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11-29 08:33:46
　　第一章
　　蜀汉政权作为三国时期幅员狭小、实力最弱的一方，在历史上却有无与伦比的明星效应。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马超、姜维等蜀汉人物在民间都有着神话般空前绝后的知名度，连赵云、黄忠、王平、廖化、孙乾、简雍这样的二三线人物也都家喻户晓。
　　但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人们对三国关注度骤然降温。蜀汉中后期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三国演义》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多数人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姜维北伐还能够引起一些关注之外，蜀汉中后期历来是史学研究、舞台再现和小说演绎的盲区。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写到诸葛亮去世之后,好像突然江郎才尽而失去创作激情，把此后很多情节写得马虎潦草，对于诸葛亮身后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只字不提。这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诸葛亮去世时把权力交给了姜维。姜维紧接着大举北伐，连年征战完全耗尽了实力，后主刘禅因此很快就举手投降了。
　　后来的多数作史者在写到刘备去世后，也是把诸葛亮治蜀、蜀汉北伐作为叙事重点，对诸葛亮身后的两位继任者蒋琬、费袆只作简短交代。作家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说：“在郿县近郊五丈原，诸葛亮逝世……他的军事职务由大将姜维接充……”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又延续了30年。蜀汉政权于公元221年5月份正式建立，到公元263年年底亡国，历时43年。诸葛亮担任丞相的时间只有12年。在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之后，蜀汉后主刘禅又继续做了30年皇帝，他在位时间超过40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　　
　　诸葛亮临终前，也不是把权力直接交给姜维。姜维当时的职务是中监军、征西将军。征西将军在曹魏是重号将军，但在蜀汉是普通杂号将军（《宋书.百官志》引鱼豢语：“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中监军”是蜀军一个方面军的将领——蜀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部，其中的“中军”主要是拱卫京师，但当时战事频发，中军也时常外出作战。中军首领共有五位，分别是中军师、中监军、中护军、中典军和中参军。姜维作为中监军具有协理军务、督察将帅的权力，品秩不低，但是距离接替蜀军统帅的位置还差很远。

　　姜维在蜀军从前线撤退时负责断后并因此立功——他所率领的军队成功阻退了曹魏军队追击，确保蜀军平安撤回后方。姜维因此晋升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襄侯——爵位由过去的亭侯升为乡侯，算是晋升；实际职务由中监军变为右监军，基本上是平调；统诸军，应该是具有统筹、协调全军事务的权力，算是得到了重用，但远不是“统帅诸军”。姜维的辅汉将军仍是杂号将军，排在他前面的重号将军还有很多，像大将军蒋琬、车骑将军吴懿，前将军邓芝、左将军向朗、右将军辅匡、后将军吴班、奋威将军马忠等。姜维在诸葛亮去世13年后（公元247年）才升任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成为排在皇帝和大将军费祎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但直到此时，他仍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他每次出兵作战都要受到大将军费祎的节制。因此不能说姜维在诸葛亮去世后便接替了诸葛亮的军事职务，能够统帅全军。

　　诸葛亮临终前的政治安排，是建议后主把辅政大权交给丞相府留府长史蒋琬.蒋琬的留府长史大致相当于丞相府的秘书长，留守成都。诸葛亮率军长期驻扎汉中军事前线，他的丞相府设在成都并承担着统筹前线、后方事务及征兵、后勤保障等诸多职能，留府长史因此兼具蜀军后勤部部长的职责。
　　后主刘禅基本落实了丞相诸葛亮的政治交代，把大权交给蒋琬。蒋琬实际主导蜀汉政局大致有十年。后期因为身体不好，他于公元243年主动把权力交给尚书令费祎。费祎在诸葛亮去世时的职务是蜀军司马，蒋琬升任大将军后则接替他出任尚书令。蒋琬把大将军职务交给费祎后，他事实上退居二线，费祎开始主导蜀汉政局，直到公元253年遇刺身亡，主政时间大致也是十年。

　　姜维是在前大将军费祎遇刺身亡之后才真正走上蜀汉政权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这已是诸葛亮去世二十年后的事情。
　　蒋琬和费祎，都是三国时代的顶级政治人物。他们两人先后执政二十年（公元234年至公元263年），占到蜀汉立国时间的将近一半，是蜀汉政权极其重要的时期。
　　蒋琬和费祎执政时期，蜀汉整体上以闭关殖谷、保境安民为施政要务，虽然很少出现过壮怀激烈、波澜壮阔的大规模征战场景，但发生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多事件影响到此后历史进程，像蒋琬的东征计划、兴势大战、费祎遇刺案等。但《三国演义》对此均只字未提。小说在写到诸葛亮去世后即很快把镜头切换到北方的曹魏，从魏明帝曹壑大兴土木写到公元238年的司马懿平辽东，又直接跨越十年描述曹魏方面的高平陵事变——公元249年，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诛杀主政的曹爽势力，全面掌控曹魏政局。从高平陵事件引出夏侯霸投蜀——夏侯霸是曹魏名将夏侯渊的儿子，高平陵事变后因为担心受到牵连而投奔蜀汉。《三国演义》这才把重新把镜头切换到蜀汉，这时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长达十六年。

