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江县域的东南方向，有一片丘陵地带，小山丘一座连着一座，此起彼伏。在山群与山群间，是一片片田地，河流或沟渠在田地间穿过。
　　在诸多山群中有一处略有不同，那里的山格外的高耸，山上的树木格外的粗壮,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格外的清澈。
　　其中一座山因其外形酷似老虎被当地村民取名为“老虎坡”。老虎坡背后便是擎天石柱崖。
　　老虎坡的脚下居住着几户人家。一条青石板路从山外沿着那些丘陵的山脚延伸到这里。小路弯弯曲曲，穿田畈，跨沟渠，犹如一条小青蛇在不断地往前游走。有些石板被皮轮车车轮长年累月的碾压碾出了一条凹槽。山外到此地砍柴的山民们便沿着这凹槽用皮轮车将山里的柴火一车一车运出去。
　　这个小村落就是我的出生地——阳江县塘坞公社炉湾大队东门村。我是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我父亲郑仁森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顺应历史潮流下放到那里。
　　那是个让青年人热情高涨的年代。
　　我父亲一腔热血，幻想着要干出一番事业，可是，到了那旮旯村落，看不见一块砖瓦，看不见一条公路，听不见一声汽车的鸣叫，顿时无比萎顿。
　　土墙，茅草屋顶，青石板路，父亲站在村前的小溪边，二十岁的脸庞愁眉紧锁。禾苗，面朝水田背朝天，赤脚，父亲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二十一岁的眼睛充满了忧伤。
　　但是，别急，爱情来了，河堤上，沙滩边，青石路上，树林里，到处都是恋人们的影子。爱情让一切又重新变得美好起来。
　　年轻人原本就是快乐的。年轻人的快乐与环境无关，与年代无关。那狂欢的时刻跟底下的草席是否有破洞没有关系，即使垫在下面的稻草戳得你的皮肤痒痒的。那忘我的时刻跟头顶上的茅草屋顶是否漏雨没有关系，即使那滴答滴答的雨滴就落在你的床边。
　　这些都没关系。

　　你还可以在河岸的草地上，或者在后山山背的沙石坡上。应该是一个夏夜，也可以是秋风乍起的夜晚，月儿挂在空中，星星在冲你眨眼，蛐蛐在草丛里鸣叫，仿佛在与你们唱和，你们都说感觉到了大地在振动，那个时候哪来的忧伤？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烦忧？
　　你只知道冲击，冲击，不断地冲击，不遗余力的冲击。你的恋人只知道呼喊，呼喊，不停地呼喊，尽情地呼喊。
　　我父亲的恋人很快便成为我的母亲。
　　我母亲和我父亲都来自华安市，晚我父亲一年下放到东门。母亲一到东门就和我父亲掉进了爱河。但是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很是反对。她老人家为此事专门跑了一趟东门。据说同来的我的舅舅还将父亲打了一顿。可是没有用，爱情的河流波涛汹涌，任谁也阻挡不了。于是母亲从她被分配住的农户家里搬到了我父亲被分配住的郝老头家里。
　　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郝老头就是郝珺琪的爷爷。是一个很瘦很瘦的老人。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他非常慈祥。他搭了一栋很大的茅屋。我父亲一下放就住在他家里，并且一住就是十几年。
　　郝老头只有一个儿子。听说他老伴就是生这个儿子时难产去世的。奇怪的是，之后郝老头一直未娶。他儿子叫郝有德，和郝老头一样精瘦精瘦的。我父亲住进他家时，郝有德已经结婚三年了，可是，郝媳妇一直不生育。
　　我母亲告诉我，半夜醒来，她常常听见郝有德打他老婆的声音。郝有德的老婆也就是郝珺琪的母亲用被子捂住嘴，可是，那呻-吟声还是传了出来。
　　那个女人虽是个农家女，可是皮肤非常白，瘦瘦的身材，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很有几分姿色。
　　但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出生了。父亲夜夜辛劳，唯一的收获就是我。
　　我的出生缓和了父母和外婆一家的关系。我听说，父母结婚是没有得到外婆的祝福的。父母的结婚场地就是郝老头的茅屋。他们两边的亲戚都没有请，只请了一同下放的同事和村里的熟人。母亲跟我谈起过，说当时村里所有的人家都来祝贺了，虽然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
　　我的出生，让外婆改变了看法。在我满三朝（即我出生满三天）那天外婆意外地来到了东门，带来了蛋和面条。那年代物质多紧张啊，买肉啊，买布啊，真的，购买什么都要票。可我外婆竟然带来了那么多蛋那么多面条！

