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一个密封30年的日记本，会让我“偷窥”了一群人的命运。
　　东川是西南地区的一个二线城市，我在东川报社社会部做记者。
　　那是6月份，东川即将进入全城“火炉”的月份。领导约我在东川下半城拆迁区喝酒，烫火锅。其时，我正在市中心一咖啡馆混媒体圈的一个“茶话会”。说是茶话会，就是几个媒体朋友一起，找了一个特文艺的地方，喝咖啡，八卦圈子里的事，谁又自己出去搞了副业，谁又辞职了。
　　留下“茶话会”上这一帮媒体朋友的联系方式后，我赶去烫火锅。几碗酒下肚后，领导说要不要换一下岗位，来报社坐班？坐班就坐班，蛮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值班。热线库里，翻了一遍，没见到让人有兴趣的爆料。我给同事打了一圈电话让报稿子，但似乎都没稿子。有个记者还在网上回复：“这年头，哪里有啥大新闻呢？不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么？大的报纸不敢报，小的报纸看不上。”
　　无语！我得找个地方抽烟，吐口气。
　　我刚坐下来，点上烟。不远处我电脑就“嘟”的一声响。应该是热线库里有新的爆料了。赶紧打开看，值班接线员录进去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我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手里有本日记本，等了三十年，主人一直没来取。希望报社帮忙寻找日记本主人，满足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夙愿。
　　我再次仔细看了一遍，除掉拨打进来的是座机电话号码之外，值班接线员录入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日记本里有啥？为啥等了三十年？为啥一直没人来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热线库里的这个座机号码，脑子里一时间涌现出这么多疑问。
　　依据我做过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我觉得应该安排人去核实这一个来电热线。哪怕没有任何价值，作为职业记者，来电第一时间回复读者或者爆料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职业素养和维系媒体与读者的必需手段。

　　很遗憾的是，安排给一圈记者之后，大家都说自己手头有事。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
　　我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号码。“嘟”了好半天，那边才接通。一个老年人气息很弱，问：“你是东川报社的记者同志？”
　　我说我是东川报社刘记者，随后表明意图。老年人叹了一口气，应该是调整了一下坐姿换气吧。
　　“您好，请问您是给我们报社打电话的那位爆料人么？如果是，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本日记本大概是怎么回事？”作为记者，我得先通过电话初步核实这个爆料，是否具有采访的新闻价值。如果有，再可以进一步约见；如果没有采访的必要，也就这么电话初步核实就算了。
　　“记者同志，电话是我打的。我看你们报纸很多年了，是你们报纸忠实的读者。报纸上写的有事找记者，你们也报道过很多这种新闻，这次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帮我将日记本还给三十年前的那个主人。”老年人语气急切。

