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深秋
　　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天是几月几号，实际上当时的我也是糊里糊涂根本不知道具体是几号，大概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样子吧。
　　十月底的西安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开始有些微寒，大抵也只是外面罩个厚点的褂子，而东北的十月份却是真心的冷。
　　深夜，中朝边界附近的一处临时营地，尖锐的哨声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大多数人。而剩下的小部分人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后，就被从温暖的被窝中拉了出来。从温暖的被窝中出来，朦朦胧胧中穿好棉衣、打好背包，装带好该拿的步枪和零散东西，我们在临时营地的操场上列队集合。
　　我——葛继忠，解放军某连一名普通的战士。其实也不能叫战士，按照赵德树、李建坤那些老兵的说法，我只是个新兵蛋子。我确确实实真的没有打过仗，我只是个刚刚入伍没几个月的新兵，枪都没有摸过几下，实弹也只是在西安训练的时候打过五发而已。不像连里其他的老兵，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打过日本人的。

　　其实我当兵不为了别的，只是因为有口饭吃。那个年代当兵是下九流，小时候总听我娘说‘兵匪一家’。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开始，西安城外来了很多难民。难民大多拖家带口，什么都吃，后来连树皮都被吃光了。城外经常有饿死人的，城里日子也是愈发不好过。十岁的时候，家里没饭吃，我就去了城里一个照相馆里当学徒，本想着学点手艺以后自己能养活自己，可是学徒当了七年，手艺没学的怎么样，挨老板打倒是管饱。到了50年，眼瞅着是没饭吃了。于是那一年夏天，我娘就让我当了兵。

　　我们所在的临时营地，距离鸭绿江并不远，大概只有七八里路。十月底的东北，让我这个从小在西安城里长大的城里娃真切认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寒气入骨。在操场上只是站了十几分钟，我的双脚已经冻得发硬。冷风吹过，就让人从心底里地颤抖。
　　点齐了所有人，营长开始下达命令。随后我们营以连为单位，走出了营地，向鸭绿江边进发。
　　鸭绿江的那边是什么，我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要打仗。我从没打过仗，但我也并没怎么害怕。从小到大，打仗虽然没见过，但打仗的事听人说的太多了。从西安到东北的闷罐火车上，听有人私下说部队要来打仗的时候，本来心里是有些害怕的，因为我以为又要和日本人打仗。以前常听说小日本子是如何如何残忍和邪恶，说日本鬼子都是青面獠牙生吃人肉的。
　　这样的道听途说却是我童年始终恐惧的阴影。于是我总是会梦见一个身材矮小，但长着青面獠牙的怪物在身后追着我跑。我不管怎么用尽全力地跑，却总是在半夜被这噩梦惊醒。
　　不过当我在火车上听到原来是和美国人打仗时，我顿时宽心了不少。日本的鬼子我没见过，但美国人我是见过的。在照相馆的时候，曾经见过两个长得很高、黄头发、蓝眼睛，长得挺奇怪的人来照相，他们还给我糖吃，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美国人。我虽然好奇人怎么会长得如此奇怪，却并不觉得害怕。
　　幽暗的月光就那样静静地撒在江面上，看不清江有多宽，也并不知道过了江以后会有什么。人眼所视不过周边数十米，月光下依旧漆黑一片的江水似乎能吞噬一切。
　　部队开始过江，临行前连长很是严肃地下了命令：“过江的时候，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不许说话，不许出声，不许停！”就这样，前面的部队悄无声息地过江之后，我们也义无反顾的踏入鸭绿江的江水中。
　　水下有修好的暗桥，江水只是没过小腿，但冰冷刺骨。我不知道江面到底有多宽，甚至人都还有点儿懵，只知道跟着前面的人走。其实开始过江没多久，我就感觉自己的腿已经冻得骨头发疼，但整个队伍中没人吭声，我也不吭声。
　　虽然是有命令不许出声，可过江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感觉，大家都很沉默。不是那种想说话而不能说话，而是那种有些压抑，谁都不愿意说话的沉默。我自己的思绪也是有些杂乱，东想西想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莫名其妙中倒像是脑中闪现了不计其数的记忆碎片，或者是胡思乱想。在冰冷的江水中，我们好像走了很久很久，但又似乎只是短短一瞬间。
　　完全过了江，双脚踏实地踏在不很干燥的、松软的土地上。我就是这样到了那里，那个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方，那个熟悉的异国他乡。那时那刻，我突然想起我征兵登记时候的情形。准确地说，我是想我娘了。
　　四个多月前，我刚满十七岁，在照相馆里已经是七年的学徒，师傅就是照相馆的老板。当学徒是没有几个工钱的，只是照相馆的师傅能管我一日三餐罢了。不是师傅黑心，其实师傅家也没有余粮。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除了几家少爷太太，哪有钱来照相？我当了七年学徒，可自己第一次照相还是当兵时候在部队上，想来也挺可笑。
　　解放军在招兵，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因为听说当兵给家里能发几斤小米。有些人说信不得，今天发明天就抢走。有些人又说解放军是不一样的如何如何。
　　我家当时已经揭不开锅了。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吃的上饭，老板每个月给的几个子儿什么都买不了，而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子。于是我娘替我做了决定，去当兵！
　　那时候照相馆也颇有点入不敷出的，听我要走，师傅虽然有些不舍，但也没有留我。我那时倒觉得，他不舍得我走，是因为我走了，他就再没有打得如此趁手的学徒了。而且我走了，劈柴煮饭，去和街坊的老头老太太们抢着打井水的活以后就都得他那把老骨头作了。
　　一大清早天都还没亮，我娘就拉着我来到了征兵的地方，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排起了老长的队伍。长龙一般队伍的最前面，一张八仙桌，两把破旧的老藤椅，几名身穿黄色军装黝黑着脸的长官。
　　排队是度日如年地，直到几十年后我都不喜欢。过了晌午之后，就在我已经热得昏昏欲睡的时候，终于排到了我。只是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家庭情况、识不识字什么的，很快就问完了。我倒是认得几个字儿，歪歪扭扭也能写得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一个解放军长官领了军装，也就当了兵。小时候总听说当兵的长官怎么恶霸，怎么土匪，感觉解放军长官倒是挺好说话的。至于他给我讲什么解放军里不兴叫长官，只叫同志的话，我听了也没怎么在意。

