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叙述的，是春秋时代二百七十年间（BC722——BC453）的历史，该段历史始于鲁隐公即位，终于赵魏韩三家分晋。
　　人们尽可以用最美好的语言赞美周王朝。周朝是中华文明之母，中华文明如果没有经历过两周时代，或许会形成另一种文明；不但思想、制度和礼仪有所不同，甚至会使用另外的文字、语言和姓氏。
　　春秋时代是周王朝从“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过渡时期。诸侯、大夫们一手玉帛、一手利剑，使团和军队穿行于华夏大地。
　　列国之间既有频繁的战争，也有难得的和平；繁华的城市朝夕之间被摧毁，但是更多的城市被建立起来。

　　地位和势力都不能成为保命的护身符，反而会给位高权重者带来巨大的灾难。公卿大夫横死族灭的情况屡见不鲜；君主成为危险性最高的职业之一。某位国君前一天还在庙堂中发号施令，后一天就可能挺尸在宫廷里或随便什么地方。
　　鲁隐公是位不得善终的君主，他的死亡给春秋大戏拉开了悲剧性的序幕。春秋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齐国的君位被异姓大夫篡夺；晋国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吴国干脆被灭掉了；鲁、郑、宋等国家君权旁落。旧的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社会秩序崩塌，动荡而黑暗。
　　但是，漫长而繁杂的春秋史总结起来只是在叙述两件事：一、人是怎样活过的；二、地主是怎样炼成的。
　　周平王东迁之后，郑国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夏新贵。春秋伊始，郑庄公平定了弟弟太叔段发动的叛乱，从此牢牢掌握了国家政权。
　　继而，郑国人就把中原搅得昏天黑地：郑国人伐卫、伐宋、伐许、伐戴、伐……，二十几年间鲜有败绩。更有甚者，郑庄公竟敢公然挑战王权，以一国之军击败王师与诸侯联军，使得“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正当郑国渐入佳境、显露出中原霸主的迹象时，郑庄公去世了。之后，郑庄公的儿子们为争夺君位大打出手，三任君主被杀，国家走上了十几年的分裂道路。

　　而此时，东方大国齐国却结束了短暂的内乱，齐桓公最终登上君位。郑国人眼睁睁地瞅着齐国一步步迈向霸主的宝座，却苦于深陷内乱的泥潭，无法阻挡齐国人前进的脚步。
　　在太行山以西，曲沃武公在去世的前一年终于结束了晋国七十余年的分裂状态：他率领曲沃军攻陷了祖国的都城，占领了君主的宫殿，并把末代冀侯赶下君主宝座，自己坐了上去。
　　晋武公的继任者晋献公是位伟大的开拓者，这个战争贩子四处点燃战火；他在有生之年消灭了十数个国家，为晋国称霸华夏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西的秦国在周平王登基时才由王朝附庸升级为国家。由于西周东迁，河西辽阔的地域出现了巨大的势力真空，秦国不断通过战争手段迅速扩大国土面积，一跃成为西方大国。
　　南方的楚君熊通宣布不再承认西周政权并自立为王。随后江汉一带众多的姬姓国家和申国、息国都被楚国被灭掉了，所以当时才流行一句话，叫“江汉诸姬，楚实尽之。”
　　郑、陈、蔡、许等国被迫成为楚国的属国，向楚国纳贡。楚国在短时间内就把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原地带。
　　但是，楚国两次的大规模北扩行动却被华夏诸侯粉碎。第一次是在齐桓公时期，那次是以和平手段解决的；第二次是在
　　晋文公时期，晋国动用强大的武力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晋国于是继齐国之后成为华夏第二任霸主。
　　从爆发城濮之战那年开始，晋楚两国开始了长达八十年的争霸赛。两国战事不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楚军在邲之战中击败晋军，楚庄王为祖父一雪前耻；后一次晋军又在鄢陵战胜楚军，晋厉公又为父亲报了一箭之仇。
　　两国势力此消彼长，但是总体来说晋国稍占上风。这期间齐、秦两国都给晋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但是始终无法撼动晋国的霸主地位。

