廷推荐有作战经验的人听候调用；编练新军，镇压起义；还发出宫中藏钱收买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可以说，东汉王朝是联合统一了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对付黄巾军。这是因为，黄巾起义直接危及统治阶级的生存，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促使统治阶级内各个集团自然地联合起来对付农民起义军。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各统治集团反对黄巾军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想在农民起义军动摇东汉王朝统治的波涛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实现他们各自的野心，这就增加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疯狂性和残暴性。黄巾起义遭到失败，除了自身的弱点之外，这是一条重要的客观原因。

　　在军事部署上，东汉王朝采取了“进剿和防堵”两相结合的措施：一方面调派部队进行镇压，并命南阳一带的地方官加强防守，隔绝各部黄巾军的联系，把三支黄巾军的主力封闭在起义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另一方面派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率左、右羽林军，屯兵都亭以保卫京师，并星夜派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口，以加强京师外围防御，使起义不致冲垮东汉王朝的指挥中枢，影响它的发号施令。这些部署给黄巾军夺取胜利在客观方面造成了大的困难。

　　从主观上来看，黄巾军有它自身组织领导上的缺陷和军事战略、策略运筹上的失误。
　　一、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
　　起义领导人张角既然利用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太平道”进行宣传组织，所接收的信徒，包括后来担任各方的渠帅，不免多为市井的平民和农民。他们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不懂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他们参加起义，攻州郡，打坞壁，杀官吏，斗豪强，有破坏旧制度、旧秩序的豪情壮志，但缺少巩固胜利，建立新的统治政权的才干韬略。起义力量愈壮大，破坏的地方愈多，给它本身带来如何安定社会秩序的问题也就愈多。他们提出“黄天当立”，但应如何“立”，没有一套具体的章法。结果“黄天当立”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只能鼓动于一时。

　　二、没有建立起后方基地和有组织的战斗部队
　　组成起义军的基本力量起初是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流民，以后加入了在地主坞壁内受尽苦难的徒附和农奴。他们扶老携幼，全家随军，起义军中既有精装男丁，亦有老弱妇幼。表面看起来，阵容庞大，声势浩荡，但行军作战，部队行动受拖累，将士有后顾。自古以来，家属随军作战，兵家所忌。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在领导农民群众杀贪官，清官府，打坞壁，没收他们的财产后，没有重视建立自己的的地方政权，安置将士家属，从事生产，以减除部队行军作战的拖累，起义军受到官军重兵进攻时，遭致失败。

　　三、缺乏统一的指挥和互相的配合，各自为战
　　起义军在战略指导上，缺乏统一的指挥。起义开始时，有统一的行动计划，所以出现“八州并起”，天下响应的大好局面。但是起义以后，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互相之间难以支援和配合。张角和他的兄弟张梁、张宝只坐镇河北广宗一地，既未能建立统一的指挥以指导各地起义军的行动，也未能主动与其他起义军配合。当皇甫嵩、朱儁率军镇压颍川的波才部时，其他起义军纠缠于当地的官军，未与波才部进行有力的配合，以致政府军击破波才部后，又转用兵力反击南阳地区的黄巾张曼成部。结果，各路黄巾军被封闭在各个起义地区，互不连系，致遭各个击破，这是黄巾军在战略指导上重大的失误。

　　四、攻坚守要，消耗实力，未运用流动作战的战役指导
　　起义发动时，攻官府，打坞壁，诛贪官，杀豪强，使起义在广大地区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这是必要的，但在政府军集中力量开始镇压时，继续胶着在一个地区，攻打坚城或困守孤城，给敌人以“聚而歼之”的机会，都是失策的。如：波才部长期攻打长社，张曼成部坚守宛城，他们打得虽然英勇顽强，但消耗了自己的精壮力量，终遭失败。如果起义领导人认识到敌强己弱的整个形势，在作战指导上有统一的战略行动，避免在没有必要略取或坚守的地区如长社和宛城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而采取机动作战，避实击虚，与敌周旋，积蓄力量，壮大自己，可能会逐步导致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