　　于是，那一天，东门整个村都同过年一般。郝老头家的那口锅灶一刻也没有停火。面条烧了一锅又一锅。村里人老老少少都吃得饱饱的。
　　外婆在那么破旧的茅屋里居然居住了一个星期，把我抱在怀里“宝宝宝宝”叫个不停。
　　小时候，我是个非常乖顺的孩子，不认人，谁抱都喜欢。郝老头以及郝老头的儿子儿媳都喜欢我。
　　奇怪的是，几年未孕的郝媳妇竟然悄悄的怀孕了。

　　这个消息传出去，谁都不相信。说什么的都有。有些婆婆特别会嚼舌头，说什么人什么人把郝媳妇上了，还说上郝媳妇的点竟然在搭在房子外面的茅厕里。
　　更奇怪的是，郝家人对这些消息一点都不在乎。说什么怎么说他们都不在乎。郝老头父子俩只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郝媳妇。郝媳妇的肚皮越来越大。郝媳妇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甜。第二年郝媳妇便产下了一个女儿。
　　郝家人非要父亲给这女孩儿取个名，因为父亲是个文化人，因为郝家人没有一个人识一个字。父亲推辞不过，大笔一挥，将女孩取名郝珺琪，小名琪琪。
　　于是，我有了个妹妹。我和郝珺琪便成了这两家人的快乐源泉。尤其郝珺琪的出生让郝家人看到了希望，郝老头越发慈祥了。
　　啦啦啦，我们会叫爸爸妈妈了。啦啦啦，我们会“定定”（婴儿能站立）了。啦啦啦，我会叫郝珺琪妹妹郝珺琪会叫我哥哥了。我们渐渐地长大。
　　其实，六岁之前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传说。以上叙述的也可以看成是传说。毕竟，父母唠唠叨叨的叙述说的都是他们的印象。
　　我经由他们的印象去想象我和郝珺琪在一起的生活。
　　他们说我们在三四岁时就常常牵着双手走进走出了，俨然一对小夫妻；他们说我们每个晚上睡觉前总会互相亲一个才走进自己的房间，俨然一对小恋人。
　　大人们常和我开玩笑，总是问我将郝珺琪许给我做老婆要不要，我总说，“妹妹，妹妹”。毋庸置疑，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老婆是个什么概念。
　　我最初获得的真实的印象，应该来自我六岁那年。
　　有一次，我和郝珺琪以及邻居的孩子朱金山一起玩家家。郝珺琪和朱金山为一样小东西——好像是我从郝老头倒在门口大樟树底下的炉灰里抠出的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但我不确定，发生了争执，朱金山出手将郝珺琪推到在地。郝珺琪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说不出有多恼火，当即冲上去和朱金山扭成一团。朱金山整整大我三岁，高出我半个头。他一下子把我推到在地。可是我迅速爬起来，又冲上去。他再次把我推到在地。我又爬起来冲上去。反反复复，几次之后，不知为什么朱金山反而惧怕起来，也跟着呜哩哇啦地哭开了。我疲惫的扶起坐在地上的郝珺琪，牵着她的手回家，任朱金山一个人在那里哭泣。
　　此后的印象就越来越清晰了。
　　春天，当和煦的阳光照耀在山林上，柔和的春风吹拂茅草屋上的茅草时，东门村前那条小溪的浅水区的淤泥上便会冒出很多很多绿芽，细细长长的小草便会窜出水面。
　　溪水不知不觉涨起来了。小溪过去的那片水田，头天还是干的，田里的泥土被太阳晒得很白，我们还可以在泥土上奔跑、跳跃，可转眼浸透了水。有几丘田不知被哪位伯伯趁机犁了，泥土往上翻了，留下被犁犁过的痕迹。你再往前看，那熬了一个整冬的早已枯萎发白的禾兜也吐出了浅绿。
　　我们家门口的那排枣树还无知无觉，那些细长的枝干依然光秃秃的，可是，那棵青铜树边上的桃树则抢先来报春了。那成百上千的花苞儿仿佛在一瞬间全绽放了，那么艳丽，那么热烈。
　　春天来了。
　　我们的小手不再缩在袖子里了。我们上学也不用提一个小火筒了。转眼，我们褪去了重重的棉袄，喜欢奔，喜欢跑了。转眼，到处都是浓浓的绿意，百花齐放：田埂上，小沟旁，草地里，山丘上，到处都是花儿，红的，白的，紫的，好像什么色彩的都有。

