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03-23 15:47:20
　　有一千年了吧，咱们总是站在皇帝一边看历史，满脑子打江山、坐江山；或也应该站在臣民百姓一边，看看怎样才能把小日子过好。于是发现，还真不容易。
　　——题记
　　日期：2021-03-23 16:49:52
　　导言（1）
　　西汉功臣是照亮中国历史天空的一个璀璨星群。
　　咱们给予皇帝的关注已经太多、太多，尤其是那些位开国皇帝，差不多可谓人尽皆知、兆民景仰。给予臣民百姓的关注又太少、太少，便是皇帝身边的臣子，也多是因为关注皇帝才关注到他们，一鳞半爪、一闪而过。原本就缺少关注的臣民百姓，又被长期固定在皇帝身上的高光、强光、追光给黯淡了、忽略了。
　　中国的历史记载本就源于封建贵族的家谱，所记载的本就是各家贵族领主的言行。领主之外的成员、族中平民、隶臣妾奴仆无论多么优秀，都只能是背景。亦即，芸芸众生在咱们的历史上从一开始就很不容易得到关注。
　　但家谱可能又是每一个封建贵族“大家”都有，天子、公侯、大夫、士，家家都有、各记各的。普遍性无意之中就弥补了垄断性的缺陷——同样一件事情，好多家都有记载；在你家是芸芸众生在别人家可能就是堂堂祖先，在你家有所避讳的在别人家可能正是王者荣耀，事情的本来面目便总是能留在历史上。

　　然弥补不等于公开。家谱就是家谱，不是出版物，那个时代也还没有出版物，最多相当于家族档案，都郑重其事藏在各家各国的宗庙里，一般人、一般情况看不到，只有家、国意义而没有社会意义。
　　家谱的社会意义可能是从孔子开始的，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老先生虽然是第一家民办大学的校长——当然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大学的校长，是校长诸公的祖师爷——可怎么就能那么厉害？!
　　他等于把数百年来一直藏在鲁国宗庙里的鲁公家谱编辑出版了，还作为孔子大学的教材公开使用，也就是掌握了解释权。不仅乱臣贼子惧，正人君子也惧。人活一辈子谁没点羞于启齿的事情，自家不记的别人家都记着，一旦公开出版，所谓避讳就成掩耳盗铃了，还如何面对后世子孙保持祖宗的威严？！但天子式微、礼崩乐坏，鲁公自己已经顾不住摊了，只能听之任之。（老夫子哀叹礼崩乐坏，可没有礼崩乐坏他又怎能轻易做春秋？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礼崩乐坏成就了老夫子。）

　　孔子的行为很快形成羊群效应，各国的家谱都成为了公开读物。那可能是史上第一批公开图书。读书人只要舍得下功夫，差不多都可以成为王者师，或指教王侯，或坐傲王侯。诸侯试图兼并或试图抵御兼并的时候，大都得找他们咨询一番、寻找点依据。例如季氏伐颛臾，就得通过孔子的学生间接给孔子打个招呼，听听意见、看看反应。那是中国的读书人最为风光的时代。
　　自孔子以下春秋战国数百年，这一做法成为社会习惯、政治透明度空前绝后，是伴随着学在官府的改变而发生的重大改变，也就是孔子对古代政治的重要贡献，更是被长期忽略的重要历史现象。不然，为何只有春秋战国数百年形成了百家争鸣？此前虞夏商周数千年为何没有形成百家争鸣？此后历代皇朝两千年为何也没有形成百家争鸣？
　　这一时期诸侯国、家的史官为何那么厉害？也是因此。当时还没有想到保密期限这样的缓冲措施，之前等于是永不开放，之后一旦记在史册上就等于直接曝光。今天干的事情，明天就可能公之于众。这对大大小小的贵族君主形成了有力约束，同时成为华夏文明很重要的传统。压力之下，诸侯国君程度不同都成为了梁惠王——努力想要当个好国君又苦于得不到社会理解。那又是中国的国君最为难做的时代。国君的难易和读书人的风光呈现负相关关系。