　　只是当我回头看向我娘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白色布袋子。我冲她招了招手，她让我在部队好好听长官话。我没看到的是，回到家以后，我娘哭了整整一夜。
　　不论如何，我们这个连过了江，出了国，踏上了这片我永远都不会忘怀的异国土地。我并没有发现这里和国内有什么区别，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心里有一些异样吧。
　　连里有人兴奋地东张西望，也有人只是低着头沉默地走着。东张西望的人在漆黑一片的夜色中，甚至看不清脚下的路。低头沉默的人，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显然，我是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的那个。

　　这片异域土地上的深夜，像是大口大口地吞噬着人们的胡思乱想。依稀可见的道路两旁山的轮廓，压抑着每一个人。那些东看西看的人很快停止了这无用的四顾，渐渐地，队伍里甚至少了窃窃私语，只剩下纷乱的脚步声和衣物摩擦的声音，四周围安静的能让人窒息。
　　寒冷的山风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子，无孔不入。身上的棉衣显得有些单薄，被冷风从任何一点缝隙钻入。因为不停的走着，所以身上并不会太冷，有也只是冷风钻进身体时的一阵哆嗦。真正冷的是脖子、脸和耳朵。每个人都把配发的白毛巾紧紧地系在脖子上，并用毛巾尽可能的捂住耳朵。
　　刚才还在滴着水的裤管，很快就结冰变硬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僵硬地行走着。
　　这样地沉默行军，有点儿压抑，忽然让人感觉有些不知所措。我来到这支连队只有短短不到两周的时间，还并不了解这支连队，我甚至不太了解解放军。当然，现在我们应该称呼自己是志愿军，因为我们的军服上再没有任何与中国有关系的标志，甚至文字。用线匝成一道一道的黄色棉衣和棉裤让我们根本就不像是一支军队，更像是一群农民，我们本来就是一群由农民家的孩子组成的军队。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农民。

　　其实全连除了那几个和我一起从陕西来的兵，我再不认识谁了。即便是我们班的其他六个人，我都还没有完全熟悉。不过我倒是很喜欢部队中的氛围，班长很凶，但人却很好。班里的其他老兵虽然经常拿我这新兵蛋子打趣，但也都没什么恶意。这和我小时候听到的军队里长官都是凶神恶煞的故事显然有些不同。班长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和军阀不同。我虽然并不是很懂，但心里还是暖暖地。