　　我牵着郝珺琪的手要去山上采花了。
　　这是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做的事。难道你还没看见，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旮旯角落里，杉木林间，茅草丛里，甚至山岗上，到处都是，红红的，艳艳的，多么绚烂，多么夸张。
　　我们吃过早饭，下到门口大樟树下的水井旁。在那儿的土壤里，长着一种茎比村里的一些老奶奶用的用来缝缝补补的针粗不了多少，却又老长老长的草。我从它的底部将它折断，用来串杜鹃花。我折了一把，足足有二三十根吧，然后去后山。
　　太阳照在我们身上暖烘烘的。草和树叶上的露水已经全部被蒸干了。
　　杉木林间的杜鹃花又大又红，可是我们够不着。坟头上的杜鹃花又红又大，可是我们不敢动。还有很多的杜鹃花已经盛放，甚至已经有点败，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采的是那种刚刚绽放不久的花儿，这种花儿硬朗，我们将它们串在一起时，看上去有骨感，戴在头上或者佩戴在胸前，不会萎缩。
　　我们采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采集到一大把，眼睁睁看见太阳往上爬了一竿高。
　　当我们双手都抓着一大把时，就表明采集够了，我们便选一块没有杂木杂草的地盘坐下来侍弄，任阳光肆意地洒在我们身上。我们把花朵儿一朵一朵摘下来，将里面的须子扯掉，用草茎穿过花眼儿，一朵合一朵，待成长串了，便将草茎的两头打结接在一块。

　　花环便这么做成了。
　　“琪琪，你要不要？”我说。
　　“要。”
　　“给。”
　　“哥，你说戴哪儿呢？你喜欢我戴哪儿呢？”郝珺琪的眼珠子仿佛是透明的，真好看。
　　“戴头上。”我说。
　　“你给我戴。”
　　“行。”我将花环戴在郝珺琪的头上，“哈哈，琪琪像个新娘子呢。”
　　“我才不要做新娘子。”郝珺琪嘟起嘴，摇摆着双手，可明明笑意还留在脸上。
　　接着我们又做一串。这一回我把花环戴在郝珺琪的胸前。郝珺琪开心极了。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吃着杜鹃花。我把花蕾去掉，吹一吹，便整朵花儿丢进嘴里，大口大口的很夸张地嚼着。
　　“好吃吗？”郝珺琪问道。
　　“很好吃。郝爷爷说了，吃杜鹃花儿不流鼻血哦，所以要多吃点。”