　　最先受不了的是秦始皇嬴政和他的丞相李斯。在焚书坑儒过程中采取了一个较为彻底性的举措——“非秦记皆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自夏商周三代两千余年以来、中国社会成千上万家、国的历史记载被付之成千上万的火炬。那极有可能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在遍布中原的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的，不仅有读书人的风光，还有历史、还有传统、还有文明。
　　二人此举，桌面上的原因说是儒生以古非今，桌面下的原因似乎是有不愿意载之史册的私情。结果适得其反，嬴政的父亲到底是嬴异人还是吕不韦？他母亲赵姬和嫪毐是不是有两个孩子？这点事情居然越两个千年而流传至今，且注定是要永远流传下去的，真的不可磨灭、贻羞万年了。
　　这样一来，焚书坑儒的真正历史作用就仅仅是其副作用了——原本为百家之言、千家之言、乃至万家之言的历史，无可奈何地成为一家之言了，原本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互证的中国古代历史，无可奈何地几乎都成为孤证了。例如春秋战国五百年，不仅鲁春秋有记载，其他各诸侯国也都有春秋、都有记载，老的诸侯国齐、晋、燕、宋、卫、郑有，后起的诸侯国秦、楚、韩、赵、魏也有，包括那些叫不上名字来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也都有。中国历史原本居然是如此无与伦比的博大；所谓博大原本并非是形容词，好似多方位无死角的全时空视频，那该多好！嬴政和李斯真可谓罪孽深重。但亦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说不定赵国的赵记正好有一条记载着赵姬和嫪毐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也被烧了。

　　司马迁应该最先体会到了焚书坑儒的严重危害，试图挽救这一传统。将《史记》的篇章结构和之前《尚书》、《国语、《战国策》的篇章结构略加比较，再和后来诸史的篇章结构略加比较，太史公显然是试图恢复百家之言的本来面目，甚至不惜使用传说弥补原始记载被焚毁后的空白。然而，历史终究只能是现实的映照。随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从一句牢骚话而成为社会现实，成千上万“大家”组成的“天下”无可奈何地成为了一家一姓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也无可奈何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皇帝的家史。

　　认为二十五史是皇帝的家史并不过份，那是根据君主专制大一统皇朝的需要改造中国社会的轨迹和映照。
　　读者如果缺乏清醒认识，极可能不知不觉地以为中国历史就是两百来个皇帝前赴后继、精心打造，越是喜欢历史、熟读历史、沉溺于古代历史的，越可能如此。二十五史确实珍贵无比，是咱们的独特财富、独特自豪，但当中又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长期形成的、无意识间形成的、前赴后继形成的大坑。因为是前赴后继形成的、无意识间形成的、长期形成的，看起来就好像天然生成的、本该如此、只能这样。后人如果不能爬上来甚或尚未意识到，那就极有可能无论怎么折腾也只是在坑里折腾——不由自主、不知不觉地熟悉君主、欣赏君主、喜欢君主、习惯君主、崇拜君主、迷信君主，而对民主则不熟悉、不欣赏、不喜欢、不习惯，更不崇拜、不迷信，进而发自内心地感觉民主实在七嘴八舌、有失体统，更进而几乎本能地幻想能当一把皇帝，一旦自以为机会来了，就会模仿皇帝，甚至努力想要成为皇帝，然后因为争当皇帝而打起来，胜出者高视阔步、踏过尸山血海走上龙庭。咱们这个民族的皇帝历史特别长，别人家大都还没有，咱就有了；别人家大都已经没有了，咱的还在；好不容易没了、眼睛一眨又是一个，或就与此有关。

　　这有点涉及历史观了。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和英雄各自以什么样的具体形态创造历史？人民自然不能是乌合之众，需要在领袖带领下才行。这是权威观点。可英雄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包打天下，也需要带领芸芸众生才行。如此，人民创造历史和英雄创造历史区别何在？当然，政治主张不同，亦即最终的目标、理想不同。如此，在最终的目标、理想实现之前的漫漫长路上，人民创造历史和英雄创造历史又区别何在？！

