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草；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就是一朵飘零的花！
　　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于打工者特别是打工妹这个群体，一直存在诸多偏见和歧视，人们习惯于用猎奇或鄙夷的目光来猜度我们的生活。我的这篇自述，是最全面、最真实的打工者生活写照。
　　――――题记
　　常常看到报纸媒体关于打工仔、打工妹生存状况的报道，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报道更多的关注于打工妹。在这些报道里，打工妹不是爱慕虚荣做了小姐或填房，就是环境恶劣到无法生存，过着暗无天日、猪狗不如的生活。做为一个在珠三江打工多年的女孩子，每当看到这些不实的报道，我总是非常气愤，为自己，也为许许多多在工厂里安安稳稳打工的女孩子们。
　　因为这些报道和事实出入非常大。现在的媒体，总将眼光放在那些特殊案例上，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群体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做为一个资深的打工妹，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也有义务将真实的打工妹生活状况呈现给那些对这一群体误解的人、媒体和社会。在写下上面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郁闷。因为本身打工仔、打工妹这些词语就是对我们这一群体的蔑视！

　　珠三江一带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所有外来工的称呼一律是“北仔北妹”、“捞仔捞妹”或“打工仔打工妹”，前两种称呼中的侮辱和歧视让人一目了然。所以到后来只保留下现在通用的“打工仔打工妹”。
　　到后来，“打工仔打工妹”似乎专指一线工人，即所谓的蓝领。而非一线人员，则变成了灰领、白领及金领。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如果按照字面意义上的理解，打工，只要不是自己做老板的人，都属于给别人打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的灰领、白领及金领统统是打工仔打工妹。甚至包括公务员，他们自己也不是老板，他们是在为政府打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务员也是打工仔打工妹！

　　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自己本身是打工仔打工妹的人们，他们从不承认这一点！
　　既然如此，我所代表的便只有狭义上的打工仔打工妹了，我要把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呈现给大家。现在所谓的打工仔打工妹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想让人们对我们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希望社会和政府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关注！
　　我出生在四川盆地中部一个叫槐树坪的小村庄。槐树坪既不是开阔的平原，也没有名川大山，到处是绵延不绝的丘陵地带。丘陵的形状正如人的相貌一般，有的温和，有的嶙峋。在我还小的时候，站在丘陵上往下看，一条条溪流碧绿如玉，欢快地绕过槐树坪，流向不知名的远方。村前屋后到处是绿油油的水稻、黄灿灿的油菜花以及随风摇曳的芦苇，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腥香和青草的芬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宁静而安祥。

　　那时候，槐树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村，人们都还住在祖辈遗留下来的小屋中，这些小屋都是由泥坯盖成，上面铺着稻草。小村不知经历过多少朝代的风雨浸浊，早己和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幽暗而静默。在村口望进去，村尾就成了一团灰黑的东西。人一走进小村，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棵树叶繁茂的老槐树，左边一口水井，右边一个祠堂。井边整天哗哗啦啦地飞溅着晶莹的水花，把女人们的笑声和歌声传得很远很远。

　　特别是到了夏夜，村里的狗们对着天上的月牙儿直着脖子“汪汪”地叫。村里的人们则扶老携幼聚在那棵老槐树下，摇着半旧的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这个时候，也是孩子最热闹的时候。有的孩子静静听大从讲着很久以前的故事，有的则欢快地追逐嬉戏，即便是再调皮的孩子，家人也不会喝斥。
　　槐树坪的土地十分肥沃，除了每年两次的双季稻外，还盛产上好的芦苇。每到春暖花开　的时节，苇芽便如一枝枝绿色的箭，仿佛是眨眼之间，便从土地里冒出来。刚冒出的苇芽是可以吃的，剥了一层层皮，便露出了里面嫩白如玉的。特别是苇芽炒辣椒，有点苦，但味道十分鲜美。
　　再一场春雨过后，便出冒也一尺多高，苇子叶尖而长。到了五月，芦苇就有了一丈多高，苇叶宽宽大大，端午节正好用来包粽子。冬于到了，苇叶黄了，便开满雪白的芦花，芦花毛绒绒的，风一吹，千朵万朵，漫天飞舞。芦花飘扬的时节，家家户户便开始砍芦苇编苇席，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个编苇席的好手。双季稻一半交公粮一半留着自家吃，多数人家是靠编苇席卖的钱换得油盐酱醋，日子过得拮据而宁静。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村变得不平静起来了。很多人丢下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和编苇席的手艺，翻过延绵不绝的丘陵，到外面的世界去了。他们凭藉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在城市或城市的边缘，干最脏最累的活，不分白天和黑夜。他们毫无保留地参与城市建设，却还要忍受着数不清的白眼和屈辱。他们通常做的职业多是被人称作下贱的，一般是建筑工人、装修工、搬运工、棒棒工、保姆、修鞋补锅、流水线工人、保安、矿工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商小贩。