　　刚才在过江的时候，我看到了焦建康和袁大志，他们俩搭拉着脸，低着头走在队伍里。我想跟他俩打招呼，但过江时队伍里不许说话。他们两个是和我一起从西安被送上火车的其中两个人，新兵训练的时候，我和他们是一个班。在路上，要打仗的消息就是焦建康说的。而袁大志一听说坐火车是要去打仗，顿时被吓得手脚直哆嗦，脸都吓青了，说话也有些结结巴巴。他说他家里的孩子才刚出生，家里媳妇儿还在坐月子什么的。一路上念念叨叨，也并不是和我们中的哪一个人说，是在自言自语。我那会儿还觉得挺可笑的，这么个怂货，居然叫大志。

　　火车快到山海关的时候，有一段上山的路开得很慢。在夜里，一车人都在梦乡中。焦建康教唆着袁大志，一起跳了火车，开了小差。
　　我其实听到了他们的鬼鬼祟祟，因为袁大志就在我身旁，但我没有睁开眼睛去看，也并没有管。在我的印象中，逃兵虽然不耻，但再正常不过了。我听到的很多打仗的事情，很大一部分都是听逃回来的人说的。我不想做逃兵，因为我知道那些做逃兵的人背后是怎样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听说解放军是说话算数的，牺牲的人家里会有补助。我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死了也不怕，还能让家里轻松些。我父亲早些年出门遇到了日本飞机来西安轰炸，大哥去找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而我父亲死于那次轰炸。我娘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个人拉扯大真的不容易，如果我牺牲了，家人政府能养着，我也是愿意的。

　　袁大志跟着焦建康跳车逃跑后，我一直在想。那袁大志回家了没有，有没有见到他那刚出生的娃和坐着月子的媳妇儿。什么是坐月子我不懂，因为我没有媳妇儿。长这么大，我甚至没有牵过女孩儿的手，也没说过几句话。不知道媳妇儿是个什么滋味，但想来也是极好的。我还在想，打完仗，回家讨个媳妇儿。就这样，我在火车上一会儿想着不怕死，一会儿想着活着回去讨媳妇儿。那时那刻和此时此刻，想的似乎都一样。

　　后来火车到了东北，我被编入了我现在所在的连队六连，六连一排三班。大约六七天后，我才知道焦建康和袁大志被抓了回来，还挨了处分！
　　后来听袁大志给我讲，他们跳车的第二天，去老乡家里讨水喝。河北农村里突然出现了两个操着陕西话的人，着实可疑，就被村民绑了送到了当地的武装部。再后来就被送回了部队。只是从那以后，袁大志多了一个外号，袁怂怂。

　　他们俩刚被送回部队的时候我没见到，但刚才看他俩搭拉着脸跟战败的公鸡似的，估计那个时候也很狼狈吧。
　　正在胡思乱想着，我身边的蔡宁用胳膊把我怼了怼，轻声说道：“哎，听说美国人和咱们长得不一样。”
　　从胡思乱想中被打断的我有些心不在焉，随意地嗯了一声。
　　我的回应让蔡宁有些兴奋，他开始向我炫耀起他所知道的信息：“听说美国人都长着黄色的头发，眼睛是蓝色的！”
　　“嗯”
　　“你说美国人真的长得那么奇怪么？咱们都说日本鬼子，可我见过日本人，长得和我们没什么区别。要是美国人真的长得黄头发绿眼睛，那不是比日本鬼子更像鬼？”
　　“嗯”
　　“听说美国人里有一种人，全身是黑色的，那才真的像鬼呢！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四川云南的人我都见过，日本人我也见过，就是苏联人和美国人我还没见过呢！”
　　蔡宁是这支连队中少有的南方兵，一个从浙江来的小个子。蔡宁说连里只有三个南方兵，他就是其中一个。我也只认识蔡宁，另外两个是谁我不知道，知道了我也不认识。小个子蔡宁只长到我肩膀这么高，看着很是瘦弱，却比我要大上三四岁。别看他年纪不大，可从小跟着商队行商，见识比我确实要多不少。光看那精明的眼神，就给人一种聪明的感觉。只是北方老爷们大多木讷，他这小个子便显得有些油嘴滑舌过了头。