　　《三国演义》再次把镜头切换回来时，蜀汉方面的当家人大将军费祎仍然牢牢掌控着局势。姜维期间也得到了提升，于公元243年被晋升为征西大将军。《三国演义》书写至此，有意在费祎和姜维议事时用了一个“谏”字，表明此时姜维统领一切，费祎是他的下级官员。实际情况是姜维晋升为征西大将军后算是进入了蜀汉军方决策层，但是作为下级军官仍然要受大将军费祎的节制。
　　《三国演义》把蜀汉中期很多重大事件一笔带过，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各种史料关于蜀汉中期的记载都过于简略。《三国志》对于蜀汉中期很多重大事件的记载更是一本糊涂账。
　　陈寿在《三国志》里的叙事布局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陈寿生于公元233年（诸葛亮去世的前一年），他既是《三国志》的编撰者，又是蜀汉后期历史的亲历人。按道理说，陈寿作《三国志》时应该把蜀汉历史写得更加生动详实一些，他至少应该把他本人所亲历的蜀汉中后期事情交待清楚。但实际情况是，《三国志》把魏、吴两方的各种人物、大事小情写得生动详尽，而把蜀汉历史却写得极尽简略。而在《蜀书》部分，陈寿把他未曾经历的前期人物、事件写得相对充实，而把他所亲身亲历的中后期的很多事情反而交待得含糊其词。

　　蜀汉第二任大将军费祎于公元244年兴势大捷后接替蒋琬兼任益州刺史，全面主导蜀汉局势。对于陈寿来说，这一年是个分水岭。因为他当年12岁，此后的事情即为他本人所亲历，之前则为听闻信息。但是陈寿在写《费祎传》时，却把大量笔墨用于叙述费祎早期经历：幼年入蜀、与董允之间的友谊、诸葛亮对他的厚爱、出使东吴时的机敏表现，以及费祎在兴势战前的沉着冷静。陈寿还不厌其烦地叙述费祎在青年时代和他的好友董允一起参加许靖之子丧礼的琐细旧事，当时董允的父亲董和给两个年轻人派了一辆破旧车辆，董允感觉乘坐这种破车很失面子，而费祎未加思索便坐进车里。到了丧礼现场，董允见其他人所乘车辆都很豪华，于是面露自惭形秽之色，而费祎却显得若无其事。董允的父亲董和因此说，他原以为两个年轻人才情相当，但是通过这件事情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有这些关于费祎早年活动的细节描写都是陈寿本人未曾经历的，他要么是此后查阅了相关文书资料，要么是听别人说的。像费祎和董允在乘车参加丧礼时的神情表现，完全是无关宏旨的琐碎枝节，不可能见诸于官方资料。陈寿毫无疑问是通过道听途说而获知这些情况。把这些无法考证的细枝末节写进历史，能够更好地烘托人物形象，也并非全无用处。问题在于，陈寿把这些他未曾亲历、道听途说的信息记载得原原本本，而把他此后所亲历的费祎执政后的很多事情反而写得支离破碎、隐约晦涩。

　　费祎领益州刺史后，全面进入他人生最辉煌、耀眼的时期，皇帝在做重大决断时也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付诸实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万众瞩目。期间，陈寿本人先后担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一直在高层政治人物身边做事，对很多事情应该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在《费祎传》里留下的都是些只言片语：像“十一年，出住汉中”； “ 延熙十五年，命祎开府。”

　　更令人费解的是发生在公元253年的费祎遇剌案。费祎是三国时代级别最高的遇刺者——在任大将军、蜀汉政权的当家人。费祎遇剌，震惊三国政坛、改变了历史走向。当时陈寿已经年过二十，在蜀汉的权力中枢做事。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陈寿即便当时不明就里，也决不可能在数十年后着手撰写《蜀书》时仍然一无所知。然而他在《费祎传》里只有极其简短的一句话：“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沉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关于蜀汉中期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有限，只好反复把镜头在曹魏和东吴之间来回切换。后世作史者再也找不到更加详实的史料，又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把期间的历史全部回避，只好把诸葛亮身后的两位接班人蒋琬、费祎匆匆几笔带过，然后再集中精力叙述姜维北伐。
　　蜀汉的事情到了姜维时代顿时又开始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对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来说，在费祎遇刺案之后，他终于熬过了这段长达二十年索然乏味的沉闷时期，无须再在各种历史事实之间腾挪躲闪而把叙事笔触重新回到那种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从姜维北伐到蜀汉亡国，所有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相对完整的过程呈现。然而由于缺乏蜀汉中期的连贯性衔接，蜀汉后期很多事情显得突兀而费解。