　　在晋、楚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期间，天下诸侯举行了两次“弭兵大会”。第一次是虎头蛇尾的结局：参会者们口血未干便又开始兵戎相见。第二次的结果却是成效显着的——当时包括霸主们在内的君主大夫们，都对没完没了却毫无成效的战争产生了厌倦情绪。
　　随后，吴、越两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天下格局。作为超级大国的楚国在吴王阖闾发动的战争中不堪一击，最后竟连都城都被敌军攻陷了！此后，吴国又接连击败越国和齐国，并在黄池争霸中压倒晋国，成为天下霸主。
　　但是，吴国的最盛之时就是国家衰落的开始。越军趁吴师尽出、国内空虚之际攻陷吴都姑苏，杀死吴太子，将国库劫掠一空，并对国家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吴国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国家苟延残喘地活了几年，最终被越国灭亡。
　　华夏诸侯举行第二次弭兵大会之后，华夏局面终于安定下来。国与国之间没发生较大的战争，君主们开始抓紧有生之年尽情堕落。

　　战争结束了，和平却没有到来；外患消除了，不安分的人们就开始内斗，战场由国外转移到了国内。
　　由于土地扩张和兼并活动日益频繁，人口流动性也随之加大，地缘观念开始增强；血缘观念开始变得淡漠，血缘也不再是宗族安全的保证。大量实力雄厚、显赫一时的家族被消灭；大难不死的人却死在了后难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够笑到最后。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公卿之后，沦为皂隶。”胜利的氏族强盛起来，大夫的势力压过了君主。权力的掌控者在春秋初期从天子降到诸侯，现在又从诸侯转移到大夫们的手里。
　　春秋末期，齐桓公时期旅居齐国的流亡公子陈（田）完的后人逐步爬到权臣高位；陈氏动用各种手段，把齐国本土的大
　　贵族一个个消灭掉，最终篡取了君位。
　　晋国六卿之间的斗争是旷日持久的，也是极其惨烈的。智、赵、魏、韩四个氏族消灭了范氏与中行氏，智、魏、韩又围攻赵氏。韩、魏在赵氏即将灭亡之际反攻倒算，反而与赵氏联合灭亡了智氏。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春秋时代宣告结束，战国时代序幕拉开。
　　庄子老先生把中华大地比为北冥，把中华文明比作北冥中的千里之鲲，把春秋时代和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比作腾飞的大鹏。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向南飞向真理的海洋（南冥）。

　　在撰写春秋这条千里之鲲以前，我先要叙述作为北冥的华夏历史。
　　五千年前，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黄帝部落战胜了炎帝部落，统一了华夏各个部落，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同时开创了五帝时代。
　　按照通说观点，“五帝”指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后四帝是黄帝的直系后裔；舜的继承者禹虽然也延续了黄帝的血统（禹是颛顼之孙），但是禹被他的儿子夏启尊为“夏太王”，因此大禹被后人被划入夏朝，没有进入“诸帝”之列。
　　夏朝建立四百七十余年后被商所灭。商人宣称，他们的祖先契是上天的儿子；称帝喾的元妃（正妻）简狄吞了一颗燕子卵，于是感天而孕，便生下了契。
　　商朝建立六百三十年后被周所灭。周人宣称，他们的祖先弃也是上天的儿子；又称商人说得不对，帝喾的元妃不是简狄而是姜嫄。说当年姜嫄踏进了巨人的一个脚印，于是感天而孕，便生下了弃。
　　如果这些传说都是真实的，那么帝喾家的门风就值得人们浮想联翩了。但是，传说终究是传说，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民族和人物都把上天或者神当成自己的祖先，这大概是因为简狄和姜嫄生活的时代还处于母系社会，人们知母不知父；而她们显赫的后代又要为始祖母安排一个崇高的政治地位，于是就把帝喾扯进来了。

