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2-15 11:11:27
　　01：童年往事
　　1979年，我出生在河北省藁城的一所小村子。我们乡下的教育很不正规，从小就没上过什么幼儿园，村子里也没有正规的幼儿园。别人开始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的“幼儿园”才开始了。我们村里要求，7岁的孩子入学，必须读完“小学前班”和“大学前班”，才可以升至一年级。
　　两个学前班，一下子就耗费了两年青春。读初中的时候，我们整个乡镇都是一样的规矩，同班的人和我也是同龄。当我考进县城中学的时候，比同班同学都大了两岁。本来是高一新生，别人一看我年龄，以为我是毕业班的。
　　小学老师们对这件事的解释振振有词，他们说孩子上学，从小打的基础最重要，没有学前班坚实的基础，到了一年级就会跟不上课。就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打基础，学习从“1”写到“10”，足足就学了三年。学习写a（啊），o（哦）,e（鹅），也学了三年。
　　我们乡镇每年都要进行学习成绩评比，我们村子的校长想出的这项“良策”。他们在学校设置一个学前班，本来7岁的孩子应该读一年级，他让7岁孩子入学读学前班，8岁再上一年级。这样以来，学生们读一年级的年龄无形中被提高。
　　孩子们只要大一岁，比小一岁的学习能力更强，有利于让他们的学习成绩在乡镇里名列前茅。该小学的成绩排名一下子上去了，乡镇里还给校长颁发了奖状。这样的策略被其他学校发现并且效仿，整个乡镇的入学年龄都提高了的时候，我们村子的成绩又跌落了回来。
　　我们校长又动了脑筋，再设置一个学前班，分别叫小学前班和大学前班，这样又把年龄提高了一年。当其他村子里的学校开始效仿的时候，这边的成绩又被拉了回来。最后的结果，整个乡镇都在小学设置了两个学前班，把孩子实际读小学的年龄无形中提高了两年。我的大好年华就这么在摇篮里被扼杀了两年，本来是70后的尾巴，却和80后一起走向社会。

　　日期：2019-02-15 11:13:43
　　刚入学的时候，便有高年级的学生过来找我们玩。大孩子找小孩子玩什么？讲出来很有意思。大孩子喜欢抱着小孩子们“举高高”或者“转圈儿”。这种游戏是大孩子把小孩子的身体抱起来，原地抡起来转圈儿，小孩子们都喜欢玩刺激，感觉大概就跟欢乐谷的项目差不多，小孩子们兴奋的尖叫。
　　高年级的学生干活儿也是有要求的，他们不要钱，却要求孩子们叫他们一声“爷爷”。其中有几个小孩子，一直追着人家喊“爷爷”。我记得班内有几个同学，每次在外面遇到人家后，也主动叫一声“爷爷”，然后说：“我想让你抡我一会儿。”
　　一开始，这帮大孩子们觉得占了便宜，被人喊了爷爷。越玩越起劲儿，又说：“你们跪下，再叫两声姥爷！”
　　这帮小孩子们哪有辨别能力，又急忙磕头，叫了“姥爷”，换来了给他们的感官刺激。时间久了这帮大孩子也玩得累了，觉得对方叫爷爷并不走心，反而让他们费了吃奶的力气，他们忽然认为自己吃亏了。
　　当这帮小孩子再去喊爷爷的时候，他们都主动躲着。这件事还是被老师知道了，那帮大孩子被校长开大会批评，还挨了老师的教棍儿。
　　所谓的教棍往往都是一根小木棍，平时指示黑板用的，关键时刻会对学生给予一些教训。高年级的大孩子们被老师要求双臂撑开站着，累了也不能放下来，咬牙坚持才行，否则就是一棍子。尽管不是巨疼，也是一种很有力度的体罚。
　　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了新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士，接我们班对时候，她家小孩子五岁了。那时候人们结婚都早，她人很善良，在教学中也出现过一些有趣的问题。
　　往往成绩好的人才有机会成为班干部，我们班却是很有意思的。刚踏进一年级的时候，要选出班委会成员。班主任选班委的方法很幽默，班长和副班长选的都是尖子生，这些没有什么异议。选组长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她按照成绩往下排。
　　由于刚进一年级，考分数最高的往往是尖子生，接下来要数那些上一届的留级生。那些人刚刚学过一遍，尽管不是多精通，但比刚学的好的多。大一岁的孩子，字也写得相对成熟一些，我们选出的组长都是上一届的留级生。
　　这帮人刚读完一年级，又重新读一遍，人、口、手、上、中、下，这几个字人家早就会了。我们才刚接触，正在熟悉中。
　　班主任一看人家比我们更早写出汉字，见到有这等人才立刻委以重任。留个留级生全部成了组长，这帮组长到了二年级成绩就倒数了，他们却一直干了六年组长。周一到周六，分别由一到六组负责打扫卫生，当时我们叫做“值日”。当初没有双休日，我们每周上六天课。
　　组长的权力可不是“值日”那么简单，在班主任的授权下，组长负责检查小组的作业，看组内谁顺眼就给得优，看谁不顺眼就得差。谁得罪过他们，干脆就让重新做作业。有时候这帮混蛋们自己不写作业，让人替他们写，谁替了他就会被评优。
　　班内的卫生委员脸上一直挂着鼻涕，有一次学校开大会，校长讲话的时候心血来潮突袭检查卫生，把各班的卫生委员叫到台上。这么一次，我们班的卫生委员就被撤职了，班主任觉得我长得还比较白净，就把这个职务交给了我。
　　我们的班主任留作业特别狠，她常说最有用对学习方式就是抄课文，抄写一遍，比读十遍都有用。我们每学一篇课文都被要求抄写两遍，当初我们正在练字的年龄，哪怕每天要求写十个字，写好为止，也比每天要求抄写一遍课文有效的多。