　　后人历来困惑，作为奉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立国纲领的蜀汉北伐战争，在政治上具有无庸置疑的绝对正确，在刘备、诸葛亮时代得到了益州全境的万众响应。为什么到了蜀汉后期，姜维却因坚定执行刘备、诸葛亮的基本政治路线、力主北伐而遭到朝堂上下一致反对，最后几乎众叛亲离。
　　姜维在取得蜀汉军事主导权后，先后发动过六次较大规模北伐战争，当时的蜀汉经过蒋琬、费祎执政二十年休养生息，“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社会状况比诸葛亮北伐期间要好得多。而姜维北伐的作战频率相比诸葛亮时代要更低，整体作战效能却更好一些。但是，姜维却最终因此在蜀汉朝堂完全陷入孤立。到最后，蜀汉重臣董厥、樊建和蜀军高级将领廖化、张翼、胡济、阎宇等都竭力反对姜维。连诸葛亮的儿子、卫将军诸葛瞻也不赞同姜维用兵北伐。诸葛瞻、董厥等甚至密议要架空姜维。

　　公元263年11月份，魏军南征入境仅三个月，后主刘禅便委派使节出城递交降书，蜀汉政权倏忽而亡，其中更是疑点重重、争议不断。
　　尤其令蜀人愤愤不平的是，当时敌军尚未兵临城下，邓艾率领的魏军突击队在突破绵竹之后，行进到雒城。雒城位于今四川省广汉境内，距离成都还有数十公里。先主刘备当年取川时曾以优势兵力围城强攻，用了整整一年才突破雒城，然后又在成都城强攻数十天而未能破城。此时西凉名将马超来投——马超所带人马很少，刘备抽调兵力暂时配给马超，形成马超率军参与攻城的强大震慑。刘璋这才决定开城投降。

　　而后主刘禅投降时，邓艾军团尚未突破雒城。他们即使攻下雒城，前面还有坚固的成都城防。应该说，后主等待援军的时间是充裕的。后主其实也可以先到南方回避一段时间，因为蜀军仍然牢牢控制着南方，南中地区也完全不像谯周说的那样“仓促南逃，其变不测”。事实情况是那里经过半个世纪治理，民众顺服、官民同心。得知魏军入侵，南中守将霍弋（蜀汉名将霍峻之子）紧急请示蜀廷，要求调兵北上保卫成都。后主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动，成都方面已有安排。这表明皇帝对南中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到南方暂时避一下在安全方面没有问题。

　　然而皇帝最终还是听从了谯周建议，派出使臣由成都出发前迎数十公里，到雒城向邓艾递交了降书，然后在前边带路把邓艾军团引进成都。代表刘禅前往雒县递交降书的首席使节是侍中张绍。这个张绍正是赫赫有名的蜀汉上将张飞之子。
　　邓艾到达成都城下，后主刘禅用绳索把自己五花大绑，并带着棺材出城相迎。刘禅在降书里还有一段话听起来尤其厚颜无耻：“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翻译成现在的话：面对天朝雄师，我情不自禁地想回想起当年旧事。那时候文皇帝曹丕曾密派使节前来劝降，天朝当时对我们可谓皇恩浩荡、开明圣哲、义薄云天。但由于当时执政的诸葛亮昏暗无德，我本人也过于糊涂，所以就没有投降成功。

　　后主在成都投降时，南中守军按照皇帝要求原地待命，蜀汉右大将军阎宇率军自永安回师勤王，已经接近成都。东吴方面事实上也出兵驰援，其中的一路军马已经进入永安境内。当时，还有一个多数人未曾留意的重要情况：十多万魏军汹涌入境，但是蜀汉的汉中前线并未完全沦陷，两个重要军事据点汉城、乐城和位于蜀魏边境的若干险关谷口仍然被蜀军所牢牢控制。由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大约五万精锐野战部队也在回防途中，姜维当时已经弃守险关剑阁，但是大军没有直奔成都，而是莫名其妙地来到了偏离成都百余公里的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他们在那里收到了皇帝要求他们放下武器的敕令。

