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6-23 13:43:52
　　前言
　　编者按：
　　李明伟是一位改革开放初期的弄潮儿，与牟其中等人是第一批在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的实业家，吃了不少苦，也挣了不少钱，打了不少官司，坐了 国内外各监狱，还曾负有命案••••••其传奇人生更甚于牟其中。
　　第一章　一条上山下乡漏网的鱼

　　一　我的家庭和我的少年时代　　我叫李明伟，祖籍浙江绍兴，195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饮食世家，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抗战胜利后，我父母和舅舅姨父及一位吴姓朋友，四个会做餐饮的长辈，合资出四根大条子（俗称大黄鱼，即四十两黄金）在合肥路上了买一幢临街的三层楼房，楼上住出资的四家人，我们家分住了不到二十平方的一间房间，楼下开设了一家中型的综合餐饮店，我父母做炒面、油豆腐细粉汤，鸡鸭血汤，舅舅舅妈做炒菜小吃，姨父母做面条浇头，吴姓朋友做南翔小笼、鲜肉大包，生意很好，虽说是当时内战不断，但上海至少还比较太平，加上市口好，所以每天顾客盈门，我们的餐饮店在唐家湾和太平桥一带很有些名气。因为我出生之时，饮食店的生意正是十分兴旺之时，所以父母认为是我带来了财气，对我十分钟爱。虽然做餐饮生意很累，但收入稳定，生活条件在当时的上海可以说是比较好的。尤其几家合伙人的孩子，可以随意到店内吃包子、馄饨、油条等点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家里的伙食当然更不用说了，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到了１９５７年，家中的情况有了大变化。当时，全市工商业公私合营，我们四家合开的餐饮店也概莫能外。合营后，原先我们小孩子进店随便吃点心就不行了，再馋嘴想吃的话，只能家长自己掏钱买，不仅如此，合伙老板们没有了经营权，一切都要听上级领导发话，至于人事权，更是大相径庭，不但不能招人进店，相反的连自己的工作也由上面分派。我舅舅被分到乔家栅当大厨，姨父母到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食堂工作，吴姓朋友去了城隍庙南翔小笼店当大厨，我父母还在原店工作。公私合营前，因为生意好，多我父母两人的收入，一个月好几百元，生意火爆时，一个月能拿千把元，公私合营后，一切都变了，多做多得，少做少得，变为拿死工资，当时我父亲一个月五十多元，我母亲一个月四十五元。生意再好，也只能拿这些钱，收入减少，家里在生活水准降低，我父亲酒后难免要发牢骚，认为四根大条子就因为公私合营，给国家充公了，甚至说我们的餐饮店给国家抢走了之类的怪话。牢骚在酒后发，也在酒席上发，于是给在一起喝酒的邻居检举揭发了。那时候叫汇报，汇报上去说李某某对新社会不满，说人民政府抢了他的餐店，这还了得！这样就把我父亲抓了起来，送到长兴岛去劳动教养。说实在的，我父亲的牢骚，我还是有同感的，就是到现在我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我也不服气，四根条子投资办的餐饮店，就这样除了一份低廉的工资的工作外，连店堂连四家人合买的桌椅板凳碗筷锅灶什么都没有了，跟店里雇佣的伙计没有什么两样，四根条子和历年的辛辛苦苦等于都打了水漂，谁能服气？

　　父亲去了长兴岛以后，我和妈妈去看过他几次，因为父亲的劳动教养，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都给人看不起，尤其是劳动教养是没有期限的，两年教养期满，也不能释放回家，只能继续在长兴岛留场就业。在这样的处境下，考虑子女的成长和当时社会的舆论压力，我父母离婚了，父亲在劳动教养的地方一直待到过世。这样，四个孩子的抚养全靠我母亲一个人四十几元工资来养活，负担相当重，母亲也根本没有精力教育我们。