　　虽然如此，但蔡宁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总是能不知道从哪里搜集到很多小道消息。焦建康和袁大志被抓回来的事儿还是他给我说的。我一直纳闷，他是怎么知道我与焦建康和袁大志认识的？
　　蔡宁毕竟是南方人，受不得冻。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但能听得出他说话时牙齿都冻得在打颤。
　　夜晚既漫长，又短暂。走了一夜之后，天边泛起了鱼肚白。为了防止被美国人的飞机发现，连长带着全连一百三十六号人钻进了艰涩难行的树林里休息。林子里的树很稠密，我们并不担心被美国人的飞机发现。
　　喝了几口水，简单对付了几下干粮之后，我揉着有些酸痛的小腿和脚踝。蔡宁吃干粮的时候噎着了，他水壶里的水冻成了冰。实际上，很多人水壶的水都冻成了冰块。我的水没有冻住，因为我的水壶背带有点磨损，过江的时候我怕水壶掉了，所以把水壶塞进了棉衣里面。

　　休息的时候，指导员王金柱给我们解释着朝鲜的形势。他说：“党和人民派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绝不能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祖国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一定要奋勇杀敌，打出军威，打出国威来！美国鬼子扶持南朝鲜伪军入侵北朝鲜，是狼子野心的侵略者。这些侵略者一路上在朝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来到朝鲜，是帮助朝鲜人民抵抗侵略者的！保卫朝鲜，就是保卫新中国，保卫祖国人民！美国鬼子都是纸老虎，学生兵、少爷兵，打仗贪生怕死，很好打的！我们的炊事班上去就能把美国鬼子打跑！”

　　连里年轻的战士哈哈大笑，有的吹起了牛皮，很是轻松。老兵大多沉默着一笑而过，不发一语。我倒是想起那两个在照相馆给我糖的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老板说他俩就是美国人。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可怕，但是我觉得他们给我糖的时候，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戏谑和优越感。那样子很像是我有时看到街边野狗可怜，给野狗扔点吃的时候的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把那几颗水果糖扔掉，但终究是没有舍得。我带回家给了我娘，我娘给了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吃得很开心。

　　我不太喜欢指导员，因为他说的话，我总是觉得离我很遥远。我承认尽管他的话很有煽动性，尤其配合着他有些夸张的动作和姿势。我更喜欢连长。连长说：“没人想要打仗，打仗那是要有牺牲的，我巴不得回家伺候我那块荒废了十几年的土地。可是我们不想打仗，敌人却不想让我们安宁。如果让美帝国主义占领了朝鲜，那就等于把枪口对准了我们的脑袋！那开不开枪还不全凭他们？小日本当年就是得到了朝鲜还不满足，又企图得到东四省！得到东四省又想得到全中国！小日本当年在中国杀了多少人？难道我们还要再经历一次？我们袖手旁观看着美国鬼子直逼我们的边境？”

　　“不愿意！”连长的话戳痛了很多人的内心，包括我的。我不由得想起被日本飞机炸死的我的父亲，我那一辈子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父亲。我爹死后，从小我娘就教会我一个道理，乱世都是人吃人的！你想好好的，可就是有人想要害你。你不要去害人，但一定要有能力让别人不能害你！
　　连长说：“我们这次进入朝鲜，是志愿军。我们就打一仗，要让美国鬼子不敢再前进就行，赢了我们就回去了。”
　　连长姓沈，晋西北的人，个头一般高，黑瘦黑瘦的，但很精干。38年参加的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听蔡宁偷偷跟我说，当年日本人屠了村子，全村人都被杀了。连长大着肚子的媳妇儿被鬼子糟蹋后，用刺刀活活挑死。还是连长去县城给媳妇儿买药，正好不在村子里，留了条命。随后就当了兵。他是个战斗英雄，有很多光荣的事迹。
　　连长向我们下达了来自团部的命令，让我们营在三天内迂回到位于田城以北的一处山地，配合兄弟部队进攻。我们这一次的敌人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些学生兵、少爷兵，而是南朝鲜伪军，李承晚的部队。
　　中午，太阳出来了，柔和的阳光让我感觉到了一丝温度，尽管还是觉得很冷。一夜的行军和刚刚填饱的肚子，开始让我有些昏昏欲睡。从天刚亮开始，就不时的有美国人的飞机从天上飞过。那飞机飞的很低，以至于我甚至能看到机头上彩绘的奇怪图案。那飞机两支翅膀向后伸去，活像一只银色的大鸟，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每一次飞机从头顶上掠过，我都有些心惊胆颤。尽管其实它飞得也没有那么低，但我感觉它就在树梢，随时能发现我们似的。我试着幻想如果被飞机发现，我们会如何，不过我自己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我更好奇这么个大家伙到底是怎么飞上天的。