　　这些人外出打工后，家乡属于他们的责任田因为无人打理，原先长满庄稼的土地便荒芜起来。土地失去了主人，任由一片片的野草疯长开来。几年后，外出打工的人们便会回来，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推倒住了几十年的泥坯房，在自家荒芜的田地里盖起了一幢幢平房。于是，布满平房的地方便成了新村，原来的地方便成了老村。
　　转眼之间，老村便只剩十来户人家了。水井边长满了青苔，石磨也废弃了，满是腐烂的落叶。就连那些泥坯房，似乎也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调皮的孩子一扒拉，墙上干枯的泥沙便会刷刷地往下掉。很多人家为了多占一份宅基地，老屋就废弃在那儿，墙上塌陷的洞口深深的，结满了蜘蛛网。人一走进老村，世界似乎一下子变得清静了，仿佛与世隔绝一般。
　　留在老村的人，或是出不去，或是老实到不敢出去的。守着几亩薄田，养着几头家猪，编编苇席勉强渡日。不幸的是，我爸爸就属于老实得不敢出去的，所以我们家便成为留在老村里的十来户人家之一。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每天早出晚归，辛勤耕耘，不但连温饱都不能解决，还要到处借债呢？他们的劳动成果到底哪里去了呢？
　　爸爸妈妈最常念叨的就是，什么东西又涨价了！就连化肥也一个劲地往上涨，买了化肥，还抵不过收获的谷子；不买化肥吧，谷子又收不上来。好在老村人还有编苇席的手艺。一到农闲，便象以前那样，扣顶草帽，握上短刀，到溪边将芦苇割回家，然后经过一系繁杂的工序编成苇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买苇席的二道贩子统一收购运到城里去卖。
　　但即便是爸爸妈妈这样长年累月地劳累，却还时常交不起我和弟弟越来越昂贵的学费。爸爸妈妈编苇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段时间，依靠卖苇席的钱，生活虽然艰难，倒也可以勉强维持。
　　可忽然有一天，买苇席的二道贩子再也不来了。并传回话来说，苇席本来不值几个钱，现在油价又一个劲往上涨，城里还要查超载车，运费一下子窜上去一大截，亏本的买卖谁愿意做？
　　我们家本来就穷，供我和弟弟读书己是捉襟见肘，要是我考上大学，连学费都交不起呢。我所以那段时间，我成绩越好，爸爸妈妈就越是担心。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在山西做矿工的二叔正好回家，二叔这几年一直在做矿工，去年也在新村里盖了平房。他说有一家私人煤矿正在大量招工，我们村有很多人就在那里做事。
　　爸爸这次不再犹豫，跟着二叔及相邻村的十几个人去了山西大同。
　　原以为爸爸外出挖煤，可以改变我家的贫穷的状况，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事与愿违！爸爸的外出，竟是我们家不幸的开始！后来发生的事，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爸爸出事的那年夏天，我十九岁，刚刚参加完高考。此时，距离我爸爸外出挖煤，还不到两年。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迎来了一个潮湿阴霾的早晨，夜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每到这样的天气，妈妈的关节炎就会犯病，于是就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直到天晴才能起床。

　　按理，妈妈早该去医院看病了，但现在医院把病人当作敛财的工具，医药费实在是贵得离谱，在农村，一般人都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所以妈妈一直是硬挺着，穷人的命，原本就是不值钱的。何况如果我今年考上大学，家里还要负担那如天价一般的学费，就更加不敢去医院了。
　　十二岁的弟弟海鸥吃过早饭便出去玩耍了，我收拾完了碗筷对躺在床上的妈妈说：“妈，我想去学校看看通知书有没有来？”
　　妈妈担心地说：“海燕，你不会落榜吧，我这几天右眼皮跳得厉害呢。”
　　我胸有成竹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平时成绩那么好，这次发挥也不错，我感觉肯定能考上。”