　　父亲被劳动教养，对我的打击也很大，我变得自卑变得沉默寡言，也耻与人交往，不愿意与学校同学来往，对读书更不感兴趣，旷课逃学，躲在小书摊上看书，在弄堂里捣蛋，上海人谓之闷皮。这样的读书，成绩自然不会好的，因此６２年小学毕业，连初中都考不进。没有学上，玩得就更起劲了，我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游泳，在春夏的时候每天都到黄浦江去游泳，我家离十六浦董家渡很近，十三四岁时，我就可以在黄浦江上从浦西游到浦东，还可以横渡几个来回，那时候黄浦江上的驳船后面往往拖有一二十个木船，木船上装有黄瓜、蕃茄、西瓜、香瓜之类的瓜蔬，我和小伙伴看到驳轮经过，就好像铁道游击队一样游过去，把船上的瓜蔬扒拉下来，然后爬到江心的浮筒上去吃，很惬意。当时在黄浦江上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浮筒，这个浮筒是供给大船万吨船抛锚时挂锚用的，面积不小，我们经常游累了，就在上面休息，偷了瓜果在上面吃，浮筒成了我们的乐园。在这些小伙伴中我的游泳水平是最好的，我可以把驳船上扒拉下的西瓜，一手抱着一个，游到浮筒上大家一起吃，这是其他小伙伴做不到的，因为成熟的西瓜虽有浮力，但稍不平衡，就会沉下去了，所以抱西瓜必须要像抱住一个人那样小心才能游到浮筒。当时我还有一个特异功能是其他的小伙伴望尘莫及的，我可以浮在水中手不动脚不动，脚指和肚皮露出水面睡个三五小时，记得有一次我游到江中的时候左小腿抽筋了，（这对其他的小伙伴来说是件性命交关，会出人命的大事）但是当时的我就很镇定，也是这样浮在水面上用手轻轻按摩小腿，等到恢复了，再游到离我的较近浦东的对岸休息一下，再游回浦西。由于我有特异功，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码头上打工和朋友们讲，我能在水面睡三五个小时，当时他们不相信后来我们就打赌，那时正好是冬天我们就去澡堂的大池表演给他们看，澡堂的水池水很浅，要浮睡在上面是很不容易的，但我还是在大池上手脚不动，脚趾肚脐露出水面，双手放在头后面睡了１０来分种，当时他们都看呆了，最好笑的当时在大池边上搓背的阿宝师傅也惊讶的停下手中活看着我，等我水池里爬起来的时候，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连道：“不简单，不简单。我搓背搓了３０年只见过２个能在水面汆起来的人，一个是喝醉酒的淹死后汆起来的，你是活的汆起来，而且还能自己爬上来的一个。”这次打赌我赢了，不但洗澡的费用他们买单，晚上还请我吃喝了一顿。

　　一次我们弄堂里的一群小伙伴又到黄浦江去游泳，这次出事了，下水前，小伙伴们的衣服和拖鞋都放在一起的，那次游完泳，大家穿好衣服，拖上拖鞋要回家时，发现还有几件衣服和一双拖鞋没人穿，检查人头，发觉是一个叫“长脚”的小伙伴小林不在，于是我们分头到处去找，找不到，等到天黑也没见小林出现，大家只好无精打采地带着小林的衣服鞋子回家了。回家以后，小林父母看到只有儿子的衣服和拖鞋回来，儿子没有回来，边哭边把把我们大骂一顿，问我们为什么不和小林一起回来，我们说我们找了，找不到，我们等了很久，天黑了才回来。当时他父母急死了，以为他儿子肯定淹死了，伤心死了，捧着小林的衣服鞋子痛哭不已。我们也很难过，一个个灰溜溜地回家。到深夜唐家湾未见小林回来，大家都认为小林必死无疑。想不到第二天天刚亮，有人叫小林回来了，大家奔出家门一看，只见小林赤了个脚，穿了条短裤朝家里走。他父母看见小林以为在做梦，抱住小林号淘大哭，但确实实实在在的小林是站在他们的面前。大家争相询问小林，昨晚上到哪里去了？原来昨天小林游累了，就游到大木船边上，大木船上边上有下垂的绳子，小林想拉住绳子休息一下，想不到木船底有吸力，被吸到船底下去了。船上的船民看见刚才明明有个小孩游过来，怎么突然没有人了，人到哪去了？船民们有经验，知道小家伙肯定被吸到船底下了，几个船民跳下去，把他从船底下摸了上来。抱上船时，小林已奄奄一息了。经过船民的抢救，醒了过来，因为天黑，所以到天亮，他才赤着脚穿着短裤回家。如果不是船民们的好心，小林肯定没命了。小林家里的条件很好，听了儿子的话，他父母非常感激船民，下午他们就领了小林带了礼物去找船员，想好好感谢他们，想不到到了那里，大船开走了，只能留下满腹的遗憾回家。