　　“我也要。”郝珺琪张开嘴。
　　我丢一朵进去。
　　郝珺琪嚼了嚼，“呸”的一口吐出来，“哥哥骗人，才不好吃呢。”她跺着脚。
　　“真的好吃啊。”我又大口大口的嚼着杜鹃花。
　　有时我们也会将杜鹃花带回家，坐在家门口玩。玩过之后，你会看见我们盘坐的地盘的周围，红红的碎碎的花瓣躺了一地，你会无端生起惋惜之情。
　　不过，这到底是我十岁还是九岁那一年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些年里每年的春天我们都会上山采集杜鹃花，去做同样的这些事。
　　如果气温陡然高起来，如果在寂静的深夜猛地传来几声春雷，再加上连续几天的雨水，小溪里的水便会猛涨，漫过溪边的堤儿，很有点汪洋一片的气势了。这时，鱼儿就要上水了。
　　鱼儿从一里开外的小河里拼命地往小溪里游，村里的捕鱼爱好者便开始动手编织竹笼。
　　他们提着几个泥鳅笼或者一个大水笼走在水田间的田埂上，找一个流水缺口，然后将笼埋在缺口，用土压好，水便从竹笼间往下流，小鱼儿和小泥鳅们沿着流水往上游，钻进竹笼就再也出不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提着一个也是小竹篾编织的筒状的篓子，走去他们埋笼的地方，将竹笼提起来，就可以听见竹笼里的小鱼儿噼里啪啦的惊慌的蹦跳声，他们就知道，中午有美味了。他们将装在竹笼里的鱼儿倒进筒状的篓子里带回家。
　　在山村里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对这件事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缠着父亲给我弄一个这样的笼。父亲不会做，但他向村里的一个大哥哥要了一个小竹笼。我非常高兴。
　　朱金山也弄了一个。
　　我们一起在晚边的时间下到水田装笼，第二天一大早又约伴一起去起笼（即将埋在水里的笼提出来）。
　　料峭寒春，乍暖还寒，春水刺骨，但我们不在乎，我们担心的是一无所获，哪怕有一条鱼儿呢，我们都会有成就感，只是上苍不眷顾，我们常常一无所获。

　　而村里的那些大哥哥们，将笼装在村口的水塘上方，每天每天都有收获，不说泥鳅，不说两三个手指头宽的小鲫鱼，连巴掌大的鲫鱼他们都能装到，有时还能装到红鲤鱼和乌鱼呢。
　　“是他们的笼好。”朱金山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哦？”我说。
　　“他们的笼又大又粗，而我们的笼太小了。”
　　“我们的笼小，流的水量就不大。”我似乎明白了一点。
　　“水量不大，水流不急，就吸引不了鱼儿往我们这边游。”我又补充说。
　　“对。所以我们要去搞一个这样的笼。”朱金山说。

　　“搞一个？怎么搞？”
　　朱金山凑在我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说什么？说什么？”站在一旁的郝珺琪急了。我连忙把朱金山的话和她说了。
　　“可以吗？”我看着朱金山。
　　“可以。”朱金山肯定的说。
　　“什么时候行动？就今晚？”
　　“就今晚。”

　　我们各自回家。
　　郝珺琪拽着我的手，“哥，我也去。”
　　“不行。”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嘛不嘛。”郝珺琪很委屈。
　　“晚上，很黑。会摔跤。”
　　“我不怕。有哥在，我就不怕。”郝珺琪嘟着嘴。
　　“好。不过，不要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
　　那个晚上我们骗过了各自的父母亲，沿着村前的青石板路往村外走。月光很淡，一些人家种在路边的梨树或枣树的影子落在小路上，黑魆魆的。我们的心突突的跳。郝珺琪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不一会儿便到了村口。我们往村外望去，好一大片田地。到处水汪汪的。小船儿样的月亮挂在空中，银灰洒遍大地。
　　朱金山在前面带路。他早就探好了地形。他带着我们拐上田间小路。
　　田间小路路面泥泞，迫使我们赤脚前行。
　　我们把鞋子脱在青石板路边的草丛里，咬着牙，赤脚踩在泥浆里。郝珺琪几乎踮着脚往前走，她眉头皱的紧紧的，但没有哭。如果只是泥浆，倒没什么，最怕泥浆里夹着小碎石，你一脚踩在碎石上，生疼，骂娘也没用，任泪水在眼圈里打转。
　　好在路程短，不一会儿就到了。那一大片水域就是水塘了。原来小溪折到了这儿。我们发现每一个缺口都埋着一个竹笼。