　　周朝是中华历史上最长的朝代，足有七百九十年之久；周朝最终灭于秦。秦人依然宣称他们的祖先是上天的儿子；但是，他们的始祖母女修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一个帝王的配偶身份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因为她本人就是颛顼帝的孙女。
　　秦之后是汉。汉的祖先是帝喾的儿子尧。汉人为什么不以帝喾为先祖，却选择了小一辈的尧呢？那是因为刘氏本是祁姓的一支，而祁姓的始祖是尧而非帝喾。
　　中华文明最早的五个朝代都由黄帝的后人统治，炎、黄两家又互为姻亲，这就是我们称华夏民族为“炎黄子孙”的原因。
　　周之祖，其先父已不可考(纵然考出来恐怕也就是诸如“姜姬氏”之类的赘婿)，其先妣就是传说中的“姜嫄”，是有邰氏家的女子，是帝喾的正妻。
　　姜嫄嫁给帝喾后很长时间没有子嗣。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山林中发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于是砰然心动，便将脚尖探入其中，回去之后竟然有了身孕。
　　十月怀胎，瓜熟蒂落，姜嫄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宝宝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帝喾外出巡国已经整整两年，回宫后发现自己竟然多了个大胖小子，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姜嫄这样想着，就生出了遗弃这个婴儿的心思。
　　她把儿子弃于市井之中，却看到牛马都绕着他走；弃于山野，又不知从哪里跑出一群伐木工人看护着他；弃于冰封的河上，百鸟绕他盘旋啼鸣，用羽翼覆盖着他，仿佛是在看护自己的后裔。

　　姜嫄实在无法忍心第四次遗弃这个婴儿，便把他又抱回宫中精心抚养，并取名为“弃”。弃自幼习于农事，渐渐地成为远近闻名的农业专家。他监种的土地，害虫不侵、野草不生而百谷丰登。
　　重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弃因为自己对农业的巨大贡献被帝舜任命为“农师”，并继承了母亲的氏族，称“有邰氏”。邰地在现陕西武功县西。
　　帝舜政权的权力核心都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除了周的祖先“弃”之外，还有姒姓的夏祖“禹”、子姓的商祖“契”、嬴姓的秦祖“伯翳”、姜姓的“伯夷”。
　　弃致力于农业发展，凡事都要亲历亲为，他为了工作殚精竭力，最后竟然劳死在田间。弃去世后被尊为“后稷”（即“谷神”），他的氏族子孙每年都要为他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后稷在宗教受祭的地位仅仅排在天、地之后。
　　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后，有邰氏的首领世代担任夏王朝的农师；契的后人却因为跟夏王室作对而被迫流亡。桀当政之时，嬴氏家族叛夏即殷，帮助商汤打击夏桀；商朝建立后，嬴氏世代为商朝大夫。因此后来出现了“周为夏官，秦为商官”的说法。
　　在夏王室对商族的持续排挤打击中，有邰氏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当商汤立朝后，有邰氏便成了商人首要进行清算得对象。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有邰氏感到再也无法在华夏立足，于是族长“不窋”就带领族人西渡黄河，回归有邰氏故地。有邰氏西迁事件史称“不窋自窜于戎狄”。
　　商初的河西地区遍布着森林荒原，是虎豹豺狼的乐园，也是游牧民族的天堂。有邰故地此时已被废弃（因为大部分族人在数代以前就迁到河东华夏腹地去了），异族人占领了此地，并奴役着有邰氏遗民。
　　有邰氏的军队驱逐了外来的异族人，把受奴役的族人解救出来，然后便在故地定居了。
　　有邰氏驱赶虎豹豺狼，大量开垦土地，建立防御体系，制造兵甲，训练军队，教育子弟，用武力打击敌对部落，用婚姻团结友好的部落。
　　华夏农耕民族的一支流亡氏族，是怎样在陌生艰辛、四面受敌的生存环境中立足扎根的，这段历史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有邰氏一定把他们的力量、决心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大概在商中期之时，“公刘”成为有邰氏的首领。此时，有邰氏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实力已经今非昔比。邰地面积狭小，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但是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和地形限制，人们现此地已经无法扩建定居点和开垦新的土地。当初不笜选择定居此地的理由就成了现在刘将要放弃此地的原因。
　　经过长时间的外出考察，公刘最终选择了水系丰富、土地平坦肥沃，又有大面积向阳高岗的“豳”作为移民地。豳在今日陕西旬邑县西南，渭水东岸。
　　周的先人第一次在高岗上修建了筑有城墙的城市，并将这座城市命名为“京”（京即向阳高地之意，后引申为都城），又在附近高地驻扎了三支军队，并命名为三“师”（师即高地之意，后引申为军队），“京师”两个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公刘把大部分族人和联盟部落的人口迁移到京师。至此，周人的祖先完成了从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的变迁。“公”是周人对国君的尊称，公刘便是后来的周（当时还没有“周”这个字）的开国君主。
　　国家和部落的礼仪完全不一样：国家的称之为“制度”，部落的只能称之为“习俗”。为了“区尊卑，别长幼”，公刘开始着手制定一些礼仪，这些礼仪便是周礼的雏形。