　　从那以后，小伙伴的父母包括我母亲都不准我们去黄浦江游泳了。我母亲害怕我会有这么一天，所以把我送到老家浙江绍兴乡下，住在南门外浦溏镇，绍兴这个地方是个水乡，到处是河，我们镇边上就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宽敞，我照样天天去游泳，这样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我没有出事，但把我乡下的亲戚吓得半死，原来这天我又到河木桥去游泳了，我从桥上跳下去以后，自由自在地游了起来，游累了以后，我翻过身，躺在水面上，想不到水冲啊冲啊，把我冲到水草上面，那时候河里大片种植给猪吃的叫花生草的水草，我冲到上面以后，更舒服了，就睡着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我的亲戚到处找我，找不到我，想到我喜欢游泳，就到河木桥来找我，在河里没有见到我，后来有个亲戚看见我躺在水草上一动不动，以为我死了，赶快过来拉我，我被他们搞醒了，看我什么伤都没有，放心了，拉我回家去吃饭。这件事亲戚添油加醋地跟我妈妈一讲，我妈妈更不放心了，又把我接回上海。到上海后，妈妈把我送进广播学校读书补习，准备第二年暑假再考。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广播学校？那时的广播学校只有一间到二间的教室，我们学生就坐在教室里听广播，由广播喇叭给我们上课，当然也有老师辅导。就这样我在广播学校混了半年。中考开始了，当时我自己知道我考普通初中还是考不上的，所以当我看见招生简章上登着，上海牛奶公司半农半读职业学校不但食宿费全免，而且每月还有六元钱的补贴，想到家里经济困难，母亲负担重，我就报了这所学校，可能这种半农半读学校录取分数线很低，我居然考取了。

　　学校在地处青浦到朱家角的中间，一个叫万隆的地方。报到时，到学校一看，我简直开心死了，学校旁边是一条青浦江，江面宽阔，江水清澈，远胜于往来船只众多，江水混浊肮脏的黄浦江，哈，我又有了玩的地方了。
　　开学典礼时，学校领导在大会上讲，我们这个学校五年制，是相当于中专或者高中文化程度的半农半读职业学校，出来的毕业生是当牛奶公司技术员的。因为是半农半读，所以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上午上课，讲些有关牛的身体结构、牛的饲料之类的文化课，也还学些英语，下午劳动，在大地里种植诸如玉米之类的牛饲料。学校地处郊区，环境很不错，像青浦江这样宽阔的江面，对我这样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有极大诱惑，虽然学校三令五申不准下水游泳，但同学们还是偷偷地下水，上文化课和劳动课要点名，逃课不容易，学校开大会，看管不严，我多次在学校开大会报告听得不耐烦时，和一些同学溜出来游泳。一次给教导主任知道了，他就站在校门口堵我们，当我们四个湿漉漉的浪里黑条走到校门口时，他就把我们统统带到办公室，训了一顿，并给我这个带头者一个大过处分，当时我也没在意，后来又因为游泳给过我一次记大过处分。那时的我，根本不把读书当一回事，想玩就玩，一条清澈的青浦江是我的水中乐园，只要有空就溜出学校泡在水里，这在市区任何一个学校都做不到的。一次劳动课是给玉米地浇粪，浇完粪后，我借口洗粪勺，又一个人跑到青浦江去，把粪勺洗干净，人跳下水，把粪勺放在身下休息，因为浇粪有些累，而粪勺在我身子底下托着有浮力，人浮在水上很轻松，休息休息着我就睡着了。这时公路上有辆面包车经过，车上有好心人见青浦江上汆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赶紧下车，叫了起来，于是围了一大群人观看，有人说这个小孩已经死了，有人说这不像是死小孩，有人害怕，有人笑，也有人拿了根长竹杆来捅我，把我捅醒，我张开眼睛四顾，很不高兴地问，是谁在戮我？见我还好好的活着，大家都笑了起来，在大家的笑声中，我扛起粪勺回学校。这也是在学校就读时的一件趣事。