　　在蜀汉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大将军姜维接连出现重大失误，一系列军事部署明显违反军事常识，而且一错再错、漏洞百出，历来令人困惑不解。

　　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姜维在公元262年的那次北伐失利后要带着主力部队去到沓中屯田。沓中位于在现在的甘肃省周曲，距离成都和汉中都过于遥远。一旦军情危急，既不能迅速支援汉中,又无法拱卫京师。
　　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姜维远在沓中屯田造成后防空虚，魏方根本不可能在此时发动那场战争。北方的司马昭当时需要一场战争以摆脱弑杀魏帝曹髦之后的政治和道义危机。可是伐蜀主张遭到了魏国众臣一致反对，连熟悉蜀汉情况的征西将军邓艾也认为时机未到，不宜加兵。邓艾在魏国西部战区与姜维对峙多年，他最熟悉蜀军情况，司马昭要讨伐蜀汉就绕不过邓艾，只好派人去做邓艾的工作。邓艾看到姜维此时远在沓中、汉中后防空虚，这才勉强同意出兵。

　　姜维方面事实上提前得到了魏方的军事情报，于是迅速奏报皇帝，建议蜀廷调遣大将张翼、廖化等北上备战。后人因此把蜀汉亡国归罪于后主刘禅所宠爱的宦官黄皓，因为这个黄皓私自扣压了这份奏折，秘而不宣，致使蜀军贻误战机。现在看来黄皓乱政，蜀汉内部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在贻误战机这个事情上，最大的责任并不在于黄皓，而是在于姜维。因为蜀军主力当时掌握在姜维手里，他在奏报皇帝的同时更应该迅速回撤，充实汉中防务。但令人费解的是姜维此后一直按兵未动，直到这年八月份多路魏军大举蜀境，邓艾军团已经对其进行包抄、截击，姜维这才极其被动地踏上回防之路。可是为时已晚。

　　更令人不解的是，姜维此后明知道汉中前线兵力不足，仍然命令汉中守将放弃位于边境上的多数险要谷口，而把主要兵力用于防守汉中的第二道防线——汉、乐二城和阳平关。这使魏军主力轻松突破第一道防线而直接进入汉中盆地。
　　姜维军团一度扭转被动局面。他先是成功摆脱了魏军围堵而与张翼、董厥部和廖化部会师，三路蜀军汇集剑阁，固守险关，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形成对峙。钟会军团当时面临的情况也非常被动，他们向南无法前进一步，背后的蜀军在汉、乐二城和一些边防据点奋勇抵抗，情势不容乐观。钟会因此产生了撤军的念头。
　　转折出现在邓艾采取军事冒险，偷度阴平，随后江油守将马邈投降，诸葛瞻又接连出现军事失误而战死，绵竹失守——邓艾偷袭阴平，目的正是为了诱使姜维军团弃关回防，确保魏军主力突破剑阁。结果在绵竹失守后，姜维作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军事决定，他不是在固守剑阁的同时，抽调兵力追赶邓艾军团，而是下令蜀军全面弃守剑阁，导致魏军主力轻松涌进成都平原，局面突然变得不可收拾。

　　姜维军团此后陷入更大的被动，他们这时候已经与朝迋失去联系，不知道皇帝究竟是在成都坚守，还是已经到东吴或者南中避难。于是，姜维再次作出一个令费解的决定，他不是直接朝着趋近成都的方向机动，而是莫名其妙地先向东行进到达广安，然后又从广安向南。收到后主刘禅投降的敕令时，大军行进到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后人按照行进里程推算，蜀军主力如果没有绕道而是直奔成都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赶在刘禅递交降书之前追上邓艾军团。

　　后主刘禅投降后即向全境发出敕令，这也是他作蜀汉皇帝发出的最后一道圣旨，内容像降书写的那样，要求全军将士抛戈解甲、放弃抵抗，官府里任何财物都不能损毁，在农田里耕种农民们要停止收获，各户要保存好家里粮产……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投降，一切都已经属于大魏、一切都要听命于天朝赏赐……
　　在蜀军的汉中前线，汉、乐两座防御重镇的万名将士在蒋斌、王含的带领下正在奋勇作战，收到后主敕令后才放弃抵抗。汉、乐二城再往北，在蜀、魏边境的险要关口，蜀将柳隐等也在顽强抵抗，击退了敌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直到收到后主要求他们投降的亲笔信函，这才无奈放弃。
　　听到成都投降的消息，南中守将霍弋素服三日，哭祭自己的祖国。有人劝他随主投降，霍弋表示：“若（皇帝刘禅）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后来听说后主刘禅受到善待，这才率领南中六郡太守投降。
　　后主刘禅的儿子刘谌坚决主张要与魏军决以死战。后主投降当天，刘谌来到爷爷刘备庙里哭祭，然后杀死妻子、儿女并自杀……
　　姜维作为魏方降将而能在众多军政大员中脱颖而出、位极人臣，无疑具有超群的文资武略。他的军事才能不仅在历次北伐中得到验证，也为当世的军事大家所公认，蜀汉大将邓芝、张嶷和曹魏方面的钟会、邓艾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三国志》裴注引用《世语》说： “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无出维右。”那么在蜀汉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具有超群才干的姜维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接连出现重大军事失误，很多失误明显违反军事常识，而且是一错而再错、处处被动？