　　妈妈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那为什么我的右眼皮跳得这样厉害呢？”
　　我娇嗔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迷信？”
　　话音刚落，忽然听见院内有人喊我的名字，跑出去一看，门外除了几个邻居，还有一个乡邮递员。邻居们看到我，全都欢天喜地地说：“海燕，你考上大学了。”
　　尽管早有预感，但这消息还是让我欢喜雀跃，特别是我看到通知书上北方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名时，更是激动万分。

　　躲在床上的妈妈看到通知书，也很高兴。但邻居们走后，她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我意识到什么，心里一沉：“妈，学费这么贵，我们家有这么多钱吗？”
　　妈妈暗中算了算：“这些年，我和你爸一直给你攒着的，不过去掉你你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五千呢。”
　　我急了：“离开学没多少时间了，那怎么办啊？”
　　妈妈叹了一口气：“等一下去给你爸写封信吧，他今年在煤矿都干了半年多了，挣的钱应该不止五千。”
　　我愁眉苦脸地说：“煤矿是一年一结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妈妈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实在不行就叫他回家吧，听说只要有事回家，煤矿就提前给结工资。”
　　我点了点头，也只好如此了。
　　第二天，我拿着写好的信，正要到镇上邮递，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若有苦无的哭声。这声音先是一个人的，但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哭的人也越来越多，好象整个村子都有人在哭。我大吃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焦急地说：“快去看看，可能是谁家死了人了，怪不得我这几天右眼皮总是跳呢。”
　　还没等我站起身，就见海鸥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扑到妈妈怀里哇哇大哭：“爸爸，爸爸，他，他可能死了！”
　　我和妈妈立刻呆住了。妈妈一脸死灰地盯着弟弟，几次张开嘴唇，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颤抖着声音问海鸥：“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爸爸、爸爸他人在哪里？”
　　海鸥边哭边说：“听说山西煤矿瓦斯爆炸，爸爸、二叔、还有我们村和邻村的很多很多人，全都被埋在地下了。”
　　听到这里，妈妈呆了半晌，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我的人哪。”便下意识地想下床，因为双腿僵直，她一头栽在地上，再抬头时，额头己流出鲜血。我和海鸥此时也管不了她头上的血，双双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
　　整个槐树坪和我们家一样，都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虽然还没有明确传来死讯，但村里村外很多青壮年男人都在煤矿挖煤，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瓦斯爆炸井下的人几乎无生还可能的。
　　无论是老村还是新村，现在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名副其实的“空巢”。未婚女孩和男孩如不能继续读书，大多到江浙广东一带的工厂打工。结婚后，女人便留在家里带孩子、照顾老人，男人则到很远的煤矿上挖煤或到建筑工地做苦力。因为挖煤和做苦力的钱比在工厂打工的钱要多一些。
　　和爸爸同一口井里挖煤的，全是我们附近几个村的人，其中以我们槐树坪最多。
　　当天下午又要消息传来，我们村并不是所有在那个口井里，还有四个人是在另一口井的。于是我和妈妈弟弟便又生出一线希望来，希望我爸是那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村里很多人家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哭的人少了，希望和焦虑的气氛又弥漫在村子上空。全村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自觉地从家里出来，焦虑地站到了村口。我和海鸥也挽扶着妈妈走出家门，我们忧伤地望着唯一一条通外村外的路，无限期待又无限痛苦。

　　其间不时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但直到第三天中午，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忽然，刚才还骄阳似火的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但没有人回家，因为有消息说，今天煤矿里可能会有人回来。
　　雨越下越大了，我正要扶妈妈回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接着便是一个小孩欢叫起来：“爸爸，我爸爸回来了！”
　　我们赶紧往大路上望去，雨中真的有四个人影向这边走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尼龙包。好象很轻，又好象很重。四个人中有我的二叔。我和妈妈、弟弟赶忙跑到二叔身边，向他打听爸爸的消息。二叔和其余三个人一样，身边很快聚集了很多亲人。
　　我妈颤声问：“二弟，你哥呢？”

　　二叔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嫂子，哥哥他跟我一起回来了。”
　　说完这话，二叔下意识地拉紧他手中的尼龙包带子。我的目光不由向那个尼龙包望去。这包很大，二叔的尼龙包上面印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其余三个人身上的尼龙包也和他背的这个一般大小，虽然条纹不同，但同样都是崭新的。按理，尼龙包里面装的应该是衣物什么的，但他们身上的尼龙包却呈现奇怪的形状，仿佛里面装的是硬物一般。
　　这时，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依然阴得可怕。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整个身体象是掉进了冰窟窿。我想抬起手摸摸那尼龙包里是什么，但我的手，却象有千斤重。
　　海鸥听了二叔的话，惊喜地跳起来：“爸爸还活着，我爸爸还活着。”
　　妈妈却疑惑地问：“跟你一起来了，那人在哪里呢？”

