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08-19 19:57:37
　　（00）
　　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是生产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十六~十九世纪（明代和清代）中华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城镇商业都达到历史未有的新高度，南方尤其是江南更是十分繁华。中华文明产生了文明转型的动力：商业化趋势。这首先是内生的经济进步引起商业化趋势，而外来冲击也起到重要推动。
　　（一）明清经济
　　*城市繁荣交通畅通
　　*活跃的民营工商业
　　*商业和金融业
　　*土地、赋税制度改革
　　*农业商业化
　　#江南“永佃制”地权分离

　　*商业化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
　　（二）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华近代化倾向
　　*资本主义萌芽
　　*江南的“早期产业化”
　　#江南乡村产业化
　　#江南市镇的人口结构变化
　　*江南经济与全球贸易
　　*江南经济的国际意义
　　【讨论】“大分流”始自禁海、大航海
　　【讨论】几点想法
　　【讨论】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比较
　　日期：2021-08-20 12:01:46
　　（01）

　　【正文】
　　（一）明清经济
　　*城市繁荣交通畅通
　　明朝以及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空前大繁荣的朝代。国家大一统，大部分地区长期处在和平状态。水陆交通发达。疏通了大运河，道路四通八达，驿站遍布全国。商人四处贩运物品畅通无阻。
　　到清前期，陆路运输网不仅连接内地各省和城市，而且连接到蒙新藏等边疆各地。
　　【链接】水上运输：清中叶内河航运总里程达5万公里，沿海航运1万公里。19世纪中期，在我国水域航行的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重量400-500万吨。而英国1800年仅拥有1,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1841年总载重量也不过283万吨。【】
　　商业活动欣欣向荣。传统的商业都市在明清仍很繁华，如北方的北京、开封，南方的广州、成都等地。新兴的有苏州、汉口等地。汉口集中湖广以至四川粮食销往江浙。康熙时京师、广佛、苏杭、汉口、福州、重庆等都是商业中心。汉口镇、景德镇、朱仙镇、佛山镇号称明末四大镇。
　　明末受全球小冰期影响，北方尤其是西北天灾频发。叠加战乱连年，沙漠化日趋严重，土地大多荒废，经济凋敝。而在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的南方，人口多，水网发达，呈现一派繁荣。耕种可收两季，商业和手工业活跃，城镇十分繁华。

　　“重本抑末”是中国长期奉行的政策。明开国之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他深恐“民急则乱”，主张“农为固本”，认为农业生产如不能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无法安定，其政权也难以支持。由此，重农轻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屈居末位。
　　但“重本抑末”并非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发挥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补充、调节、支持作用。明初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这样，商业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
　　明中后期赶上西方的大航海时期。葡萄牙人打通了从美洲到菲律宾（当时被称为吕宋岛）再到中国的全球商业航线。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日本也成为世界白银主产区。于是，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购买丝绸、棉布、瓷器等等手工业制品，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外部需求。
　　在内部和外部市场的刺激下，江南地区的工商业活动也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形成繁荣兴旺的城镇群。中心城市是留都南京加上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每个府下面有六七个县，比如苏州就有吴县、昆山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嘉定县、和太仓州。府城是金融、商业和文化娱乐中心，人口在100万以上。县城是商贸物流中心，人口在10万到50万之间。每个县下面有十来个镇和集市，镇是手工业聚集地；各个镇之间形成专业分工，有的织布、有的染布、有的做丝绸、有的做生丝等等。镇的人口大约三五万人。比专业镇更小是集市，主要是收集专卖农村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一般几千上万人。苏州府有七十二个镇和集市，这七个府有合计两三百个镇和数量差不多的集市。近代著名的江南中等城市即是由明代以来的商业市镇发展起来的。

　　在江南的各个市镇，还有《水陆路程》这种小册子售卖，也就是江南地区贸易导航手册：水陆陆路该怎么走，每个专业镇卖什么商品，哪些地方能雇到运货的大船，哪些地方能雇到骡马背运货物等等，都有详细的介绍。
　　城市普遍出现商人会馆，有助于发展商贸和维护商户权益。同时，张居正改革以后，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为中国商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除了江南地区，沿海的福建、广东以等地商业也十分发达。克鲁士《中国志》描写了嘉靖年间中国广东的发展状况：
　　“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
　　【链接】万历时候，南京城有百万户，差不多将近400万人。而当时的欧洲，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仅有5座：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巴黎和君士坦丁堡。【】
　　日期：2021-08-22 18:39:59
　　（02）

　　*活跃的民营工商业
　　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萎缩。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
　　盐业：“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

　　制瓷业：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
　　“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
　　纺织业：纺织业是明清规模最大的产业。江南纺纱与织布已分离生产。江南在明末（1620年前后）年产棉布约5000万匹，而到1850年左右高达10,000万匹。
　　纺车技术，明代仍以手摇单锭纺车（手车）为主，清代江南出现了足踏的多锭纺车（脚车），以三锭为多，二锭、四锭的也有使用。脚车质量改进，效率大为提高。这在世界棉纺织史是重大的进步。工业革命前欧洲一直使用单锭纺车，虽然也发明了双锭纺车，但极少采用。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成为全国棉纺中心。”