　　人与人之间心情最放松的时刻莫过于参加宴会之时。人们在酒精的刺激下往往会做出随意、出格的举动，地位低下的年轻人经常和地位高的年长者搂搂抱抱、高声谈笑。这种情况在公刘看来是不合规矩的——长幼尊卑不分之时，就是国家治理混乱之日。
　　公刘于是制定了宴饮之礼，受邀请的人依照尊卑确定他们的座位，菜品的多寡，敬酒和受敬的次序等等。每个出席宴会的人都要依礼行事，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人们既然能在最愉快放松的时候都能收敛行为，在其他场合也就能表现得规规矩矩了。
　　这支农耕民族为河西地区带去了先进的文明和生产力，也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建立了一种在西方人看起来非常独特的土地制度——封建制。
　　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同，农耕民族将土地视为立国之本。因此，农耕民族经常不遗余力地开疆拓土。对于扩大的领土，君主往往不会据为己有，而是将土地赏赐给有功的贵族们，君主便通过控制贵族来间接控制土地。
　　赏赐的命令一旦下达，掌管土地的官员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先要测量划定土地的边界，然后就沿着边界挖一圈浅沟；挖出来的泥土翻在两旁，并在上面植树；这块带有封闭边界的土地就被称为“封地”，受封者就在封地内修建城邑，开垦农田，为公室提供军赋和劳役。这种“封而建之”的制度就是封建制的由来。
　　封地的领主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理论上讲:土地所有权归“天子”所有，大小诸侯只是土地的领主、只是代替天子管理土地罢了。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天子失势，诸侯便纷纷翻身把地主当，所以说一部《春秋史》就是地主的炼成史。

　　封建制首先实行于公族内部，后来扩大到姻亲和同盟者。
　　当某个游牧部族在某个极度严寒的冬季，望着大批冻饿而死的牲畜欲哭无泪的时候，却听说那些吃着和牲口一样的食物（因为草和麦子都是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受到他们鄙视的农耕民族的人们正躲在温暖的房屋里、享受着美酒佳肴和天伦之乐时，他们会是什么心情。
　　于是，以掠夺为主要目的的战事便频频发生。豳人虽然以五谷杂粮为食，但是从不畏惧凶猛彪悍的、以肉为食的游牧民族。豳人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但有敌人骑兵无法攻克的城墙，而且更善于利用敌人的缺点来制定有效战术，给敌人以大量的杀伤。久而久之，那些屡战屡败的、失去信心的、或者被其他势力排挤打击的游牧者便想要投靠豳人了。
　　某一天，公刘和大臣公子们带着猎犬外出狩猎。人们在返城时望见一群游牧者正在远处观察他们。公刘率队向他们冲过去，那些人立即转身逃跑；公刘返回时对方又远远地跟在后面，而那些人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敌意。
　　公刘于是命人给他们送去几只猎物，然后跳下战车，抚摸着一只猎犬的大脑袋对左右说：“你们知道犬是怎么来的吗？我听说犬是由狼变来的。我们的祖先还住在村落里的时候，有些狼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人的附近，捡拾人们丢弃的残食而不会伤害人，有时还会主动向人示好。
　　“久而久之，人和狼便相互亲近起来。人们后来发现，狼忠诚、聪明、勇敢，不但可以帮助人们狩猎，还能看家和照看牲畜，因此我们的祖先就开始驯化和繁殖野狼。数代过后，狼就变成了犬。