　　就这样我在牛奶公司半农半读职业学校，过着浑浑噩噩的混一天算一天的生活，什么理想咧、抱负咧、大志咧，对我来说根本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但就这样的读书，也没读了多少年，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对我这样厌倦坐在课堂里听讲的差生，实在是莫大的福音。由于毛主席的号召，我们有了名正言顺免费去全国各地旅游的好机会——红卫兵大串连，吃喝坐车住宿都不要钱，甚至跑遍全中国不要钱，这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奇事，对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来说。简直是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尤其在北京，我们还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多显赫！

　　只是在文丨革丨刚开始时，我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父亲又在劳动教养，红卫兵组织嫌弃我，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这样待在学校里显得很没面子，我就回上海家中玩，谁知道家附近的合肥路上有个造反派１０４挺进，纵队，他们吸收我参加挺进纵队第四支队，而且要我回学校发展造反派队友，于是我回学校，专门发展出身不好、红卫兵组织不收的同学参加挺进纵队，大家自己动手做些红卫兵的袖章佩带，因为我们是造反派的成员。没人敢指责我们自己做红卫兵袖章不合法。那时倒是出身好的红卫兵批斗校长老师很厉害，打骂老师校长，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自封的红卫兵批斗师长，只是让他们扫扫厕所而已。没等批斗几次，大串连开始了，我带了几个红卫兵去串连，先是北京，后是长沙，在长沙正遇上当地的红卫兵揪斗省委书记张平化和一个胖胖的省长叫程潜的，长沙的红卫兵得知我们是上海来的红卫兵，把我们请上台，帮他们批斗，其实就是帮他们揪省领导的头发。或者摁住省领导的头，那些领导们挂着重重的铁牌，头低得很低，样子很可怜，那个胖胖的省长还被当地的红卫兵一脚踩在脚下。我从小虽然调皮捣蛋，可也没见过这样踢人打人的，有些害怕，不习惯。于是在批斗会后，我们离开长沙去了韶山，玩完了韶山又回长沙，那时我感冒发烧想回家，于是我的伙伴们把我送到火车站，见有一辆车空着，扒开车门，把我送了进去，因为没有车票，因此把我安顿在行李架上，他们还不想回家还要继续串连，走了。接着又上来好些人，把火车挤得满坑满谷的，我在行李架上迷迷糊糊地睡了醒，醒了睡，醒了以后，发现这辆火车不是往北去上海的，而是往南开，终点站是跟海南岛隔条海峡遥遥相望的湛江。我知道坐错车了，也不吃惊，反正那时不管东南西北，有车就坐，下车就找睡觉地方，身上没有几分钱，但一张学生证就可以走遍中国大地。于是我在湛江招待所住下了，因为睡好休息好，感冒倒也好了。湛江招待所有一伙广州来的红卫兵，其中有个女红卫兵小许跟我很谈得来，我们相约一起到海南去串连，小许和广州的红卫兵一说，广州的男红卫兵不乐意了，他们说我横插一脚，吵架之余，要我到湛江公园比武，谁赢，小许就跟谁跑，所谓跟谁跑，也就是跟谁作伴去串连，比武的方式是举杠铃、摔跤，这哪是红卫兵小将的革命串连，这是一伙中学生在争风吃醋。比赛的结果是我赢了，于是小许就跟我一起坐船去海南岛玩，然后再坐船从公海和珠江回到广州。到广州后我跟小许分手，留下一份有革命意义的记忆。回上海后，本想休息几天，见一些小伙伴们都不在家，独自待了几天，很无趣，我按捺不住又要往外跑，因为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待在家里不出去简直就是吃大亏了。这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开了，所以我第三次出门上了北京，车到北京后，接待站把我安排到清华大学，这样我就住进了这所全国最有名的最高级的高等学府，到底是北京，到底是清华大学，与众不同，跟其他接待站相比，寝室很干净，食堂很卫生，那时衣服很单薄，不能御寒，于是有人告诉我们，可以凭学生证登记领钱买衣服，我的衣服不能御寒，于是就登记领钱，买了一身厚衣服穿上。反正那时候，领钱领车票，都只要凭学生证登记个名字就是了。食堂里每天发三张就餐券，早餐券是份咸菜，中午和晚上凭餐券领一份诸如白菜肉片，豆腐肉片之类的有肉的菜肴，主食馒头和白饭则是放在大箩筐里随便取用，挺吃。我们住了几天后，发现清华大学的垃圾箱、水沟、草坪各个角落里都有丢弃的馒头和米饭，在我们这些刚从困难时期饿肚子过来的孩子看来，也觉得太浪费了。