　　“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从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矿冶业：
　　明初采取官办开矿和冶炼政策。对于矿冶业，对非贵金属允许自由采矿和冶炼，官府课税；对金银等贵金属矿只能由官府经营，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藏，必须取得官府批准，才得开采，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开挖者，以“窃盗罪”论处。
　　全国官营铁冶厂15所，以河北遵化铁冶厂规模最大，工匠达2,560人。后来私营矿冶业逐渐弛禁，民间矿冶迅速发展。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九年（1434），民营铁冶产量由约114万斤增至833万斤（四千吨），增加6倍。
　　采矿冶金业“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官府对民冶征收1/15的铁课。”
　　对于民营采矿的发展，吴承明说：
　　“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

　　“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
　　“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
　　煤矿开采：
　　“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
　　清初一度禁止私营矿业，雍正乾隆年间全面放宽，除金、银、硫磺等仍由政府控制外，其他矿产陆续开放民营。冶铁业继续发展，广东、湖南、四川、江西、陕西、山西等处冶铁较多。广东铁产年产2,000万至3,500万斤，全国年产铁4,000-5,000万斤（折合2-3万吨）
　　明朝冶金技术进步较大，使用活塞式木风箱和大型熔炉。遵化高炉日产铁500多斤。明末广东把圆柱体高炉改为瓶型高炉，日产铁可达3,600斤。明朝在“灌钢”基础上发展出苏钢冶炼法，并发明“生铁淋口”的办法得到上好钢材。

　　#造船业：下西洋终止后，造船业依然是规模颇大的产业。明末每年约造30余艘沙船，道光（1821-1850）年间，每年新造沙船多达1,000艘。
　　日期：2021-08-24 16:46:14
　　（03）
　　*商业金融业
　　明清商业规模和商业基本大大超越此前历史水平。粮食、生丝、棉布棉花及茶、盐、陶瓷、糖、铜、铁等大众消费品以及其他商品，跨地区贸易的品种和数量大增。16世纪中-19世纪中三个多世纪里，以钞关税收计算，市场上手工业总额超过农业。鸦片战争前夕，粮、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的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国内贸易的20%。明清形成“十大商帮”，即使是地处内陆的晋商、徽商也闻名遐迩。

　　明清商业资本集中程度高，晚明大商人的资本常常是五十万两（银）级别，最高为百万两水平。而清中期巨商资本通常为百万两级别，也有数百万乃至千万两。
　　晚明银钱（铜钱）并用，清代法定通货是银两。中国成为世界最大银进口国，1650-1833年间从欧美进口银14,833万两，（4,310吨），而同期国产仅有7,000万两（2,190吨）。
　　明末开始出现专业化的钱庄经营兑换业务，至清代成为办理存款、放款和汇兑的信用机构。钱庄发行庄票作为替代现银的票据，庄票可用来交换商品、清理债权债务。最早的一家是平遥县日升昌票庄（1823-1827年）。其后，山西纷纷兴起专业化票号。19世纪初，晋商建立起全国性的金融网，票号11家，分号遍及27个城市，流动资金总额高达数亿两。有了钱庄、票号和汇兑业务，大笔资金可以自由流动。

　　日期：2021-08-25 12:10:01
　　（04）

　　*土地、赋税和户籍制度改革
　　明代中叶开始的商业化改革，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和徭役，官绅一体纳粮，但一直没完成，至清中叶才完成了。可以看出，中国仍然在逐步前进和演化。明中叶至清中叶，传统农耕文明既是停滞没落，也是孕育新文明的希望，演化的终点在清朝。
　　一，与宋元以来土地制度相比，明清减少了国家控制，不抑兼并。允许自由买卖，不限数量，政府给予办理手续。再加上赋役负担的不断加重，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各类地主，主要是少数大地主手中。自耕农只占有较少部分。因此明清是以地主占有土地为主体的土地制度。
　　土地兼并严重、赋役沉重，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农民起义不断，战争的创伤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二，明朝一条鞭法改革，屡经曲折，至清朝得以继续。清初入关后，免除了明末的杂派和“三饷”，但仍按地丁双重证法赋役。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723年（雍正元年）决定全国推广“摊丁入亩”。各省陆续实行人头税（赋役）和土地税合并，也就是只征收单一的土地税。此后户丁编审大大削弱，对人身的束缚放松。
　　三，匠籍制度，明初手工业匠户分住坐、轮班两种，后期以缴代役缴纳“班匠银”。随着官手工业衰落，匠籍制也趋于瓦解。官府所需物品往往依赖民间承包领造。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或清雍正二年1724年正式废除匠籍制度。
　　明代盐茶专卖，直接经营等商业干预不多。清代放弃官矿，开放民营。但盐业沿袭明盐引制，官督商销。
　　此外，明朝有少量的贱户，如一些地区的教坊乐户、水上人家、徽州的佃仆、江浙的丐户等。清康熙开始“除贱为良”，至1730年雍正八年废除贱籍。
　　经过明朝尤其是清朝的赋税、户籍制度改革，二千年来对农民和匠人的人身束缚大为放松。民众拥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客观上推动了人口从乡村流向城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传统继承制度析产分家的行为，造成土地不断分割、碎化，抑制土地的规模经营，抑制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产生。