　　班里的老兵们显然是没有我的那些顾虑，因为我们所藏身的松树林很是严密。他们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靠在树上安稳地睡觉而不会被任何飞过的飞机发现。东北佬赵德树抱着他的布伦式轻机枪，斜靠着一棵和我腰一样粗的松树树干睡着。我能听到他轻微的鼾声。这个一米八几的壮汉，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不那么让人胆怯。
　　蔡宁跑去了别的班，正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兵说着什么。他是不敢在我们这里吵吵地，他不敢打扰我们睡觉，东北佬赵德树的一个眼神就能让他平时伶俐的嘴，说话都结巴。
　　迷迷糊糊中，我看到那个河南兵崔岩背对着我们，在地上挖着什么。我猜他是发现了什么可以吃的野草或者野果，不过我懒得去问他，甚至懒得好奇。因为崔岩这家伙颇有些不地道，是个把食护得比命金贵的怂，总感觉他上辈子是饿死的。而且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进了他的口袋，那断然就再没有给出来的道理。
　　我的班长这会儿没在，去找连长和指导员了。如果他在，我可能就浑身不自在地睡不着。蔡宁是害怕东北佬赵德树的，班里其他人也有点怕赵德树的火爆脾气。而我是不怕的，我怕班长。
　　我编入三班不超过十天，但战术训练的时候被班长劈头盖脸地大骂十多次。他不止骂我，只要是在训练中，所有人他都骂。不光骂，脾气上来他还上脚踹。上次我在低姿匍匐前进训练的时候，因为屁股抬得稍微高了一点，就被班长狠狠地一脚踹在屁股上，并用全连甚至全营人都听得到的嗓门臭骂道：“你他妈的把你那屁股撅这么高，得是想挨枪子儿呢？还是因为你不把屁股抬高就痔疮疼？”

　　打两下没啥，我本身就挺抗揍。可当着全连甚至全营的面被骂的如此难听，是个人心里都不好受。可不好受也得受着，班长是全营最凶的班长，我们班却是战术动作做的最标准，战备反应最快的班。
　　山里的天气变得很快，像是赵德树的脾气一般。中午还能看到太阳，下午就阴云密布，黄昏的时候便下起了鹅毛大雪。随着大雪一起来的，是刺骨的山风。
　　雪随风扬，风催雪落。

　　趁着黄昏和大雪，我们开始整理行装准备上路。行伍人的风餐露宿，总是简单高效的，没有什么复杂的讲究。被子一铺就是安营落宿，被包一打便是踏上征程。
　　刚下雪的时候并不算太冷，可寒风带着雪粒摔打在人脸上、眼睛上，很是不舒服。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再走大路，只能在群山中走曲折难行的山路。山路，便是常年人踏兽行踩压出来的小径，有的地方甚至不能被称之为路。
　　我们与敌军的距离应该已经是很近了，苍茫的大山中并不只有我们这一支军队在行军。只是我们吃着难以下咽的炒面步行走在山林之中，他们啃着猪肉罐头坐着卡车行进在公路上。
　　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们进入朝鲜之前，先头进入朝鲜的部队已经和敌人交上了火。美国的高级将领均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并没有和美军真正打仗的意图。其实就算有意图，美军的那些高层将领也只觉得那只是螳臂当车一般。毕竟在他们看来，所谓中国不过还是几十年前八国联军时期那样任人宰割。他们所谓的战争，不过是小孩子的打闹，先进程度上甚至比不过一战时期的欧洲。
　　基于对中国的蔑视，美国国内的大部分议员和政客认为重工所谓‘不许美军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的警告，根本就是绵羊在向狮子发出警告。在稍作停顿之后。联合国军没有人提出撤退，而是继续向北推进。

　　来自绵羊的警告，只不过是弱者无助的哀号。弱者是不会被人尊重的，想要被人尊重，只能用拳头说话。拳头硬，说话才算数！志愿军首长终于下定决心，采取向敌侧后实施战役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集中兵力，各个歼灭韩国军第8、第7、第1师，尔后视情况再歼美、英军。我们便是迂回的部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