　　此为笔者长期重大迷惑，幸亏恩格斯指点迷津。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曾经从技术层面描绘创造历史的过程：“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有那么若干年，咱们中国人每写文章、讲话都要先引一段马恩列斯毛的语录，视为判断是非的根据。后来，终于明白任何人的片言只语都不能视为判断是非的根据。笔者引这段话，自然也不视为判断是非的根据，而是因为确有道理、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接近历史形成客观过程的描述，对人确有启发。
　　历史——宏观而言、整体而言，无论古代历史、现代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都不可能是任何个人意志唯我独尊、乃神乃圣的恣意挥洒，而只能是众生合力——但不一定是齐心合力而往往是恩格斯所谓合力——的轨迹；无论神圣还是众生，都只是组成合力的诸多力量之一。至于微观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阶段，应该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是众生就是众生，不必牵强附会于神圣；是神圣就是神圣，也不必牵强附会于众生。无数众生和神圣的力量联系起来，就是创造历史的合力；无数微观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阶段联系起来，就是宏观的、整体的历史。

　　如此，长期、过度、过多、过近专注于皇帝，就会不知不觉偏离了历史的真实过程，更会形成各种非常要命的副作用。观察历史或亦如同看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如果对这一点全无意识、毫无察觉，那就极有可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日期：2021-03-23 16:51:40
　　导言（2）
　　西汉功臣的特殊光芒并不在于揭竿而起推翻暴政。最先为中国历史打上武装起义推动朝代更迭这个logo的，毋庸置疑包括他们，之后的无论多么可歌可泣，都只是模仿；但毕竟是太多了。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也只能和率先起义的陈胜、吴广诸位，和叱咤风云的项羽叔侄等等六国旧贵族诸位，共同分享这一伟大荣耀。不能因为他们最终胜出了就否认这一事实、垄断这一荣耀。那不是事实，对别人也不公平。

　　西汉功臣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光芒，是在西汉建立之后、在新政权内部、类似敌我矛盾解决之后的内部矛盾阶段，他们作为臣子——布衣将相、守尉令长——和他们的君主——刘邦及其子孙——之间长期反复博弈、乃至搏杀、清醒冷静又坚定不移捍卫自己权益；同时又从功臣集团而成功变身为社会主导阶层，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推动了社会进步。他们绝对不是为了换一个皇帝，也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或普天下穷苦人，就是为了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又绝非宫斗，大都是光明正大的博弈；和女人的关系更不大，大都是男人之间的事情。

　　打江山的故事在咱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打下江山之后能够成功得到又能够长期持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并且能够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寥寥无几。这个稿子就是他们的故事。

　　自秦至清，西汉功臣是一个令人敬仰的群体。司马迁曾经将西汉制度建设分为四个方面，“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再次总结的时候，又特地增加了“陆贾造《新语》”
　　（《汉书·高帝纪》）一条，成为五个方面。二位大史家都没有如同后世一般统统概括在皇帝名下，而是明确归功于五位功臣。可见他们对于西汉制度建设的重要，亦可见西汉社会的淳朴。
　　后来就渐渐不如了。总的、规律性的倾向是，打天下的时候自然靠功臣、靠大家，一旦坐了天下就归功于皇帝一个人了；谁要敢多嘴，就很难全身而退。这不仅是开国皇帝的需要，守成的皇帝更需要。开国功臣能不能长享富贵，就看能不能积极主动归功于皇帝了。
　　日期：2021-03-23 16:52:41
　　导言（3）
　　西汉功臣和后世历代推动皇朝更迭的英雄好汉很难说是一回事，而是更接近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的中华先民。例如：
　　——西周万民。
　　因为第十代周天子、周厉王姬胡试图独占山泽之利，就理直气壮将他撵出王宫、又撵到大山里去。堂堂周天子说废就废了。近现代有解读为万民暴动的，翻翻古书就能明白，那是西周古王朝体制内部的、自己人的合法聚会，充其量有点情绪失控。