　　放假期间，我们更是被都布置很多作业。同学们都是一个村子的孩子，有些孩子常常在一起做作。我们一边写一边抱怨，有些同学为了速度，攥着两支笔写字。检查作业的也是那帮傻组长们，他们自己还不会呢，怎么能检查出质量？
　　很多情况下只要数量过关了，他们搂一眼就行。我们知道只要看到写够了页数就过关了，作业的繁重让我们干着费劲儿不讨好的工作，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六年。
　　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字还算中等水平，上了初中后，发现我的字就成了班内最幼稚的，一直到走向工作。我的字常常被人取笑。有人说我写的字像个三年级的孩子，后来我开始写作后，有了作家身份，写字的笔体转为狂草，字的好坏别人似乎看不出来了。
　　从性格来看，我属于分析型，并且稍微带点儿完美主义。这种性格的人本不该写一手烂字，之前一直不知道哪里出的原因。当我们长大后，有一次小学的同学组织了聚会，我为了赶时髦带了一个本子，让同学们每人给我写了一句祝福语。
　　当那一句句“优美”的字体时候，我终于招到了我写字差的根源，我们的字都是被繁重的抄写给毁了。本来需要练习“精”，我们只图了一个“快”。
　　回忆中想起，三年级那年，有一位外村的学生，半路插在我们班上课，人家的字写出来是我们班里最好的。学习成绩那个人并不算好，甚至成绩属于靠后，字却远比我们任何一个都好。小学生学到了什么？说白了就是识字和写字。光让我们抄课文有什么用？社会上也有这种现象，最累的人，不见得做事情有效率，方法不正确，再辛苦也是没用的。
　　日期：2019-02-15 12:17:08
　　02:派系之争
　　三年级的时候，班内渐渐的分了帮派。有人说分帮派是人类的天性，也许是同性相惜的缘故，谁都有看着顺眼的人和不顺眼的人。如果说分帮派也是正常心理学现象，帮派的“头领”就是人的天性了。谁是帮派的头领？往往都是长得个子大并且有劲儿的。