　　我有些犹豫。
　　毕竟平常很多爆料者，都是这么说，渴切地希望能见到记者，或者“忽悠”记者能相信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绘声绘色，但是记者一不小心、稍微不客观不注意，就上当，听信一面之词，给自己惹了麻烦。
　　“我没必要骗你，刘记者。我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就要死了。死之前，也就这么一个愿望，希望能将日记本还给它的主人。人嘛，要讲究诚信，你说是不是？和报纸一样，白纸黑字，都讲诚信。”老年人见我犹豫，连忙说。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有所触动。尤其是说到“诚信”这个词。“这样，你在哪里？我过来见您。”
　　老年人有些欢喜，说：“跳伞塔，知道那里么？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在那里见。”
　　跳伞塔是东川很着名的地标性建筑。跳伞塔1942年建成，曾是抗战飞行员培训基地，健儿们由此飞上蓝天同日机血战。
　　解放后，它成为国防体育的训练场所，1954年建立东川跳伞学校。1997年，跳伞塔的三个铁臂被切割。跳伞塔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是亚洲仅存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塔。塔建成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撰写了碑文。
　　跳伞塔有着70多年历史，承载了很多老东川人的记忆。
　　老年人约在这里见面，我还是很意外。一般约见面的地方，要么是老年人家里，要么是家附近的公共场所，或者爆料人直接到我们报社。
　　我带着采访本，背着背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了东川跳伞塔下。
　　下午三点刚到，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的衬衣的老年人出现在跳伞塔的正下方。
　　老年人有些消瘦，到了后，靠着跳伞塔东张西望。手里还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我感觉这个老年人就是电话里约见的老年人。走近后，他主动喊我：“你是东川报社刘记者？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老头。”
　　老年人和我很正式地握完手后，将报纸包裹一层层打开。里面只剩下一张纸和一个日记本。日记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着，封面有些旧，也有些破损，封面正中印的是一个主席像。纸张空余部分，有一些血迹。但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缘故，血迹有些偏暗黑了。
　　“这张纸就是我的诊断结果，癌症晚期。这个日记本，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日记本。希望你帮忙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将日记本和诊断书递给我。
　　我看了诊断书，确实是癌症晚期。诊断书是东川一家部队医院出具的。
　　“确实很抱歉，干我们这行的，职业性质决定，所以我还是看了你的诊断书。”我说。
　　他笑了笑，嘴角干瘪。接着，给我讲了他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又怎么保存的。
　　他说：“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东川下半城开火锅店。那时，我的火锅店生意还不错，晚上一般十点左右还有人烫火锅。那天在下雨，雨淅淅沥沥的，有几桌客人吃完后，没急着离开，就在店里躲雨。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关门打烊。这时，火锅店门外忽然冲进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满面是血，自称李军，将带血的日记本一把塞给我，说过几天来取，让我务必保存好。我还没来得及问问怎么回事，可小伙子又冲进了雨夜。”

　　“小伙后来没来取走么？”我问。
　　“没有！小伙子朝着蓉都的方向去了，后面还跟着几辆摩托车。”老年人说。
　　“一直没有来？”我边在采访本上记录，边移动他身边的录音笔，保证记录准确。

　　老年人喝了一口水，说：“这一等，就等了6年啊。直到1992年，北京一位老者南巡。东川开火锅店，生意也不大好了。大家都浮躁了，一窝蜂往广州去淘金，说那里是一个遍地都有黄金的城市。我经不住一个邻居的劝，和他一起去广州出差看看。但正好我走的那段时间，有天店里忽然来了一个人，说是来取日记本。店里的服务员不知道之前这回事，让那个来的人等我出差回去后再来。遗憾地是，我没碰到取日记本的人，日记本自然也没有取走。”

　　“您出差回来后，这个人来找过您没？”我问。
　　“没有。这之后，我一直在等。又等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李军仍然没有来领走日记本。我也想过登报寻找李军，但又担心当年追杀李军那帮人看到，坏了李军的事，只好一等再等。”老年人说。
　　“就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来找这个李军么？”我说。

　　“那时候，信息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只有等，等那个人。到店里来烫火锅的人，我都比对着当年李军的模样，希望是李军。”老年人说，“这一等，就等了30年。”
　　“30年？你一直留着这个日记本，那你看过这个日记本里的内容没有呢？”我有点不大相信。
　　“对的，就是30年。毕竟是别人的隐私，我没有打开看。后来，东川的下半城要拆迁了，政府拆迁办来通知很多次了，给了很多好的优惠条件，我儿子也劝我早点搬走，好领取更高的拆迁补偿。但我怕搬走之后，李军回来取日记本找不到我，就一再拖延，只不过后来还是拗不过拆迁队。”老年人说，一阵机器轰鸣声中，等待30年的火锅店拆掉了。他带着日记本，坐上了儿子的奔驰车绝尘而去。