　　我让郝珺琪站在一边。我和朱金山各选了两个竹笼，从水里提起来，霎时，你听见小鱼儿在笼里蹦腾，不由得心花怒放。
　　“好了吗，哥？”郝珺琪催我。
　　“好了。琪琪，有好多好多鱼呢。”
　　我们回到郝珺琪身边。我把竹笼一抖，里面的鱼儿又开始蹦腾。郝珺琪高兴地拍手。
　　回到青石路上，我们找了个有水的地方把脚洗干净，穿好鞋往回走。我记得我们没有沿着青石板路回到村里，而是从另一条山路回村。
　　我不知道我们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胆。山路两旁可是有坟的啊。我们还蹲在山路上折了一根小树枝，将笼里的鱼串在小树枝上，好长好长的一串鱼，提在手里沉甸甸的。
　　回到家门口的水田里我们将偷来的竹笼装在田埂间的缺口处才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我起床的动静惊动了隔壁房间的郝珺琪。她也起床了。我们一起去叫朱金山，然后去起笼。我们无比激动地走向我们的笼，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好大一个期盼。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起了一个笼，真见鬼，笼子安安静静的。透过竹笼的缝隙往里看，一条鱼也没见着。我的心凉了半截。
　　站在水井旁的郝珺琪很期待的看着我。
　　“有鱼吗，哥？”
　　“没有。”我沮丧地说。
　　“朱金山哥哥，有鱼吗？”
　　“没有。”我听见朱金山说。
　　我走向另一个笼。我将笼提在手上，还是没有动静，不过好像重了好多。我看了看。哇靠，笼子里竟然躺着一条很粗的黄鳝呢。
　　“嗨，琪琪，我装着鱼了！”我激动地喊起来。
　　“真的吗？”
　　“是黄鳝。一条好粗的黄鳝！”

　　“你装着了黄鳝吗？”朱金山也听见了。
　　“对。”
　　“你太厉害了，起航。”朱金山深一脚浅一脚跑到我身边来。
　　我们提着笼跨过小溪上到岸上。水井边有一块空地，我们决定在那儿把笼里的黄鳝倒出来。我把笼尾巴处的扣环取出来，然后用力将缠在一处的篾茎往外掰，可是篾茎缠得太紧，我掰不动，朱金山也掰不动，于是我们抓着笼用力地甩。甩了好几次，黄鳝终于出来了一部分。

　　“不对，起航，好像不是黄鳝。”朱金山忽然说。
　　“不可能。”我凑近看。
　　“是蛇，水蛇！快丢开！”朱金山突然叫起来。
　　“快丢，哥！”郝珺琪也明白了。
　　“啊。”我用力将笼往外甩。我感觉我的脸都吓白了，心突突地跳。“我的妈耶。妈——妈——”
　　我径直往回跑，边跑边唤着母亲。我甚至因为过度害怕都没有听见郝珺琪的哭声。郝珺琪也吓哭了。

　　可我没跑几步就撞上了一个人——瘦子。
　　瘦子是村里小队长的儿子，长得皮包骨，好似通身不见一块肉。那一年，他和我和朱金山都读四年级，同一个班——永泰小学总共就两个班，一二三年级一个班，四五年级一个班。
　　瘦子的一双眼睛往内凹，如果眼皮合起来，给人感觉就像没有眼睛似的。
　　可是瘦子却是村里也是班上少数几个敢和我对抗的人。
　　“对不起。耶，怎么是你？”我停住了脚步。
　　“你偷了我哥的笼。”瘦子内凹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
　　“什么？”
　　“把我哥的笼还给我！”