　　在小学里，谁发育的早，谁就会成为帮派的“头领”。当某个同学的子高出别人半头的时候，基本上就能用武力征服对方了。
　　我们班被三个“头领”分了三个派系，这些老师们是不知道的。这三个头领作威作福，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学校的厕所在操场的后面，去一趟厕所要走过操场，尚且有一段距离。三个头领谁也不走路，每天坐“轿子”过去，也就是让人用胳膊抬着他去厕所。有时候在路上，两个头领坐着轿子碰见了，还会相互瞪对方一眼，以示意彼此的不服。
　　这三个头领其中一个叫“张亚军”，他是一组的组长，曾经是一名留级生，这小子年龄本来就大，并且最先进入青春发育期，三个头领里面他个子最大，实力最强。
　　另外一名头领是体育委员，他的名字叫“林峰”，这人仗着长得胖，有一副相扑的模样，也拉拢了一个帮派。最后一名头领叫“何涛”，他手下的人数最少，三个派系中实力最弱的。由于他块头儿不如其他两位头领，仅凭借动作灵活，打架敢下手，人称绰号“猴子”。
　　小学时候时候的打架不像拳击比赛，没有量级的限制。你再灵活，也只是轻量级选手，遇到块头大的人，体型相差悬殊再灵活也不行。
　　在班内不同帮派的人，走碰头儿也不说话，谁见了对方，似乎都得瞪一眼以示不服。经常看到两个帮派之间互相下战书，约好放学后在村外打一架。每次打架的时候，都是头领对头领，跟班对跟班，只要某一帮派的头领输了，其他人一哄而退，这一帮派就等于输了，第二天就会有几个叛徒背叛组织。
　　在班内，张亚军是我们一组的组长，也就顺理成章的拉我到了他们帮派。和我之前在一起写作业的是吴平杰，他正好是林峰的帮派。
　　我们两家住的不是太远，有一次，放学回家，同学们都排着大队走出校门，快走到我们那条街道的时候，路上就我和吴平杰走在一起。

　　街上当时还不是柏油路面，下了雨全是泥洼洼的路。很多地方两边都是泥水，只有中间很窄的地方可以通过。那小子先走过去，然后张开双臂挡住我的路。
　　我只好从他侧面躲了躲，他又故意的挪过去挡住我的去路。这种明显的挑衅，一下子激怒了我。我心想他用后背挡住我，很方便我下手对付他。在后面把他脖子抱住，冲他膝关节处一推，他两膝往前一弯，然后跪下了，我从后面将他身体搬倒了。
　　他倒在地上，不服的说：“你让我起来，看我揍死你！”
　　这小子这时候还这么说，我干脆不能让爬起来，心想把他打服了再说。于是，一脚一脚的冲他踢了起来，当时都是小孩子，也没多大的劲儿，踢人多数也就是吓唬，拳脚都是很轻的。他挨了几下，便向我讨饶，我才放了他。
　　那家伙刚爬起来，就冲我扑了过来。我转身就跑，谁知刚跑几步，凉鞋的钎子掉了。早晨出门的时候，发现凉鞋的钎子掉了。由于是塑料凉鞋，我妈就把凉鞋的塑料烫一下，再令其粘在一起，我就这么凑合穿了一天，没想到这次没粘结实，关键时候掉了链子。
　　我没跑出几步，就被人家追了过来。这时候，我看到一条狗，正好是我一个大伯养的狗。这条狗在我们胡同里出了名的爱咬人，谁进我们胡同，都先打听这条狗有没有拴着。此时此刻，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招呼那条狗过来，狗过来以后，我抱住狗的脖子，回头冲吴平杰一指，说：“有本事你过来！”
　　吴平杰说：“你别狗仗人势！”
　　我说：“你有本事过来，不敢过来就赶紧回家，今天的事儿一笔勾销。”
　　吴平杰说：“晓光，今天你打了我，你让我打你几下找回本儿，咱们就算没事里，否则，你明天上学的时候，到时候等着瞧！”

　　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希望赶紧了事儿，觉得让他打几下也行，反正刚才打了人家。我们把这件事情和解了，省得以后还有麻烦。
　　我放开了狗，走过去，像让他打我几下出出气。吴平杰把我身体抱住，立刻就想使劲摔倒。结果，我身体倒了一半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这小子不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再加上有今天的怨气，当他把我摔倒后肯定会痛打一顿，绝对不仅仅是打两下就完事儿。
　　此时此刻，我觉得不能这么犯傻，于是我身体一转，顺势把他一推，他又摔倒了。我心想你刚才不是不放过我吗？那是因为刚才没把你打服，这次你又倒了，我不能那么轻易放过你了。于是上去又是一阵子乱打，他又讨饶了。
　　“讨饶？你起来后变卦怎么办？”