　　我内心有些触动，顺着他的思路，甚至一度在想，现在眼前这个将死之人，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那么这个日记本的主人李军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在找这个老年人呢？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他又为什么拖着抱病的身体，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见我呢？
　　老年人又喝了一口水，用帕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东川天气就是这么任性，一到夏天，地表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老年人就这么站在跳伞塔下面，靠着围栏，跟我讲这么多，我在不停质疑中记录他的讲述。
　　老年人继续说：“我和拆迁队对抗了一阵子后，身心有些疲惫，加上开火锅店，每天早晨四五点，就得去菜市场批发新鲜的菜，长时间的劳累，回家之后我身体不争气，终于病了。开始还以为没啥事，吃点保健营养药品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持续了几个月不见好，反倒更严重了。我儿子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已是癌症晚期。”
　　老年人说到“癌症晚期”时，情绪有点波动，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
　　我大概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没有继续追问。站在一旁，看着这个老年人。
　　他稍加平复又说：“其实我不是怕死，只是怕失信于人。想到李军还没有取走日记本，担心时日不多，我死了之后，家里人也不会当回事，所以想在我死之前，请求你们媒体，帮我了却这个愿望。”

　　我忽然觉得手里这个日记本很沉重。它承载着一个将死之人的愿望。任何事，一旦和生死扯上关系，都上升到很沉重的层面了。
　　一瞬间，我还有点后悔我来见面前这个老年人。
　　“刘记者，这个日记本就留给你，我觉得你是个守信用的记者，也一定能帮它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望着我说。
　　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这个日记本。毕竟放在老年人那里更合适，万一最近这几天，当年的那个李军找到老年人了呢。
　　再三劝说，见我仍不收，他又给我留下了一个他儿子的电话号码，说有时候他可能不在家里，有急事的话，可以打他儿子的电话。
　　我存下了他儿子的电话号码，又问了一下其他的，就拿着日记本将他送到路边，给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
　　从跳伞塔回报社的路上，我一直放不下心这件事。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到底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呢？他是否还记得这本日记本呢？
　　在报社编前会上，我重点报了这个选题。分管领导很感兴趣，说这个稿子按照头条来操作。“我相信你，你应该打开日记本看看，看有啥线索没有。”

　　我说好。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听完录音，整理了采访记录的材料，写了一篇三千字的稿子。我在稿子的最后写到，如果李军本人看到或者有认识李军的人看到，希望能联系我们报社。
　　第二天，东川报社报纸头版头条就是我写的寻找日记本主人这篇报道。标题是：《患癌老人守诺保留日记本30年主人李军身在何处？》。
　　我以为新闻见报后很快就有读者来消息，但等了一整天，值班的同事没有回复我。打电话询问，仍然没读者反馈。等了几天，这篇稿子像石沉大海一般。
　　等候期间，保留日记本的老年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问：“刘记者，报道我看到了，写得很好。很感谢。请问有没有李军的消息呢？”

　　自然是没有消息。我很抱歉，说正在下乡，等我回到报社了问问。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他。老年人有些失望，但安慰我说：“也很正常，这都三十年了，生活有各种可能。也可能李军人都不在中国。”
　　我又给他讲了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以及现在网络的发达情况，说也可能传播的速度有限，真正后续深入传播还需要一个过程。他有所宽心，说：“希望吧，希望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能有李军的消息。”
　　之后好几天，我渐渐忘记了这事。
　　大概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是一个男的打过来的，他说是老年人的儿子。“我父亲就是那个给你打电话找日记本的主人的老头。”他自报家门，嗓门儿大，如果当面说话，一定会误解他在和你吵架。
　　他是受老年人委托，来问寻找李军的事情进展的。听我说没有消息之后，没再多说一句话就要挂电话。我连忙追问他父亲身体怎么样了。
　　“还耗着呢，吐了几次血，前两天又进了医院。”他加了一句话后，“啪”地挂了电话。
　　此后没几天，我又接到老年人一次电话。电话那头，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了，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大意还是询问李军的情况。
　　我说：“还在尽力找。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告诉您。”他“哎”地叹气，说：“我真怕这几天我就死了。”