　　就这样，我多次进出北京，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我接受五次检阅。其中有一次比较近的看见毛主席，印象很深。记不得是第几次接见，总之前一晚上通知第二天五点集合，每人发两个苹果，一根大红肠，一个大面包，两瓶汽水，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五点钟出发，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到了指定地点，坐在路边，告诉大家毛主席今天是坐吉普车接见。接见时，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很近，距离不足十米，这一次是离毛主席最近的时候，看的最清楚，其余几次都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高呼着口号从下面经过，只见城楼上人头晃动，到底哪个是毛主席都搞不清楚。有人在邮局发电报向家人报告好消息，说时几点几分我看见毛主席了，旁边一个离毛主席很近且带着纸筒望远镜的学生告诉他，那时毛主席入内休息了，他看见的毛主席根本不是毛主席，这下这位学生大哭。

　　我第四次串连，是跟上海体育学院红革会做伴，他们是要北上去告状，搞不到火车票，就坐轮船。经过武汉（也不知道北上告状怎么会经过武汉的），天气特别热，大家都睡在甲板上，体院红革会的小朱把包当枕头，睡醒时已接近汉口时，发现包不见了，原来在身边的几个武汉口音的年轻人也不见了，小朱包内装有几个人的钱和证件，这下大家急了，马上报告船上的革委会，好在船未停靠，小偷肯定还在船上，革委会带着人，一个个船舱查找，终于在四等舱找到了一名小偷，把他带到二楼办公室，小偷抵死不肯承认，船靠岸了，小偷乘人不备，跳水逃跑了。岸上的工宣队见状打了几枪，逼他上岸，到了岸上的公丨安丨局，用麻袋把他的头套住，用枪托敲他，这下他招认了，东西是谁拿的，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碰头分赃。于是公丨安丨局弄了辆车，带他去分赃处，小赤佬坐车坐坐又跳车逃跑了，丨警丨察跳下追他，追回来，再又抓到公丨安丨局。（那个时候的武汉是全中国武斗最厉害的一个城市，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是拿枪拿炮的对打，你走到马路上去看没有一辆完整的车子的，都是撞的一塌糊涂的车辆，行驶中的卡车两旁的踏脚板上都站着背着枪的造反派，好像要打仗的样子。）小偷追回来的第二天，一大群流氓拿了小朱的包来公丨安丨局，讲条件，他们说，包可以还，但必须要把小偷放了，那时整个武汉很乱，公丨安丨局见红卫兵的包找到了也就妥协了，于是拿回包，放了小偷。在武汉大学住的时候，还发生一件事，一个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学生，想去上海，又领不到船票，知道我是上海来的，要我用我的学生证帮他登记，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一把枪，这把５４式手枪很漂亮，我找了个地方试了几枪，里头装的是教练弹，不伤人的。我因为害怕，不敢要，就问他要了把德国制造的军刀。于是我就拿学生登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给他。那时一张学生证，简直相当于封建社会的一面金牌一道圣旨，见官指挥官，见兵指挥兵。