　　“绝对不会变卦。”
　　“我早就不会相信你了。”
　　接下来，我又打了一顿，才放手了。那小子今天吃了大亏，起来后就扑上来要跟我拼命，揪住我衣领，又使劲儿拽我的扣子。
　　我被他死拽之际，一把抓住他的头发。他头发长，我头发都是平头，他即使抓我头发也揪不起来。他只是抓着我的扣子使劲拽，我们挣扎了半天，他使劲儿拽，我也使劲儿拽。最后，我的扣子掉了，他的头发也掉了。我一看扣子掉了，哭了，他一看头发掉了，也哭了。
　　我指着扣子眼儿，说：“你给我安上！”
　　他指着自己头皮，说：“你给我安上！”
　　……

　　最后，我们协商好了，他还给了我那枚扣子，我还给了他那一小撮儿头发，我们各自回了家。吴平杰每年都会和我打一架，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平均每年都打一架。我分析原因，因为我们住的不远，接触的机会也多，再加上两个人身体都不是很强壮，都属于瘦弱型的。往往能打起来的人，大都是各方面力量差不多的人，才有必要争一个不服。
　　日期：2019-02-15 13:57:47
　　03:一定中原
　　三个头领里面，张亚军是最会作威作福的。他想做一个弹弓，就要求“随从”去帮他到村外砍树，找小树杈做弹弓的木架，还要求每人出两毛钱帮他买一条长长的气门芯，当作弹弓的皮条。很多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就连同帮派的兄弟他都这样对待，更别说对待外帮派人了。

　　在小学，那时候很流行起绰号。小学生取绰号，往往是根据对方的长相特征，或者根据对方名字的特征。比如，“亚军”这个名字，带着“亚”字，于是有人送他绰号“哑巴”，因为在村子里“亚”和“哑”同音。后来，有人延伸了一下叫他“哑巴驴”。
　　这小子不止这一个绰号，从长相来看，他脑门往前凸出，也有人叫他“大头”。常常有人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他有大头。
　　张亚军有个这两个绰号后，在我们班，谁聊天也不能提起“哑巴”或者“驴”，当然也不能提“大头”。有一次，班内两个同学互相开玩笑，说了一句“驴”，张亚军就上去就跟人家干仗，硬说别人说了他的名字。这件事闹到了老师那里，老师询问结果才知道人家只说了一个字“驴”。
　　班内禁止提“驴”，同学们谁也不敢提这个字。当大家讲故事，讲到驴的时候，都会委婉的解释：“比马小一点，很像马的那种动物。”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物极必反，历史上的规律告诉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当人们被压迫的时候，就会有反抗力量出现。

　　有一天，有位拍马屁的同学在楼道里发现一把铁铲，铲子头上用粉笔写着五个字：大头，哑巴驴。这件事本来没啥，拍马屁的同学就告诉了张亚军，说有人暗地骂你。
　　张亚军大怒，作为班内最强壮的男人能受这种气？他说必须把写字的人追查出来。从此我们班开展了大审判。他把班里的同学都召集起来，这次他要对笔体。
　　不在一个派系的同学，人家硬是没理他，谁也不响应他的召唤。尽管张亚军是最壮实的“头儿”，班内其他两个“头儿”对他是心存畏惧，遇到事情人家不归他管。
　　张亚军只好先从自己派系内开始审判，为了找出那位“罪魁”，他先要求每个人都在黑板上写一遍“大头，哑巴驴”，看看最像谁的笔体。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对出来哪个人笔体最像，小孩子也根本不会对笔体。要知道“对笔体”是一项很技术的工作，需要看运笔的方向，写字的力度等。
　　这种明显者做对的形式，很可能是其他派系的人写的，小孩子哪里懂这些，都是瞎胡闹的。眼看黑板上写满了“大头，哑巴驴”。
　　很多人偷着笑，也不敢笑出声，硬是憋了回去。当我被强制上台写出那几个字的时候，这时候，有人说了一句：“就是他！”
　　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张亚军揪起了衣领，并且拷问：“你为什么写我？”
　　“我没有写你。”
　　“还不承认，就是你写的！”