　　“你乱说什么话？”郝珺琪追上来了。她眼角上还留着眼泪，但她已经不哭了。“我哥会偷你哥的笼？”
　　“是啊，瘦子，话可不能乱说？”朱金山走过来说。
　　“我会乱说吗？我和哥一大早去起笼，发现丢了两个，我就猜到是你们偷的了。你们敢说不是你们偷的吗？”瘦子振振有词。
　　“你哥丢了笼凭什么就认定是我哥偷的？”郝珺琪说。
　　“凭什么？凭我哥在笼上做的记号。我哥的笼都是有记号的！”

　　“去。”我说。
　　“你想怎么样？”朱金山说。
　　“把笼还给我，还有……”瘦子的眼珠转了一圈。
　　“还有什么？”我问道。
　　“把你那支圆珠笔送给我算是补偿！”
　　“哈哈哈，原来是看中了我那支圆珠笔。做梦！笔没有，而且我告诉你，笼也还不了，我丢水里了。早被水冲走了。你去捞啊，去啊。”我说。
　　那支圆珠笔是外婆来看我的时候特意给我买的。山村里孩子用的都是铅笔，谁也没见过圆珠笔！
　　没想到瘦子竟然剀觑上了这只笔。要知道，外婆只给我带来了一支这样的圆珠笔。

　　这支圆珠笔在班上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让我的地位更高了。当然，让瘦子的地位更低了。他那几个玩的好的伙伴为了能用我的圆珠笔写上几个字不得不“背叛”了他。
　　“要捞也是你去捞。你不还，行，那我走了。”瘦子极为淡定。
　　“你要去哪？”我问道。
　　“你管我去哪？”瘦子一脸的不屑。
　　“我管你去死。”
　　瘦子去找了我父亲。他把我偷笼的事告诉了我父亲。

　　父亲大发雷霆，从他嘴里冲出来的气流几乎要将屋顶的茅草掀翻，他给我的几个“爆炒板栗”让我疼的眼泪水几乎要当着他的面流出来。
　　按父亲的说法，他最恨这种偷盗的行为。
　　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有更为严重的“偷盗”行为，我肯定不会屈从他的淫威。要知道，我偷的是物，而他偷盗的却是——这还是以后再说吧。
　　我挨了一顿批，心里对瘦子说不出有多恨，更为可恶的，父亲竟然警告我不能去找吴小军（瘦子的大名）。可是，这怎么可能？我才不是把磕碎了的牙齿往肚子里吞的人！
　　那个晚上吃过饭后，我和郝珺琪一起出门。月儿悬挂在门前那棵老樟树的树枝上，星星在天上眨眼。晒谷场那边传来很多小孩的嬉戏声，很欢畅。
　　我们去约朱金山。朱金山不在家，他和朱伯伯有事出去了。
　　我便和郝珺琪沿着村中间的一条泥土路走去晒谷场。嬉戏声越来越清晰。
　　“哥，这是玩的什么游戏？好像是唱儿歌呢。”郝珺琪说。

　　我们拐过一栋茅草屋，晒谷场出现在我们眼前。有十几个孩子手牵手在那里转圈，说唱。瘦子站在圈的中间，在原地转动。
　　“郑启航，没名堂，干起了偷窃这个行当，半夜溜去小水塘，偷了竹笼还不买账，你说混蛋不混蛋！混蛋！”
　　大伙儿说了一遍又一遍。瘦子就像是大合唱里的领唱，负责发音，定调。一遍之后，他煽动大家再来一遍。
　　我快速走向他们，用力将两个小孩牵着的手扯开，走进圈子的中间，一把抓住瘦子的衣领。我另一只手拳头握得紧紧的。我扬起这只手，让拳头停滞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