　　后主刘禅投降也是迷雾重重、疑窦丛生。现在看来，蜀汉在姜维弃守剑阁之后，局面确实到了糟糕透顶、难以收拾的地步。但是朝廷方面在绵竹失守便与姜维军团的联系中断，后主刘禅并不知道钟会大军已经进入剑阁。他所掌握的情况是姜维仍然在剑阁坚守，阎宇军队正在回师驰援，南中地区也还有一定实力，局面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最后境地。他们即使等到邓艾军团突破雒城、兵临成都再开城投降，其实也照样能够争取一个好态度。后主还可以参照当年刘璋和张鲁的做法，象征性地略作抵抗然后开出条件，为投降换回些尊严。然而后主刘禅不仅决定提前投降，他甚至夸张到派出使节远迎数十公里而递交降书，在投降这件事上如此急不可耐，究竟是为什么？

　　探寻三国往事的最大难度不在于史料信息之丰简而主要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过程中的“去演义化”。受演义故事、戏剧曲艺等传统三国文化影响，人们提起关羽、诸葛亮，无不肃然起敬，而说到曹操、刘禅或谯周，总会产生一种背离仁善道义的负面之感。蜀汉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因为在后主投降过程中扮演着历来被认为中不光彩的角色而倍受指责。但是各种史料谯周和郤正并不是那种贪图荣华、奴颜逢迎的攀附之徒。恰恰相反，他们都是那种骨子里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刚直书生。他们力主刘禅投降，既没有个人功名利禄方面的企图，事后也没有凭借劝降之功而乞求个人、家族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富贵腾达。公元264年，晋帝诏令刘禅去到洛阳，当时因为时局艰险、前景未卜，很多旧臣不愿随同前往。只有卻正不顾个人安危，全程陪护旧主并始终悉心照护、不弃不离，其行为举止与传统观念里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形象大相径庭。

　　蜀汉光禄大夫谯周，他是蜀汉史上最复杂、最耐人寻味的官员。潐周自幼丧父，家境衰落，但从不关心仕途经济，而是醉心于钻研学问，史书说他“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谯周本人不修边幅，不计小节、不善言辞更不会巧言令色，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作为一个熟读典籍的学者，他不可能不知道投降者在中国的正统道德语境里意味着什么，他劝降后主既没有任何个人名利或宗族荣辱方面的动机，那么谯周如此不计毁誉地极力推促葬送自己的国家，目的究竟是什么？

　　蜀汉降魏是三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真实内情至今仍然疑点重重。这件事情上最有发言权的是陈寿。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样的解释历来倍受质疑，后人不断列举各种史料予以反证。
　　细想起来，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实正是隆中对。
　　现在看来，隆中对名扬天下是后来的事情。公元207年刘备在第三次拜访并最终见到诸葛亮时，两人的谈话内容因为涉及到敏感的政治话题，始终是秘而不宣的。像“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其主”指的就是荆州牧刘表。当时刘备得以寄居荆州，正是得益于刘表的接纳、资助。如果这一内容泄露出去，刘备在荆州怎么可能还有立锥之地?隆中对在提到益州牧刘璋时直呼其名：“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句话要是传到刘璋那里，他此后怎么可能会主动邀请刘备进入益州？进一步说，在整个蜀汉立国期间，隆中对的具体内容始终都是高度机密的禁忌话题，是不可能对外宣示的。因为刘备应邀入川后以不光彩的方式推翻刘璋然后据而有之，这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政治污点。但刘备与刘璋翻脸确实存在刘璋诛杀张松、敕令各地守将不要放过刘备的客观事实，蜀汉方面大可以将此事解释为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把隆中对里的内容昭示于天下，势必将陷先主刘备于不仁不义的道德非议：你刘备当初冠冕堂皇地拒绝与孙权合作攻蜀，后来假惺惺应邀入川却没有攻打张鲁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原来所有一切是早就预谋好的，你们对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本来就没安什么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