　　……
　　人们很多都是盲从的，他们内心里也没有思考，只是被人一说便自以为是。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孩子们。张亚军一直认为字是我写的，其实根本不是我写的，笔体一点都不像。再说了，写字的人真的要被对笔体，再往黑板上写的示意肯定会有意的避开相同的字体。
　　这种鉴定只会把无辜的人冤枉了，就这样，张亚军对我严刑拷问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没有承认。班主任知道了这件事，把他叫到办公室狠狠训斥了一顿。起初他非说我写了他的名字，当老师看的铲子的时候，问：“你是大头吗？你代表哑巴驴吗？这两个名字你买了专利吗？”
　　……
　　当天放学的时候，张亚军带着那帮弟兄们，一个个冷眼白了我。那一刻开始，张亚军的派系已经把我“开除”了。
　　紧接着，林峰找到我，说：“晓光，来我们这边吧，咱们弟兄们在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如果张亚军欺负你，我们弟兄们一起上！”
　　我加入了林峰的帮派，和我之前打架的吴平杰，一下子成了兄弟。张亚军知道后，向林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把我交出去，任何派系不能接纳我。
　　林峰只好表面答应，还是和我在一起玩。有一天放学，张亚军把我拦截住，上去就要动手。林峰的帮派还是真给力，大家一哄而上，都在喊：“为了弟兄，咱们拼了！”
　　七八个同学，把张亚军弄倒了，一个人踹了两脚跑了。本以为这件事没完没了来，没想到的是，张亚军后来对这件事似乎只字不提了。也许是他觉得我们帮派不是那么好惹，大家心很齐，一个人打不过他，一群人上他也害怕。他的帮派在他挨打的时候，一个个都在袖手旁观。
　　当我们渐渐的长大，班里派系之争持续了好长时间。三个头领中，随着林峰的个子长高，渐渐的有了威慑力，我们的帮派人员也越来越多了。张亚军的帮派在严重缩水，人员流失严重。每次出门，他只有三四个随从，还照样坐着“轿子”去厕所。
　　经过几年的派系之争，班内在一起玩得很好的同学，后来见面都不说话了。甚至还常常看到谁成了叛徒，叛变后就把这帮派的“秘密”告诉了另外一帮人。每当叛徒出现的时候，就会引发一场战争，大家约好打架的地点往往都是村外。
　　班内有个同学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家在村西，我家在村东。根据接生婆回忆，当初接了我，再去的他家里接生。
　　我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在我家等着接生婆呢。父母说我们的出生时间就差两个小时，按照古人的计算，应该是差一个时辰。

　　两家人都知道我们是同年同学同日生，父母在一起就会念叨这件事，说两个孩子是一起来的。他的爸爸是一个子很矮的男人，做点小生意，在村子里比较有钱。他小时候父母怕长得矮，从小就使用各自营养品。我们家里以吃馒头咸菜当主食的阶段，人家已经喝上“娃哈哈”了。
　　八十年代农村的孩子，营养多数都不太好。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喝牛奶的习惯，平时就是馒头和白菜，晚上和早晨就是馒头咸菜。
　　村子里的常常有人吆喝卖包子，一毛钱一个牛肉包子。很多孩子们很馋，父母常常给买一个解解馋。后来，有人卖豆腐卷，称作人造肉。一块钱一根，现在想起当初的物价不算低，父母一直舍不得给我们买，我邻居家的孩子每次吃豆腐卷都会炫耀一番，今天吃的人造肉。
　　那位同生缘的同学，家里的营养特别好，据说连鸡腿都吃不了到处扔。营养好的人发育就快，人家从四年级开始，长得全班最壮。
　　三个帮派的头领一看苗头不对，于是联合起来也打不过他，接下来三个帮派被他一个人统一了。他打败了三个头领后，立刻站在桌子上，说：“以后，你们都是我的兵！”
　　三个头领一夜之间成了“平民”，他们都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之前去厕所坐轿子，现在得亲自走着去。他们想夺回曾经失去的梦，几个人一起策划了一场“政变”。他们召集自己之前的亲信力量，又收买了高年级的一些势力，约那小子出来打一架。
　　他们认为只要把对方制服了，就不敢嚣张了，他们三个人还是首领。这种非正义的战争，完全是为了强夺殖民地。当初的孩子们很讲义气，只要被人下了“战书”，对方就必须应战，否则就是被人瞧不起，大家又是约在了村外。
　　我当初也被林峰拉上，去帮他夺回自己的霸权。这些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共约30人，有一半是高年级的力量。张亚军是留级生，和上面的班级很熟。30多人一边走，一边说：“咱们这么多人，一个人推他一下，他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