　　距离那篇报道见报两个星期时，我和几个开发商朋友吃饭，领导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日记本这事有新消息了，速回报社。
　　做记者就是这样，一个命令下来，什么私事就得放下来。我打车回到报社，领导高兴地说，有个自称是李军家属的人打来电话，希望半个小时后能和记者通电话。
　　我刚准备好录音笔采访本，简单罗列了一下采访提纲，桌上的座机响了。
　　电话是从加拿大打过来的。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孩，电话里听声音，她年纪应该不大，二十岁左右吧。根据声音判断这个人的年龄、阅历，是一个记者基本的技能。

　　女该普通话不标准，说：“请问您是刘记者么？我是李鲸，就是日记本那篇报道里李军的女儿，我现在在加拿大，是通过网络看到这篇报道的。希望记者老师您能向那个老爷爷说声感谢，我过段时间会回到东川来，一定当面谢谢他。”
　　“日记本”这三个字，她甚至说错了，重复了好几次。这也可以理解，外国人发“ri”这个音，没有几个能发得准的。
　　我还说能根据采访提纲电话采访一下她呢，但李鲸说了这几句话后，就借口有事挂了电话。
　　眼看着马上能详细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还是落空了。

　　一旁的领导正在准备报社半年表彰大会，等我接完电话，朝我笑笑，问是不是又能写半个版。我摇摇头，给领导说要去将这个消息告诉老年人。这也是一个成熟记者采访核实的常规做法。
　　到医院后，找了一圈没找到老年人。护士说老年人前几天已经回家了。我又联系老年人的儿子，他在电话里说：“你来我家吧。”他告诉了我他的家庭住址。
　　老年人住的地方，在城北郊区。距离部队医院打车还得好几十元。下车后，走一条巷子后才进小区。乘坐电梯到达楼层后，一出电梯，楼道里一股阴森的感觉。
　　循着门牌号，敲门。猫眼里有人晃过。

　　开门的男子看上去四十多岁，平头，脸盘微胖，高鼻梁，圆目。他和他的父亲很像。“进来吧，您是刘记者？”
　　进门后，屋里有一股燃香的气味。我问：“老爷爷呢？在休息？”
　　他指了指客厅上方的电视柜。一副黑白照片刊在相框里，立在电视柜上。相框前放着一个香炉。香炉中间的燃香冒着烟儿。
　　相框里是老年人的遗像。
　　“我父亲前几天过世的。就是那次给你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后就过世了。你应该是他最后通话的人。”老年人的儿子说。
　　我被这突如起来的情况搞得有些蒙了，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话，只好立在一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想，这老年人手里的日记本，会不会不见了呢？
　　“你坐吧，刘记者。”这名男子说完，退回到卧室房间去了。几分钟后他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递给我的时候，他已经打开了包裹。