　　自己人不满意、开个会就能把堂堂天子撵走。这可谓是咱们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第一件事情，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或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或可谓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有朋友觉得不像？那也怨不得你，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沧海桑田般的过程。
　　——帮助齐桓公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
　　姜小白主持“天下”工作了觉得原来的房子不够阔气，便在宫门口修了个照壁、殿内砌了个吧台，管仲也理直气壮在自家门口修了个照壁、砌了个吧台，惹得孔夫子口诛笔伐一直流传至今。其实，孔子对管仲影响不错、综合评价也很高，就是对这件事情不满意，认为管仲应该替君主办事情，不应该和君主比阔气。
　　老先生这有点五十步批百步了。他自己其实也差不多。周游列国就是向列国国君投简历，但又明确表示不能按照国君的想法办事情而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情，一言不合，抬脚就走，还得意洋洋地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左传·哀公十一年》）那可谓是上古社会读书人的普遍风采，无论宰执还是一般大臣，大都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办事情、大都能保持自己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性，合则留、不合则去。那是一个一言不合就炒老板的时代。（能炒老板，极有可能是百家争鸣的前提。当下中国正在加速度成为能炒老板的社会。）

　　——因为帮着晋文公重耳成功复国就理直气壮轮流执掌晋国朝政的狐偃等六将军。
　　晋国称霸天下百余年，其实是六将军和他们的子孙轮流称霸天下百余年。后来剩下的韩赵魏三家干脆把晋国瓜分了。但又并未分完、还给晋侯留了十个县，因为那是六百年前周天子封给第一代晋侯的、是人家的本钱。亦即，三家分晋分的只是他们为晋国兼并来的土地，是拿回自己劳动成果的意思。这是不是有点产权清晰、诚实守信的意思啊！
　　细细体味春秋战国的兼并，追根溯源大多都有一番道理，并非蛮不讲理、一味用强、拳头大的说了算。真正长期一贯、始终坚持蛮不讲理、一味用强、靠拳头说话的唯有秦国，所以六国都对它不满意，所以它将六国吞并了，所以六国又将它推翻了。
　　——田氏代齐的田氏。
　　田氏的祖先从陈国逃到齐国后，十代人长期辛苦经营、善待乡民，自家的土地和民众越来越多、比国君的还多了，便理直气壮将姜尚的后人请往海边居住、自己做了国君。大部分土地和民众都是我家的了，你凭什么给我家当王呢？这岂不有点古典版的股份制的意思？！后来有多少人敢这样讲道理？（更重要的是，辛苦经营怎么就能土地和民众越来越多、比国君还多？那是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国君和封国内的土地和民众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咱们对于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包括曲沃并晋背后的经济关系、社会运转机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讨论兼并也往往是人云亦云，大都没有接触到事实。）

　　类似事件，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可谓触目皆是。
　　西汉功臣和后世的英雄好汉显然不是一回事——双方讲的不是一套道理、基本理念不同。
　　日期：2021-03-23 16:53:59
　　导言（4）