　　“你们现在看对面的游牧者，他们的情况是不是跟那些狼有些相似？不同的是，狼永远无法变成人；而他们是人，如果我们能给他们提供庇护，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一员。”
　　送猎物的士兵们很快回来了，他们还带来了游牧者的首领。首领说，他们是被敌对部落驱逐出家园的流浪者，希望公刘能够收留他们；他们的男人都是优秀的战士，女人吃苦耐劳，能够从事任何繁重的劳动。
　　对于这些前来寻求保护的人，豳人当然不会把他们变成奴隶——毕竟，做为流浪者虽然食不果腹但还有自由。
　　公刘高兴地欢迎对方的到来，并对首领说，如果他还知道有其他部落希望得到庇护，尽可以劝说他们到豳人这里来；豳人将为他们提供安全和财富。
　　就这样，豳人的包容政策吸引了大量的流亡者前来投奔。投奔者如果是势力较大或者地位较高的人物，豳人会与其签订盟约，封赏爵位和土地；如果是一般势力或地位的人物，也会得到一份差事来做。
　　公刘时期的豳人与商王朝仍然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这种状态直持续到公刘八世之后的公亶父时期才宣告结束。
　　公亶父与商王武丁同时。武丁是商朝的中兴之王，这个人不但好战而且善战；他既不昏聩，也不残暴，能够知人善任，除了好色之外没什么被人诟病的地方。
　　传说他拥有上百名妻妾，他曾把军权和祭祀权授予最宠爱的王后妇好，妇好是已知历史上最早的、杰出的女性将领。
　　但是显然，另一位女性后来抢了妇好的风头——这个女人被称为“妇邢”。为什么说妇邢抢了妇好的风头呢？因为当代出土的司母戊（妇邢）大方鼎比司母辛（妇好）大方鼎还要大些。
　　武丁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把商朝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河西地区，豳人周边各个部落和方国都已向商王朝称臣，武丁就把目标锁定在豳人身上。
　　但是，武丁并没有将这个西方大国称为“豳”，或许他觉得满山遍野的猪（豕就是猪）会令人不舒服；他就替那个国家起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做“周”。
　　周在甲骨文中最早写作“田”，后来田子的每个方格里又加上一个点，看起来就象五谷丰登的田野。再后来又在下面加了一个“口”，口在商代表示政令之所出——如“商”、“命”等字，文字的变化说明周在那时已经成为一方诸侯之长，可以发号施令了。
　　商王朝对周发动过多次战争，武丁有时会御驾亲征，有时派犬侯、仓侯等西戎方国为主力、辅助以王朝军队进行讨伐。战争规模一次大过一次，惨烈程度一次高过一次；最后，弹尽粮绝的周人终于被迫向筋疲力尽的敌人屈服了。
　　由于商人是周人的宿敌，游牧民族又是周人所鄙夷的，所以对于双重耻辱加于一身的现实使得后人认为：周人向商屈服之日就是周人决心灭商之时。

　　商周两个文明同源，又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因此武丁对周人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同时武丁认为：游牧民族生性贪狠，反复无常，是极其靠不住的（后来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因为周人更靠不住）。基于上述想法，武丁任命公亶父为西伯侯（西方诸侯长），担起镇守河西的重任。
　　这项任命使河西各方势力瞠目结舌，继而西戎就认为商人背信弃义。戎主们愤怒地说，他们被征发对周人开战，经过无数惨烈的战斗，牺牲了无数英勇的战士才取得的惨胜，换来的结果竟然是：当初已经战败的、应当被贩卖为奴隶的死敌，现在竟然可以象主子一样对他们发号施令了！
　　武丁末年，因为常年对外用兵，王朝的人力、财力消耗巨大，商朝被迫进行战略收缩。见此情景，戎狄便开始互相怂恿、勾结、鼓励，继而就撕毁盟约，开始对忠于王室的国家发动进攻。
　　最先受害的就是周国。从结果看，武丁先前的手段不得不说是非常高明的，他成功地激起了游牧民族对西周的极大仇恨，使得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周人疲于应付敌人没完没了的入侵而无暇东扩。

　　面对经年累月的战事，周人渐渐吃不消了；而尝惯了打劫甜头的敌人，仍然乐此不疲地发动进攻。敌人步步紧逼，同盟者相继背叛，周国一天天衰弱下去，公亶父认为有必要进行举国迁移了。
　　在今日陕西岐山县东北六十里的地方，有一片富饶的土地，这里后来被称作“周原”。周原北依梁山，南临渭水，地势开阔，水系纵横。渭水与梁山构成周原的天然屏障，把南北的戎狄隔绝在周原以外。这里鲜有人迹，因为没有什么财富，也就更没有喜欢打劫的游牧民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