　　在武汉时，我住的是武汉大学武昌分校，一次在汉口游玩完了，要回武昌，几个人都夸自己的水性好（他们都是体育学院的学生），能横渡长江回武昌。为了证实自己水性好，我们四个人决定下水，从汉口游回武昌。结果那三个体育学院的学生游了一半就退回去了，我一个人坚持游到武昌，长江的水流很急，一般根本无法游到对岸的，只有逆风逆水斜着游才能游到对岸。后来听当地人讲，讲我命大，长江里有江猪，见有人下水，他们就成群的围着你，和你嬉戏，直到你游不动了，他们就会整得你半死，然后把你吃掉，我听了真正后怕极了。

　　就这样，我在文丨革丨期间把当时中央政府对学生的优惠用到极致，在全中国逍逍遥遥地游荡，直等大串连结束，才回学校复课。这一二年时间，跑的地方多，长了见识，锻炼了胆量。就在我回学校不久，我母亲在饮食公司收到雪片似的单据，原来都是我在各地用学生证登记领车、船票的费用和领钱的单据，串连期间不是说，这些都是免费的，怎么最终都要向家长讨？我逛的地方多，花钱也多，总计有二千元之多。这相当于我妈几年的工资，如何还得起，我在外面肆意的花，却要我妈还账，太不合理了。饮食公司的领导也知道我们家经济困难，这笔革命债无论如何都还不起的，于是打报告请求减免，上上下下申请调查，最后付了几百元，不了了之。

　　红卫兵串连结束后，是复课闹革命，像这样已经放野马似的野惯了的学生，哪还能静得下心来坐在教室里复课？这样又混了两年，一直混到１９６８年毕业。

　　日期：2017-06-24 15:57:58
　　二　　一次打架，我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漏网之鱼
　　虽然校长说，我们的文凭属于当时的中等技术专业学校的文凭，但当时的学生，是中专也好，是小专也罢，是名牌中学的优生也好，是野鸡中学的差生也罢，与我们毕业后的前途毫不相关。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在我们呱呱坠地之时已经注定了——５０年代前后出生的中国城镇居民，除了极少数有背景者之外，都是属于头顶黄土背朝天，是修地球的命：或去农场兵团开荒种玉米收割橡胶，或去插队落户种水稻麦子。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说法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既是很有必要，我当然也不能例外。

　　当时学生的插队落户的去向是由居委会分配的，１９６８年我毕业后，里弄里分配我去贵州省湄淡县五指山公社插队，居委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敲锣打鼓，把大红喜报贴在我家门上，锣鼓声中，我既没有激动，也没有什么伤感，看着居委会干部将大红喜报贴在我家的大门上，暗中倒有几分好笑。以**里书里看到过，古代的学子只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状元，才有报子把大红喜报送到主家，主家高兴赏赐喜金，没想到我这个调皮捣蛋、被学校记过两次大过的差生，居然也会享受这种敲锣打鼓大红喜报上门的殊荣。

　　户口迁移的手续很快办好，连行李也已经托运，只等三天以后上火车奔赴祖国的大西南。因为要离开上海，因此我和四五位要好的同窗相约去饭店吃一顿，算是告别故乡的一次聚会。

　　同学中有一位同学与几个年轻人曾有过过节，这几个年轻人想在他离开上海前收拾他一顿。正当我们吃饭聊天聊得很高兴之时，三个人冲了进来，先是语言挑衅，后对那位同学拳脚相加，都是年轻人，谁会怕谁？我们几人自然拔拳相助，就与那伙人对打起来，七八个人大打出手，店堂碗碟纷飞，身上头破血流，饭店成了战场，吃客们都避让不迭，经理报案，民警很快过来，见是一帮年轻人群殴，不管谁是肇事者，谁是正当防卫者，把我们这群人统统带到派出所。公共场所打群架，就是扰乱治安，那时又没有探头录像，分不清谁先动手，谁后动手，双方七嘴八舌的都说对方先动手，自己是正当防卫，派出所的民警无法判断，只能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一概判决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