　　【链接】清朝户籍制度
　　明朝户籍采用鱼鳞黄册制，对人口统计和限制较严格。人口记录着重可服赋税的男丁。中叶以后户籍制度渐趋败坏。清乾隆废除沿袭明朝的人丁登记制，改为以保甲为基础的户口登记，着重登记保、甲内的各类人员总数，并需随时调整。户口统计更全面。
　　清朝人口迁移的规模比明朝更大，如“湖广填四川”，还有大批移民进入陕南、湘西、云贵、赣南、皖南等边远地区。台湾、内蒙、新疆以至东北也有持续不断的移民。
　　日期：2021-08-26 17:49:24
　　（05）
　　*商业化农业出现

　　晚明至清前期，江南种植业出现明显的专业化区域性分工。江浙等地方因自然条件或商业利润的诱惑，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为辅。而湖广、江西等地继续以粮食生产为主，但也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与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互相交换，粮食越来越商品化。
　　商业深刻改变了农村。丝与棉深入入农村经济生活，农业商品化明显。就单一地区，往往主要表现为改变了农村家庭的收益结构，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比重日增，有的甚至发生倒置，蚕、丝或棉布的收益成为主业。但是，就整个江南地区，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促成了镇与镇、县与县、府与府突破行政区划的经济联系，市场结构呈多样化，从而大大加快了区域市场的形成。各地各有独具特色的专业市镇。市镇中的手工业企业以独立经营的小作坊为主，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数量很少。

　　家庭一向是经济的基本单元，农村的传统经济结构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个体家庭。明中叶以后的一些市镇，通常有作坊采购原料，统一发货和收货销售，而由雇工在家自行生产，并非全是集中大作坊中集体生产。家庭生产也不再局限男耕女织，男人也参与纺织，特别是轧花，巢丝等较重的体力活。小农家庭形式依旧，但已被市场的力量控制住了。
　　#农业雇工：明中后期起，农业雇佣劳动也逐渐增加。明清农业主要的生产关系是租佃关系。大部分佃农与田主一样被视为良人。但明朝皖南等南方仍有为数不少的佃户对田主还有程度不等的人身依附。他们不但缴纳地租，还丧失人身自由，不得自由迁移，而且世代相承。到明后期佃农可以自由承佃、退佃。清代佃仆制式微，雇佣劳动兴起。清法律肯定佃农有择佃、退佃和迁徙自由。
　　地租形式，明代已分成租为主，定额为辅，后来定额逐渐流行，乾隆时实行定额租的超过六成。明末至清货币地租发展，实物定额租比例也不少。
　　明代江南、北方等地都出现农村雇工，有长工、短工，清至乾隆后农村雇工显著增多。外来的客籍雇工也多了。
　　明代雇工视为主家的奴仆，清代长工基本人身自由，但从事家务劳动的仍是“主仆名分”。
　　#自然经济瓦解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作为主体生产方式，小农经济的核心理念是耕种为主，自给自足。因此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性极强。传统家庭的生产方式大致上可以用"男耕女织"来进行概括。农民生产的产品大部分用来满足家庭的生活需求。小部分用于家庭以外，如缴纳租税或出售。农户不但耕种土地和饲养家畜，他们还是木匠、建筑匠、捕鱼打猎、编织竹器，总之尽可能自力更生。
　　农民家庭与外界的物质和商业交换主要有二类。一是缴纳地租、地税和征派。二是交换、购买小量必需的商品，如盐、农具、耕牛等，以及出售产品换取货币以用于必需。
　　家庭作为自给自足的基本单元，它的商业活动往往局限于所在的乡村。在乡村里通常有专业的铁匠、木匠、定居或流动的小商贩、农产品加工小作坊等等。这样乡村就在更大的范围实行自给自足。而且乡村往往是同宗同族，因此宗族也成为乡村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草根单元。
　　我国商业的历史很长，也很活跃。然而正常商业活动对农村自然经济的冲击不大。自然经济本身是很稳定持久的。人口增长、土地有限是破坏自然经济的内在因素，而外部因素则有严重的自然灾害、战乱和通常与朝政腐败相伴的土地兼并。自然经济崩坏的结果是大量的人口移动流失，而得不到新土地的农户就成为流民。
　　明后期至清中叶，传统的实物赋税制度逐步向货币化商品化改革。纳银改革也第一次将农户们的手工业生产和田税徭役联系到了一起。通过手工业生产得到的商品也能换取白银来缴纳田税，农民除了耕种之外还有别的选择。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土十分适宜种植价值更高的棉花。在纳银代税之后，这里的棉花种植面积快速扩大，纺织产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农户种植棉花，并将其通过粗纺制成棉布，然后拿去集市上售卖。这种生产方式在《松江府志》中有如下记载：