　　二叔叹了一口气，刚把尼龙包从身上放下来，旁边忽然传来响亮的哭声，仿佛哭也会传染一般，好多人的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妈妈以及围住二叔的亲友全都朝旁边望去，只见和二叔同时回来的三个人己经将尼龙包打开了，尼龙包里哪里是什么衣物，分时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
　　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己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妈妈则一下子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爸爸死了，还有我的二叔，我的邻居，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三十八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54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今年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煤矿里己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矿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爸爸所在煤矿老板连夜逃走。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三十八人全部遇难。
　　这三十八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象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因为随意开采，经常出现矿难，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
　　尤其让人寒心的是，处理这次矿难事件的一位领导竟然说：“此次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

　　连领导都这样说，二叔他们仅剩的几个人知道告状无门了，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怀义、湖南人，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丨警丨察逮捕逃犯，无疑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怀义，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与此同时，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三十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煤矿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但因为齐怀义的逃走，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说他是私自采矿，原本就是非法的。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齐怀义签定任何合同，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就连我爸他们的骨灰盒，还是当于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买的。
　　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村里的人似乎在忽然多了起来，但人越多，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
　　几乎是一夜之间，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

　　妈妈的头发在短短的三天全白了，海鸥也好象懂事了许多。办完爸爸的丧事，家里还剩下五百多块钱。望着那叠薄薄的钱，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
　　奇怪的是，我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可怜的妈妈，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刚送走爸爸，她就把我叫到面前，无奈地说：“海燕，快开学了，听说现在可以贷款了上学了，我们也去申请贷款吧。”
　　我难过地摇摇头：“听说现在贷款也是要条件的，不是谁想贷就可以贷的。更何况，还有你和弟弟，我不可能在家里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背着债务去上大学。”
　　妈妈叹了一口气：“委屈你了。”
　　我安慰她：“妈，你快别说了，我不去念书了。”
　　妈妈流着泪，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满是内疚，妈妈的内疚让我的心如针扎般地疼。
　　从上学的第一天，我就一直把考大学定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不仅我是这样，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是如此。上大学才能升官，升官才能发财。贫困拮据的家境更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的刻苦勤奋加上聪明好学在十里八乡也是远近闻名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三名。

　　自小到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周围所有人都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向住的；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和可鄙的，父辈们对于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愚昧的象征。从出生在农村的那天起，似乎一生之中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片滋养我们又吞噬我们的土地。然后森严的城乡壁垒，通往城市的道路狭小并且漫长。一直以来，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大学名额、不断上升的学费和少得可怜的机会，更多的人选择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可农民进城打工是不享受社保的，他们是候鸟，为城市出了力，城市却不给他们任何保障。他们的背后，是更多的身躯，或佝偻或匍匐，有呼吸，却没有生机。在这个面对死亡都要分出城市和农村、富裕和贫穷、博士和文盲的残酷社会里，打工者的生活实在是朝不保夕的。
　　所以，妈妈和我都十分清楚，对于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不去上大学意谓着什么！运气好的嫁一个好男人生儿育女劳碌一生；运气不好的，嫁一个脾气坏又不顾家的男人，那就要过一生悲惨的日子了。
　　但爸爸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妈妈身体又不好，海鸥还年幼，我知道做为长女，我现在要做的不是自己上大学，而是要照顾好这个家。
　　就算贷到了款，我走后，妈妈和海鸥以后靠什么生活？何况海鸥也还在读书呢。除非现在天上能掉下一大堆钞票，但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海鸥来到爸爸的坟前。我毫不犹豫地将那张录取通知书烧成灰烬，流着泪对爸爸说：“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供海鸥念最好的大学。”
　　海鸥忽然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杀死齐怀义那个坏蛋！”
　　这正是我心里一直想的，我紧紧握住海鸥的手，坚定地说：“爸爸，你安息吧，我一定要找到齐怀义，为你报仇！”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海鸥开学了，区区的五百块钱再去掉弟弟的学费及各种费用，便了了无几了。按我们家的现状，妈妈身体不好，海鸥年幼，我应该呆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但呆在家里只好连农活都没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