　　走近西汉功臣，首先就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是一个和后人已经习以为常、常常一概而论的中国有诸多不同的中国，后来弥漫、蔓延、渗透、充斥炎黄子孙生活空间的、决定中国社会基本面貌的、众生以为自古如此、只能如此的重要特征都尚未建立起来。这就真的需要了解时代背景了。但又确实比较枯燥，且条举如下，权为不大熟悉这一段历史的读者朋友当指引：
　　——长期以来而绝非近现代以来，咱们所接受的中国历史一直是一元化的、一个中心的，都有一个总的渊源，对历史的探索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为沿着一元化的、一个中心的追根溯源，只是为了证明某个既定结论。这样一来，咱们的大量探索、诸多解读就有意无意成为封闭的了，本质上没有给新的发现、新的探索、新的解读留出必要的余地。
　　但是，对二十五史的深入解读、二十五史之外的史料、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又越来越强烈地提醒我们，咱们的历史极有可能从一开始恰恰就是多元的、多中心的而不是一元的、一个中心的，极可能并没有一个总的渊源。将如此浩瀚史料用于证明某个既定结论，是莫大浪费。
　　最先尝试一元化、一个中心的就是秦始皇嬴政。他的基本手段是，只能有他这一个中心，其余的中心全部消灭；只能有秦国的一部史书，其余的全部烧毁。这种过于笨拙、过于强势、过于令人难以接受的一元化、一个中心，在多元化、多中心的普遍强烈反弹面前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西汉的建立，是多元、多中心的全面回归。直至隋唐、唐宋之间的社会巨变之前，古代中国长期是多元的、多中心的。这可能是西汉功臣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
　　——战国秦汉之际，是对社会治理架构的重要性形成共识并大气磅礴、反复探索的一个时期。
　　从政治技术层面而不是政治主张层面考察，治理架构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后世视为神圣、视为祖制、视为自古如此、视为不可动摇的好些东西，在他们看来都可以讨论、有多种选择。
　　尧舜禹汤时代简单，只是在自然生成的部族之间加了个联席会议性质的部族联盟，一般没有问题，但每逢权力更迭往往不能和平解决，先民们还是不满意。西周古王朝初期的最高统治者周公姬旦尤其不满意，也就最先找到了和平手段，即封建诸侯（贵族领主）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但到春秋时期就不行了，从贵族阶梯上跌落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能忍受。管仲改为诸侯联盟制度，哪个诸侯最强大、既能尊重周天子又能为大家接受，就当盟主；内部增加了选官制度，给跌落者提供了一条上升通道。到战国时联盟制就又不行了，兼并战争就是没有办法和平产生盟主，非得打到杀人盈野才行。

　　秦皇朝依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成功兼并六国，信心满满决定选择这个办法治理天下。孰不知，这套办法在野蛮落后的西陲行，在文明先进的中原不行，大家根本不能接受，一哄而起便将刚刚建立的秦皇朝推翻了。
　　反秦联军首领项羽决定采用更为松散的诸侯国家联盟制，可还是找不到和平更替盟主的办法，楚汉相争就是用暴力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刘邦胜出后，采用介乎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松散的诸侯国家联盟制之间的郡国制，但他自己又想成为和秦始皇差不多的皇帝，功臣们又只想让他成为齐桓、晋文那样的联盟长，就导致君臣之间长期的博弈、搏杀、斗争、战争。这便是自西汉成为全国政权至刘邦去世期间西汉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本书稿的重要内容。
　　——所谓西汉功臣，这里主要指楚汉战争胜出后幸存的60万汉军将士。
　　他们成功兑现了以功劳行田宅的军功爵制、分享了天下土地和民众，60万大大小小的功臣整体转化成为60万大大小小的封君以及小土地经营者。所谓封君，就是传统的受民受土；是既领土又领民，也就既是地主又是人主，不是周扒皮那样单一的地主。之前的贵族已经在长期战争中整体消亡，秦皇朝的行政官员也已经被整体消灭，剩余的天下富户又被集中迁徙到了关中，60万功臣的封邑自然而然成为了新的社会基本单元、主要成分。他们无意之中重新结构了中国社会，成为了社会主导阶层，长期稳定巩固了自家的土地和民众，成为超越皇朝更迭而延续了大约一千年的世家阶层。

　　60万封君分布天下意味着什么呢？
　　迄今为止，全中国大陆地区的行政村大概保持在60万-70万个之间。考虑到西汉的版图，那就意味着，60万封君封邑就是西汉，西汉就是60万封君封邑。这是一。
　　再则，现有行政村有相当一部分是古村落。逻辑而言，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古村落的历史就有多长；且一定有比中国历史还长的。60万封君，就或是当了某个既有古村落的村长，或是带领着自己的封民建立了一个新村落。这些村落，大都会流传下来、沿袭至今。
　　60万封君的社会作用、长期稳定，可能都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一不小心居然下了这么一盘影响千年的大棋，更绝非有意，既非刘邦有意也非功臣有意。当时还没有那般敢想敢干的伟大棋手，而是恩格斯所谓“合力”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