　　“这是我父亲重病期间嘱咐我的，说哪天一命呜呼了，这日记本就交给刘记者你保存着。”他说，“现在我父亲过世了，我们留着也没办法，正好有新情况了，你带走也好。”
　　看他那样子，确实不大想扯上这事，我就接过了这个日记本，在老人的遗像面前跪着磕了三个响头，离开了老年人的家。
　　世间生死无常。
　　前段时间还见面了的老年人，还和我谈“诚信”的老年人，才这么几天说过世就过世了。我又想到了这几年我做记者的生涯，这种生死无常的事，也确实太多。
　　前一秒还欢天喜地大谈理想和情怀，后一秒喝酒醉死了；前一秒谈下一百万的大单子，后一秒回家路上被车撞死；前一秒还满世界地说股票赚了几千万，后一秒股市暴跌一贫如洗呢。
　　生活就像一个十字路口，选择不同的方向，有无数种可能，也就有无数个不同的结局。
　　拿着老年人嘱咐转交给我的日记本，我在心里也设想了日记本主人李军的若干个可能。但自称是李军女儿的李鲸，怎么会在加拿大呢？李军会不会在加拿大呢？
　　我不敢确定，赶紧坐上车，朝报社方向走。看来，只好等李鲸回来之后，再细细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报社半年表彰大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因为领导的极力推荐，我又获得了一个“半年明星记者”的奖项。颁奖结束后，晚上报社组织了一次聚餐，席间不少人来找我喝酒。
　　几轮下来，我感到头有些晕乎乎。领导见我已经有些“上道”了，怕再喝当场会出糗，于是招呼我的同事帮我喊一辆出租车先回去。一上出租车，我顿感内心波涛汹涌，翻江倒海。好在直到我下车到家，还没有吐出来。
　　第二天早晨自然没去上班。睡到自然醒是我这种已经没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该有的状态。收拾好后，看了桌上的报纸，昨天的后续报道已经出来了。又是半个版。这样也好，说不定在等李鲸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报道发出去之后，又有新的紧张也说不定。
　　“完了完了！”我猛地记起来日记本似乎是掉了。赶紧找了几次，屋子翻遍了，就是没找到。冷静下来想想，应该是掉在昨晚回家的出租车上面了。更悲剧的是，打车回家下车忘记索要发票了。
　　我赶紧给报社跑政法口的记者打电话，希望通过警方能否找到日记本。政法口的记者，半天没有回复我消息。这也可以理解，平时身为跑社会新闻跑深度调查的记者，我在报社都是眼睛盯着天花板的那种。

　　想来想去，只有给上次“茶话会”的记者朋友挨个地打电话，毕竟都是媒体人，喊大家帮我想办法，这样也许有效果。
　　“茶话会”的记者里，有一个叫田小雨的，是东川电视台的。上次比较聊得来，电话里她问我日记本很重要么。我简单说了情况。她在电话里让我放心：“我爸是公丨安丨局的，这事包在我身上。”
　　看来多几个媒体朋友在关键的时候，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我连声谢谢，说了丢日记本的前前后后。
　　“但是，刘记者，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日记本找到之后，我想看看这个日记本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值得你这么在乎。”田小雨笑着说。
　　“好的。只要你能帮忙找到，绝对让你看。”我说。
　　反正我也还没有看过日记本里到底写的啥，看就看，看了还能更好地了解这个主人公李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就一言为定，不许反悔。”田小雨说。
　　没过几天，田小雨就回电话说，日记本找到了。
　　在东川电视台外的川菜馆里，田小雨说，她回家就给她爸爸田本刚说了日记本这事。没想到她爸爸反问她，这日记本到底咋回事。“是不是封面有血迹？掉在出租车上的？还是一个得癌症的老年人保留了三十年？想找日记本的主人？”
　　田小雨大吃一惊，自己的父亲怎么什么都知道呢？一般工作的上的事，她不太喜欢给家里人说，但这次日记本这事，不是工作，却比工作重要。她马上说，这事是一朋友拜托找的，事关重大，又追问田本刚：“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田本刚若无其事地说：“我有个叫周学兵的朋友，在出租车公司当老总，前两天一起吃饭他给我说。日记本是他下面出租车公司一个驾驶员捡到的。”

　　“周学兵？”田小雨有些疑惑。
　　“对的，就是电视里经常出现的那个周学兵，是出租车公司老总，旗下还有房地产项目，以及餐饮业。”田本刚说。
　　“那能不能联系他，拿回日记本？”田小雨继续问。
　　田本刚笑了笑，说：“回头我再问问。不过，他有些不大喜欢和媒体打交道，尤其是一些无聊记者。但你爸爸我开口，他应该会给面子。”
　　田小雨有些着急，说：“媒体怎么就无聊了？没有媒体，他周学兵还能上电视？一看就不是啥好人。”
　　田本刚“嗨”了一声，就不说话。他懒得和女儿计较。
　　日记本找到了。周学兵亲自将日记本送到我报社楼下。他蜷坐在奔驰车主驾位置里，中年发福的身板，像一坨发泡的水母。单看面部，他和电视里几乎一模一样：小眼睛有神，眉毛皴黑，额角开阔，偏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